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成因简论

1 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前创作原因试探 赵江滨 提要：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小说和以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田园乡土小说标示着现代乡土文学的两种艺术倾向，但从审美角度审视，后者是对小说现实功利因素的超越和对艺术本性的回归。文章在概括阐述两种乡土文学的基本社会背景及艺术特征之后，着重以沈从文早年生活和具体作品互训的方式，阐释沈从文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的基本成因。 关键词：乡土小说；田园风格；生命意识。 Abstract The enlightened regional novels and pastoral regional novels symbolize two artistic trends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ture,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Luxun and Shen Congwen respectively. From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pastoral novels are transcension to utilitarian factors and regression of its artistic essentiality. After summarizing the fundament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kinds of regional novels, the text depicts the basic formation of pastoral style in Shen Congwen’s regional novels by mean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hen Congwen’s early life and his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s. Key words:regional novels pastoral style anima consciousnes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叶，沈从文和废名（冯文炳）的乡土题材小说出现后，中国新文学中的“乡土文学”才可说真正获得了田园风格的存在形态。此前的五四乡土文学因受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而一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面貌昭示于世人，这在审美形态上就使在文学传统中大多以优美恬淡风光出现的乡土风貌笼罩了一层挥之不去的文化阴霾。而“田园乡土”的出现明显是对上述审美倾向的反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形态的小说各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无疑是对启蒙主义乡土小说社会功利性的超越。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田园风格标志着文学创作中浸灌于乡土题材的那种陶然而带有赞许、令人神往的艺术美化倾向。“田园”风格实际上是作家的审美理想对现实生活的校正和美化，是精神空间对物质现实的再造。就“田园”场景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明显断裂性质而言，这类作品更具有审美风范。文学史跨时代的对这类作品给与永久的认同，应该说有其内在根据。 一 在沈从文、废名之前的五四“乡土文学”中，中国现代的乡土生活总是被置入阴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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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愚昧、野蛮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曝光和鞭挞，这种情形在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辉煌杰作中开了先河。被启蒙主义文化眼光逼视的“老中国”的乡土弥漫着一切封建传统的愚陋和黑暗，某种意义上“乡土”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中往往成了绝望和反抗的文化符号。当然，客观上中国近现代的乡土社会也确实负载了深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和惰性成分。“听将令”的鲁迅在写下这些沉痛冷峻的文字时，无疑是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作为文化解剖和批判对象看待的。鲁迅的自述就提供了文学在他的思想中应该具有的社会使命：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情境中，鲁迅的“乡土文学”模式和社会文化思潮保持了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示范意义，所以一经出现便成了“乡土文学”的被模仿对象。这在王鲁彦、许杰、蹇先艾、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继起者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他们的创作中，鲁迅的“乡土模式”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魅力首先与中国现实乡土的负面因素达成了一致，艺术的魅力竟然来自现实乡土的衰败景象和黯淡生活，而陶渊明的艺术世界只能成为人们精神凭吊中的想象奢侈物。如果我们用“恶化的乡土”来表征五四时期“乡土文学”特色的话，那么，这种特色显然来自社会的文化批判对文学的外在要求，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着步调一致的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质。 对“恶化乡土”的文学趋同，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在文学创作中一味地营构“恶化的乡土”却并非文学审美本性的全部要求。至少，文学的乡土题材不应仅仅停留在“恶化”的文化层面上，乡土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进入“美化”的审美层面，艺术与乡土的纯正关系应该建立在这种审美的基础之上，这是艺术对生活的内在的本体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沈从文、废名的“田园乡土”小说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标志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可认为，这是现代乡土文学成熟的标志。因为“田园”般的乡土意象只在幻想的、理想的虚构性文学作品中才合法地具有永恒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长久不衰的审美对象。 与“恶化的乡土”相对，“田园乡土”常常呈现的是“美化的乡土”。京派作家中的沈从文、废名都是“美化乡土”的高手，而京派作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艺术倾向就是对“美”的推崇，正像京派理论家李长之所说的那样，“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而不必“描写现实”。i于是，与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明显有别，沈从文对小说创作的皈依有自己的见解，他期待于小说的是“美”对现实生活的超越：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爱。美丽，清洁，智慧，以 3

