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礼制思想
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礼制思想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目的是为了供人主备要，因此，他除了在史论中表述历史史观，也参杂了个人的政治思想与建言。
他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在《资治通鉴》史论中，屡屡强调礼教治国的必然性。
他极力阐发礼制的统御性与规范性，无非是以国治久安为目的导向，使得礼制的主张，在《资治通鉴》中，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资治通鉴》为我国编年史巨着，所载上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计1362年兴衰史事，详备可法之善与可戒之恶，以为人主取法。
司马光曰：“臣今所述，止述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其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反诸正也。
”（《资治通鉴‧魏纪》）清楚地说明了着书意旨。
司马光纂修通鉴，目的本是为了献帝观阅，又自陈修史乃为“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其失，以为劝戒”，故必于论赞中借史事寄寓劝戒之旨。
司马光长期出入儒学，以儒家眼光褒贬史事，乃至贯注儒家传统礼教思想于史书评论中，在所难免。
我们可从218则论评中，窥测司马光的礼制思想，以及其如何藉礼制拨乱反诸正。
司马光对礼制的定位《资治通鉴》常以礼为论赞的铺垫，对于礼的内容与影响力多所阐释。
司马光于通鉴首发之论，即指出礼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资治通鉴‧周纪》）司马光认为天子的职责中，首要维护礼制。
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礼制是国家的纲纪，其内涵要由地位的确立来充实，而所谓身分地位的区别，指的就是君臣上下的尊卑关系。
《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摘要：《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的研究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本人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
《资治通鉴》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
它对于后来的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史学;价值一、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司马光谈到他写《资治通鉴》的意图，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他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
于是，他在被贬洛阳之前就开始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
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的游历，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为他后期编纂规模宏大的《资治通鉴》打下了堅实的基础。
早在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
宋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
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规模宏大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一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
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
司马光在他的《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黄大宏
【期刊名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年(卷),期】2001()1
【摘要】两《唐书》之《卢坦传》均载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
两《唐书》之《宪宗本纪》又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又据宪宗《实录》相关记载，此本为二事，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却将两事混为一谈，其《考异》曰：“三者不同，莫知孰是。
”以致混乱。
经本文考证，确认两《唐书》记载不误，并理清了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对《考异》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证。
［
【总页数】3页(P20-22)
【关键词】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受降城
【作者】黄大宏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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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光的理财思想
论司马光的理财思想一、开源观(一)广开税源渠道司马光针对当时理财“重敛于民”的现象,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的主张。
北宋中期以来,由于统治阶级挥霍浪费,“官中及民间皆不务蓄积”,国家仓廪无三年之储,乡村农民小有半年之食,一旦遇上天灾,公私匮乏,无以相救。
司马光认为这是“当今之深弊”①,是理财“不循其本”。
对此,他说:“何谓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财者,养其所自来,而收其所有余。
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
不善治财者反此。
”所谓“养其所自来”就是培养税源,对此,他做了进一步的铨释:“将取之,必予之;将敛之,必散之”。
他责问不懂得这样做的官员说:“此乃白圭、猗顿之所知,岂国家选贤择能以治财,其用智顾不如白圭、猗顿邪?”司马光对培养税源的认识不仅仅局限于农业,他指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
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
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
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
