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库恩范式理论的国内翻译研究范式发展综述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11月Nov .，2012收稿日期：2012-10-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政治文本翻译研究”（11YJC740163）作者简介：龙飞（1973—），男，四川遂宁人，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学。

①转引自李思孟、宋子良、钟书华主编《自然辩证法新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基于库恩范式理论的国内翻译研究范式发展综述龙飞，朱晓敏（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熟215500）摘要：根据库恩著名的范式理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范式更替的方式实现的，其演变过程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

根据这一理论梳理，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传声筒范式—文艺学范式—语言学范式—交际理论范式—文化范式以及今天的语料库范式的发展脉络。

但是，国内翻译研究中新范式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取代旧范式的史实也证明，库恩关于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观点有失偏颇。

关键词：库恩；范式；翻译研究；语料库；通约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11-0113-05一、引言国内翻译研究究竟以什么方式在向前发展？具体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具有相对区别意义的各个热点时期的形成有具体判断标准吗？各个热点时期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国内迅猛发展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模式？借助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al Kuhn ）提出的“范式”（paradigm ）理论，可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范式概念的提出与演化“范式”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指语法上词尾变化的规则，库恩将它借用入科学哲学，表示“范例”、“模型”、“模式”之义①。

自库恩将其引入科学哲学后，范式概念受到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库恩最初使用“范式”一词是在其1957年发表的著作《哥白尼革命》中，“由于这门通识课程的学生并不打算继续研究科学，他们所学到的技术性事实和理论，主要是作为范式而非作为本来就有用的信息片断”［1］3。

根据语境可以看出，这里的“范式”还只是一种普通词义的使用，是该词“模型”或“模式”的基本原义，“库恩此时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概念或概念系统在科学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上”［2］，还不是一个系列的概念、判断及推理的集合体，还不具备理论的体系性特征。

库恩大幅度使用“范式”一词是在各界学者广为关注的其发表于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统计，有21次之多［3］83。

但是，库恩在这本书中既未对“范式”进行确切定义，也未对书中的21处“范式”的用法进行归类，只在该书的《序言》中提供了一个较为含糊的表述：“我是把“规范”（国内学者更多称为“范式”）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期中它为科学工作者团体提出的典型的问题和解答。

”［4］iv 在这个表述中，他突出了“范式”的三大构成要素：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科学工作者团体（国人也译作“科学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科学家集团”等称谓）和典型问题及解答，也就是科113学活动的范例、科学活动的主体以及话语体系，基本具备了理论体系的架构。

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在《范式的本质》一文中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使用作了全面梳理后将其概括为三类：一是形而上学范式，即哲学范式或元范式，指科学家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二是社会学范式，是指科学家共同体普遍认可的科学成就和学术传统，包括构成学术研究基础的概念系统、基石范畴和核心理论在内的理论框架；三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是将范式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决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3］83。

玛格丽特所表述的内容基本与前面库恩自己的表述相重叠，但她以更准确、规范的科学哲学话语和学界更为熟悉的表述方式赋予了库恩范式清晰的理论形态。

在1977年《必要的张力》中，库恩对“范式”一词作出了明确的阐述：“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5］291。

结合他在前一段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出，范式有四大构成要素：范式的主体群体——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言说载体——符号体系；共同体用以提供类比和给人以启示的模式——研究模式，也即典型问题及其解答；具体的示范工具——范例。

至此，库恩的“范式”从最初的单一概念发展到了有四大要素构成的体系，具备了完备的理论蕴涵。

在库恩的理论中，革命论与范式观相伴而生。

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通过知识的直接累积实现的，而是通过范式的更替实现的，即范式之间为不可通约关系，也就是说新旧范式之间是质的不同，是革命性的变革。

库恩的科学演变路线图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

范式是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前科学时期就是普遍认可的范式出现之前的时期，科学家各抒己见，论战激烈；后来，随着一些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获得这些成就的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范式慢慢形成、成熟、壮大，科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碰到新的障碍性问题，即“反常”，学术共同体成员通过调整共同遵守的理论体系和规范来克服“反常”；但是，一旦“反常”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破坏力越来越大，科学进入危机时期；当所有对抗“反常”的方法都失效，新范式替代旧范式就成了唯一出路，科学革命就发生了［6］。

三、国内翻译研究的范式更替（一）国内翻译研究已经历的范式更迭根据范式理论的四大要素判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内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条跟国外基本相同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传声筒范式、文艺学范式、语言学范式、交际理论范式一直到近期的文化范式。

