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_游汝杰
第八章_语言的接触
五、语言换用与底层遗留 在双语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即使是被 替代的语言，也会在胜利者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底层：被替代的语言在胜利者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是主要的表现有两点： 1. 被替代语言社团的一些特殊的发音习惯。 浙江、福建、海南、广东等地的一些汉语方言中有一种 气流由口外吸向口内的浊塞音声母，是壮侗语留在汉语 中的底层。 2. 另一个常见的表现是地名，地名最容易留下被替代语 言的痕迹。如“哈尔滨”、“齐齐哈尔”中“哈尔”是 满语“江”的意思，是满语在汉语中的底层遗留。
第二节 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
一、借词——语言接触最常见的现象 借词：也叫外来词，它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族语或 外方言的词。 意译词：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 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不是借词）
语种 原语 借词 意译词
英
英 英 俄 俄
microphone
piano ink к атю ша хдеб
8
2）汉语和日语的往返借用现象： 魏晋六朝以后，汉语对日语影响很大，汉字作为日语的 书写工具。日语先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借去“吴音”， 后来又从中原地区借去“汉音”，汉语的词大量涌入日 本。往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提倡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或赋予汉字新的意义，或用汉语材料构成新词，以此反 映西方的新事物新概念。中国向西文学习是在日本之后 的，由于日语的这些新词也符合汉语表达新事物的需要， 于是又成批地把这些汉字词借回来。 返 例子： 汉语中原有的词，日语借去表达新概念：“思想”“具 体”“资本”“政治”“演绎”“理性”“储蓄”“民 9 法”“学士”“硕士”“博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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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语言得以保留，而且因为接触变得相似。 东亚/东南亚语言联盟： 汉语和我国南部的侗台、苗瑶语族诸语言，藏缅语族的 部分语言和南亚语系的越南语，侗台语族的老挝语、泰 语等，在语音、语法结构类型上十分类似。 二、系统感染 ——指处于同一地区的若干语言在语音、语法系统的 结构格局、结构规则方面逐渐趋同，但仍然保持了各自 语言的本质——有相当数量继承于自己语言祖语的核心 词根。另外，这些语言也会有较大数量的词语借贷。但 核心词根一定有相当数量还用各自语言原有的。
文化与语言的交流特性
文化与语言的交流特性中国文化在数千年间不断与外来文化接触和交流，其形成发展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化和语言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始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①文化现象的形成、发展、吸收要通过语言实现，文化间的交流也要以语言接触为先导和手段。
游汝杰就曾经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
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
”②文化间的交流往往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因此以语言演变作为研究视角，考察外来语与汉语的接触过程，分析汉语中受到外来语影响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呈析外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透视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轨迹。
一从东汉开始，佛教从印度及中亚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大量以梵文为主的佛教典籍被翻译为汉语，形成了首次大规模系统性的汉语与外来语间的接触和交流。
据朱庆之①统计，在东汉至隋期间的汉译佛经文献就有814部、3187卷、约2552万字，语言接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空前的。
因此，从汉译佛经中厘清由语言接触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对于探寻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佛教对汉语的影响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尤其在词汇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已有的研究例如王力《汉语词汇史》②、向熹《简明汉语史》③、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④和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⑤等考察了佛教传入中土的大量外来新词，诸如禅、慈悲、佛、和尚、罗汉、僧、刹那、世界、塔、比丘、钵、忏悔、地狱、法宝、法门、袈裟、劫、烦恼、方便、伽蓝、魔、涅槃、平等、菩萨、庄严、比丘尼、玻璃、导师、未来、现在等。
