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一)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一)
因为《周礼》的作者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而中央群主可以掌握大权，所以在，《秋官·司寇》中表现的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那些法律条文，没有一一举出来的必要，我们只是举出它的几个要点来。首先，每年正月大司寇要颁刑法于天下，《大司寇》说：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春秋晚年才开始公布刑法。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三五年郑子产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五一三年晋赵鞅铸刑鼎，都曾引起当时人的反对。在公布刑法以前，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个诸侯或者采邑主手下有兵就可以用刑。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兵权，当然是处于受刑的地位，他们不满于兵刑不分，要求公布刑法，这对于旧的领主是不利的，所以晋大夫叔向说；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也说道：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是站在领主的立场说话。在兵刑不分的时代，礼和法也是不分的，非礼就是犯法，犯法就要用刑：用刑就是用兵。兵刑分开，礼法也分开了，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是礼，威仪是刑，所以《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二千五百，“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依《汉书·刑法志》说，《周礼》五刑二千五百为中典，《吕刑》五刑三千为重典。《周礼》作者是严刑峻法的主张者，解释《周礼》五刑为中典，实在有些牵强。《秋官·大司寇》曾主张“刑乱国用重典”。所谓轻、中、重三典，实指运用说，不是指三种不同的刑法。
此外，由《周礼》中为了防止农民暴动，规订出许多特殊条文，如《秋官·禁暴氏》职掌：
“禁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
“乱暴力正”，“挢诬犯禁”，凡是对统治阶级不利的举动，都在重刑禁断之列。农民暴动，的确是领主的心腹之患，要时常加以防备，《地官·族师》道：
“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这是很严格的监视农民制度。《管子·立政》有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和《周礼》的意义相同，同一编户的人员，要彼此共同负责，可赏可罚的举动，大家有分。又《禁藏》云：“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更表现出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特色。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互相监视，他们被束缚于乡里土地，逃亡无所，这是领主对于农奴的统治。同时我们也更会知道，防备农民，是封建时代法律的最大特色。表现在当时的法律面前，领主贵族和农民也是不平等的，《秋官·小司寇》说：
“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
命夫命妇全是贵族，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小司寇》又说：
“以八辟丽邦擦，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
对于这八种特殊人物，全有包庇的办法。所谓“亲”、“故”、“贵”、“宾”，全是贵族，其余“贤”、“能”、“功”、“勤”，也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庶人中的贤、能、功、勤，是很少被人重视的。领主很少有受刑罚的可能，所以说“刑不上大夫”。《周礼》的作者虽然在努力维持旧的阶级秩序，然而旧秩序已经日趋崩溃了。由领主贵族降为庶人或奴隶的史不绝书，《周礼》作者也没法抹杀这种事实，于是他空想出一条不合实际的法律，《秋官·司厉》说：
“凡有爵者，……不为奴。”
这当然不会有效。于是他要求对破坏秩序者处以极刑，这类条文是随处可见的。
四《周礼》中的学术思想
这一节首先谈的是历法问题。因为农业的进展，要求有更精密的历法，于是在春秋以后有许多新的历法产生。如果我们弄清楚《周礼》中的历法，对于解决《周礼》的年代问题，也有莫大的帮助。中国历法发达起来是很早的事，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殷商历法已经不是创作，渊源所在是可以考索的。在相传古代的历法中，黄帝、夏、殷、周、鲁五术全是承袭周制，托名分化，不是真正的古历。《颛顼历》，根据近人研究，存有占术的成分最多，且与殷代历法有密切关系，本来面目和祖甲以前的历制，大体相合。所不同的地方，不在基本的法制而在于三正问题，即《颛顼历》用夏正，以建寅月为正月，殷代提前一月，以建丑月为正月，后来的宗周，更提前一月而建子。三正的不同本来无关于历法的基本内容，但“改正朔，易服色”，是封建王朝欺骗人民的手段之一，所以三正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纠缠不清的疑问。“三正’最早见于《尚书·甘誓》，原文说：
