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鸡毛》阅读练习及答案
（二）现代文阅读（本题共4小题，16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鸡毛汪曾祺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
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
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
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
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
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
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
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
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
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
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
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
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
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
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
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
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
她觉得这女婿人好。
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
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
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
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
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
浅谈汪曾祺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间的联系
2020-1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浅谈汪曾祺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间的联系陈茜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摘要院文学风格具有独创性与稳定性，它使各个作家之间产生了较强的区分度，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成为作家的“标志”。
汪曾祺一向以平淡质朴、从容洞彻的创作风格著称，而这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本文将简要阐述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并试析二者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汪曾祺；创作风格；人生经历；小说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35-0001-02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35.001一、引言人们常说，“文如其人”。
一个人的思想品行、性格倾向、过往经历，都会内化于心，构成独特的自我，又通过笔尖流露在语言文字之中。
因而每位作家都具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文学风格。
从横向来看，每个人的创作风格都不尽相同，呈现出差异性和独创性；从纵向来看，一个人的创作风格又具有稳定性，从形成时起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和延续，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汪曾祺是京派的代表人物，文风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却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带给读者持久的感动和影响，如一道道波光在心底荡漾，久久不散。
本文将试述汪曾祺的人生经历与小说创作风格，浅析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汪曾祺的人生经历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气氛深刻影响了他。
汪曾祺的生母有严重的肺病，因此很少与他接触，在他三岁时离开人世。
1935年，他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开始高中生活。
然而1937年，在日本人的侵占下江北告急，汪曾祺只好离开南菁中学，先后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就这样勉强读完了高中。
后来，汪曾祺曾跟随祖父和父亲到一个村庄的小庵中避难半年，这就是后来小说《受戒》所描写的那个庵。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_以_复仇_为例
《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３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３１９８０年，汪曾祺的《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巨大的反响。
作品完全抛开几十年来统率一切的政治意识的束缚，叙述了一个青春无邪的故事，用清新、质朴、细腻的语言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明净和谐的世界。
由于这部作品和其后的创作极富民族文化意蕴和传统艺术精神，因此汪曾祺被评论界“追认”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１］（Ｐ２２５）。
而众所周知，以沈从文、废名等为代表的京派小说家恰是以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见长的，由此引起人们对汪曾祺早期创作的高度重视。
的确，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与京派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正是在西南联合大学，他“先是作为沈从文的学生，而后成为‘西南联大校园作家群’的一员，四十年代后期又是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２］。
可以说，汪曾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学习和创作是与沈从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为躲避战乱汪曾祺回到高邮农村，当时他随身携带的书籍除了报考大学的教科书外，还带了两本书在身边，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他反复阅读这两本书，特别是《沈从文小说选》，燃起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说：“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３］（Ｐ２８６）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仅成为沈从文的高足，同时也深受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在“各体文写作”课上，沈从文讲授创作方法，让汪曾祺终生受益：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
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
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
汪曾祺《复仇》：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曾祺《复仇》：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展开全文图片发自简书App汪曾祺说过：“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和谐与美在他的文字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剧作家，散文家，关于他的一生，我私以为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历经世事沧桑，他自温润如玉。
