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分散机制浅议

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分散机制浅议1自然灾害风险特点相对于普通风险而言，自然灾害风险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发生频率低。

一般灾害事故在一年中发生的频率可能为几十次，而自然灾害风险发生的频率可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遇。

因而在理论上损失概率分布属于“厚尾分布”，即尾部数据或极端数据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大，而其参考对象一般是正态分布。

因此，相对于正态分布来说，有更厚的尾部以及更尖的峰是厚尾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使得自然灾害风险的预测更加困难。

（2）损失严重。

自然灾害风险的发生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一般认为，灾害造成的损失会随着灾害自然强度的增加而成指数型上升，而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多和日益集中，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将越来越严重。

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以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为例，这次地震给日本经济带来16万亿～25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约1850亿～3080亿美元），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6%～6%。

（3）偶然性。

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时间上和地点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即自然灾害风险的发生与否、何图3自然灾害风险的“厚尾分布”时何地发生、损失大小都难以预料，其突发性和极端性使得很难观测和获取损失数据和样本信息，使得人们无法知道其客观的发生概率，如地震的发生就很难准确地预测。

（4）风险个体的高度相关性。

普通风险通常只会影响一个或几个风险个体，但当自然灾害风险发生时，将会造成在同一时间或时段内，大范围、大面积、大量风险个体相同或相似的严重损失。

这时，自然灾害风险个体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也就是所谓的“风险累积（accumulationofrisk）”。

因为风险累积，自然灾害风险发生时，同一区域内大量个体同时出现风险，不满足个体损失分布相互独立的要求，真实损失偏差往往大于三个标准差，这种高度相关性使风险个体之间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

因而，“损失积聚”被认为是自然灾害风险的一种重要特征。

这也是造成上述自然灾害损失严重性的主要原因。

保险的本质是将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转移，并通过风险分散来实现这一目的。

而保险只能在可保性的限制范围内运作，因此自然灾害风险若通过保险手段分散风险，可保性分析是其核心。

下面重点探讨自然灾害风险的可保性问题。

2精算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分析2.1精算标准下的可保风险在保险经济学文献中，对风险的可保性有大量的研究。

对于一般风险而言，传统的可保风险理论主要是从精算或者数理统计的角度分析的。

保险经济学大师卡尔H.博尔奇（KarlH.Borch）于1974年提出判断风险的可保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1）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风险潜在损失是否过大。

（3）损失概率与大小的模糊性（ambiguity）。

斯科特E.哈林顿（ScottE.Harrington）和格雷戈里R.涅豪斯（GregoryR.Niehaus）提出影响风险可保性的成本因素主要有三方面：（1）保费附加成本，反映了保险公司的管理成本和资本成本。

（2）逆向选择。

（3）道德风险。

休斯顿于1964年提出可保风险须满足以下六个条件：（1）有大量同质的风险单位存在，这是大数法则应用的前提条件。

（2）风险必须是纯粹性风险。

（3）风险必须是偶然的、随机的，即风险损失是不确定的。

（4）风险单位是相互独立的，即保险标的不能同时遭受损失，风险的发生不能是相关的。

即不存在承保人责任积累问题，以满足“大数法则”的统计假设。

（5）保险费应是被保险人在经济上能承受的。

（6）风险的模糊性、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巴鲁克柏林（BaruchBerliner）的基础上，分别从保险统计与精算、市场状况以及社会因素三个方面提出了可保风险标准，见表1。

2.2精算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分析显而易见，对于“风险/不可确定性、损失事件、最大损失、平均损失、损失频率、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标准，自然灾害风险均不满足。

（1）自然灾害风险的突发性不满足风险的可测性标准。

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时间上和地点上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统计上难以做出有效的判断，因此存在模糊性。

罗宾M.霍加斯（RobinM.Hogarth）和霍华德昆路德（HowardKunreuther）通过问卷式调查，研究了保险精算师在针对模糊概率与非模糊概率时做出的不同决策，结果表明，当风险是模糊的时候，精算师制定的保费远远高于非模糊的风险，则计算出保费可能高于精算公平时的价格。

（2）风险个体的高度相关性不满足损失事件相互独立性标准，地震、洪水、风暴潮等会影响十分广大的地区，可能使几个省（市）、数亿人同时受到不利影响。

（3）从最大损失和平均损失的角度来看，世界每年平均自然灾害损失达数百亿元，自然灾害风险产生的损失是全球保险业难以承受的。

损失的严重性不满足的最大损失是可负担以及平均损失适中的标准。

（4）自然灾害风险的损失频率较低，也不符合频率较高的标准。

（5）从保险统计精算的逆选择因素考虑，在私人保险市场中，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险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

可以预料，处于高风险地区的人们更倾向于购买保险，而低风险地区的人们不愿意购买，使得保费按照高风险地区的风险制定，又进一步将低风险地区的人们赶出自然灾害保险市场。

同时，道德风险会对自然灾害保险产生不利影响。

当投保人购买了保险后，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风险防范，而因为自然灾害损失发生后很难确认并且损失数额有可能被夸大。