史有为在探讨外来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时指出，“外来词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它反映了某种社会的或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作者：谢智慧石济瑄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5期摘要：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
在罗明坚和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不少先驱为他们在华的语言学习和传教铺了路，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1]、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2]等人，但是他们在华的时间较短，而且缺少史料，故将重点放于传教士利玛窦的语言学习和生活，另外利玛窦在华传教的时间较长，接触的语言问题较多，较有代表性。
故本文重点讨论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
本文分别从传教角度看利玛窦在华的语言生活、从利玛窦在华的语言学习看外语习得两个角度分析总结了利玛窦对于中国语言发展的贡献，得出虽然利玛窦包括后来的传教士对汉语作出研究都是为了传教的目的服务，但利玛窦间接地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汉语传播和教学添了一砖一瓦。
关键词：利玛窦；语言学习；传教士作者简介：谢智慧，第一作者，女，广东省中山市人，就读于陜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创新实验班；石济瑄，第二作者，女。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3一、前言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包括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以及利玛窦（P.Matteo Ricci 1552-1610）等都是对汉语有一定了解甚至是精通汉语，但要注意的是，实际上，早在唐朝时已有最早来到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宣教的耶稣会士，当时基督宗教在华的名称为“景教”[3]，但由于在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关的史料也较少，所以在此不作讨论。
另外，学界往往根据传教士在宗教传播上的贡献将罗明坚和利玛窦等称为第一批来华传教士[4]，原因是他们来华才真正开始了基督宗教的传播并且产生较大影响，但本文关注的是传教士在华的语言生活而不是宗教上贡献，第一批的定义在此则不适用。
人类文化语言学
一. 概论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的书上，常常看到“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来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国外正式出版物中收录的相关术语只有：人种语言学（或种族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
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在国内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游汝杰的《方言与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
其后，桂诗春、顾嘉祖和陆晟主编的《语言与文化》2002年增改版序言中解释说“文化语言学”乃是译自英文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s）。
而事实上，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三个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创立过程中吸收了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人种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但由于它提出并坚持了以汉语人文性论为本体论、以汉语的文化性征和中国语文传统的科学分析、阐释为方法论的两翼这一“向中华文化认同”的方法原则，因此，被它所吸收的有关理论和观点，很自然地已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文化规定”和“语言型式”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并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经改造后的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与其原初形态已有了本质差异，中国文化语言学成为一种既对立于西方形式主义(或曰科学主义)语言学及其中国变体—中国现代语言学，又有别于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新范型, 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
我先分别介绍西方的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 linguistic、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再作一个比较。
二.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西方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又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成型于20世纪初，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学之集大成。
语言发展的历史与演变
语言发展的历史与演变人类语言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
