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起源

浅谈禅宗与文学的融合性汉语言文学余乐 13407116摘要：本文通过对禅宗的起源、发展及其思想特点的介绍，加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及作品的简要分析，从最高意旨、语言、意境等特点，浅谈禅与中国文学尤其与诗歌之间的共通性、相容性，以及禅境与诗境的完美融合。

关键词：禅宗文学语言意境一、禅宗的起源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最初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印度的恒河流域，后来随着它的广泛传播才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最初佛教是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大约在东汉明帝时期。

佛教初传时正值中国盛行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社会上一般人或者认为佛教是一种崇尚清虚无为的理论，或者把佛陀当作拥有攘灾招福的大神来信仰，而西域圣人则被看成是某种类似巫祝一样的角色，所以佛教最初是在皇宫深受帝王将相的信奉。

随着早期西域僧人对佛典的汉译以及玄奘西天取经带回大量佛教经典，中国古人对佛教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加上中国本土文化的道家学说的相似性，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是简单的移植，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过程。

而从佛教各宗派的特点可以看出，禅宗就是佛教“中国化”最明显的一个宗派。

禅宗的兴起和发展隋唐时期，由于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佛教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中国佛教以强大的寺院经济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律、禅、净土等几个大的宗派，尤其是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最具特色，可以看作是中国化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代表。

禅宗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形成较晚的一个。

禅，本来是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就是宁静安详地沉思的意思。

从印度佛教的静虑修行到中国的禅宗，期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

早在佛教初传时，安世高和支谶就把小大乘禅法介绍到中国。

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专门修禅的僧侣，他们或独自静修，或聚众传习。

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加剧，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流民，其中不少就是以游僧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构成了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中国禅宗的早期领袖就活动在这一时期。

传说中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其弟子惠可，再传弟子僧粲由此出现。

而为禅宗的全面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即是神秀和慧能。

随后经历了“南北之争”，出现了“五家七宗”。

其中被弘忍大师密授“法衣”的慧能，则确立了禅宗的正统地位。

后来流传的禅宗思想都未能跨出《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范围。

禅宗的思想特点兴起于唐、五代时期的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等经院化的宗派相比，有许多突出的特点：首先，禅宗从民间兴起，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排斥经典和偶像的权威，甚至于“毁佛駡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自尊和自信意识。

其次，禅宗既反对只注重经典解释的经院派学风，也不局限于一般的止观静修，而是以自给自足的禅居生活为基础，扩大禅的范围，认为应该随时随处地发掘和体会自己本然具备的觉悟心性，在行、住、坐、卧等平常的生活之中追求绝对自由的境界，主张“平常心是道”，从而形成了一种随缘任运、逍遥豁达的人生态度。

第三，禅宗一方面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对自己本性的直观方法和觉悟境界的不可言传性质，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排斥语言文字的启发作用。

后来五家七宗在具体的理论风格和接引学僧的方法上竞相立异，各树一帜，表现出极大地创造力。

如临济宗有“三玄三要”的手段，擅用峻烈的机锋单刀直入，使学人猛然醒悟，有时甚至不惜棒喝交加；曹洞宗因材施教，用稳顺绵密的风格设计出一整套方法来接引不同层次的求法者；杨岐宗主张循循善诱、步步启发；云门宗有“三句语”；黄龙宗有“三关”等。

宋以后，临济、云门、杨岐等宗更提倡公案、看话、颂古，以文字解禅的风气盛极一时，还创造出“语录”、“灯录”等文体来专门记录历代禅师的言行。

二、禅宗与文学的终极关怀禅宗作为一种宗教派别，必然带有宗教关乎人类终极情怀的意蕴。

禅宗以“明心见性，彻见心性”的本原作为终极关怀，让人感悟到自身的佛心、佛性，无须向外求佛，只要内心澄净，必能领悟人生真理，超越生死。

陕西师范大学吴言生教授在他的《禅宗三书》中提到，禅宗的思想体系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本心论揭示本心澄明、觉悟、圆满、超越的内涵与质性；迷失论揭示本心扰动、不觉、缺憾、执着的状况及缘由；开悟论揭示超越分别执着以重现清静本心的方法与途径；境界论揭示明心见性回归本心时的禅悟体验与精神境界。

”无论是“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还是“境界论”，最终目的都是想要通过一种顿悟，让人穿透迷雾，了解宇宙世界的生生灭灭，世间生死循环的真理。

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产物，最终极的目标也是在体悟人生、探讨生死。

文人们希望通过文学这个载体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宇宙万物的一种认识，通过对生活百态的描摹书写，从中提炼出生活的哲理，从而使子孙后代在这些文在记载中获取种种感悟，最终也能了悟人生的真理。

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在这期间，禅宗思想给中国古典文学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文化，从魏、晋以后，随著时代的衰乱而渐至颓唐之际，却在此时，从西域源源传入佛教文化，乃使中国的学术思想，突然加入新的血轮，因此而开展南北朝到隋、唐以后，佛学的勃然兴起，而形成儒、释、道三家为主流的中国文运。

