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身份的自我认同之殇
自我认同的危机
自我认同的危机作者：孔令慧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14期摘要：在高度现代化的时代，“自我认同”的缺失成为了现代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影片《深夜前的五分钟》讲述了现代化社会中，两个孪生姐妹陷入自我认同偏差的纠葛故事。
用社会学中的自我认同理论对该影片进行分析，通过剖析女主人公的自我认同从缺失到偏差。
关键词：深夜前的五分钟；自我认同；社会学[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1电影《深夜前的五分钟》讲述了若蓝、如玫这对孪生姐妹在旅行中遭遇海难，只有一人幸存下来，回来的人自称是如玫，但因为拥有两个人的记忆，又受到周围人的怀疑，如玫陷入自我认同偏差，由此展开了如玫、阿良、天伦三个人之间的纠葛。
自我认同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将自身内在的感觉、自我意识以及外部评价等加以综合，从而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它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
运过社会学中的自我认同理论分析影《深夜前的五分钟》的女主角如玫的自我认同发展，解读其心理变化。
一.自我认同的缺失：身份互换若蓝和如玫是双胞胎姐妹，有一样的外貌，经常让父母搞不清楚她们是谁，也让她们自己搞不清自己是谁，两人的“自我感”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
“从生到死我们都在与他人进行互动，这制约着我们的个性、我们所持的价值观和所采取的行动。
”对如玫来说，这个互动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姐姐——若蓝。
若蓝所选择的人生，经常被如玫抢走。
在这层互动关系里，如玫的自我认同是缺失的。
如玫总是在模仿姐姐若蓝的一切，而这一切都不是如玫的“自我”。
而若蓝尽管自我意识强烈，却因为如玫的抢夺而被迫放弃被如玫模仿的那一部分人生，刻意营造不同。
夜晚的桥边，若蓝向阿良吐露了心声：“我想过很多次，我希望如玫能消失，我讨厌自己这样。
是不是我消失了就好了？”这段对话反映出深陷挫败的若蓝的“阴影”。
“阴影”是荣格提出的一个概念，“经常表现为一种冲动性的、不由自主的行为，是一种无意识的人格。
从马加爵事件看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1
从马加爵事件看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1从马加爵事件看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摘要：马加爵事件注定成为21世纪初中国大学一个值得研讨的个案。
马加爵并非是天生的“杀人魔王”，他曾是“好学生”、“好孩子”。
如此悬殊的身份悖论促使我们反省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身份认同危机问题。
本文借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理论对“马加爵现象”进行解释，旨在唤起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关注。
关键词：马加爵事件；大学生；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危机Ponder over the Undergraduates` Crisis of Identity from MA Jiajue`s AffairZHANG Jianxin; DONG Yunchuan(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Abstract：MA Jiajue`s affair is doomed to be a case worth discussing and researching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t the begin 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MA Jiajue is not a born manslaughter fiend; he was a “good student” and a “good boy”. Such conflicting and paradoxical identity made us ponder over the undergraduates? crisis of identity nowadays. On applying Erikson`s theory of the crisis of identity, this thesis interprets MA Jiajue`s affair, focusing on awakening the education filed and the whole 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ndergraduates? crisis of identity.Key Words: MA Jiajue`s Affair; undergraduates; identity; identity crisis为什么在临近毕业之际残忍杀害4年来朝夕相处的同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何以如此心毒手辣？马加爵残害四名同窗究竟是谁的过错？马加爵事件是个悲剧，可这幕悲剧的成因在哪里呢？留在人们心里的是一串串的感叹号和疑问号。
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
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当代文学作为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经常涉及和探讨着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受常常受到挑战和变化。
本文将通过分析当代文学作品中关于身份认同的描写和探讨，探讨身份认同问题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和意义。
一、个体身份认同的困惑与迷失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迷失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着主人公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时，对自己身份的追问和困惑。
例如，作家A的小说《迷失的时代》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感到身份迷失和焦虑的故事。
这种个体身份认同的迷失，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多种身份和角色的选择和变化，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和不安。
二、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与融合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当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描写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身份认同冲突和融合。