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2] 尽管人们把沈从文和废名的乡土小说并置于“田园”的名目之下，但二者具有显然不同的文学视野，蕴含其中的情致也明显有异。沈从文在比较自己的小说与废名小说的区别时指出：两人虽“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行为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而他自己“兴味与成就”则意在“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并不无自负地认为：“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语言，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自己的小说）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 另外，正如废名受过良好的学院派的系统教育和训练那样，废名的田园乡土精致而优美，人物被修饰得单纯而雅驯，无论是《竹林的故事》、《桃园》还是《桥》，废名小说中的“田园乡土”都散发着脉脉的悠闲恬淡气息。废名的小说虽有人事的淡淡哀愁飘拂其间，但世外桃源之意还是其突出的征候。废名的小说犹如镶嵌精巧的山水画卷，清秀蕴藉，不染城市纤尘。沈从文的“田园”乡土与废氏迥异其趣。人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当废名恬然地坐在北京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内聆听周作人操着浓重的绍兴腔，纡徐舒缓的讲课时，沈从文却摇晃着单薄瘦弱的身躯，在湘西旧军队的行列中行进着，漂泊跋涉在湘西的粗砺山水间，生命听任于盲目命运的播弄。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熏陶，山野间的蛮风醇俗和自然山水是启迪他灵性的第一位老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自然山水、风土习俗的感悟。对应于这种心理和文化结构，沈从文的“田园”乡土——边远的湘西世界——便有了别样的风采：放达自然，剽悍蛮勇，纯朴善良。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这种风采中流动着一股放浪不羁的生命意识。因而，正是这种别样的生命意识成为沈从文小说“田园”风格超越于社会现实层面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意识是如何在他的生命履历中萌芽生长的呢？ 对沈从文生命意识的发微无疑应从这里开始—— 1922年8月的一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僻处湘西的沈从文偶然从省城来的印刷工携带的书刊杂志上受到新文化的启迪，终于厌倦了漫无目的的漂泊生涯，生命的何去何从问题让他一连沉思了四天。最终，二十年的自然生命终于酿成了一个自觉意志：“好坏我终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识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尽管向更 4

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3] 沈从文年轻的思想产生烦恼的那一刻，便标志了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从昏沉沉的蒙昧状态中的觉醒。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沈从文当初为自己生命下赌注的做法是一次生命的自觉选择行为，是觉醒了的自我对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塑造。这种决绝的选择，一方面希冀为自己的生命发展寻求新的契机——“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另一方面也表明，沈从文在只身闯北京的活动中，尽管物质上的准备严重不足，但精神上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他刚到北京时对一位亲戚的大段豪言即是证明，而他的亲戚对他的善意赞辞更有颇得他心之处：“你这个古怪乡下人，胆气正好！凭你这点胆气，就有资格来北京城住下，学习一切经验一切了。可是我得告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沈从文从湘西山野来到北京之前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他的不甚明晰但却颇为坚定的人生观，物质准备不足，可精神准备已经被生活铺垫得相当充分。他的生命从自然和世俗中正渐渐剥离，上升到高度自觉的状态。他此后的生命履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他的这种人生观的追溯和理性化梳理而已。 对沈从文来说，他的生命意识不是从教养和书本中产生的，主要是从残酷的生命抗争中被唤醒，在生命的幻灭中被感悟的。同时，生命意识也在生命的放浪中得到相应的展示。文明和野蛮是一对不断受到争论的话题，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而且它的最大代价——在文学艺术中更是如此——是对“野蛮”的遏止；可是如果没有“野蛮”的话，生命机能的钝化、萎缩也将必然产生。现代艺术对生命力的张扬、对自然的向往情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文明统治下人的生命退化倾向的一种艺术忧虑和补偿。 二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的小说绝大部分篇什都跃动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在他的许多小说中，生命如随势运转的千里沅水，随波漂流，不事雕琢。在那里，水手和妓女的感情不是扭曲的，自然而实在，情深而不缠绵（《柏子》）；为了对彼此的忠贞负责，宁愿以死战胜命运的簸弄（《月下小景》）；沐浴在明朗的阳光里，生命的野合是那样的自然和热烈（《雨后》、《夫妇》）。热烈和自然是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特点，他们爱的热烈，活得洒脱，死的宁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们活得“单纯”。从沈从文对这些“乡下人”生命展示方式的赞赏态度可以推断，“乡下人”的生命态度中寄予了他的生命理想。 考稽沈从文早岁的生命履历可以发现，他后来执著的生命意识大多是在丰富而杂沓的一系列“偶然”、“随便”的“残酷”生活中形成的。湘西特殊的地域文化习性是他认识人生的酵母，促成了他生命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