《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如何相互影响》翻译

摘要：

本文概述了一个综合性社会建构主义者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需要。在这一方案中，科学自然和技术人工自然均被理解为社会的构成物。（※重点）回顾了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技术研究著述。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相对论的科学实验方案和最新的社会科技制造的人工自然研究被结合，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参照一项太阳物理学和自行车的发展研究，进一步发展和说明了“解释灵活性”、“封闭机制”的概念和“社会群体”的观点。这篇论文以提出在未来研究中尚未探索的地形作为结尾。

社会的自然与人工自然结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如何相互影响

近年来，“科学研究”领域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将科学与技术区分开来。社会学对科学新知识的研究大量存在，技术创新的研究也是，但是到此为止，很少有人试图将这两个分开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科学与技术在本质的不同可能是事实，那些不同使它们的研究得到了保证。然而，除非把它们放在同等分析条件下对待的尝试被付诸实施，我们都不能确定（这种保证）。

这篇论文的论点是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应该，而且确实能够，相互得益。我们将特别讨论的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在科学社会学中盛行，同样也正在技术社会学中新兴，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开端。我们将引出构成的问题，就像统一的社会构成主义者的方法：必须进行分析性的和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演讲（说明）。但是，我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发出一次计划性的呼吁：从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工作中得出的经验实例，将被用来说明我们这一方案的可能性。

这篇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提出争论中的不同论点，回顾我们认为和目标相关的文献资料的主体部分。然后我们将继续讨论从中发展出相互协调观点的两个具体方案：相对论中的经验主义方案和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研究方案。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并给出实例。我们将通过暂时的发现进行总结，并指出我们相信最有效的研究方向。

一些相关的著述

在这部分，我们着重关注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三个主体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讨论：科学社会学、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技术研究，我们将逐个进行。

科学社会学

我们的目的不是整体回顾这个领域的深层发展，我们只关心最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生。这部分研究以科学思想的实际内容、理论以及实验为分析对象。这跟早期与科学相关的一个机构、科学家标准的研究、职业模式以及奖酬体系的科学社会学有差别。在过去的十年，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如果不是主要的——发展，是知识社会学关于自然科学学科舞台的开拓。布卢尔提出了对“强势程序”的需要：它的核心理念是，在调查信仰的起因时，社会学家应该公正对待信仰的真与假，并且这些信仰都能相称地被解释。换句话说，不同的解释不该被探求为科学上的“真实”（比如X射线的存在）或者“虚假”（比如N射线的存在）。在这种方案中，所有的知识和所谓的知识都被当做为了社会而构建：也就是说，关于所谓（宣称）的知识起源、接受过程和反应是在社会世界领域里追寻，而非自然世界。

这次接近产生了一项强有力的经验主义研究项目，现在在方向上和相关环境中理解科学知识有了可能。例如，一群研究者将他们的焦点放在实验室工作台的研究。另一些研究者选择将科学争论作为他们的研究定位，由此将集中精力在一个更广泛的科学家团体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设。此外，在“硬科学”（自然科学）中，诸如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在实验科学研究方面，在公众科学的争论中，像控制污染方面，都已经展露出丰硕的成果。

尽管研究者们对于将这样的研究放在什么最佳位置通常都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实验

室，争论，或者科学论文），对于最佳的原则性战略的最求也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广泛地一致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并确实已经展露其彻底的社会构成物的性质。这些进步，我们应该称之为“社会建构主义者”，这在科学社会学中标示了新的发展。将科学知识当社会构成物对待，标明了在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中没有特别的：在知识文化中仅有一点（包括，例如和“原始的”部落相关的知识系统）。当然，某些知识文化的成功与失败仍然需要得到解释，但这将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学的而不是认识论的任务。

科学知识的社会学为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提供了很多保证。例如，最新研究与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政策是否相关联倍受争议。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似乎不仅正作为有理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一席之地：它也展现了每个潜在的更广泛的实际用途。就是这部分研究在我们关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中，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一部分。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有关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著述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它更有混杂性，并包含了来自种种惩戒性角度的贡献。我们不主张呈现所有事情，而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特别兴趣的，却并不完整的评论。

在分析领域，哲学家们已经开展了试图分开技术与科学的主题。通过这样做，哲学家们往往会假定过于理想化的区分，正如举例，科学是关于真理的发现，尽管技术是关于真理的应用。事实上，关于技术哲学的作品更令人失望。我们宁愿对此暂不做出判断，直到哲学家们提出更现实的同时关乎科学与技术的描述。

