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文化的理与力谈当代保育界的迷失

1 狩猎文化的迷思和真实：一个生态政治的反思 原载看守台湾2002年春季号

台邦.撒沙勒 正体原文连结：wildmic.npust.edu.tw/sasala/910311-05.doc

一、契子 2000年夏天，我参加了由世新社发所主办的『落实生物多样性─原住民狩猎面面观』的研讨会，在讨论狩猎与原住民文化保存的议题时，一位汉族的学者建议：

『当代的原住民应该放弃狩猎传统，而拿着照相机来记录知识，作个现代猎人』。 另外一位学者先前则撰文批判一个目前正在原住民部落进行的学术研究，他指出： 『山猪是台湾本土中小型哺乳类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若假学术之名，加速了这些硕果仅存的生物资源的灭绝，谁能负责？报导所谓的兼顾原住民狩猎文化，更是离谱。原住民狩猎文化从目前台湾生态的大环境看，最妥善当然是藉博物馆的形式保存。现今少数原住民狩猎的动机、方法、器材、猎具（猎人普遍使用以前所没有的金属兽夹）也因社会环境的改变，早就跟传统文化搭不上任何的关系。兼顾原住民狩猎文化只是美丽的幌子，实际上只会误导台湾民众，分出不狩猎的文明与野蛮的狩猎各一族。 』（陈永禹2000）。

姑且不论上述两位学者的良法美意如何，前者的说法显然隐含了他对狩猎行为的误解和不屑。似乎，『拿着照相机』比较文明、幽雅和高尚；反之，狩猎代表着野蛮、残忍和噬杀，应该被现代社会所淘汰。至于后者，则可以从他的见解，嗅出他是如何地鄙视原住民文化。事实上，他们的看法反映了学术界对原住民狩猎文化的普遍迷思，这个迷思体现在一来他们支持原住民回复自然主权的主张，要求政府修改国家公园管理办法，纳入社区参与的机制，赋予当地原住民经营国家公园的权利；二来，他们却又担心当代的原住民早已彻底资本主义化，根本没有以往自然保育的伦理，如果赋予他们狩猎、采集的权利，有可能造成自然资源更快速的消失！姑且不论，原住民是否已被『完全』的资本主义化，或其『传统』的生态永续机制已彻底地从地球上消失，我想要指出的是，学界人士似是而非缺乏客观实证的说法，对原住民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当我们质疑原住民已经绝对资本化时，必须要有客观的事实陈述原住民资本化的结果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关连性。以狩猎为例，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野生动物因为原住民打猎而消失或减少的客观数据并不多；反而，一些研究却显示，原住民文化中某些具生态理念的文化规范恰是自然资源得以永续的关键（郑先佑 1992）。遗憾的是，学界 2

似是而非的论点一旦放入政治学的议程，就容易造成原住民莫大的伤害。即使，今天原住民已完全地向资本主义投降并朝着市场机制出发，作为资本主义先驱的汉人社会又有什么道德基础指控他们丧失了生态保育的伦理，而应该借着博物馆的方式保存呢？若原住民丧失保育伦理的指控属实，那么政府与保育界人士常常引以为例的『达那伊谷』溪流保育的神话又是什么？

二、荒野论述的迷失 上述现象，其实反应的是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原住民与浪漫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对立，以及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于原住民与保育界之间权利不对等的事实。它涉及的是，社会中的主流力量如何透过权力authority（学术、政治、经济、文化）来界定『自然』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保育』。对保育界而言，自然应该是『荒野』，所以，最好让他维持无人干扰的状态，将『人』这个地球生界中最恐怖的怪兽从自然环境中抽离，就是保护与维持荒野最好的策略。国家公园、保护区就是这个意识型态下的产物。然而，对原住民而言，『自然』才是他们的家，他们靠着自然生活，在自然中传递文化、繁延生命，唯一他们不去碰触的『荒野』，只有那些祖灵栖息的圣界仙境。保育界的荒野意识，可以回溯至后启蒙时代（Post-Enlightenment）笛卡尔（Cartesian）的心灵/物质、人类/自然二元论（dualism），他们意图将人与自然隔离，在空间上完全区隔人与其它生物，矛盾的有时将人的地位抬高为『万物之灵』，认为人类可以透过科学和技术有效地管理环境，增进人类的利益，有时却又将人类贬之为『巨灵怪兽』，是自然最大的破坏者，必须从自然中铲除，一褒一贬之间，人与自然形成对立：『有人就没有自然、有自然就不该有人！』，这种思维逻辑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过程，就可略知一二。这个法案，让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保育帝国主义如何经由它在国内的代言人打压本土文化，将西方主流保育价值全盘移植的过程。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主宰立法过程的汉人政客，以及受西方科学训练出来的学界精英，如何粗暴的剥夺原住民的生存权，将保育无限上纲为绝对真理，要求原住民自动放弃早已融入他们的社会、文化和仪式中的狩猎传统。这样粗糙的立法过程和保育论述，事实上违背了原住民的文化和习俗，导致他们的质疑和反抗，因此保育的美意不但无法有效执行，甚且引发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这样的冲突让我们意识到，西方保育的主流价值，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假设过度简化了狩猎活动在族群文化中的社会性意义和仪式性功能，不但会带来族群间在保育议题上的对立和冲突，甚至反而阻碍了保育在地方的落实和实践。 3