2.3采用数量方法，通过对自然灾害风险成本的测算分析自然灾害风险是否可保假设：H为自然灾害灾害强度因子、F为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V 为被保险财产的脆弱性因子、IV为被保险财产价值、EPL为预计的期望损失、D为财产的损坏比例。

显然，D=H×V，而EPL=D×IV。

于是，保险公司的年平均损失：EL=F×EPL=F×H×V×IV。

EL就是保险公司经营自然灾害风险的纯保费P，而保险公司的总保费PT还需要考虑经营费用Exp、股东回报P股东和再保险成本R，以及不确定性附加U（损失不可能每年按平均值发生，保险公司需要应对坏的年份）。

因此，PT=P+Exp+U+R+P股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是否可以经营自然灾害风险，在于是否能够预测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损失强度，以及再保险成本R和不确定性附加U的大小，当R和U很大时，PT可能很大，自然灾害保险可能没有有效需求。

U的大小与保险公司对洪灾的了解有关，模糊性越大，保险公司对洪灾造成的损失越难估计，其不确定性附加就会越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传统精算理论上分析，自然灾害风险不符合可保风险标准。

3市场-社会效用标准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的拓展历史上存在许多曾经被认为无法保险的风险在后来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①在卡尔H.博尔奇所举的关于早期的商业通讯卫星及喷气飞机开航的承保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保险实务中，人们对那些没有经验记录来估算损失，而且一旦出险损失巨大的标的也能很好的承保。

另一方面，古老的海上保险同样没有任何历史损失数据，却同样早就存在，并于17世纪后在英国伦敦得到了稳定发展。

他认为只要双方签订了一份保险合约，那么合同中的风险就可以定义为可保风险。

国际上绝大多数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范围都包含自然灾害风险或通过批单形式加保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可保风险理论无法解释。

可见，精算理论基础上的可保风险是从技术层面上规定理想状态下的可保风险标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缺乏损失记录，损失严重，严重的逆向选择等只是自然灾害保险在市场上难以运作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3.1市场角度下的可保风险雅菲和拉塞尔指出自然灾害风险要求保险公司要保持大量的流动资本，而制度因素（会计准则、税收等）却制约了自然灾害保险的发展。

保险公司不仅要解决时间风险，还要解决平滑的保费收入和不稳定的自然灾害保险支出的匹配问题。

现代自然灾害保险的主要问题是能否取得额外的资本以对自然灾害风险上层损失支出进行融资。

因此，自然灾害风险的可保性问题不是保险问题而是一个资本问题。

以Arrow-Borch经典风险模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保险市场的竞争将促使风险的帕累托有效率分配，同时所有可分散的风险通过互利的风险分散安排可以消除风险。

风险将会集中到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且经济中的残余系统风险会被在风险管理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保险人或投资者承担，也即所有的风险都是可保的。

由此可见，风险的可保与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数理特征或精算假设，关键在于风险转移机制和市场结构的安排是否能够实现风险转移和优化分配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即风险的可保性可定义为：凡是符合法律法规的，与风险转移相关的保险方案如价格，为保险双方所接受，保险交易发生并成功实现风险由被保险人转移至保险人，并使各方从风险转移中获得效用改进，那么该风险就是可保的。

3.2社会效用角度下的可保风险社会效用所指向的范畴十分广泛，包括法律、道德、公共政策等。

例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只有当一项风险事件本身是合法的风险且法律上也允许转移的时候，才被视为可保风险，风险转移必须要遵循监管的框架。

可保风险的社会效用标准多数情况下是由政府通过公共选择机制来做出的，它能够以多种方式实施。

我们将实施的基本类型分为禁止、提倡和参与。

其中，参与依据程度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间接参与和直接参与。

政府可以对违反公共利益的特定风险的保险加以禁止，如对惩罚性罚款的保险；可以对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定风险的保险大加提倡，如机动车辆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也可以通过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合作间接地参与到某些特定风险的保险运作之中，如某些国家的自然灾害保险；甚至可以通过组建机构直接地参与到某些特定风险的保险运作之中，如政策性保险、社会保险。

从自然灾害风险本身的性质来看，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地干预自然灾害保险市场。

比如，美国很早就发起并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其加利福利亚、佛罗里达等各州也都建立起州政府支持下的地震或飓风自然灾害保险计划。

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构建起政府与私人保险市场相结合的自然灾害管理体系。

因此，可保风险的社会效用标准具有强约束力，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同精算标准相冲突，也以其为准。

3.3市场-社会效用角度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保性——“可保风险”的拓展显而易见，自然灾害风险不符合精算标准下的可保风险标准，本应被排除在可保风险范围之外。

但是由于自然灾害问题的特殊性，现实中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问题公共选择的结果是通过私营-公共的合作关系或多或少地参与管理，按照上述标准，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扩展了可保风险的边界，自然灾害风险是社会效用意义上的可保风险，在政府的参与下，其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结果是，最终成为“保险供求双方可以为之达成交易的风险”，即可保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