另一条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调查已经被发明家们展开。他们试图用经验来调查技术革新吸收和源自基础科学的程度。这些在其他方向寻找关系的研究学者给出一条结论，便是他们认为纯科学对技术的发展是要感激的。在经验主义调查中，技术依赖于科学的结果更令人沮丧。（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依赖很难具体说明。比如，由美国保卫部门成立的“事后聪明”项目，发现技术增长大多来自重视使命的项目和工程行业的研究与开发，而不是纯科学。这些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之后的英国的一项研究。另一方面，由NSF创立的TRACES 项目回应了“事后聪明”组织，他们发现大多的技术发展根源于基础研究。所有的这些研究都被指责为缺少方法论的严密，并且，若从中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必须谨慎。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似乎都想同意技术的变革在一系列广泛的情形和历史时代（中发生），因此，能够联系到基础科学的技术输入可能改变得多得多。当然，“科学是发现”和“技术是应用”的观点在旧时代盛行，但将终不能满足。过分简单化和泛化的已经被遗弃。正如雷唐（Layton）在最近的评论中写道：

科学与技术已经混合了。现代技术包含了“做”技术的科学家和像科学家一样工作的技术专家……科学生产所有知识而技术专家（负责）运用的旧观点将不能帮助理解当代技术。

关心于标明科学与技术的确切相互依赖的研究者们，看来已经提出了错误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将科学与技术假定为有明确界限的（两个）庞大体系。简而言之，他们没有理解科学与技术是在种种社会条件下社会化生产出来的它们本身。然而，似乎现在朝向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一个更社会学的概念有了进步。例如：雷唐写道：

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知”与“做”之间的纯理论上的分歧，它们更社会化……

巴恩斯最近如下表述这一思想的改变：

我以最近几年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思想的重要再定位开始，我们承认科学与技术相互同一水平，

两组实践者都创造性地延伸和发展了他们现有的文化，但是他们也各自研究了对方的部分文化，他们实际上都被共生关系牵绊住了。

尽管巴恩斯或许乐观地认为一个“重要的再定位”已然发生了，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科学技术观点刚好迎合他的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观念。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可以被认为构建他们知识与技能的主体，他们各自在对方的资源有利可图的时候和地方加以利用。换句话说，科学与技术都是社会建设的文化，它们被用来承担适用于手边的目的的任何文化资源。在这种观念中，科学与技术的界限，举特别的例子来看，只是社会谈判的事,并不代表（他们有）根本的区别：那样，在大体单向度的路线上，讨论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就没有了意义。尽管我们这篇论文中不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社会建构很显然是值得以科学实验为依据而深入探究的。

技术研究

我们在一个主题下的研究讨论更为概要。有很大数量上的文字归入了“技术研究”的说明。将著述分为三个部分很方便——创新研究、技术史和技术社会学。我们将轮流讨论它们。

经验主义者的大多数创新研究都用来寻找创新上的成功条件。研究的要素包括各种各样的创新稳定因素（例如，研究与发展的规模，管理力度和市场能力）以及与经济整体相关的宏观经济学因素。这些文献从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早期的科学社会学，那时科学知识被当作一个“黑箱子”，为了这些研究目的，科学家们或许也已经生产了肉饼。相近的在经济学对技术改革的分析中，被包含的每件事都被期望用来影响改革创新，除了对技术本身的讨论。正如雷唐注明：

作为知识和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对技术内部的理解是需要的。事实上，技术经常被当作“黑箱子”对待，而黑箱子的内容和行为可能被假定为普遍的知识。

直到近期，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调查“黑箱子”。

考虑到技术革新的内容失败，导致了为了描述革新的过程的简单线性模型的广泛运用。在这些模型中假定的发展步骤的数量看起来相当武断（例如图一中六个步骤的过程）。尽管这样的研究毋庸置疑地使我们在技术革新上对经济成功的条件的理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忽视了技术性的内容，它们不能被用来作为社会构建主义者的技术观点的基础。

图一

在技术史上，特殊技术的发展中有很多精确的工艺研究，这些批判不会被推翻。然而，由于技术社会学的目标，这项研究呈现出两种问题。首先，在这个领域的描写性的史料编纂是地方性的。很少学者（但有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下面会讲到）看来关心超越历史案例之外的笼统概括，在弄清楚全部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技术理论很难。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可能对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技术观点添砖加瓦没有用——只不过，这些历史学家还没有展现他们正在用不同的伪装做知识社会学。