从最初的原始交流方式，到如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语言，语言的发展历程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探讨语言的起源、发展以及其演变的原因。
一、语言的起源语言源自于人类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和感知。
人类需要交流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因此语言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工具。
起初，人类使用简单的动作、表情和声音来进行沟通。
这种原始交流方式虽然非常简单，但它为语言的进一步发展铺设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只用声音和姿势有时无法准确地传达意思。
于是，用声音来代表事物的声音，或者用声音来表示不同的含义，成为了人类交流的新方式。
这就是语言的起源。
二、语言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时代和城市化时代，语言的发展也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化。
人类发现需要更多的词汇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概念。
因此，语言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演化。
首先，词汇的积累和语法的发展使得语言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达思想。
人们开始通过添加前缀、后缀或改变单词的形态来表达不同的含义，这使得语言的表达能力大大提升。
同时，随着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发展，不同的语言之间开始产生巨大的差异。
人们发现自己的语言无法准确地传达其他文化的思想和概念，于是在交流中积极改造和发展自己的语言。
这种跨文化的语言发展称为语言接触，它导致了语言的进一步演变和多样化。
三、语言的演变原因语言的演变离不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了新的概念和事物，人们需要用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描述和沟通。
例如，工业革命的发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词汇，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了许多新的网络术语。
另外，语言的演变还与语言使用者的需求有关。
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新的单词和用法。
例如，社交媒体的普及导致了一系列网络语言的产生，这些网络语言在年轻人中流行，并逐渐被纳入正常的日常交流中。
此外，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也是语言演变的原因之一。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范文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篇一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一、引言语言是人类社会交流的重要工具，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本文将探讨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概念、原因、影响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二、语言接触的概念与原因语言接触指的是不同语言群体在交流过程中，由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不同语言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现象。
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借词、语法融合、语音变化等方面。
语言接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语言接触成为了一种必然。
其次，移民、贸易、文化交流等也是导致语言接触的重要原因。
此外，政治因素、宗教因素等也会对语言接触产生影响。
三、语言变化的概念与原因语言变化是指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表现为词汇的增减、语法的演变、语音的变异等方面。
语言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社会发展的变化会导致语言的变化。
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会不断涌现。
其次，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使得语言在保留原有特性的同时，吸收其他语言的元素。
此外，语言使用者自身的习惯和用法也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的关系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一方面，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会导致语言的借词、语法融合等现象，从而引起语言的变化。
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化也会影响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
语言的演变会使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和灵活，从而更容易吸收其他语言的元素。
五、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现象无处不在。
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成为了一种国际通用语，许多非英语国家的语言中都借用了大量的英语词汇。
