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个人命运不幸的必然性

安娜个人命运不幸的必然性《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

安娜的命运是不幸的，其不幸有着必然性。

通过对安娜命运不幸根源的探究，看到现实社会对于人个体的心理导向和观念变化的影响与压迫，从而进一步在现代社会视角的基础上来研究和对比人们对于“幸福”与“不幸”的理解。

另外对安娜个人不幸命运的研究可以引起我们对现代社会中家庭、婚姻、幸福等问题的深思。

标签：安娜；不幸命运；托尔斯泰观念《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俄国近代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刚刚问世，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

的确如此，安娜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她的形象也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她的美丽外表和纯洁的内心深深地吸引并打动着我们。

但安娜的命运是不幸的，其不幸有着必然性。

一、造成安娜不幸的社会大背景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9世纪70年代，这是俄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

俄国封建地主贵族农奴制度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大变动时期，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经过上升时期向着更高阶段发展，改革农奴制成了俄国不可抵挡的必然趋势，这必然引起作家托尔斯泰的注意。

当时他的世界观正处于从贵族地主立场向宗法制农民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充满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托尔斯泰对于社会、家庭、道德、哲学和宗教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这种思索的结论必然要寻求恰当的表达方式，而安娜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俄国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上发生剧变的时代，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贵族庄园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结果，剧烈地改变着人们的阶级关系，那些名门望族不得不向出身低贱的商人低价拍卖田产，商人、银行家、企业主发展的势力咄咄逼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显赫，俨然成为“新生活的主人”。

资本主义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历史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而且也表现在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方面，正如吉蒂的母亲发现，“近来世风日变，母亲的责任更难了”。

她所看到的是年轻一代要摆脱压抑、窒息人性的陈规旧俗、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

少女们组织社团、聆听演讲、和男人们随意交谈、在街上独立驱车奔驰、遇到客人不再行屈膝礼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们都坚定地相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并不关她们父母的事。

连守旧的老一代都说：“哎哟，现在是抛弃一切旧习惯的时候了。

结婚的是青年人，并不是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应当让青年人照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去做吧。

”不难看出，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陈旧落后的封建习俗已成为人们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羁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作者在最初构思时，它的主题局限于道德范围，意在谴责女主人公违反道德规范。

但生活启示了托尔斯泰，使他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从而生动地刻画出了生活在这样社会状况下的贵妇们—安娜、多莉、李迪雅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暗示了女主人公安娜命运悲剧的社会动因，把小说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罪恶的社会。

二、安娜性格对其命运的影响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形象，以她那不肯屈服的倔强性格和真诚淳朴的内心世界，俏立在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之中，激荡着千百万读者善良的情感和感染着他们纯洁的心灵，但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致使他所塑造的安娜的艺术形象异常复杂。

(一)安娜性格的正面影响安娜美丽、善良、气质高贵、风韵典雅、举止大方，不论在哪里出现都会让人为之倾倒，为之震撼。

几乎所有与安娜有过交往的男男女女都喜爱安娜。

安娜诚实、勇敢、正直，有着崇高的人格尊严。

在安娜心目中，妇女不是男性生活的华丽的点缀品，她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她不像多莉那样委曲求全，也不愿效法贝特西之流形同娼妓，更不能接受卡列宁的虚伪和麻木，而去维持外表体面的婚姻。

她把自己与渥伦斯基的结合视为崇高的爱情而不是情欲的放纵，因而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是她的权利，也是她的人格尊严的体现，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反抗丈夫的阻挠，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力，公开与渥伦斯基生活在一起。

（二）安娜性格的局限性安娜的美德是可歌可赞的，但是面对爱情，安娜性格本身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她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

极力想能够借爱情来摆脱上流社会密布的蛛网，可以得到真正自由幸福的人生。

正如安娜所言：“爱情，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

这意义就是她将爱情与美好生活联系了起来，认为爱情就是生活，追求爱情就是对美好生活的探索。

当她失去渥伦斯基的爱时，她寝食难安，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她对社会的总结是：“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整个上流社会来自法律、宗教、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对她的沉重压力使她难以承受，她开始变得猜疑，脾气暴躁，性情不定，最后甚至到了想用自己外在的美丽来唤醒渥伦斯基的爱的地步。