他认为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而世人看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的《复仇》作品集收录了几篇他比较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还有几篇散文，散文按下不说，我们来看看他的几篇小说。
《复仇》小说写于1944年，彼时，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全人类的仇恨与矛盾空前激烈。
汪老的文章无疑是一股清流，表达了他对民族觉醒，甚至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方式。
这是他做为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汪老这篇文模仿了西方的现代派写作手法，试图挖掘人的潜意识，大量采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手法，表现人物的情绪、联想、幻想、幻觉以及微妙的感情变化等，表现人物意识“自然”流动状态。
汪老在小说的开头就引用了庄子的话来表达主旨：“复仇者不折镆干。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庄子”庄子之意，是以物本身的无害，来推及人的“无心”，从而将仇恨虚无化而消解。
复仇者正是这样一个对仇恨不用心的人，他可以承载，却不一定会背负至目的地。
本文中的人是个很模糊的存在，只知道是个遗腹子，生来就是为了给父亲报仇，仇人的名字刻在他的手臂上，至于他啥名谁，他的体态，来自哪里，去往何处，都没有交待。
他的父亲和仇人也是模糊的。
这个他究竟有怎样的内心呢，他看到蜂蜜联想到秋天和尚站在花丛里找蜜蜂；他看到安静祥和的村庄想象自己也能融入；他想起母亲，想象自己有一个妹妹；他的梦里有安静和谐的自然风光。
这是一个内心柔软温暖的人，实在不适合拿着一把剑去复仇。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他对和尚的喜欢之情。
在对待仇人上，他的内心也是复杂矛盾的。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意识流
汪曾祺小说创作与意识流作者：张丽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06期摘要：汪曾祺是一个传统文化色彩较浓的现代作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强的作家。
汪曾祺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比当代许多作家要早。
他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现代与古典集于一身的中国作家。
他的小说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作品渗透着存在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本文力在探讨汪曾祺意识流小说形成的原因，发展，表现及认识。
关键词：汪曾祺：意识流汪曾祺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当代的许多作家要早，在他早期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存在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可以说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现代性的转化。
一、汪曾祺受过的文学影响1、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
儒道佛思想相互渗透，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共识。
中原文化悠长的余韵张扬出他的作品特别的形式和另类的风情。
对汪曾祺影响最深的一位晚明作家是归有光。
归有光被誉为“明文第一”。
归氏散文的平实朴素，婉转多情，归氏清淡的语言风格以及流动不拘的结构，都对汪曾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作家中。
汪曾祺多次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归有光的尊崇之情，“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
汪将归有光的小品文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艺术精神进行了跨时代的打通融汇和借鉴，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2、自己早年受到的意识流及其他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影响，汪曾祺曾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与访谈中有所提及。
在新时期之初复出文坛后不久，汪曾祺即写道：“我曾经很爱读弗·伍尔夫的作品。
并大声为意识流小说与现代主义疾呼：“意识流是可以表现社会主义内容的，意识流和社会主义内容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给社会主义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的。
同一中的差异——汪曾祺小说创作论
２０ ０ ６年 第 ６期
Ｎ ｏ． ２００ ６， ６
学
术
探
索
２０ ０ ６年 １ ２月
Ｄｅｅ．， ２００６
Ａｃ ａｄｅｍ ｉ ｃ Ｅ ｘｐｌ ａｔｏｎ ｏｒ ｉ
同 一 中 的 差 异
平
（ 云南大学 中文 系。 南 昆明 ６０ ９ ） 云 ５０１
汪曾祺 小说 的原初景观 。 关键词 ： 自然人性 ； 叙述者 ； 人生哲学 ； 创作心理 中图分类号 ： ５ ｔ４ ０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０ — ２ｘ ２ｏ ）６ ０２ — ７ １ ６ ７３ （ ６ ０ — １ ０ ０ ０ ０
人民文学 出版社 １ ２ ９ 年出版了《 ９ 中国当代作 家选集丛书 ・ 汪曾棋》 一书， 汪曾祺在为它所写的 序言中， 以不无幽默 的 口吻， 自己比作一条 还 把 活着 的整鱼 ， 以此表达他 对文学研究界通行 的这 做法强烈不满 ： 按年代 把一个作家分割成几段 分别加以研究 。的确 ， 一个文学 现象 、 一位作 家 的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 只有透过其整体性才 能获得完整 的认识 和全 面的把握。本 文着重从 价值尺度 、 叙述者 的存 在方式 、 人生哲学 、 创作心 理特征四个方面深入考察汪 曾祺小说 的整体性 ， 细致辨析其中蕴涵着 的悖论和矛盾 ， 彰显 出同一 中的差异 ， 而在 同一和差异 的互动 中， 可能 进 尽 复现汪曾棋小说 的原初景 观。这有助 于人们从 总体上认知 、 阐释和把 握其 思想 高度 和艺术成 就， 为确立他在 ２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位置 Ｏ
一
收 稿 日期 ：０６—１ —０ ２Ｏ １ ２
作者简介 ： 张志平（９７ １６一
１０ ２
）男 ， 。 云南昆明人 ， 云南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 ， 文学博士 ， 主要从 事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
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
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语言是本质的东西“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
(闻一多：《庄子》)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
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
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
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
“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
鲁迅有鲁迅的语言，废名有废名的语言，沈从文有沈从文的语言，孙犁有孙犁的语言……何立伟有何立伟的语言，阿城有阿城的语言。
我们的理论批评，谈作品的多，谈作家的少，谈作家气质的少。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理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在知人。
要从总体上把握住一个作家的性格，才能分析他全部作品。
什么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语言。
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
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的态度。
从小说家的角度看：文如其人；从评论家的角度看：人如其文。