此外，文化交流也导致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转载]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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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游汝杰：社会语⾔学与⽅⾔学专题讲义（⼀）原⽂地址：游汝杰:社会语⾔学与⽅⾔学专题讲义(⼀)作者：对外汉语教师之家(⼀)解题：社会语⾔学与⽅⾔学1．汉语⽅⾔学的性质和特点汉语⽅⾔学史可以分为传统⽅⾔学和现代⽅⾔学两⼤阶段。
从汉代扬雄《⽅⾔》到清末民初章太炎《新⽅⾔》，中国传统⽅⾔学的研究⽬的在于以今证古，即以今⽅⾔证释古⽂献，或以古证今，即以古⽂献中的材料解释今⽅⾔。
传统⽅⾔学属于语⽂学（philology）的范围。
古代的民族学著作如地⽅志，虽然也记录⼀些⼝语词汇等，但其研究框架仍是语⽂学。
⽤现代语⾔学的眼光来研究汉语⽅⾔，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后纷⾄沓来的西洋传教⼠，他们⽤西⽅语⾔学的学理和概念来记录和分析汉语⽅⾔的语⾳，记录和整理⽅⾔⼝语词汇，研究⽅⾔句法，还进⾏⽅⾔⽐较和分类研究。
但是他们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学并没有传承关系，他们的研究⽅法和⽬标与传统⽅⾔学也⼤异其趣。
西洋传教⼠的研究⼯作和中国学者的描写⽅⾔学，虽然在时间的先后上有相衔接的关系，但是后者并没有直接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明显迹象，中国学者是另起炉灶重新研究各地⽅⾔的。
早期现代学者如林语堂、罗常培等⼈也曾注意到西洋传教⼠的成绩，并且撰有专⽂介绍。
不过也许他们认为传教⼠只是准⽅⾔学家⽽已，⾄多只是将传教⼠的记录作为⼀种参照系罢了。
中国的现代⽅⾔学发端于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
中国现代⽅⾔学是在西⽅描写⽅⾔学的直接影响下诞⽣、发展的。
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学，可以说是有过之⽽⽆不及。
但是从西⽅的描写语⾔学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描写⽅⾔学从⼀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描写语⾔学。
调查字⾳的表格是从⽅块汉字在中古切韵⾳系的地位出发制定的，分析和归纳⾳类也都离不开中古⾳系的名⽬。
从设计调查表格，到归纳声韵调系统、整理调查报告，从⽅⾔之间的互相⽐较，到构拟⽅⾔的较古阶段，都要借助传统⾳韵学知识，都离不开中古的切韵系统。
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第八章语言的接触第一节社会接触与语言接触语言接触的类型有五种：1.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如果不同的社会、民族在地域上不相邻，接触上也只有一般的贸易往来或文化交流，则语言的变动就只限于吸收对方语言中有而自己语言中没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名称，也即只有文化层面的、为数有限的借词。
2.语言（区域）联盟和系统感染：•在地域上比邻而居、深度接触（指有大量同地混居的人口，有通婚关系）的若干民族，许多人会成为双语或多语者。
如果接触是相对平衡的，则各民族的语言会长期地“和平互协”：不仅各民族的词汇会互相大量借用，音系和语法上也会互相感染而趋同。
结果是一片区域内的若干语言在语音、语法结构类型上都十分相似（即系统感染），但各个语言仍保持着相当数量自己语言的核心词根，这就是语言联盟。
3.语言替换和底层残留•如果若干民族在地域上比邻而居，接触极为密切但不平衡（指经济文化、人口的不平衡），则经过长期的双语或多语并存阶段后，各语言相对平衡的状态会打破，经济文化和人口占优势的民族的语言会替换其他民族的语言，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被替换的语言不再使用，只在优势语言中留下自己的一些特征，这就是“底层”。
4.通用书面语、民族共同语进入方言或民族语的层次随着社会的发展，通用书面语发展成为更高形式的民族共同语或国家共同语。
语言的这些高层形式通过读书识字等特别途径传播，所及之地不一定地域相邻。
因社会分化程度的不同，通用书面语或民族共同语与地方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差异程度不同，对地方方言或民族语言的影响也有不同。
推平方言或替换民族语言是一种常见的可能。
5.洋泾浜和混合语两种或几种语言混合而成的临时交际语叫做洋泾浜。
如果后来作为母语传递给后代，就叫做混合语。
第二节不成系统的词汇借用一、借词（一）概念：借词是指音和义都借自外族语或外方言的词。
意译词：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不把这些词看做借词。
例如：语种英英英原语microphonecementpiano借词麦克风士敏土皮亚诺意译词扩音器水泥、洋灰钢琴（二）意译词的特点：1. 所谓意译，实际上是用汉语的材料和规则为词义重新命名的创造过程，所创造出的汉语意译词的内部形式与外语原词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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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u
蛮话来自温州的旁读音 配 舅 diau2 diau2 gu6 gu6 含
2 2 / ga
平 be2 be2
～2 ba
phai 5 phai 5 ph5 phui 5
2
～2 ge
2
ka2
pa2
典型的边界型混合语还有： 五屯话， 位于青海同仁县的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 唐汪话， 位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 诶话， 位于广西融水县的壮语和汉语（ 土拐话） 的混合语。 91
： 《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 》 ， 《方言》 1981 年第 1 期。 颜逸明 ： 《 》 ， 2015 年。 本文有关蛮话的语料来源于陶寰 蛮话词典 上海： 中西书局，