“大战于甘，……王曰：‘……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相传这是夏启征伐有扈的誓词。这三正如果是建子、建丑、建寅三正，顾颉刚先生曾有意见道：
“五行与三正对举，简直是汉人的易服色改正朔的论调。试问夏为寅正，商才改用丑正，周才改用子正，无论伐有扈的是谁，总是夏王，那时尚没有商周二正，他的誓文中怎么已说了三正呢?就算照了董仲舒的曲解，说建寅、建丑、建子三种历法是夏以前本来有的，夏、商、周不过顺了三统的次序循环沿用，但是夏王用的只是寅正，有扈氏如有不奉正朔之罪，也只能讨罚他的怠弃寅正，怎能说‘怠弃三正’呢?而强迫他连过去及未来的丑正、子正也一齐奉守了呢”(《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这真正有些费解，所以顾颉刚先生有此论调。梁启超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不说《甘誓》本身有什么问题，而解释原文为“威侮五种应行之道，怠弃三种正义”。其实“三正”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了一专用名词，它代表着通行的三种历法，也意味着三种正确的历法，说有扈氏的罪过“怠弃三正’是讲得通的。不过这不是夏初应有的观念，《甘誓》是后人的追记，把后来的命题放在古代了。至少在春秋时代，社会上盛传三正说，《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说：
“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
这里面各有一月的差异，就因为有三建的不同，孔子也曾经说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这也同于“夏数得天”的论调。所谓夏历，春秋时代的晋国曾经实行过，当时宋用殷正，杞用夏正，晋以姬姓国也用夏正。晋国的历法显然和周、鲁不同，在《左传》及《竹书纪年》中都可以看到。春秋和春秋以前，因历法本身也不断在发展中，曾经有过不同的历法是没有问题的。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一方面改进不能彻底，同时历法也和迷信顽固地结合，以致新的历法有了，旧的还不能去掉。而且这些历法的产生也有地区的不同，所以同时可以有几种历法存在。
从春秋往上推，殷周两代改进历法的情形，还可以看得出来。周文王三十五年之正月，犹奉殷代正朔，武王即位，遂有新历的制定。我们参考武成月日，在一二月伐纣时所记用殷正，到殷正三月乃改为周正四月，由此可知他们的月建不同。殷代历法也曾经根据更古的历法而有所改进，这种更古的历法，实在是后来传说的《颛顼历》，也就是夏历，这种历法的特点是：
(一)以晨初为一日之始，这是《颛项历》的特点之一，六历中黄帝、夏、殷、周、鲁，皆以冬至为岁首，朔旦为月首，夜半为日首。
(二)以正月台朔立春为历元，黄帝等五历皆以中气冬至为历元，《颛顼历》独以节气立春为历元，此亦其特点之一．
(三)以无节之日为置闰标准。
(四)闰月置于岁终。这些特点是《颛顼历》的本来面目，在殷代历法中还可以考出它的痕迹。西周时代，据《逸周书。周月解》的记载，在某些方面也在使用夏历，《周月解》说。
“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致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虽然没有更有力的证据，然而在春秋时代，的确有人在为夏历宣传，或者有的地方在应用它。即以《春秋》经传而论，经所载晋时，每后传两月。《竹书纪年》是三晋的产物，也用夏历，杜预以它和《左传》比较说：
“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周礼》中的历法正和《周月解》的记载相同，有夏正和周正同时存在着，《春官·大史>)说：
“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
据《尔雅》说：“夏曰岁，周曰年。”戴东原的意见，以为“夏数得天，故殷周虽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举岁年不及祀。岁也者夏时也，以建寅为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为正月也”(《戴东原集》卷一)，有正岁和正月的歧异，是因为有建子建寅两种历法的不同。弄清楚西周以至春秋历法不统一的现象，自然容易解释，然而后来解经的人，对此仍然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说法：
(一)正岁是夏正，正月是周正说。这是比较普遍的说法，郑众、郑玄都这样主张，贾公彦疏《宰夫》说。“先郑亦以正岁为夏之正月。”
(二)正岁是周正，正月是夏时说。这正和以上的说法相反，《周官心解》卷三《凌人》条说。“此经时月皆夏正，《汲书》、《周月解》所谓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者也。唯正岁为周正子月，凡正月皆寅月为夏首春。”
(三)正岁、正月皆周正说。《周礼正义》卷四引吴德芳的话道：“郑康成每以正岁为夏正建寅之月，正月之吉为周正建子之月。窃以为不然。周以建子为正，凡事皆用本朝正朔，若知有不可行处，依前参用前代正朔，则不必建予可也。经中言岁终，则继之以正岁为建寅，则岁终非建亥，周家自废其正朔矣。若以岁终为建亥，即始终有接续，无缘住两月也。正月之吉为周正一岁之始无疑，事有非朔日可行，故云正岁，不拘朔日亦可。” (四)时从夏，月从周说。夏忻在《释周礼时月》文内说：“向治《尚书》、《春秋》，雅不喜蔡九峰商人不改月，胡文定夏时冠周月之论，亦不喜刘质夫改月不改时之说。及读《周礼》；见时皆从夏正，月皆从周正，一似周实改月不改时者。细绎其故，……《周礼》六典，是为礼书，礼非周公独造，皆渊源唐虞二代，朝觐、祭祀、．田猎、稼穑之类，古人悉以建寅起数，变从周时，即为不顺。”