尤其在中国生根兴盛的禅宗，自初唐开始，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洪流，奔腾澎湃，普遍深入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在有形无形之间，或正或反，随时随处，都曾受到它的滋润灌溉，确有‘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的功用。

”i因此，禅宗与文学都是在为体悟和思考人生而存在。

它们都有相同的终极关怀，禅宗里体现的辩证法的哲学光辉的本体论、感悟论、境界论和迷失论，必然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其中的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内心体验，也恰恰与文人对外在事物的内在理解以及老庄“意在言外”的思想暗合。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文学也为禅宗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外在形式和表现方式。

下面，就禅宗与文学表达的几个共性来简要说明它们之间的有效结合。

三、朦胧模糊的语言环境1.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在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谓十六字心传中，“不立文字”是重要特色。

不立文字，就是不凭借语言文字来解释、传授教义。

传教的人不立文字，学佛的人不依文字，其根本原因在于禅宗认为语言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又遮蔽了意义，因此，佛学、佛教最精微最深刻的义理，在佛经的文字以外，在语言以外，“第一义”不可说。

禅宗语言作为一种宗教语言，总是试图将信仰者引向对绝对、超越对象的思考，这种性质决定了禅宗语言“不立文字”的必然性，故有离相、离境，无念、无心，超四句、绝百非之说。

正如宋代文学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诗辨》中就读书与作诗之关系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诗有别材, 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 多穷理, 则不能极其至。

所谓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者, 上也。

诗者, 吟咏情性也。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

”严羽所说的作诗之道和悟禅之道一拍即合，都是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这也是禅宗与文学在表现方式上最基本的共同点。

2.寓言、重言、卮言虽然禅宗倡导“不立文字”，但要传播和发展禅宗的思想教义又“不离文字”。

“不立”并非完全认为“真如佛性”在文字语言之外，“盖无上妙道，虽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阳功。

ii“不立文字”的表现方式，包括棒喝、圆相、体势、默照等纯粹不立文字的表现，但也有“不离文字”的绕路说禅的种种表现方式。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寓言式。

所谓寓言就是假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意在以语言建构意义，这种方法使禅说具有了活泼、自然的魅力。

有些比喻或寓言，并不直接揭明喻体的内容，而与禅佛之理相通。

如喻指诸法皆空的空无性：如镜照面喻、虚空喻等。

禅宗典籍就是寓言的大结集。

如：“问：‘如何是平常心?’师云：‘要眠则眠，要坐则坐。

’僧云：‘学人不会。

’师云：‘热则取凉，寒则向火。

”’第二，重言式。

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自己的观点。

重言重立旨，意在以语言建构意义，这种传释方法对扩大禅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禅宗注重对重言即假借他人之言行方法的运用。

禅宗祖师认为应该提出公案中某些语句作为“话头”(即题目)作参究，对公案中的话题起大疑情而获得开悟。

其目的在于“杜塞思量分别之用”、“扫荡知解，参究无意味语”。

第三，卮言式。

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卮言意在以语言建构意义。

卮言以概念流动性和灵活性随文依缘、娓娓道来，于自然之中揭露逻辑思维的矛盾，时时给人以启悟。

如禅师开示学人的大眼目：“汝等诸人，尽是疃酒酒糟汉，与么行脚，笑杀他人。

总似何处有今日，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iii而早在战国时期的庄子在其《庄子·寓言》篇中就已提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天均者，天倪也。

”三个概念。

《庄子》中的寓言大多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用其人来言我意，也就是说，《庄子》这里借用寓言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利用寓言来表述含义，这是一种意义世界，不是一种现实世界，然而这种言语方式所表达的理都是可信度较高的，这种本质和外象的比较上，《庄子》注重的是本质，故认为其信任度为“十九”；重言是寓言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言的引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寓言，使其表达上更加具有正确性，它是寓言当中名人多言语的重要言论。

而《庄子》要突出的是卮言，卮言也就是一种不拘于时代空间因时因地而变化的言语，它是一种出自于内心的但不带有任何的主观评断的言语方式，它是言语者无心状态下的所说的言语，没有固定的指代评议，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就像是风和水一样，不拘泥于形态上有什么规定，是一种打破世俗语言规则的随心所欲的言语方式，这恰好契合了禅宗当中“随缘任运、自由逍遥”的境界。

3.象征暗示性禅宗语录具有象征的暗示性，很多“第一义”都是用象征的语言表述出来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说，特别常用的就是在禅宗语录大量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和夸张。

比喻在禅宗语录的运用中又可分为“假以为喻”、“实事为喻”两种。

象征即创造，创造离不开象征，二者实为一。

禅宗语录的象征常常超越语言之外，有涵盖棒喝、打地画圆、刀劈断指等象征。

通过象征暗示使禅宗要义得以传世。

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时，答之以“庭前柏树子”、“麻三斤”等随意性象征语。

这种看似随意性的语言文字其实是颇具匠心的语言方式。

文学当然也采用象征型的写作手法，称为象征型文学。

它是一种侧重以暗示的方式寄寓审美意蕴的文学形态，基本特征是暗示性和朦胧性。

象征，具有超越形象自身的寓意性。

黑格尔认为：“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