比如，作家B的长篇小说《异乡人》描述了一个外来者在异国他乡中面对文化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他如何逐渐融入当地文化的故事。
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冲突与融合，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也反映出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可变性。
三、性别身份认同的突破与重新定义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普遍关注着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
长期以来，社会对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的刻板印象和限制，使得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性别身份与真实自我的不符。
在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们以女性的视角来探讨性别身份的刻画和挑战，为女性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例如，作家C的诗集《我是女人》通过女性视角的表达，传递了对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和重新定义的信息。
这种性别身份认同的突破与重新定义，促进了性别平等的进步，在当代文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种族身份认同的探索与共存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种族身份认同的问题也备受关注。
当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描绘着种族身份认同的探索与共存。
作家D的小说《我的归属》讲述了一个少数族裔的成长故事，主人公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经历了对自己种族身份的认同和接受。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置疑，对人类自我的认知感到迷惘，人类来到了身份危机时代。
在价值虚无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感到自我的迷失、自我认知的困惑，他们对身份的敏感与探寻，使之时常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从身份认同这一理论出发，结合村上春树小说来具体分析作品中主人公们对自我的认同过程，从而揭示在个人无意义感成为根本心理问题的现代社会中，缺乏最高价值的人们承受着怎样的自我精神危机感和存在的虚无感，他们又是怎样进行自我建构和认知的。
一、自我身份的迷失加拿大哲学家泰勒说:“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
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
”也就是说，知道你是谁，才能在道德空间中找到方向。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们力图实现对自我身份的确证，他们希望建构一个框架，将自我融入这种框架之中，找到立场，从而在其中找到前进的意义，然而，在对“我”的身份的追寻中，他们并没有找到自我，反而走向了无意义的深渊。
(一)理想与现实的断裂人的肉体和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生命通过精神的提升可以得到升华，人由此获得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同一性或认同具有形而上的向度。
正是借助这种超越的本性，人不断朝理想的、可能性的生活奋进，力图追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自我认同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总体性自我的理解和把握中，亦即体现为意义感的追寻过程之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已不再是唯一的奋斗目标，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生存的意义和本质。
《挪威的森林》中的主人公们在对这冷漠社会的观照中，找不到自己生存的价值。
他们讨厌井井有条、按部就班的生活，可是身边到处都是“学生服”与“敢死队”那样的迂腐之人，不懂变通。
女性成长自我认同尴尬
女性成长与自我认同尴尬摘要：都市女性在城市中的生活无生存之忧，但在情感、欲望、社交、话语权等多重压力之下，仍然面临成长与自我认同的尴尬处境：有“自我言说”的需求，但无言说之空间；想要谋求自我价值，却仍不得不以社会、男权等标准得以实现自我认同。
本文将以近年来都市题材影视作品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为分析对象，探讨都市女性在生活中的内心焦虑与困境。
关键词：女性都市成长自我认同影视在近几年的电视荧屏或电影屏幕上，除了热播的宫廷剧、谍战剧、历史题材影视剧等主要题材之外，一些都市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也因其贴近生活的选题视角，成为广大观众的观影选择。
而在这些影视剧作品中，女性形象尤其受到关注，在“婆婆”、“媳妇”霸占荧幕、荧屏之后，一系列都市女性成为观众新宠。
这些女性人物受到观众热议的原因，不仅仅是因其时尚靓丽的外形，更是由于她们的故事反映了都市女性在感情、生活、社交上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惑。
她们或是时代的弄潮儿，或是时代的牺牲品，她们想要谋求独立，却终于无奈向社会投降；无论哪种，都映射出如今都市女性在成长以及不断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一、子宫：救赎？在热播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作为女主角之一，杨紫曦的人物设置被定义在“拜金女”上，其相貌姣好却又家庭贫困，故抛弃平庸的男友而钓“金龟婿”。
电视剧播出后，杨紫曦这一角色受到最多非议，有人称其代表了目前广大年轻女性的心声，有人怒斥其的贪慕虚荣。
电视剧为这一人物设置了一个“幡然醒悟”的结局。
而她的由堕落到醒悟，内在的关键点是在其失去生育能力之后。
“子宫”这一意象，被赋予了“救赎”的含义。
从前几年的热播剧《蜗居》里的海藻再到《北京爱情故事》里的杨紫曦，失去生育能力成为“坏女人”转变、寻求救赎的方式，似乎只有当她们得到这一惩罚——女性丧失了其特有的性别符号，才能得到众人（即观众）的谅解。
也好像只有她们失去了生育能力，其之前的一切“罪过”都可以被洗刷。
子宫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是女性履行其“母职”的工具。
自我身份认同缺失的无知与迷惘----解读魏微的小说《化妆》
第32卷第3期2015年9月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Aba Teachers CollegeVol.32，No.3Sep.2015自我身份认同缺失的无知与迷惘----解读魏微的小说《化妆》张晓英$阿坝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汶川623002)摘要:魏微的中篇小说《化妆》，展示了女主人公许嘉丽由于自我身份的缺失及认同的危机，迷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自律与道义担当，在现代都市物欲与情感生活中的迷惘、痛苦与挣扎。