(五)夏时、夏月或周时、周月说。毛奇龄《经问》说：“问三正递改，宋儒俱谓但改正朔而不改时月．先生谓时月俱改，历引其说于《尚书》、《春秋》诸传中，可谓详且尽矣。”
(六)《周礼》夏时不可信说。万斯大《学春秋随笔》：“诸家之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时之说，多本《汲冢书》所言。……及《周礼》有正月、正岁与周诗时月皆夏时为说。愚谓既改正朔，则普天率土，民俗咸遵，无周民用夏时之理。……《周礼》多伪不足凭。周诗时月皆周正，以为夏时者，后儒之理也。”
以上这六种说法，可以归纳成两项来研究，一个是正岁与正月的问题，一个是时与月的问题。在《周礼》中既然有正岁和正月的分别，当然有它的不同意义。关于这一问题，我同意先后郑的意见以为正岁是夏正，而正月是周正；这正月和《春秋经》“春王正月”的意义相同。《周官心解》内蒋载康把它掉转过来实在牵强得很，他说《周礼》中的时月全是夏正，正月是建寅的正月，而正岁则是建子的正月，他并且解释道：
六书说的内在矛盾分析
六书说的内在矛盾分析
摘要：自战国《周礼》至汉代刘歆、许慎，六书说历经概念萌芽到理论构建。虽为汉字结构经典理论，六书说本身仍存有矛盾，如班固六书的次第和高本汉的字形四个演化阶段的矛盾，指事、象形二书的混淆，以及形声、假借二书名称条例的错乱，等等。文字学大家唐兰等试图跳出六书的羁绊，打破传统创立新学说，拓展文字学边界。
关键词：文字学六书说内在矛盾创新说
一、六书说的沿革
分析六书说的内在矛盾前，有必要系统回顾梳理六书说从概念萌芽到理论构建的历史沿革。
早在战国时代，《周礼·地官·保氏》就记载了六书之名：“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子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只是《周礼》中“六书”的确切含义已无从考证。
六书源头，出自西汉末年经学家刘歆。刘歆在《七略》中明确指出“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以《七略》做底，完整转录“刘歆六书”。所以，刘歆六书和班固六书是同一内容。
刘歆的再传弟子郑众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对“六书”的解释与刘歆说稍异，认为“六书”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刘歆的另一再传弟子许慎在文字学开山之作《说文解字》中修正了“四象”之名，排定“六书”的次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说文·序》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所提出的六书细目名称、定义和实例，可以说是史上最详细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１］
在汉字构成问题上，唐兰先生指出，传统的“六书”说，自郑众、班固提出的“六书”名目后，到许慎才建立了义例，“六书”说才得以成立。［２］
《诗经》两首文章分析
《诗经》两首文章分析
《诗经》两首文章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1．关雎
《关雎》是“周南”里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放在三百篇之首，说明了它的重要。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后，历代学者评《关雎》皆“折衷于夫子”。《关雎》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追求过程，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悦。其文、义、声、情俱佳，足为“国风”之始，《诗经》之冠。
诗中这位男子在河边听到鸟鸣，顺着鸟声走去，看到沙洲上有成双成对的鸠鸟，因而引起一种美好的联想──淑女是君子的佳偶。因此，诗的第一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他听着鸠鸟和鸣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在河边采荇菜，她左右采摘荇菜的美好姿态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印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使他醒时梦时都思念着她。“求之不得”以下四句，总括地写出这种强烈激动的感情。但因为追求这个姑娘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第二章的八句，写这个男子日夜不安的苦闷和焦灼的心情。最后一章，进一步表达了这个男子对采荇菜的姑娘的深切思慕和美好愿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写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也就是他想像结婚时的热闹情景。
2．蒹葭