第二个问题关于分析不对称的重点。例如，已经被声称在25篇容量的《技术与文化》中只有9篇专题是关于失败的技术革新。这导致了对技术发展的线性结构的默认，它们标明：

整个技术发展的历史都沿着一个秩序的或者合理的路线，仿佛今天的世界是从有历史以来，所有的抉

择都正直地指向的精确目标。

这种对成功变革的偏爱，好像就是引导学者们来假定人工自然的成功是它随后的发展的解释。技术历史学家们经常满足于信赖人工自然的明显成功，就像这是一个没有更深入解释工作要做的证据。例如，很多人造塑料开始于描述酚醛塑料的“技术甜头”特征：那时候这些特色被含蓄地用来把酚醛塑料放在这个领域的荣耀发展的起点：

上帝说：“酚醛塑料，全是塑料”！

但是，一项更具体的塑料和清漆化学的发展的研究之后，随着1909年酚醛塑料工艺流程的公布，酚醛塑料起初几乎没有被认出，而随后被证明为了不起的合成树胶。几乎十年之久，这样的情形没有改变。在一战期间，合成树胶的市场前景变得更为恶劣。然而，1918年的战争必需品酚（用于酚醛塑料生产）的廉价抛售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并使得保持价格足够低，以此和（半）天然树胶竞争成为了可能，如电影胶片。可以猜想，如果不是受益于酚的抛售，酚醛塑料是否能获得如此大的突出效益？不管怎样，很清楚的是，一个建立在对人工自然的成功的回顾基础上的历史描写遗忘了数不清的东西。

我们把注意放在建立技术社会学上，它将技术知识用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对待科学事实的，同样对称的、公正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看来很多历史材料都不够用。人工自然的成功的的确确是需要解释的。对技术社会学理论来说，它应该是待解释词，而不是解释要素。

然而，我们的描写不提到一些最近的发展是不会完整的，尤其是美国历史上的技术。这些显示了日益增长的关于集中在怎样的研究上的理论主题的紧迫性。例如，走向技术的体制和技术发展中劳动者关系的影响思想，似乎预示着从“旧的”技术史中分离。这样的研究有希望对技术的社会学分析很有价值，我们将在下面回过头来讨论。

我们要讨论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可能被称为“技术社会学”。近些年，极有限的人发起了这样一种社会学的尝试，使用从历史和科学社会学中发展而来的——例如，被主张根据库恩的范例进行技术知识的描述约翰逊和道斯研究的。这样的研究当然似乎比标准的描述性的历史学家更有保障，但是，对于这些作者是否会共享我们将技术人工自然作为社会建构的理解就不清楚了。例如，约翰逊和道斯都并不明确地认为，平等地对待成功的与失败的人工自然的对称的社会学解释是必要的。事实上，通过把他们的讨论定位在技术范例的水平，到底是怎样研究人工自然本身并不是很清楚。作者还没有使用库恩的思想通过实验来证实，评价库恩的观点怎么被实施的也很困难。这已经毫无疑问是科学社会学的一大迫切问题，给库恩的观点一个明确的以科学实验为依据的参照一直都没成为可能。

马尔凯最近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的可能性。他认为技术的成功与功效可以为科学建构主义者的科学知识观摆出特别的问题。马尔凯希望反对的争论是技术的实践有效性不知为什么论证科学的特权认识论，因此把它从社会学解释中豁免。马尔凯反对这个刚好在我们的观念中的观点，他在声称中指出“科学发现、技术运用”观点的问题。在第二个针对这一定位的争论中，马尔凯写道（跟随马里奥·邦杰）对于一个将被作为成功实践应用基础的错误的，或者不完全正确的理论：技术的成功将不能对基于科学知识的“真相”说什么。我们发现这个第二点不完全令人满意。我们宁愿强调科学知识的真与假与信仰的社会学分析本身不相关联：在争论中让步，认为科学可能错了，但是好的技术仍然能够以它为基础，这种让步就是错过重点。而且，在这样的争论中，技术的成功仍然没有被解释。唯一有效的处理这些难点的方法是接受试图展示科学与技术都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构成物的观点。

马尔凯似乎不愿意采取这一步，因为，正如他指出，“很少的研究认为硬技术的工艺意义是社会构成物。”然而，这个情形正在改变：最近，很多这样的研究浮出水面，它们展现了聚焦于技术争议的有效性。他利用一个广泛的法国电动车辆的案例研究（1960-75）来论证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协商的：什么是必然的，什么不是；谁是科学家，谁是技术专家；