佛经翻译时期，鸠摩罗什、玄奘、真谛等人（学术共同体）认为翻译是将神的语言转化为凡人的语言讲述给凡人听，译者这个处与神与人之间的传话人只能虔诚地照直翻译，不能掺入丝毫个人的声音，从而采取直译乃至于逐字翻译的机械方式进行翻译，属于传声筒范式。

他们设立译经场，将梵语佛经译入汉语，弘扬佛法，深深地影响了我国上至皇室成员、下至黎民百姓的宗教信仰、建筑、语言、服饰等方面。

后来，神在凡人生活中的主宰地位渐渐变弱，人性开始得到关注，从而文学及文学翻译成为显学，严复、林纾、鲁迅、傅雷、钱钟书等人，将注意力主要投到文学翻译上。

他们继承了译者应以原作为本、主要传达原作者的声音等思想，但同时又受古典文论的影响，认为翻译应该是创造性活动，为此前“隐身”或“透明”的译者赢得了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与权力，文艺学范式成为翻译领域的权威范式。

在文艺学范式下，一大批西方文学经典被译入汉语，为国人引入了新的文学形式，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及文库，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如林纾般个性鲜明的著名译者，他们还提出了对后人影响深远的“信达雅”、“神似说”和“化境”等著名翻译标准。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在反对过分追究精细分解、只重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的过程中推出了结构主义思想，斐迪南·德·索绪尔将其引入语言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要素之间为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

注重整体与结构、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语言学很快被国内外学者应用到研究语言转换规律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进入语言学范式。

此范式下学术共同体认为，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原语和译语是两个规范、对称、表现力相等的体系，可以从语法、词汇、小句、句子到篇章等翻译单位层次进行切换，并为语言的切分和转换提供了一套具有操作意义的规则。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继承了文艺学范式的一114些基本内容，如以原作为本，两种语言间的相异部分还是需译者创造性的翻译等。

但是，语言学范式的缺陷是显然的：它将语言本身作为全部研究内容，过分强调语言间的对等，而将文化、译者主体性、赞助商、译文读者等这些外在于语言的因素统统排除在外。

而翻译活动主要被看作一种交流/交际行为，从而使得注重真实交流场景和交流主体的交际理论获得了发展契机，翻译研究进入交际理论范式。

它继承了语言学范式的核心概念“对等”，强调译文的“功能对等”，主张应强调读者反应类似，从而抛开了单一的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的对比，转而将交际场合的构成因素（尤其是信息的接受者译文读者）作为考察的重点。

到了近期，受西方“文化转向”的影响，国内翻译研究借鉴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模式及概念，逐渐变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与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相区别、有着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的研究领域，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确立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位。

翻译文化研究“使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再一味追求语言层面的对等，而实现文化等值。

”［7］84（二）国内翻译研究的新范式——语料库范式文化范式从之前各范式继承来的根深蒂固的主观的、流散零星的、单打独斗的研究模式制约了它的发展。

另外，“注重多元文化互补、不同学科彼此交融，逐步形成了开放性、多角度、多层次的特点。

与此同时，寻求学科新突破的各种尝试使译学研究产生了此起彼伏的转向，以致对翻译本体的‘偏离’似乎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8］文化范式的这些危机为翻译研究的范式嬗变提供了契机，研究者寻求在本体论及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于是有可能为这两大危机提供解决方案的语料库语言学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1993年，莫娜·贝克（Mona Baker）第一个倡导把语料库应用于翻译研究。

她断言，随着语料库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和原语文本及翻译文本语料库的使用，翻译研究者必将揭开“翻译文本作为沟通活动媒介的本质”［9］。

由此，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纷纷开始借助语料库来研究翻译。

至今，国内的研究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们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以“翻译语料库”为主题进行检索，发现国内学者从1998年（可查到的最早时间）至2012年（截至8月）在国内期刊、硕博毕业论文、报纸和国内/际重要会议等载体上发表的文章数目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1998年至2002年8月期间所发表的文章数基本呈逐年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6篇到2011年的134篇，14年间绝对数量增加了22倍多。

从研究内容看，上世纪末主要停留在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对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的种类以及一些基本技术，如语料库处理中的CDBMS和CSQL、数据的句法分析技术、词义消歧方法等的介绍。

到了2005年左右，研究的重心则移到了各种语料库的建设和在词典编撰、机器翻译、翻译教学/译员培训及翻译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应用上，如钱之莹的《汉英/英汉平行翻译语料库的设计及其在翻译中的应用》［10］，倪传斌和刘治的《语料库数据驱动技术在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11］，肖维青的《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12］，胡清平的《机器翻译中的受控语言》［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