成熟的作者大都有比较稳定的语言风格，但又往往能“文备众体”，写不同的题材用不同的语言。
作者对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事的不同的感情，可以从他的语言的色调上感觉出来。
鲁迅对祥林嫂寄予深刻的同情，对于高尔础、四铭是深恶痛绝的。
《祝福》和《肥皂》的语调是很不相同的。
探索一个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观察他的倾向性，首先必需掌握他的叙述的语调。
《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讨源，虽幽必显。
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
”一个作品吸引读者(评论者)，使读者产生同感的，首先是作者的语言。
研究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不能不玩味作者的语言。
是的，‘玩味”。
从众和脱俗外国的研究者爱统计作家所用莳辞汇。
莎士比亚用了多少辞汇，托尔斯泰用了多少辞汇，屠格涅夫用了多少辞汇。
似乎辞汇用得越多，这个作家的语言越丰富，还有人编过某一作家的字典。
我没有见过这种统计和字典，不能评论它的科学意义，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样做是相当困难的。
汪曾祺的文学风格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观和他在小说文体创造上的自觉意识。
（1）在汪曾祺重新开始创作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流派和文学潮流不断兴起，又不断更替的时代，许多作家都被卷入了各种潮流之中，而汪曾祺则为少数几位只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的“潮流之外”的作家。
汪曾祺与当代大多数小说作家不同，他从不涉足长篇小说，从来也没想过要写一部“史诗性”的或“全景式”的长篇作品。
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说：“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
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
”（2）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汪曾祺主观上想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但是，他在“小说散文化”方面的努力却是自觉的。
正如他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所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汪曾祺的小说虽然也涉及他曾生活过的昆明、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但大多取材于他的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既不特别设计情节，也不有意制造矛盾和冲突，而是专注于风俗民情的表现，而这些风俗民情也不是推动故事发展和人物性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的小说不但没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故意在要与“戏剧化小说”背道而驰，使小说呈现出如日常生活一般的自然形态，在“散文化”中创造一种生活的“诗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
2．汪曾祺在废名、沈从文，与阿城、贾平凹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
（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受到废名和沈从文的较大影响。
废名作品的特别之处，是田园牧歌的情调加上古典式的意境的营造，致力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乡村的儿女情态，他所写的是“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也就是说，他不但是把小说当作散文来写，而且还要把散文化的小说写成抒情诗。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则较多地受到废名的影响，一方面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对现代文明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立志要成为湘西生活的叙述者和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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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谈小说创作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
我喜欢画画。
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
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象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匀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
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
引我进入小说创作之门的是沈从文先生。
我好象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时，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
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的意思不大好懂。
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
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
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
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
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
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
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
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
的哀乐。
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之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
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
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
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
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
第三，人
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
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
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
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
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也有人物。
另外一
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
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
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
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
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
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沈先生在下放咸宁干校时，还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的荷花真好!”沈先生八十岁了，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完成《中国服饰研究》这样的巨著，就是靠这点对于生活的执着和热情支持着的。
沈先生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