① ②
90
游汝杰: 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
鼻化成分大都较弱， 部分脱落。例如北部蛮话， 趋同于温州话。 咸摄、 山摄、 梗摄都读 a， 臻摄读 a， 宕摄和江摄都读 ， 趋同于温州话。 例如： 三（ 咸） sa1、 难 na2（ 山） 、 平 ba2（ 梗） 、 陈（ 臻） dai2、 唐（ 宕） d2、 港（ 江） k3。 不分尖音和团音。 温州和福州皆分尖团， 蛮话不分尖团。见表 1。
两字组变调规律简化。 除阳平外， 后字不变调， 前字变调， 类型与温州话和闽语相同， 但是规律更整齐， 更简明。 温州的两 字组变调， 阳平和阴去后字都要变调， 闽语福州话后字要分三类： 阴平、 阳平、 阳入；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 然后规定前字如何变调。 入， 1．3 语音规律例外来自旁读层 但是配阳调类。吴语的规律是清声母配阴调类。 闽语福鼎话则是有些古 部分擦音声母读清声母，
图4
《中国语言地图集》 1987） 汕头方言的系属及地理位置（ 节选自 第 1 版，
汕头在明清时代隶属潮州府， 潮州府城相对汕头而言处于内陆 ， 汕头则位于出海口。第二次鸦片战 1858 年中英签订 “天津条约 ” ， 1861 年汕头正式开辟为商埠。 此前的汕头是临海盐场， 争后， 清政府在 此地设站收盐税， 人口稀少。开埠 60 年之后的 1921 年汕头从潮州府的澄海县析出， 设市， 当时人口已 增至 6 万人。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人口增至约一百万。 汕头移民历史可分五个时期。 第一期： 1861 年—1921 年， 从 潮 州 各 地 迁 入 移 民， 大 都 为 商 人 或 劳 工。 据 1921 年 统 计， 人口达 6 万。 2．1 第二期： 1921 年—1934 年， 大量移民迁入， 人口每年平均增万人， 至 1934 年全市有人口 19．1 万人，
：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 ， 1964 年。 丹麦］ 裴特生 钱晋华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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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 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
图1
语言的谱系树分化（ 印欧语系） 示意图
图2
“波浪说” 语言演变的 模式示意图
“谱系树说”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 甚至被认为是人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真理、 绝对真理。 晚 （ contact linguistics ） ， 才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波浪说 ” 的 近掀起的语言接触研究或“接触语言学 ” 价值。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有两大途径 ， 一是单一语言的谱系分化； 二是不同语言的接触和融合。 但在 现代世界已不再出现因语言分化产生的新语言 ， 只有因语言接触产生的新语言。
② 在县境的东北 方言岛。据家谱， 蛮话人大多是来自长溪和赤岸 （ 今福建霞浦、 福鼎一带 ） 的移民后裔 。 部外来的闽东闽语居民和原住的温州吴语居民杂居在一起 ， 方言互相趋同， 最终形成蛮话。 蛮话的混合
方言特征如下。 1．1 蛮话兼有闽语和吴语的特征。 主要的闽语特征是部分古知彻澄三母， 读如端透定三母， 例如 猪 ty1、 抽 thieu1、 潮 dieu2。主要的吴语特征是塞音、 塞擦音声母有清音不送气、 清音送气和浊音三套， 古 步 bu6、 同 do2。 全浊声母仍读全浊。例如茶 dzo2、 1．2 蛮话的音系有简化现象 鼻化脱落。
① ②
： 《中国的语言》 ， 2007 年。 孙宏开、 胡增益、 黄行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 《 》 ， 2004 年， 游汝杰 方言接触和上海话的形成 载 语言接触论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 319—346 页。
92
游汝杰: 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
其中 65% 是新移民。基本来自潮州地区各地。 1945 年全市人口降至 15 万人。 第三期： 1935 年—1945 年， 人口呈稳定并下降趋势， 第四期： 1946 年—1949 年， 移民又大量迁入， 至 1950 年全市有人口 25．5 万人， 其中 40% 是新移民。 基本来自潮州地区各地。 第五期： 1950 年—20 世纪 80 年代， 因城市人口控制政策， 人口呈稳定状态， 极少新移民。 ① 内部一致的汕头音系应是人口趋于稳定的第三期 （ 1935—1945） 形成的。 汕头音系的简化现象②： （ 1） 潮州、 ua / uak； ue / uek； uam / uap， ua / uak。 澄海、 揭阳和朝阳的简化为（ 2） 揭阳和朝阳的io / iok； ue / uek， io / iok 简化为 （ 3） 朝阳的i / ik； / ， 简化为 / k。 （ 4） 潮州、 uam / uap 韵字， m /p 韵尾， 揭阳、 朝阳的其中有一部分字， 如“凡泛范犯 / 法乏 ” 失去并 ua / uak 。 入 （ 5） 连读变调的简化现象： 两字组变调， 潮州、 澄海、 揭阳以后字的调值为条件， 后字低调值者变低 调， 后字高调值者变高调。汕头简化为不管后字如何都只有一种变调调值 。 2．2 潮汕地区的权威方言 潮汕地区的权威方言、 最通行的方言和最具代表性的方言， 在历史上曾是潮州话， 但是自从混合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