《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诗分三章，每章八句；首二句写景，后六句抒情。全诗熔写景、抒情于一炉。金秋之季，拂晓之时，露浓霜重，芦苇沾满了晶莹洁白的霜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展现一幅萧瑟冷落的秋景，给全诗笼罩了一层凄清落寞的情调。这时主人公来到河边，翘首伫立，凝视着河的对岸──那是“伊人”居住的仙乡琼楼，给人以隔雾观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主人公反复去寻求“伊人”，而“伊人”也只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恍惚迷离，可望不可及。主人公没有因此罢休，决心冲破天堑，追求伊人。一忽儿逆水而上，一忽儿顺水而下，但都无法到达“蓬莱仙境”。咫尺天涯，令人无限惆怅!
二、问题研究
江苏省南京市2025届高三上学期第一次学情调研语文试题及答案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I（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两千多年来，孔丘一直被世人尊称为孔子，这已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是，孔丘为什么会被尊称为孔子呢？
学者大概有两种见解。第一种以大名鼎鼎的《论语正义》为代表，认为“子”本指男子，而孔丘是男性，所以就被尊称为孔子。“子”的本意指婴儿，婴儿有男有女，“子”未必一定就指男子，所以“男子称子说”不可能成立。第二种是近现代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孔丘因道德崇高，学问伟大，所以其弟子后学都尊称他为孔子，久而久之，成为了后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这种意见恐怕也难成立：其一，春秋时代道德崇高，学问伟大者，远不止孔丘一人，例如孔子入室弟子颜回，虽然道德学问都非常了不起，却不能尊称为“颜子”。根据传世文献，战国时代才尊称颜回为“颜子”，而这是违反春秋礼制的，说明战国时代周礼已荡然无存。其二，春秋时代华夏大国的一些普通的公卿，例如鲁国的公卿“三桓”，也被尊称为“某子”，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道德、伟大的学问。
所以，孔丘被尊称为孔子，“男子说”和“道德学问说”，都难自圆其说。
“子”在西周时代是对部分诸侯的贬称。据春秋传世文献，大体上，华夏大国诸侯称“公”也称“侯”；诸侯称霸者则称“伯”；华夏小国诸侯和蛮夷戎狄诸侯，则笼统称“子”或称“男”，其中“男”爵的地位似乎更低。蛮夷戎狄诸侯，则无论大小一律称“子”。
春秋初期出现了新情况，以文明之国、强大之国自居的华夏大国，将自己的公卿视作华夏小国之君和蛮夷戎狄之君，有提高华夏大国诸侯政治地位的意思。尊称华夏大国公卿为“子”的最早例子是《左传·隐公四年》中卫国君子尊称该国公卿石碏为“石子”，因为石碏选择国家大义。后来，这就成为惯例。只要是华夏大国的公卿，不管道德学问如何，对国家有无功劳，都可以被尊称为“某子”。
孔丘虽是商汤苗裔微子之后，但早已家道中落。其父叔梁也只是鲁国的一个乡邑大夫，而孔丘又是他父亲的小妾所生的幼子，无权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官职，所以孔丘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平民百姓相差无几。按照春秋礼制，他是不够资格被尊称为“子”的。但在鲁定公十年，情况发生了改变。这年，孔子居然以庶姓身份，直接担任了鲁“相”，是公卿上大夫。按照春秋礼制，孔丘既然做了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就可以被尊称为“孔子”了。所以孔丘被尊称为孔子，与其性别、道德学问无关，只与他的官爵有关。
中考语文专项必刷题之课外文言文专题(天津版)
1 中考语文专项必刷题（天津版）
课外文言文专题
1.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问题。
溥①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读，过即焚之； 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②．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斋”。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③．，以故名高一时。
（节选自《明史·张溥传》，有删改）
【注释】①溥：张溥，明末文学家。②沃汤； 用热水浸泡。③就：完成。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1）如是．者六七始已 是： （2）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斋” 名：
2．请将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3．请结合选文内容，具体分析张溥这一人物的形象。
2.阅读下面文言文，回答问题。
桂馥，山东曲阜人。少嗜学，于书无所不读，尤究心小学金石，工篆隶。乾隆戊子，用优行灵成均①，得交阁学翁方纲②相与考订，所造益精。已而教习期满，补长山训导。病后生多空疏，与历城周永年置借书园，藏书万卷，并祠汉经师其中，贫士好学者辄贷与之。己酉，举于乡。越明岁，成进士，时年五十余矣。寻授云南永平县知县。永平故为滇边邑，卧阁以治，境宇帖然③，政简刑清，遂得以暇自理经生业。
（节选自《清代学人列传》，有删改）
【注释】①成均：古之大学。②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③帖然：顺从服气。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含义。
①越．明岁，成进士
②寻．授云南永平县知县