猎人文化逐渐凋零 三、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和主张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关怀的领域。人类学者利瓦伊史陀（Levi-Strauss）认为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是具科学意义的分类系统，可以作为西方科学之外另一个了解世界的方式（Levi-Strauss 1969）; 葛尔兹（Geertz）则认为它是当地住民一种了解周围环境的常识（Geertz 1983）; 伊凡普里查（Evans-Pritchard）则认为原住民知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思考和实践的模式（Evans-Pritchard 1963），和西方科学有着同样的价值。其它学者如Berlin, Castetter 和 Nazarea 也以为民族生态学和民俗分类系统是当地的族群对于动物、植物和复杂的自然现象长时间的观察、使用而累积的知识， (Berlin 1992; Castetter 1944; Gragson 1999; Nazarea 1999) 因此可以提供现代人类学习如何与环境互动、与自然相处。 总之，上述学者都认知传统知识是人类对于周围环境和生态过程的认知方式，是他们了解各类物种、环境现象的运用法则，这些法则可以透过狩猎、渔猎、采集等等生产活动而得之。进一步来说，上述这些生产活动导致的文化模式，是原住民关于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和自然互动而建立的信仰（Berkes 1999）。近来，不少学者将视野跨越纯文化的研究领域，试图探讨权力、知识、政治、文化与自然保育间的关连。他们研究发现，保育政策，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的且孤立于宽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之外的事物，事实上，它是那些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团体之间经过协商、对抗和纠缠的结果（Bryant 1997; Gadgil and Guha 1993; Hecht and Cockburn 1989; Merchant 1994; Peet and Watts 1996; Escobar 1996）。所以，就这一点而言，狩猎文化必然是政治的，无法超越权力的逻辑成为单纯的文化课题。因此，狩猎文化的 4

讨论必然不能跳脱权力的范畴，也不该被简单地从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域中排除出去。这样的认知，使得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在20世纪末成为热门的研究。愈来愈多的人类学者和地理学者强调文化与空间的动态和冲突的重要性，因而认为有必要去检视不同的地理环境在资源利用、经营和表述（representation）时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政治意涵（K p16）。

在自然保育的典范论述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自然保育主张，常常归咎第三世界环境恶化的因素为贫穷、不发展和人口过剩，因此认为，可以透过现代化、都市化、人口节育、经济成长以及生态保育的策略，来改善全球日趋危急的环境而达到永续发展的远景。此外也认为，落后地区的原始农作、狩猎和采集是造成资源消失的根本因素，所以，主张以西方科学为本，以进步的思维和技术，严格地限制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才能确保永续资源。同时，为了消除贫穷以及它对环境造成的致命影响，必须藉由全球的自由贸易，以产生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投资所需的经济成长与财富积累。因此主张实施由上而下的环境管理，由一个西方科学与自由贸易所形成的结构网络，对全球公有资源CPRs（common property resources）的变动方向，进行控制（Pena 2001）。全球治理最显著的成就就是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的纷纷设立，他们认为保护区是栖地保育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好且是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种论述，往往忽略了殖民主义的兴起与扩张，市场经济与国家力量的介入，是造成地方传统的保育机制沦丧和瓦解的主因，甚至是导致全球物种消失、生态灭绝的元凶。事实上，国家公园的设计并没有达到保育自然的目标，以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因为缺乏生态制衡概念，因此意图借着扑杀野狼、山狗来保护麋鹿，后来因为缺乏天敌，麋鹿族群数量突然暴增，最后因为粮草耗尽，必须杀死部分麋鹿以避免牠门大量饿死（刘子铭 2001）。由于缺乏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了解，管理者的美意最后却变成了野生动物的浩劫，事实上，黄石国家公园设立迄今已丧失了三十五种哺乳类动物。

保育帝国主义由上而下的意识型态主张，欠缺了社会永续发展的正义与公平性。这个意识型态的基调认为第三世界的贫穷和落后是导致资源恶化的主因，因此有必要尽快地将全球的自然资源自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同时藉由科学的管理以及无国界障碍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将这些具地方特色的生物与文化资源转变成全人类的共同资产（common property）。这样的概念，为北国（先进国家）取得南国（开发中或低度开发国家）的资源提供了『永续』的保证。这个企图，自八０年代逐渐提升了先进国家对贸易相关智慧财产权（Trade-Related Aspe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兴趣，借着跨国合作赋予生物资源探勘（bio-prospecting）合法性的基础，导致了数以千计的生物窃取（bio-piracy）以及资源剥夺的案例，但也同时促成了90年代波澜壮阔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的崛起（Pena 2001）。

新社会运动最大的特色，不在政治权力的取得而在反抗权力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型态（Evers 1985）。如上所述，当代的自然和荒野伦理，一大部分来自于都市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