扎话， 位于西藏察隅县的不同藏语的混合语 。 ① 倒语， 位于四川雅江县的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 2． 移民型 短期内大量新移民与本地人杂居， 语言互相接触， 互相吸收， 形成混合型的新语言。 这类新方言最 厦门话和汕头话。这三地有相同的地理和人文历史背景 ， 都是地处东南沿海的出海 典型的就是上海话、 口， 本是小地方。鸦片战争后开辟为商埠， 短期内涌入大量移民， 而成为繁荣的城市。 它们的语言则都 是由周边的方言与本地话趋同、 混合而成， 即： 现代上海话←老上海话 +苏州话 +宁波话 现代厦门话←本地话 +泉州话 +漳州话 现代汕头话←潮汕地区各地方言 ②现在以现代汕头话为例讨论移民型混合方言的特点 。 关于现代上海话的形成， 笔者曾有详论。 潮汕话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 即粤东闽南方言， 汕头话是潮汕话的一个地点方言 。见图 4。
① 《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 的地名， 各类方言地理分布及具体地名详见颜逸明 一文。
图3
浙江省平阳县、 苍南县方言分类图
苍南的原住居民是说吴语的， 属吴语区。从宋末开始不断有来自福建的闽语移民迁入定居 ， 以至除 大部分地区沦为闽语区。不过苍南南端的蒲城仍然是一个被闽语包围的吴语温州话 东北部一小块外，
造成的新语言或方言。混合型方言是由两种以上方言混合而成的， 它是音系稳定的内部同质的新方言， 它已 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母语， 其最主要特点是音系简化 。混合语有以下几种类型： 边界型、 移民型、 克里奥尔型和 柯内因型。 关键词： 语言接触； 新语言； 混合型语言 DOI： 10．16382 / j．cnki．10005579．2016．01．010
二
1． 边界型
因语言接触形成的新语言的类型
不同方言（ 或语言） 的交界地区， 不同方言母语的居民杂居在一起 ， 因方言趋同 （ dialect leveling ） ， 久 8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
而久之形成由不同方言混合而成的新方言 。 1981 浙江苍南蛮话（ 旧称平阳蛮话） 是兼有吴语和闽语特征的混合方言。苍南县位于浙江省南部， 年从平阳县析置。苍南县境内有闽南话、 蛮话、 吴语（ 当地称瓯语） 、 金乡话 （ 军话的一种， 官话和吴语的 龙港、 宜山和金乡。 见图 3。 图上只标出几个较大 混合） 和畲话五大汉语方言。蛮话主要分布在钱库、
表1 须 温州 蛮话 s1
1 y
温州话和蛮话尖团分混举例 清 tshe1 thi1 轻 thia1 thi1 息 sei 7
7 ie
虚
1 y 1 y
歇
7 i 7 ie
部分入声字喉塞尾失落， 读舒声韵。清声母读阴去调， 浊声母读阳去调。见表 2。
表2 薄 bau6 缚 bu6 蛮话入声字喉塞尾失落举例 桌 tau5 伏 h6 客 kha5 绿 ly6
表3 雨 fu6 蟹 hai 6 蛮话旁读音举例 远 h 6
～
阳去调今读阴去调， 例如漏、 乱、 树、 妹、 面、 缝、 润、 墓。见表 3。
横
～2 ha
云 fa2
有些字音有旁读现象， 即一字有两读， 一个是本地音， 可称为白读音， 另一个大多来自温州话， 即是 旁读音。蛮话的白读音与闽东方言（ 柘荣） 有整齐的对应关系。见表 4。
JO UＲ N ALO FEAST CHIN AN O Ｒ M ALUN IVEＲ SIT 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1，2016
语言接触与新语言的诞生
游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杰
( 复旦大学中文系， 200433) 上海，
摘
要： 现代中国新增的语言或方言都是因语言接触造成的混合方言， 不再出现因人口迁移和语言分化
一
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分化和融合的两种假说
全世界语言的名称有 5 000—6 000 个， 目前实际使用的语言约有 4 000 种， 分属几十个语系。 这么 多语言是如何诞生的？ 历史语言学有两个新语言产生的理论 ： 施莱赫尔的谱系树说和施密特的波浪说 。 。“谱系树说 ” 历史语言学是 19 世纪在欧洲诞生的， 它的理论背景是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 就是 建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的 。谱系树说（ 德文 Stammbaum， 英文 Genealogical theory） 是 1863 年 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 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 首创的， 其基本的假说是原始印欧人的四散 。 移居以及后来的再迁徙 谱系树说认为原始印欧语已经有方言差别 ， 后来由于民族大迁徙， 操各种方言 的人群各自迁居到欧亚各地。在新的居住地原有的方言独立发展 ， 形成不同的语言， 然后这些语言又按 上述的程序分化。 语言的一再分化就像一棵树由树干分成树枝 ， 由树枝再分成更小的枝条。 这个假说显然是受达尔 文进化论的启发而形成的。现在看来在施莱赫尔的谱系树上只有末梢部分是可以相信的 。 谱系树说认 为原始印欧人的家园在东南欧。他们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分化， 东至印度、 伊朗， 西至欧洲大陆。 西 迁的一支有一部分往北到达日耳曼 、 斯拉夫， 往南到达地中海一带。 原始印欧语也因此分化成东、 西两 大支。东支称为 Satem， 西支称为 Centum。参见图 1。 波浪说（ 德文 Wellen theorie， 英文 Wave theory） 是 1872 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密特（ 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 首创的。波浪说认为印欧语系还是一个联合体的时候 ， 各种方言特点就是像波浪运动一样 进行传播的。具有方言特点的波浪从各个不同的方言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 因此常常发现一个地 区的语言既与某一个邻近地区有共同特征 ， 又与另一邻近地区有共同特征。 例如凯尔特语既有与拉丁 语相同的特征， 又有与日耳曼语相同的特征； 阿尔巴尼亚语则兼有日耳曼语、 斯拉夫语、 希腊语的特征 等， 参见图 2。 波浪说从根本上否认原始印欧人大迁移以及后来小迁移的假说 ， 认为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并不是 ① 由人口迁徙造成的， 而是语言特点在地理上的扩散不平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