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 刑罚体系和种类案例

刑罚的体系和种案例
1、刘某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刘某，男37周岁，个体运输业主。

刘某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省际长途客运业务，几乎每天都往来于省内外。

1998年12月20日，因一琐事刘某与车上女乘客任某发生争吵，由于不堪忍受任某之谩骂，刘某便上前对任某施以拳脚，致任某成轻伤。

后刘某主动将任某送至医院医治，并承担了医疗费。

被害人任某以故意伤害罪对刘某提起自诉。

一审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故意殴打任某致其轻伤，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4条第1款之规定，但鉴于被告人刘某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明显悔罪表现，人身危险较小，不宜关押，故依据刑法第234条、第38条之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某管制6个月。

判决生效之初，刘某每次外出尚能到相距甚远的当地公安机关报请批准，但随着业务日趋繁忙，刘某甚觉不便，即渐将有关规定置于脑后。

当地公安机关对此也予以默认。

问题：
我国刑法第39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末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按照执行机关
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而本案被告人刘某在管制刑执行期间，末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肆意离开其所居住的市、县，显然违反了上述第5项之规定，无疑应该受到法律的诘难。

但当地公安机关从实际出发，认为刘某外出从事长途客运业务符合现行政策，如果不批准其外出要求，便意味着限制了其致富、谋生能力，显然与现行政策相抵触，会导致政策与法律的矛盾；同时，鉴于刘某所从事的职业等具体情况，要求其每次外出前也即几乎每天都必须到相距甚远的当地公安机关报请批准，似乎也过于苛刻。

在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中，当地公安机关则另辟蹊径选择了缄默，试图以此来回避问题，从而放任了刘某之违规行为。

于是，对于刘某之管制实际上便成了“不管不制”。

由此，人们不由不对管制存在之价值产生怀疑，而这正涉及到刑法理论中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议问题，即管制刑应否予以废除？对此，刑法学界形成了“主废论”与“主留论”两种截然对立之观点。

2、周某破坏军婚、盗窃案
被告人周某，男，27周岁，某厂工人。

被告人周某与现役军人李某之妻孙某自幼相识，曾确立恋爱关系，只因孙某
之父母坚决反对而分手。

后孙某与李某结婚，婚后长期独守空房，甚感寂寞，便屡次引诱周某。

周某初始尚能婉拒，但不久即禁不住诱惑与孙某发生两性关系，以至于后来公开同居。

现役军人李某获悉后以破坏军婚罪对被告人周某提起自诉。

一审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明知孙某系现役军人李某之配偶，而仍与之同居，已构成破坏军婚罪，但鉴于被告人周某案发后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故依据刑法第259条第3款、第42条之规定，以破坏军婚罪判处周某拘役3个月。

判决生效后，因为当地没有拘役所，被告人周某被放在附近的一所监狱中执行其拘役刑。

而与周某同监有一盗窃犯，在其灌输、传授下，周某习得了盗窃的种种手段。

刑满释放后，周某因已被工厂开除，工作无着落，求职受歧视，最后竟致自暴自弃，走上盗窃犯罪之道路，而终又锒铛入狱。

问题：
本案被告人周某原本系一个善良诚实之公民，但在其初犯破坏军婚罪被判处拘役刑而置于附近监狱执行之后，由于该监狱未能做到分管分押，使周某与一盗窃惯犯同监关押，致其感染上盗窃之恶心；加之周某刑满释放后，求职受歧视，生活无着落竟致自暴自弃，重又走上犯罪道路。

本案被告人周某之境遇，至少暴露出对其所判处之拘役刑种具有如下三点
弊端：其一，拘役条件恶劣，犯人之间容易交叉感染，使其人身危险性增大；其二，判处拘役会给犯罪人的前途产生消极影响，使其获释后难以重返社会；其三，拘役刑可能给犯罪人在名誉上造成难堪，使其羞耻心丧失殆尽，从而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在出狱后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这不由让人对拘役刑这种短期自由刑之存在价值也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反映到刑法理论上表现为关于拘役刑存废之纷争。

你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3、胡某盗窃案
被告人胡某，男，22周岁。

无业。

被告人胡某自幼丧父，随母改嫁。

后因常受继父打骂而离家出走，四处游荡，致染上盗窃等诸多恶习。

因为盗窃，被告人胡某曾两次受劳教。

1994年10月。

被告人胡某又因盗窃被判有期徒刑3年。

在服刑期间，胡某经常顶撞教官，且仍时有小偷小摸行为。

1997年10月被告人胡某刑满被释放。

1998年初，胡某于入室盗窃时，被再次抓获。

检察机关以盗窃罪对被告人胡某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之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胡某在刑满释放后2个月便又犯盗窃罪，故依据1997年刑法第264条、第65条第1款之规定，以盗窃罪从重判处被告人胡某
有期徒刑3年。

问题：
本案中，对于被告人胡某盗窃行为之定性只无疑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人胡某盗窃成性，已系惯犯，在第一次犯盗窃罪服刑期间，竟经常顶撞教官，且时有小偷小摸行为，恶习依旧，改造效果很差，然而狱政机关明知胡某再犯可能性极大，却仍不得不将其余刑满时按期释放，以致胡某释放后仅2个月便又犯盗窃罪。

鉴此，有些实务及理论工作者便对现有的有期自由刑提出质疑，认为有期自由刑过于机械呆板，缺乏弹性，其执行的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已经改过自新的受刑人，因刑期未满而无法释放，以致刑期过剩；二是毫无悔改表现的受刑人如本案被告人胡某，因刑期届满，而不能不予以释放，以致刑期不足。

前者虽然可以借助假释制度加以补救，但后者呢？于是他们认为，应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不定期刑，以充分体现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和实效性，避免有期自由刑的僵化弊病。

那么，此种意见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可行呢？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刑法理论中由来已久的关于不定期刑的纷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4、赵某等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赵某，女，30周岁，农民。

被告人：钱某，男，28周岁，农民。

被告人赵某与钱某因青梅竹马而生情愫，致后来屡次发生两性关系。

但赵某之父母为了换亲却强行将赵某嫁与邻村之孙某。

赵某与孙某于1998年1月结婚后，感情不和，经常发生吵骂、扭打。

赵某便心生杀死孙某另嫁钱某之念头。

1998年12月5日夜，经赵某反复劝说，钱某即随同赵某溜进孙家，乘孙某熟睡之际，共同用绳子将孙某勒死。

然后，两人将其尸体绑上石头沉入门前湖中。

不久事发，两被告人旋即被捕获。

被告人赵某被捕时已有三个月身孕。

在起诉前赵某被做了人工流产。

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赵某与钱某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两被告人之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被告人赵某为共同犯罪之主犯，钱某为从犯，故依据1997年刑法等232条、第48条、第26条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钱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审法院认为，赵某主动勾结钱某故意杀人，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但1997年刑法第49条明确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即使起诉前做了人工流产，仍然属于怀孕之范畴。

因此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判，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问题：
我国1997年刑法第49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这一规定是对1979年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全沿袭，是我国刑法对死刑适用的限制性规定，体现了少杀的政策。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呢？这一理解键在于把握那些在审判之前或者审判过程中做了人工流产之妇女是否属于怀孕的妇女。

易言之，对于孕妇是否可以在做了人工流产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