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
可见,农、工、商都是提供财政收入的经济部门。
财政收入随着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增长,只要不超过它们的负担能力,即使多取也不会造成危害。
(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司马光认为农业是“天下之首务”,是国家各种赋税的来源,要使农尽力,政府就要有一定的激励引导措施,“使稼穑者饶乐而惰游者困苦”。
但是,当时农民的处境却恰恰相反,“苦身劳力,衣粗食粝”,“岁丰贱贸其谷,以应官私之求;岁凶则流离冻馁,先众人填沟壑”。
在这种耕田者不得其食的情况下,“以今天下之民度之,农者不过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望浮食之民而缘南亩,难矣!”对此,司马光主张要减轻农民的负担,给予一些便农、护农措施,让他们有一个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使大家愿意务农。
他说:“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
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
彼坊郭之民,部送纳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费八九……其余轻役,则以农民为之。
岁丰则官为平籴,使谷有所归;岁凶则先案籍赒赡农民,而后及浮食者。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中 围 分 类 号 ： ９ Ｆ０ ２
文 献 标识 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 ０ ３ ５ ３ （０ ２ ０ — １ １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０ ） ４ ０ １ － ５
司 马 光 （ ０ ９ １ ８ ） 字 君 实 ， 州 夏 县 （ 属 山 西 ） 水 乡 人 。宝 元 元 年 （ ０ ８ 进 士 。仁 宗 末 年 官 至 天 章 １１— ０６ ， 陕 今 涑 １３） 阁 待 制 兼 侍 讲 知 谏 院 。 英 宗 朝 进 龙 图 阁 直 学 士 。 神 宗 即 位 ， 翰 林 学 士 、 史 中 丞 。 因 反 对 王 安 石 变 法 ， 宁 除 御 熙 三 年 （０ ０ 坚 辞 枢 密 副 使 ， １７ ） 以端 明 殿 学 士 出 知 永 兴 军 （ 陕 西 西 安 ） 今 。次 年 退 居 洛 阳 ， 心 编 撰 《 治 通 鉴 》 元 潜 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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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０ ２年 第 ４期 双 月 刊 总 第 １ ３期 ３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Ｊ ＯＵ 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ＮＡ Ｎ ＮＩ ＥＲＳ ＴＹ Ｕ Ｖ Ｉ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ＮＤ ＣＳ Ａ ＬＡＷ
№ ．４． ２００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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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甚 。 ”
（ ） 其 本 原 而 徐 取 之 。 司 马 光 从 国 家 取 得 财 政 收 入 的 角 度 言 道 ： 善 治 财 者 ， 其 所 自来 ， 收 其 所 有 － 养 “ 养 而 馀 。 用 之 不 竭 ， 上 下 交 足 也 。 善 治 财 者 反 此 。 他 认 为 ， 工 商 贾 都 是 为 国 家 提 供 财 政 收 入 的 部 门 。 夫 农 故 而 不 ” 农 “ 工 商 贾 者 ， 之 所 自来 也 。农 尽 力 ， 田善 收 而 谷 有 馀 矣 。工 尽 巧 ， 器 斯 坚 而 用 有 馀 矣 。商 贾 流 通 ， 有 无 交 财 则 则 则 而 货 有 馀 矣 。 彼 有 馀 而 我 取 之 ， 多 不 病 矣 。 虽 ” 首 先 是 “ 尽 力 ” 司 马 光 认 为 农 业 是 “ 下 之 首 务 ” “ 使 稼 穑 者 饶 乐 ， 惰 游 者 困 苦 ， 农 尽 力 矣 。 当 时 农 。 天 ，夫 而 则 ” 的 情 况 却 是 ： 彼 农 者 苦 身 劳 力 ， 粗 食 粝 ， 之 百 赋 出 焉 ， 役 归 焉 。 岁 丰 贱 贸 其 谷 ， 应 官 私 之 求 ； 凶 则 流 “ 衣 官 百 以 岁 离 冻 馁 ， 众 人 填 沟 壑 。 如 此 而 望 浮 食 之 民 转 而 缘 南 亩 。 矣 。 他 估 计 当 时 “ 者 不 过 二 三 ， 浮 食 者 常 七 八 先 难 ” 农 而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谈及其德才观，曰：“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自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出现之后，对贤德之人的追捧便成为主流，“德”更是被视为高于“才”的品质，人可以无才，但不可无德。
对于无德之人而言，无才胜于有才，因为无德有才之人往往对于社会的破坏性最强。
任何一种言论的提出都有其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的“尚贤”思想早已根植于世人心中，而帝王同样需要奉行忠义之道的贤才助帝王永固江山，因此司马光以“德”为先是极其合理的，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受人追捧，奉为圣贤，才能安民心平民怨，保江山之永固。
如果昏君暴君当道，或是奸佞之臣专权，纵使有过天之才，也只是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纵有一时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
司马光的言论自有其政治目的，这也是为人臣所不得不考虑周详的，如若抛开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现实来看待这一问题，则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里，人们的行为决策大多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也正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将司马光对人的分类置于现代社会，其所谓“小人”应不止是大奸大恶之人，更多的是只为一己之利而不考虑他人的人，他们或许不具备古人对“贤德之人”定义中的种种高风亮节，但也并未与律法的约束相悖。
