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及其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启示纪念鲍德里亚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注意后现代传媒与媒介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之 间的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参考内容三
后现代解读：鲍德里亚与蓬皮杜 文化艺术中心
进入21世纪，后现代思潮如火如荼地发展，不断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 其中，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的理论以及与艺术有关的议题，引发了人们的广 泛。在此背景下，本次演示试图对鲍德里亚和巴黎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 化中心进行后现代解读。
参考内容二
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后现代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后现代传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还对文化、社会和 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现代传媒的背景下，媒介现实的构建也成为了学术界 的热门话题。本次演示旨在探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理论与媒介现实的构建， 以期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提供参考。
二、媒介现实的构建与消费
媒介现实是指由媒介所构建的、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现实。这 种社会现实并非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而是通过媒介的筛选、加工和塑造而来。 在后现代传媒背景下，媒介现实的构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媒介现实的构建是通过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实现的。例如，新闻媒 体通过报道和评论来传达信息，社交媒体则通过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来传播信 息。这些不同的传播渠道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媒介现实。
传媒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比真实世界更加真实，这种超真实使得人们对于现实 事物的认知变得模糊。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媒观对当代中国传媒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传媒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 信息和新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传媒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 次，我们需要认识到传媒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需要不断审视和反思的。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海德格尔论媒介
海德格尔论媒介爱德华·海德格尔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媒介理论的思想家。
出生于德国的他，以精神和意识分析为主要方向，注重媒介关系的双向性，认为媒介环境不单方面地影响创作者也在把影响传达给读者，把作者和读者放在一个独立的媒介场域中，即“中介场”。
海德格尔把媒介分为多种分类，比如说它可以被分为媒介的投射型、影像型、距离传递，抑或是联系技术。
由此，他提出了三种技术形态，即“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和“自主性” 。
从社会的角度上来看，社会形态的媒介是由社会原有势力管控的，它们是由社会力量组成的，具有宗教、道德、行政和政治等元素，比如出版媒体。
而文化形态代表得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媒介，海德格尔把它定义为有可能成为商品的可贩卖性媒介，也正是由于它们广泛出现，才能大环境下发挥它们的作用，到达千家万户，获得更多的读者，比如电影、电视和报刊。
最后，自主性的媒介是个人受众和编辑表达他们自身的意见的媒介，这类媒介有他们自己的活动场所，比如网络、博客和出版家。
海德格尔认为媒体具有“特殊的十足地位”，它将作者的观点传播到受众之中，并且它有可能传递意识形态或文化系统，从而影响公众的思维和行为。
此外，媒介还具有一种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媒介是对社会和文化的解释和叙述，这表明它具有“社会反射论”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它同样可以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这表明它具有“技术学”的作用。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关于媒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媒介的双重性和它在社会解释中所发挥的作用上。
它具有社会反射论的功能，它可以传播或叙述，传播或记录这一社会解释，改变传播者和受众的思维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文化发展。
西方媒介哲学评价
西方“媒介哲学”评价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或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一些港台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
本文拟对195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出版以来，直到80年代中期的（主要是美国）的“媒介哲学”理论作出评价。
一、报刊的四种理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几乎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反控制的斗争。
关于“媒介哲学”的一些基本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约翰.弥尔顿。
在弥尔顿看来，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
[1]为此，他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一次对“媒介哲学”作出比较全面、系统论述的专著是20世纪出版的。
1956年，弗雷德.赛伯特（Fred Siebert）、奥多.彼德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i chramm）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以下简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2]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报刊的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最为古老，“当大众报刊出现时，大多数西欧政府都是建立在极权主义的原则上的，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则也成为管理报刊的制度的基础”。
[3]“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集权主义理论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理论，在较长的时期中，决定了公众通讯的方式”。
[4]“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
[5]自由主义理论是作为集权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
《四种理论》的作者认为，“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弥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
[6]社会责任理论是《四种理论》竭力推崇的理论。
它被认为是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替换”理论，是传统理论上的一个新思想的接枝。
媒介
一、媒介即隐喻, 媒介即认识论诚如评论所言,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对当今时代电子媒介文化一针见血的批评和无可辩驳的分析。
他从麦克卢汉的著名警句“媒介即讯息”入手, 分析《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雕刻偶像, 亦不可制作任何形象, 仿佛天上地下或水中的万物”的传播学意义: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禁止人们用符号表现他们的经历, 因为一旦人们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媒介表达一种崇拜对象,人们就会执着于这些媒介符号而无法想象、接近并崇拜那抽象的神灵。
波兹曼由此推导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媒介对于文化的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①媒介决定了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的内容、形式、到达受众的速度、影响、受众的价值观。
同时, 媒介也绝非运载信息的单纯工具, 而“是一种隐喻, (它) 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像机来感受这个世界, 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 就对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 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波兹曼据此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