(2)将文中画线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贫士好学者辄贷与之。
3.阅读下面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阿文成公与和相①，同值军机大臣十数年，既薰莸②不相合，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相去十数武③。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安南国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馈公土仪④，公取一二物，使人出曰：“中朝公相问陪臣好。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赉⑤厚宠，皆出2 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公相不识顺逆二字也。”其陪臣汗流浃背，出谓人曰：“此诚宰相语。”公有上赐马，一日脱缰去，圉人⑥入告，公方观书，曰：“觅之。”既获，复命，公徐曰：“好。”仍读书如故，其相度有若此。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礼”思想的传承和流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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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礼”思想的传承和流变分析
一、礼的起源
什么是礼?所谓礼制,就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处理人与天与地以及其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或自觉活动。礼贯穿着天道、地道和人道。礼,最早产生于人类社会初期,它本是祭祀神灵的一种行为和仪式,《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原始社会中,人们对于神和人是不予区分的,而且神还包含着人的存在,礼除了是祭祀的制度体现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剥削制度和阶级制度的产生,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披上一层世俗权力和等级名分的色彩,礼也逐渐演化成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三代以来,礼一直发挥着其为政天下的功效。在西周末年至春秋,尤其是春秋后期,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移,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礼制开始遭到破坏,但是其为政的功能却越来越受到重视,统治者开始接受政治家、思想家们的建议,将为政运用到政治中,使其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二、儒家礼思想的发展
(一)孔子之礼
孔子是十分重视礼仪制度的,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变得混乱无序,出现诸侯纷争,根本原因就在于礼制的破坏。在《论语》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代表性作品中,有两篇是完全围绕礼展开的,一篇是《乡党》,另外一篇是《八佾》。前者主要说的是古人在礼仪活动中的种种表现和约束自我的行为,如他在本乡地方上和宗庙朝廷上的样貌,在服饰和待人上的礼容。后者依内容可以分为二十六节,《论语注疏》云：为政之善,莫善礼乐,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得之则安,失之则危,故此篇论礼乐得失也。诚如邢昺所说,此篇集中反映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孔子从维护周礼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多种僭礼行为,如季氏旅于泰山,王孙贾所谓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周成王为周公旦举行了帝祀等;同时,又对于能够遵礼而行的人事给予表扬和宣传,如对于子夏认同的礼后于仁的观点,孔子认为始可与言诗已矣,实际上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礼乐观。他是在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站在振兴礼乐的大旗下,肩负起一种重振乾坤的使命,礼乐就是他最有力的武器,礼乐思想也是他思想的核心,是重建国家秩序的基本大纲。他所赞同的就是儒家的礼乐导向,这种礼乐2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