什么是技术化，什么是社会化；谁能参加争论。对于社会构建主义者的技术观点，大卫公爵的数控机器工具的介绍研究也可以被看作一项重要的贡献。公爵的说明目的来自一个相当不同的传统，他的研究强烈推荐了它：他审视了成功的和失败的技术发展，并对两种发展给出一个对称的描写。这个传统中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是拉总尼克对自动骡子介绍的描述：他指出，这项技术发展的多方面都可以根据生产的关系被理解，而不是技术发展中的任何内在逻辑。这项研究被比杰克接手，****是另一项旨在呈现一些以经验为主处理技术工艺品内容的社会构建特征：利用历史资源，开展了六项案例研究。

总的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技术研究中的优势传统——创新研究和技术史——还没有为我们的项目提供更多的勇气。然而，凡事有例外，一些非常新的技术类型的社会学研究保证了建立一项统一的进步的开始。对于这些想法怎样被综合，我们现在将给出更全面的描述。

EPOR 和SCOT

在论文的这部分，我们更加详细地概述了我们想运用的概念和方法。我们以描述相对论的科学实验方案（EPOR），因为它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已经得到了发展。我们将继续更详细地讨论技术社会学中采取的一种方案。

相对论的科学实验方案（EPOR）

EPOR是一个已经宣称产生了许多在“硬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研究方案。这项研究传统来自最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将它与同领域的其他方案区分开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将焦点放在当代科学发展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对科学争议的研究。

EPOR的解释目标中的三步骤是可以识别的。在第一阶段，科学发现的解释灵活性被显示——换句话说，科学发现是开放的，可以有不止一种的解释。这将重心从科学发展的解释转给自然社会相对于社会世界。然而，尽管在这样的情形下，解释灵活性可以被找回，这样的灵活性很快消失在科学中，仍然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共识将开始被人们所知，就像在任何特殊案例中，什么才是“真相”。第二阶段提及，社会体制限制了解释的灵活性，因此允许科学争议终止。第三阶段，尽管在任何争议的科学研究中都尚未展开，它是试图将“封闭的体制”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如果这三个阶段都能被一个研究提到，就像科林斯写道，“社会对实验台上‘生产’的知识的影响，将在最难的可能案例中被遵从。”

EPOR展现了社会学家根据社会建构来理解自然科学内容的连续的努力。对这个方案的各种各样部分的研究胜于其他方案。这个方案的第三阶段甚至还没有被提及：但是，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正在探索第一阶段。目前大多数的研究旨在阐明“封闭的机制”，借此来共识运用（第二阶段）。EPOR中的很多研究在科学争议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争议提供了方法论的优势，利用此种优势，他们相对容易地揭示了科学结果的解释灵活性。忙于争议的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在科学发现上，通常揭示出强烈又与众不同的观点。像这样的灵活性很快从科学中消失，它很难从历史学家通常研究的正文中恢复。科林斯突出科学中“争议小组”的重要性，他形容为“核心设备”。这些就是最熟悉的卷入争议研究课题的科学家们。因为“核心设备”在科学中被定义为与知识生产相关联（“核心设备”生产科学知识），一些科学小组判定中遇到的经验问题，通过纯粹的社会方法是可以克服的。学习“核心设备”有另外的方法论的优势，其中，结果的共识可以被监测。换句话说，在实验与理论研究前线的科学家小组，和卷入科学争议的人，将同样反映针对争议的结果的发展的共识。与“核心设备”小组相同的科学家们可以在EPOR的第一第二阶段被研究。

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

在概述比杰克和他的合作者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丰硕的发现中的一些概念之前，我们要指出我们正在讨论的两种方案（EPOR和SCOT）的一些不平衡。相对论的科学实验方案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部分繁荣的传统：它是被很多基于科学实验的研究支持的很好建立的方案。相比之下，技术社会学是萌芽阶段的领域，研究中并没有很好建立的传统：我们专门利用的方案（SCOT）还处在它的科学实验阶段。大多数的读者，尽管很熟悉相对论的科学实验方案，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SCOT中运用的一些概念。将成熟的研究传统与萌芽的研究相融合的过程中，可能有读者将这种不平衡理解为对“年轻”的搭档伤害的危险。在试图导致更同情性的阅读中，我们将投入大量的空间来概述SCOT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科学实验材料。当然，不平衡的感觉会依然存在，因为它是真的不平衡。然而，基于对我们研究状态的诚实，我们希望我们获得了什么，没有获得什么，都将变得更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