……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 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
”②换言之, 媒介凭借其隐喻功能, 即主观诠释世界、加工世界, 主观判定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 使信息获得主观意义并变形; 凭借人脑的联想、想象、接受暗示等功能, 将本不属于事物的特性散播出来, 进而笼罩了事物(信息) 本身。
波兹曼由此提出了一种媒介认识论哲学:“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 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 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 我们的媒介即隐喻, 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文化传播论
和思考。
文化传播何以可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加世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 a
一68一
纪人类最大的遭变是文化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
活的全面渗透。文化传播将是21世纪文化研究最重
要的主题和中心视界之一。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
能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
.文化传播既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全球化进程。
.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
的一个显著特征。透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
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
一、文化传播:人·媒介·社会
文化传播(Cultural ation)与人的精神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文化传播大家威尔伯
·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言:“我们既不完全像
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
是人。”川文化传播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
在一起，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
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活动。正如人的生存离不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如何
理解我们的社会?历史上人们彼此是如何交往的?文
化传播的本质及其特征何在?媒介变迁与社会发展
和人类文明有何内在关联?是媒介在控制人还是人
在控制媒介?如何理解文化传播的功能及其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关系?文化传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是什
么?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境况如何?如此等等。对于这
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
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理论一、序言一般认为，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为卓著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
平心而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研究所成员之间的思想认识也不尽一致，马尔库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之间有严重的分歧，哈贝马斯更是与其前辈们有不同寻常的决裂。
几十年的风雨如晦，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历经战争磨难，饱受迁徙之苦，形成所谓的“批判理论”，涉及领域繁多，影响面极广。
有人认为，要想真正的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需要拥有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具备的一切知识”，1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加之学派著作大多使用德语写作，语言艰涩难懂，所以，研究者们很难全面而精确的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其做出优劣、得失方面的公允评判。
但是，这并不妨碍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域，述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价值倾向，考察其理论渊源，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可循。
所谓“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是由“社会研究所”（The Insi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一些成员组成。
如果需要开列一份名单的话，这些20世纪“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典型代表”2先后主要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弗洛姆（Erich Fromm）、基希海默、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
社会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是独立的。
1923-1929年期间的研究所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3所长由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格吕堡（Carl Grünberg，1861-1940 ）担任，成员背景复杂，既有共产党员，也有社会民主党员，与当时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影印马克思未出版的手稿抄本，主要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读书报告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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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与娱乐，而 且建构着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 大众媒介如同一双巨大而看不见的手，时 刻拨弄着或控制着人们精神与物质双重意义上 的日常生活。 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新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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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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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认为，他关于人类需要、公民权利和义 务等等视点，是对上述3种范式的补充，而不是第4种范 式。 • 史蒂文森希望未来的媒介文化研究能够尊重媒介文 化的特殊性，同时又将各种媒介文化与广泛的社会实践 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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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史蒂文森认为， 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 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 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 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 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
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
总结：
• 优点： 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中叶以来本领 域内的各相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关于 媒介文化的理论及核心观念，进行了 细致精深的梳理和表述，并对各学派 内的研究视点进行了分析整理，提出 了别树一帜的观点，而且不乏深中肯 綮之见。 不足： 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 反马克思主义思想； 二是本书介绍的诸种理论流派，仅 集中于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各国的理论探索 则几乎未曾提及，这对于全面研究媒 介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
第五章 博德里亚的暴风雪 •