嘉丽内心多疑、庸俗与变化无常的情绪，使 她真正体味了“伸手不见五指”的人生黑夜。
关键词！《化妆》；自我身份认同；认同危机;修身中图分类号!1207.4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4142(2015)03 -0069 -04魏微的小说《化妆》最初发表于2003年《花城》的第五期，曾获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大奖。
小说讲述了一个世俗的爱情故事:法院的女实习生许嘉丽爱上了同科室的科长，并且和他有了短暂的婚外恋情，委琐的男人在分手前塞给她让她倍感屈辱的三百块钱。
十年之后，嘉丽在另一个城市终成一个有钱的单身女律师，在昔日情人再度相约的时候，把自己化装成贫困粗俗的女人，带着一个穷人的痛苦、委屈与怨忿去赴这十年之约。
她喋喋不休地地向旧情人诉说自己十年的贫穷家史，最后的结局是这个男子竟把她当作一个靠卖淫为生的女人，唾她而去。
一、自我身份认同的含义身份认同$Id e n tity)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现代性论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多学科领域。
正如加拿大著名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 a y lo r)所指出的：“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 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认同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
”[1]45—般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者集体界定自身处于某一特定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标志。
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与构建——《红字》中的创伤叙事研究
自我身份认同的丧失与构建摘要：从创伤理论视角解读霍桑的《红字》，可以发现海丝特、丁梅斯代尔和奇灵渥斯三位主人公都是创伤体验的受害者，三者受到“通奸事件”的影响，遭受了不同层面的心理创伤，并且在创伤中逐渐失去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面对这一情况，最终唯有海丝特实现了自我身份的重新构建，不仅实现了自我救赎，更是在救赎中获得了成长。
归根结底，造成三位主人公创伤的根源还是17世纪保守的清教思想尤其是婚姻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
霍桑通过精准捕获小说人物的心理，加上略为夸张的情绪表达描述，营造出的创伤氛围以及重点书写的海丝特救赎之路，激发人们的思考，倡导人们以善行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教导人们要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
关键词：纳撒尼尔·霍桑;《红字》;创伤;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4）03-0067-03（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辽宁大连116300）《红字》中，霍桑对人物刻画就像是一位医生在剖析海丝特·白兰、亚瑟·丁梅斯代尔和罗杰·奇灵渥斯三位主人公的情绪，发掘他们各自内心创伤，展现了三人面对创伤不同的应对，激发人们的思考，倡导人们以善行洗刷罪恶，净化心灵。
本文拟从创伤理论视角研究《红字》中的创伤叙事，探讨创伤救赎之道。
一、创伤性体验：丧失自我确定感（一）丑行揭示的屈辱创伤。
对海丝特·白兰而言，因通奸而遭受的示众惩罚，让她需要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屈辱，忍受着人性所能承担的一切。
此外，在她的胸前佩带着一个鲜红的A 字，宣示着她是一位罪人，一位不知廉耻的女人，让她由高贵的贵妇沦落至“荡妇”，耀眼的红字是那么明显，致使白兰在任何时候都将遭受别人的非议和鄙视的目光，让她在生活中无所遁形。
耀眼的红字使白兰与其他人之间划上了明显的分割线，她成了一位“社会弃儿”，只能是为了照顾孩子，顶着别人的鄙夷，尽可能在较小的活动范围谋生存，此外还要承受外界的欺辱，却不能反抗，担心在反抗中被别人再一次揭开她的“通奸”罪行，让她又要承受一次不堪忍受的凌辱，因此她选择以“禁闭畏缩”自我麻木，尽可能将生活的重心投射至女儿身上，从而减轻对自身的轻视。
写作中的社会阶层与身份认同问题
写作中的社会阶层与身份认同问题在写作过程中，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无论是小说、散文、论文还是其他文学作品，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往往是深入剖析人性、展现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本文将讨论写作中社会阶层与身份认同问题，并探讨其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一、社会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影响社会阶层是指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层次的分类。
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常常取决于其经济地位、教育背景、职业选择等因素。
社会阶层对个体的身份认同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
一个社会阶层较高的人通常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权力，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我价值。
相反，一个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可能会面临各种社会限制和不公平待遇，从而对自我价值感到困惑和挫折。
其次，社会阶层还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群往往有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和文化积淀。
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
比如，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可能更加注重物质享受和个人成就，而相对贫困的人则更关注基本生存和社会公平。
最后，社会阶层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社交圈子和交往方式。
社会上的富人和贫困者往往生活在不同的社区和环境中，他们的社交圈子和人际关系也有很大的差异。
人们通过身份认同与同阶层的人交往，形成紧密的群体认同感。
这种社交圈子的差异对于个体的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身份认同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于自身所属分类的接受和认同。
在文学作品中，身份认同是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一环。