当今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罕见，甚至说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常态，以利益为决策标准也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缺乏慈善的国家，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不会在颐养天年之时仗义疏财，将自己拼搏一生的财产分给不相干的人，而现在的很多慈善也只是表面上的工作，或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将此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广告，慈善实际上成为一种噱头，人们追捧慈善，大多仍旧是处于利益上的考虑，因此中国真正的慈善家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在市场中依据供给需求所做出的反应往往是最符合现实的需要的，那么，为什么“慈善”这样一种在古代应被视为“贤德之举”的行为，却被当今的人们所无视、逃避，甚至作为获利的工具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源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式是集中而非分散，集中的资源可以成为一种资本。
从_资治通鉴_看司马光对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_赵子夫
2008年第1期总第143期图书馆工作与研究Tu Shu Guan Go ng Zuo Yu Yan JiuNo.1Serial N o.143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对文献整理的思想和方法赵子夫(沈阳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摘 要]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史上一部史学名著,对我国文献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贯通古今、体大思精,自问世以来备受世人赞誉,对其文献整理的思想及方法有益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文献学;北宋[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6610(2008)01-0090-02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都对中国的文献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
一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二是宋代司马光主编一部编年体通史,原名《通志》,宋神宗特意赐名为《资治通鉴》。
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1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光(1019年-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
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
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司马光认为历代史籍浩繁,后人难以遍览,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
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
《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从《资治通鉴》看司马光的边防思想●魏鸿摘要：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司马光的边防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
本文试图从其史著《资治通鉴》入手，探究其边防思想的文化底蕴和基本内涵，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民族、边防以及政治思想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司马光；《资治通鉴》；边防思想中图分类号：Ｅ２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４５１（２００５）０２—０１２７—０８作者：魏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毁誉相参的政治人物。
一方面，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被公认为忠君爱民的典范；另一方面，他又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晚年入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而受到后世的訾议。
而他在边防问题上主张放弃米脂六寨，尤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斥为投降主义。
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已经从全面否定逐渐转向客观分析、综合评价。
但是，对于其边防思想，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
本文试图从《资治通鉴》人手，寻究司马光边防思想的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边防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众所周知，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①，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旨趣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虽然司马光自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④。
但实际上，在《通鉴》恢宏的历史叙述之中，司马光是贯注了一整套治国思想的。
这些思想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基准，以史事相参验，又往往密切观照现实，是其治国思想的史学表达。
边防思想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御之得其遒”的民族思想在古代中国，边防问题实际上就是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问题。
因此，任何一种边防思想，其根基都是某种民族思想。
我们要探讨司马光的边防思想，首先要检讨一下司马光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认识。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就被频繁地载诸典籍，《诗经》中就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原”③、“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④之类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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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治通鉴·唐纪》看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张洁张剑光内容提要：《资治通鉴·唐纪》中以记录军事、政治为重点，经济的内容相对较少。