在史蒂文森看来，如果说麦克卢汉对于媒介技术的 看法过于乐观的话，那么博德里亚的看法就过于悲观了。 • 博德里亚的社会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分析，而转向符号分析。 • 博德里亚认为：商品在被消费之前必须先成为符号。
媒介文化第1讲 媒介文化的提出及其意义
b, 协调与使用的态度 这一研究立场是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 霍尔 等继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领导权）理论 而来，认为文化霸权不是单方面形成的， 而是统治和被统治双方“调停”的结果 雷蒙德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社会的“整个生 活方式”的观念，被人们接受（对比梁漱 溟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文化的范围， 似乎常常是与一个语言的范围相对称，而 不是与一个阶级的范围相对称”，因此将 文化划为阶级的和阶层的只有极其相对的 意义
以福斯特的故事观为例，故事是高于具体 的表现形式，同一个故事可以改变成戏剧 电影、歌剧，甚至芭蕾舞，但是从媒介文 化的立场来看，或许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一 个故事，这高度抽象意义上的故事其实是 以语言叙事文本为基础的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文化 是观念形态的文化，似乎与媒介无关，它 与具体媒介的联系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是内容寻找适合自己的外衣
Hale Waihona Puke 这一观念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 是所有权力机制中的核心机制，大众传媒 将决定什么是中心是主流，什么是边缘 加拿大学者克劳克和库克的生动说法：凡 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 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 “绝对卓越”的权利关系的科技器物，在 后现代社会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 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 将此观点延伸，那么说电视节目的制作权 和播放权将集中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之 争（电影列宁在1918）
a, 批判和怀疑的态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叶以来，所有 对大众文化抱有警惕和批判态度的学说和 思潮，其最初的思想和精神来源均与法兰 克福学派有密切的关系，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首先剔除大众文化产品那层文化艺术的 面纱，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中，文 化产品只不过是市场上的消费品而已，因 此作为一种商品，它是资本主义赚取利润 的工具，而文化的商品化所带来的严重后 果是社会上再也没有真正的精神产品而言
中国哲学文化
浅谈中国哲学文化摘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本文传输了研究中国哲学文化的意义，论述了研究中国文化的思路。
关键词：哲学文化；哲学；中国；精神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14-01哲学起源于文化，哲学是文化的医生。
文化是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前进的，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哲学文化的认识。
由于以往对中国文化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很多反思具有局限性，因此，探究中国哲学文化要以对中华民族的强烈情感为基础，通过各种途径来论证中国哲学文化基本精神合理性，中国的哲学文化包含着世界性，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克服其民族局限性，发现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要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心灵的交契。
一、探究中国哲学文化的历史意义中国哲学文化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
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反思大都是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通过各种途径的比较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今的世界已日益一体化或国际化，民族的生存已不再是简单的本民族的事情。
尽管我们说文化的民族性本身就包含着世界性，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具有人类性，但是只有在民族的文化实践中体现了文化的人类性、世界性，也就是实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世界化的时候，哲学的这种历史性行转折，表明时代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换。
哲学的关注点已不再是物而转向了人。
只有从文化哲学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否则，中国文化也很难得以新生，这也是文化的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要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只有这样的反思，才能从人类文化整体的高度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世界意义问题，从而说明中国哲学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
从文化哲学这一特定视角或视域来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必将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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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
媒介文化是指现代社会中，传媒、互联网等媒介工具在文化领域发挥的作用。
而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则是在媒介文化的背景下探讨人类思想与思维模式的变迁，尤其是媒介技术对人类思想、生活、文化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首先，媒介文化的出现，使得信息可以迅速传播和传递，人们能够更加高效地获得知识和信息。
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这从某种意义上拉近了人与世界的距离。
然而，也正是媒介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的信息来源单一化，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可能导致信息过载的现象。
其次，媒介文化与消费文化的交织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媒介的广告和宣传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包括虚荣和攀比等消费心理，以及对物质追求的过度强调。
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像从前一样保持平静和理性，而且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人们不断寻求身份认同、社交互动和个性表达等方面的满足。
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媒介技术对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媒介技术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线性、逻辑性思考走向联想、非线性思考，这预示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重大变革。
例如，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数字化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们不断获取碎片化的信息，进而引发知识结构的碎片化。
人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不
断失去系统化、连贯性的思考能力，这显然是影响人类思想和认知习惯的重要因素。
在探讨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时，我们不仅需要意识到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更要思考媒介文化背后的深层次精神文化问题。
比如，媒介文化的崛起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唤人类对自身生存和文化意义的反思。
不论是从关注社群问题，还是对世界万物保持敬畏心态等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尝试从媒介文化的角度，探索出更多人类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启示。
总结起来，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是当前关注的重要问题，涉及到人类认知、思维方式、文化繁衍、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大型话题，也需要我们正视媒介技术对文化、社会需求、价值等方面带来的挑战，重构精神秩序、提升人类文化水平。
我们需要主动思考媒介文化对人类的意义，充分发掘其崇高的价值，在现代文明的不断变革中，找到一条有效而符合人类本质的方向。
这需要媒介技术和精神文化密切合作，形成新的价值理念和契合现实需要的人文思想，以推动人类文明的新一步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