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

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陈学明：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陈学明本人今天之所以要在这会上以此为题做一发言，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借这一会议郑重地向学术界发出呼吁“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认识;其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其三，对当今社会现实对理论的需求的考察。

下面，我逐一加以论述：第一，通过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什么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的不断探索和领会，我逐渐明白我们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有两次重大的转折1：第一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未50年代初。

这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

在此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直接推导出来的。

他们运用德国哲学的成就，推测了社会变革的趋向，向当时弥漫着资本主义是永恒的、合乎理性的迷雾的理论界，投入了一道明亮的光。

但显然，当时他们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植根于人本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德国哲学中包括自己身上的唯心史观和人本主义的影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

于是，他们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的方法，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

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被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

这一方面从根本上清算了从人的本性、异化及其复归等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直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显然，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这一重大转折，百般抬高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一味地做人本主义的解释肯定是不对的。

但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里也是肤浅的。

实际上，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还有一次重大的转折。

第二次重大转折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运用它可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党宣言》正是这样做的。

但显然，这一最一般的规律是不能直接说明特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未来新制度的特征的。

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社会必然要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除了有赖于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之外，还得依靠实在的根据，必须把一般的规律与实在的根据结合在一起。

当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是缺少这种实在的根据的。

当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剩余价值理，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系统的认识，这表明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完全科学的理解，这样，他们所做出的关于“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只能看作是一种科学假设或高尚的价值追求。

为了真正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致力于着重从经济上研究“这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

于是就有了马克思的《1957——58年的经济学手稿》，特别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不仅有了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不仅有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支撑，而且还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把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有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其趋势下降的规律等，人们透过所有这些规律，可以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如何因为自身的逐渐变旧陷入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

正是这第二次重大转折，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真正有了科学的依据。

对此，恩格斯是这样说的，《资本论》的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正是这一理论“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远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是中心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我们这里应当特别注意恩格斯所使用的“起点”和“中心”这两个概念。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一生的贡献做出了经典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一生的贡献主要是两个“伟大的发现”，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理论，还说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以前我们有时候只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忽视剩余价值的作用，这是错误的。

这两大发现是一个整体，应当同时强调两个发现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作用，不能撇开剩余价值理论单纯强调唯物史观的作用。

前段时期，我们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思想。

刚开始时，我们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单纯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

马克思成长于一种浓厚的启蒙精神的氛围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归结为主要是对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观念、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还应包括对资本的批判。

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有着两大内容，即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和对资本的批判时，又把这两种批判相提并论，不愿承认尽管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为后来对资本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代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肯定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历程是与他整个思想的转折是相一致的。

马克思青年时期追随启蒙现代性，批判专制的德国现实制度，从传统走向理性的现代是青年马克思的基本的政治诉求。

后来，马克思很快发现了现代解放的限度，认为现代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形式解放，于是马克思转向了批判现代性的立场。

可是，当时的马克思的这一切都是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领域之内发生的。

再后来，马克思转身了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使得资本现代性概念成为一个基本的范畴，现代与资本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

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批判实际上就是现代性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展开。

虽然我们不能说马克思后来是“摈弃”了早期的对形而上学观念的批判，不能简单地说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化简为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维度。

我说了上面这一些所要表明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部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理论遗产。

我们千万不能抛开了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而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用马克思的其他理论来消解和“矮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我们当然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为基点的思想上，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早期局限在哲学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甚至我们也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在第二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把马克思说成主要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亦即停留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上。

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进入政治经济学这一层面，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把马克思的《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突现出来。

这里还顺便提及一下，我反对把《资本论》首先当作是一部哲学著作，对《资本论》作单纯的所谓哲学的、存在论的解释，我们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些学者正热衷于做这样的事。

我认为《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是它全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如果把《资本论》主要作为一本哲学著作，甚至所谓存在论的著作来解读，必然要把经历第二次转折后的马克思的思想重新倒退到第二次转折，甚至第一次转折之前的理论观点上，或者说，必然要用马克思第一次转折前的唯心的人本主义的观点，第二次转折前虽然是唯物的但缺乏经济的、实证的依据的历史观来曲解《资本论》。

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

第二，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批判理论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实际社会效应的估量，我逐渐认识到是到了逐步摆脱这一理论的束缚，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了。

我们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到我们中国国内时，它的主要形象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而这里所谓的“社会批判”实际上主要是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

这一理论由卢卡奇等开创，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

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主要也就是研究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在我们国内流传最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也都是涉及社会批判方面的。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时讲得十分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向，即马克思是从重点研究哲学发展为重点研究经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重点研究经济学又倒回去变成重点研究哲学和美学，马克思从以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又从经济学批判重新倒回去变成主要是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

应当说，佩里·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这一概括是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

这几十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总的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日益衰落，以至到了在一些名牌的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没有声音、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步，像蒋学模这样的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后继无人。

以此相比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还比较活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日子还比较好过。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有很多。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客观的真实历史状况，似乎构成了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否证，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似乎只能退缩到较为抽象的哲学领域，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可否认，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内的广泛传播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主要归结为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强烈影响，造成哲学研究“一枝独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职业”、“饭碗”，但我们还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批判、哲学批判的真正效应做出思考，做出正确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