因为《周礼》的作者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而中央群主可以掌握大权，所以在，《秋官·司寇》中表现的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那些法律条文，没有一一举出来的必要，我们只是举出它的几个要点来。首先，每年正月大司寇要颁刑法于天下，《大司寇》说：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春秋晚年才开始公布刑法。第一次是公元前五三五年郑子产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五一三年晋赵鞅铸刑鼎，都曾引起当时人的反对。在公布刑法以前，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个诸侯或者采邑主手下有兵就可以用刑。新兴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兵权，当然是处于受刑的地位，他们不满于兵刑不分，要求公布刑法，这对于旧的领主是不利的，所以晋大夫叔向说；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
孔子也说道：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是站在领主的立场说话。在兵刑不分的时代，礼和法也是不分的，非礼就是犯法，犯法就要用刑：用刑就是用兵。兵刑分开，礼法也分开了，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仪是礼，威仪是刑，所以《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周礼·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二千五百，“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依《汉书·刑法志》说，《周礼》五刑二千五百为中典，《吕刑》五刑三千为重典。《周礼》作者是严刑峻法的主张者，解释《周礼》五刑为中典，实在有些牵强。《秋官·大司寇》曾主张“刑乱国用重典”。所谓轻、中、重三典，实指运用说，不是指三种不同的刑法。
此外，由《周礼》中为了防止农民暴动，规订出许多特殊条文，如《秋官·禁暴氏》职掌：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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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
一引言
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
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百度文库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六书说
六书理论
第一节 “六书说”的提出及其发展
“六书说”是最早也是传统分析汉字结构类型的理论。
“六书”这个名称，最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周礼·地官·保氏篇》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1】但其中对六书只有一个总名称，而没有具体细目。到两汉时期，对此有具体说明，主要有三家。
班固的“六书说”。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2】
郑众的“六书说”。东汉的郑众曾经注解过《周礼》，写成《周礼解诂》一书。该书后来亡轶，但东汉郑玄的《周礼注》保留了郑众《周礼解诂》的一些内容。郑玄注云：“郑司农（按：即郑众）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3】
许慎的“六书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4】
以上虽然分成三家，但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源头。前人考证认为，班固的《六艺略》完全照录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而来，所以，班固对六书的说明，实际上就是刘歆的认识，班固的六书观也就是刘歆的六书观。又根据记载，刘歆教授的学生中，就有郑兴、贾徽。郑兴把自己从刘歆那里得到的小学知识传授给儿子郑众。贾徽是贾逵的父亲，而许慎就是贾逵的学生。汉朝的学者，很重视学术传承，因此，三家的“六书说”实际只有一个源头，他们对六书性质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班固谈到六书的性质时说“造字之本也”，也是郑众和许慎的共同认识。
从《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看贾公彦对“六书”的分析
第１３卷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Ｚｕｎｙ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１．１３，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 １
从 周礼义疏 和 仪礼义疏 看贾公彦对“六书＂的分析
程艳梅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２）
摘要：唐代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对群书纵横涉猎，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 六书”的论述颇 多，主要体现在对“六书”名称的说解和对形声字、会意字的具体分析说明中。文章对这些内容作一梳理阐发，借 以管窥贾公彦文字研究的成就。 关键词：贾公彦，《周札义疏），＜仪札义疏），“六书”，形声字，会意字 中图分类号：Ｈｅ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５８３（２０１１）一０３—００２７—０３