首先，身份认同可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心理变化。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动。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可以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
通过展现人物对于身份认同的追求、挣扎以及最终的结局，作家可以深入探讨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问题。
其次，身份认同可以呈现出社会阶层的不公平和冲突。
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之间往往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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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身份的自我认同之殇
作者：王海燕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3年第10期
在铺天盖地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潮流中，如何才能在“农民工进城”这一固定的叙述模式中发现新的角度，将城乡冲突中农民工复杂的精神世界坦露在读者面前，是每一位关注底层的优秀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镇长的弟弟》没有从惯常的由乡村到城市的正面路径出发，而是独辟蹊径地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三位社会地位、身份较高的农民工自城市到偏僻的乡村给“镇长的弟弟”冯知三拜年的逆行之旅，通过一波三折的情节迂回，打开了一位身份卑微的农民工在重信守义的乡村文化与利益至上的城市文化之间痛苦挣扎的精神面相，其虚拟的更高社会身份折射出的是“农民工”这种畸形的社会身份结构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底层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尊严感的渴望。
在女性叙述者细腻温情的讲述中，主人公在应对城乡两重文化时呈现出的人格分裂、为了在朋友面前保持虚假的身份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最后不惜舍命以证清白的极端举动，无不具有一种锥心泣血的生命疼痛感，小说也因此具备了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晓苏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镇长的弟弟》也不例外。
这是一篇“在路上”的小说，广东东莞-湖北襄阳-康山县-老垭镇-油菜坡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的漫长旅程并非如现实生活中驾车行驶一样匀速延伸，而是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按照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组合而成。
东莞作为城市远景既是“我们”三个人与冯知三成为朋友的所在地，也为冯知三提供了由“又黑又瘦、缩头缩脑”的山里人蜕变为“昂首挺胸，说起了广东普通话”的半城里人的契机。
不过，“我们”三个人都知道冯知三的进步契机与他那遥不可及的家乡有着密切的关联，老家的春茶既满足了车间主任老包嗜茶的口腹之欲，冯知三的“镇长哥哥”虽在千里之外，其威力却如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的佛光一样，不仅促成了“我们”与他的友谊，随着工作岗位的升迁与薪酬的增加，更多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了。
在乡村，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与家庭、邻里、生活群体、同乡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人们不得不通过与陌生人的异质性交往来获得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
纯粹的“农民工”身份因其与所有社会优势资源的绝缘难以在冯知三立足的城市与工厂里实现他的个人身份认同，即使是在厂里的打工者群体中，他也遭到了歧视，因为那些先到者已经多多少少熟悉并融入到了城市之中。
而“镇长的弟弟”这一具有某种护身符功能的虚拟身份以其与基层权力的亲密关系能给人们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譬如老包就想到拜年之际还可以顺便找镇长谈一笔业务。
只有凭借这一身份，冯知三才能从城乡文化结构的紧张与自我认同的困惑中走出来，说谎因此成为他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机制，来自天南地北并无知根知底可能性的交际圈子是这种防御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当得知三位朋友已经行至康山县至老垭镇的咫尺距离时，紧张不已的冯知三想到的是不计代价地求人维护他在城里为自己设计的身份。
在求人无望、诺言无法兑现、谎言即将揭穿之际，他既羞耻于自己的说谎，又细心周到地为三位朋友安排好了食宿，并奉上了老家最珍贵的芽茶，最终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己“说谎”的不义之举。
他哥哥“菩萨”的一声声嚎哭既令人悲伤也启人深思：在这个社会资源配置极端不公的社会里，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究竟该以何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他们的平等身份与尊严感？
小说选择的是第一人称女性叙述者、湖南妹子唐糖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且“我”与冯知三还有另一份比朋友深、比恋人浅的情感在其中，“冯知三对我不错，很爱我。
我也有点儿喜欢他。
”但“我”并没有明确答应他的表白，“我还年轻，不想把终身大事定得太早。
”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这种特定的距离使小说既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又具备了在关节之处向前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譬如开头即是“我”提议去湖北给冯知三拜年，而且在年轻女性那一点浪漫情调的支配之下决定先斩后奏，从而为小说留下了必不可少的悬念；在老垭镇真相大白之后也是“我”出于女性的悲悯情怀觉得“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是应该去油菜坡看看冯知三”，由此才衍生出第五部分这最厚重的展现冯知三重信守义内在品质的一章。
与底层叙述中常常伴随的严厉指责与愤怒抨击不同，女性的温情与体贴使小说对于每一个人皆能持一种“理解之同情”。
冯知三的悲剧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制度的不公与阶层的分化所酿成的主人公的心理悲剧和生命悲剧，“我们”作为同一阶层中的见证人，讲述即是拯救。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