在这些经济材料中，司马光着重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反映出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司马光格外重视人口，认为这是国家征收租赋、摊派徭役的重要依据。
他反对货币私铸，反对轻易对货币制度进行变革。
《通鉴》的取材与司马光的经济意识具有紧密的关系。
关键词：《资治通鉴》司马光赋税人口货币作者简介：张洁（1980－），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硕士，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教师。
张剑光（1964－），男，上海嘉定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因激烈反对王安石新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
政治上的失意，使司马光能以全副精力放在潜心修撰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上。
这部被后世史家誉为“史学绝作”的史书，是一部极有史学价值的经典著作，同时书中也体现出了司马光的政治和思想倾向，他将自己当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看法融进了这部史学巨著中。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大部分笔墨都花在了军事、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着力描写朝廷政争、君主活动、国力和军力，而对于经济部分则惜墨如金，其《唐纪》部分也不例外。
这说明司马光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主要在军事、政治、礼仪、边疆等方面，其次才是经济。
就《通鉴》经济部分较少编入的原因来看，可能在司马光的眼里经济不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应该要直接抓的，而是有关部门和大臣的事情，但这些并不说明司马光不重视经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不多的关于经济的记载中，主要涉及赋税、田制、徭役、人口、货币、漕运、仓储等方面内容，虽然不够完整系统，但也足以反映司马光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他重点记述了唐安史之乱后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从中深刻地反映出一代政治家司马光劝谏帝王施行轻徭薄赋、恤民爱民的治国方略。
一、在《通鉴·唐纪》经济部分中，关于赋税的记载是最多的。
在时间跨度上，从唐初建立均田、租庸调制到中期出现问题，中后期出台两税法以及纷繁的杂税，《通鉴》均有记载。
在内容上，除租庸调外，重点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各种杂税，榷酒、榷盐、借商等财政措施。
但是无论是哪一项政策，《通鉴》都没有完整的关于其变革或实施的记录。
《通鉴》卷187载武德二年二月“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这是《通鉴·唐纪》有关经济的最早记录。
查《唐会要》等史籍，武德二年唐政府确有新的租调法颁布，但内容似并未涉及“庸”，此条记载尚有疑义，我们也有不同看法①。
继而《通鉴》卷190又载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调法。
”①参见张剑光：《标点本<资治通鉴>校读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
此条有关租、庸、调，定民资产，造户籍等相关内容的记载较为详细，且与其它史籍所载稍有出入，大致内容是一致的。
然而，据《通典》等典籍，唐政府曾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针对均田及租庸调制有进一步的规定出台，但这次重要调整却并未见于《通鉴》，在其下文中也只是有两处零散的资料涉及到租庸调。
如《通鉴》卷213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以及《通鉴》卷214载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
”对均田及租庸调制这一唐初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做如此简单的记载，正反映了司马光在整部《通鉴·唐纪》中对经济部分的处理原则：作为政治、军事之辅助角色而有所涉及，但只是描绘一下基本制度的建立，而对这一制度本身进展他并不想过多地描述。
推测他的意图，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秩序是要建立妥当的，这样才能用刚纪来治理国家。
唐初这两条关于均田租庸调制度创立的记载正说明了司马光也认识到在国家建立之初，百业待兴之即，经济制度建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通鉴》卷191关于武德八年九月统一度量衡的记载：“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
”亦可为佐证。
但对基本制度建立后，还在想着要去完善这种制度，目的是为了这种征收更多的赋税，司马光就大不以为然，因而在《通典》之类的史书上大讲特讲的玄宗年间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在这里他就很少谈到，他才不会提醒皇帝去不断地修改赋税制度以征收更多的财富。
至于开元二十五年的田令，他更不会涉及到了，即使连轻描淡写的叙述一句也没有。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适时做出赋税政策的调整，即颁诏施行两税法。
对于为何要施行两税，《通鉴》卷226在建中元年初令行两税的记载之后，有极难得的大段论述认为：“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
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
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
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
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避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
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
”可见，司马光认识到唐中期以后户籍制度颓废，人多逃亡，租庸调已名存实亡！而中后期由于连年用兵，国家用度不支，因而税目繁多，管理混乱。