Ａ Ｂｒｉｅ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ｎｇ．ｙａｎ’Ｓ（贾公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Ｓｉｘ
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ｍ Ｚｈｏｕ Ｌｉ Ｙｉ Ｓｈｕ ａｎｄ Ｙｉ Ｌｉ Ｙｉ Ｓｈｕ
ＣＨＥＮＧ Ｙａｈ－ｍｅｉ
（ＣｏＵｅｇｅ 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ＪＩＡ Ｇｏｎｇ－ｙａｈ’Ｓ Ｚｈｏｕ Ｌｉ Ｙｉ Ｓｈｕ（（（周礼义疏》）ａｎｄ Ｙｉ Ｌｉ Ｙｉ Ｓｈｕ（（（仪礼义疏》）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ＪＩＡＧｏｎｇ－ｙａｈ’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Ｓｉｘ 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ｎｅｓ ｏｆ”Ｓｉｘ Ｓｃｒｉｐｔｓ”；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ＩＡＧｏｎｇ－ｙａｎ；ＺｈｏｕＬｉＹｉＳｈｕ；ＹｉＬｉＹｉ Ｓｈｕ；”ＳｉｘＳｃｒｉｐｔｓ”；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春秋官制与_周礼_比较研究_周礼_成书年代再探讨_沈长云
·专题研究·
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
———《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
沈长云 李 晶
提 要:通过对春秋时期列国官制的清理,并以之与西周官制及《周礼》所
记载的职官系统仔细比较,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的官制无论在整体格局上,还是在
各职官的官称和具体职掌上,都较西周时期更接近于《周礼》。《周礼》作者应是
一位更熟悉春秋官制的政治设计家,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所熟悉的这套职官系统
纳入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蓝图中,由此,判断《周礼》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末
叶,或当在战国前期。 关键词:春秋 官制 《周礼》 成书年代
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周礼》一向被列为“三礼”之首,包含有丰富的典章制度的内容,不
仅为历代经学家所重视,亦是今日治先秦史者研究的重要领域。然《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
自该书产生以来,却在学者中屡生争议。有关说法,计有西周成书说(包括周公作说)、春秋成
书说、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成书说、汉初成书说暨西汉末年王莽及刘歆伪作说,各种说法的
时间跨度竟至上千年。①至于各人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角度亦颇多异:有从典章制度上将《周礼》·3·①历代研究《周礼》的学者众多,篇幅所限不能举全,仅举清季以来有代表性的作者及其主张:1.西周成书说:以(日)林泰辅《周官著作时代考》(《周公と其时代》一书之附录,东京大仓书店,大正4年9月)和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图书集刊》第1期)为代表;2.春秋成书说:见刘起《〈洪范〉成书时代考》(《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和《〈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19—653页)二文;3.战国成书说:近代史学大家多持此观点,如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第11期,1933年6月)、郭沫若《〈周官〉质疑》(《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改编本)、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著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历史学》1979年第1期)、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年);4.周秦之际成书说:陈连庆《周礼成书时代的新探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2辑,1988年);5.汉初成书说: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王莽、刘歆伪作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及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与历代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制度进行对比的,①有从语言文字上进行这一对比的,②有从思想史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