富人或有特权可轻易逃税，而穷人则多离乡背井，沦为逃户！杨炎作两税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端而在政策上所做的调整。
为什么司马光要用这么多笔墨来写两税法，因为他觉得两税法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各种杂税对百姓的搜括。
他认为：“为政在顺民心。
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
”①所以停止租庸调而行两税法，在司马光看来是体现出了轻租税、薄赋敛的思想。
但实质上，在司马光看来，无论是“租庸调”还是“两税法”都是“赋敛”，即敛财于民。
司马光奉行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不变论。
他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②也就是说，社会财富是有一定数量极限的，政府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就必然要取财于民，造成百姓手中财富的绝对减少。
而国以民为本，民贫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重要的，威胁到皇帝的统治。
两税法中“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商①《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论劝农上殿札子》。
②《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税中无论行商坐贾，皆三十税一，“无饶利”等等，固然都是敛财，但相比较各种杂税横行的时期，还是可取的一种制度。
司马光有关赋敛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通鉴》对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大量杂税的记载，包括什一税、青苗钱、商税、茶税、榷盐、榷酒、税间架、除陌钱法以及借商等数种。
其所花费的笔墨远远要超过对租庸调或两税法的记载。
而司马光并非是为称赞它们为国家增加了多少收入，而是从其增加人民负担，与国无利的角度加以批判的。
例如对茶税的记载，《通鉴》卷234，德宗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
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略，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皆因去年水灾，请以“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
”然而事实如何呢？“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正道出司马光对其以养民为名，实非为民的哀叹！之后，税茶额不断增加。
《通鉴》卷241，穆宗长庆元年五月“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
”当时引起了朝野争论，司马光摘录右拾遗李钰等的上疏于此：“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无虞，所宜宽横敛之目，而更加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读《通鉴》至此，似乎可见司马光在上疏中向皇帝痛陈增税之弊，苦口婆心地劝谏，只可惜换来的只有两字“不从”。
《通鉴》卷245又载文宗大和九年九月“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
”至甘露之变后，王涯被诛杀，“榷茶使令狐楚奏罢榷茶，从之。
”此后再未提及茶税。
可见，司马光自始至终对茶税及其增税持反对态度。
而他的立足点表面看是爱民恤民，实则目的是为劝谏读《通鉴》的帝王要减赋敛以安民。
正如司马光在《通鉴》卷192，高祖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发表的一番重民论中所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儿身弊，君富而国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
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司马光在这里表露出了他的赋敛思想，他是主张“薄赋”而反对“聚敛”的，他认为财赋积累过多，就会滋长奢欲。
在《通鉴·唐纪》中有关于“左藏”、“大盈内库”等库房的记载，其中所藏无不丰盈。
卷233载德宗贞元四年，李泌把江淮运来的钱帛二十万都收入大盈库，德宗偷偷的索取，不想让李泌知道，而李秘听闻，也不敢言。
司马光议论此事说：“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
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
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户其门而禁其出也！”司马光把德宗的奢侈无度怪罪于李泌为其填满了大盈库，充分表达了他的“物丰以滋欲”的理论。
这全然是在为封建帝王开脱，但反过来又是在劝谏帝王官僚黜奢崇俭。
此外，《通鉴·唐纪》经济部分另有对官田，包括屯田、职田、公廨田、营田的简单记述。
二中国古代对百姓的盘剥历来是“出自人身的重，出自土地的轻”①。
《通鉴》中就有着关于徭役繁重，人民不堪承受的记录。
如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九月：“蜀人苦造船之役……孙知人奏称：民不能堪，宜加存养。
”体恤百姓，减轻徭役这正是在司马光的观念中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一位贤明仁君所应当做的。
他对高宗君臣关于“养民”的一段对话的完整记录更能充分地体现他的这一思想。
卷200显庆元年四月：“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
”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
”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
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余悉免之。
’上从之。
”可见，司马光对于来济的养民论是持肯定与赞扬的态度。
也就是说他认为，国家不与民争利，则民得以养，而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减轻徭役。
《通鉴》卷228摘录陆贽之言曰：“人者，邦之本也。
财者，人之心也。
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
”司马光正是把人看做国之根本。
徭役是封建社会农民与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最重要体现。
轻徭役正是缓和二者矛盾的一种改良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国家与农民的人身奴役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对陆贽的思想主张是颇为推崇的。
《通鉴》在陆贽生活的年代里经常载入“陆贽上言”，且卷234以大量篇幅详细录有陆贽“请均节财赋，凡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