爱情走到这一步是何等的悲哀！安娜的不幸一方面表现在她悲惨的命运——爱情的逝去，死亡的结局，另一方面则是她内心所经受的折磨。

自从她邂逅渥伦斯基，她就一直活在自身的矛盾之中。

贵族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着她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所以她不可能完全摆脱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她的思想感情同封建意识有着纠缠不断的联系。

对待爱情，她觉得自己光明磊落，并为自己的做法而感到骄傲，但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行为越轨，自嘲地责骂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坏女人”。

羞愧之情往往迫使她低下那颗不屈的头颅，惶恐之心常常使她垂下动人的眼睛，甚至感到罪孽深重，除了俯首求饶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对待上流社会，她蔑视它，公然地向它挑战，在她临死之前，对这个黑暗的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与欺骗的兽性关系，作了有力的谴责与深刻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她又想依赖这个社会，想方设法争取得到它的承认，并且为自己不能获得合法的地位而焦急惶恐、痛苦万分。

在她灵魂深处，这两方面的矛盾至死折磨着她。

三、从安娜身上所折射出的列夫·托尔斯泰观念列夫·托尔斯泰被屠格涅夫称为“思想的艺术家”。

综观他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每一时期的创作都留下了作家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思考。

《安娜·卡列尼娜》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可见作家就是想突出人物形象的意义，进一步来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安娜是作家精心塑造的艺术杰作，作者对其既有同情又有批判，安娜的形象本身凝聚着当时作家复杂尖锐的思想矛盾。

作家以欣赏和赞美的笔调描绘了安娜外在的美丽和高贵，并深入发掘潜藏于安娜心灵深处的美。

她聪慧，内心世界丰富，感情真挚而高尚，因此不能如其他上流社会女性一样活在欺骗和虚伪的罪恶当中，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使她抛夫弃子，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成了处处受人排挤的“荡妇”。

最后当她发现自己唯一的希望——“美好的爱情”烟消云散的时候，她陷入了绝境，最后怀着对现实世界的诅咒和清醒的认识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根据作品卷首题词和作家为安娜安排的悲惨结局得出结论：托尔斯泰惩罚了安娜，这样的结论不免有些过于表面化。

其实，伟大的艺术家表露在作品中的思想倾向是深刻而复杂的。

作家热情地讴歌了安娜无视上层社会种种束缚，为了获得真正意义的爱情和幸福生活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反抗，赞美了安娜丰富而高尚的内心世界，对安娜的死抱有太多的同情和怜悯，因为在作家看来，追求爱情、向往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这是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是人的天性，是不容扼杀和毁灭的，作家也以讽刺的笔调表达了对那些上流社会扼杀人性的无耻行径的痛恨，对他们纵欲无度，男盗女娼、虚伪冷酷、鱼肉百姓的丑陋面目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同时我们通过作品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思想也是十分矛盾的。

作家不满甚至痛恨于贵族阶级的堕落、衰败，可是他并不想取消私有制，也不想以武力推翻政权，而是想以宗教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以暴力抗恶”。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在赞扬安娜的同时，又谴责了安娜的离家出走。

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是宗法制社会的基础，作为妻子和母亲，应尽到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安娜的出走给家庭带来了不幸，这是不道德的，是有罪的。

必须要受到上帝的惩罚的。

作家本人也曾说过“人要是做了坏事，那就会自食其果，这种惩罚并不来自于人们，而是来自上帝，正像安娜·卡列尼娜经历的那样”。

安娜的悲惨结局是对腐朽的上层社会的一种宣战，同时也是犯了罪以后应受到的无情的惩罚。

卡列宁在规劝妻子时那一段经典话语也就是作家意见的独白“我同你生活在一起，那不是由什么人结合的，而是由上帝结合的。

破坏这种结合就是犯罪，犯这类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你的感情关系到你的良心，而指出你的应负的责任，那可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应负的责任”。

而且安娜精神上的不安和那个使她惊悸不宁的噩梦，似乎也是一种来自冥冥之中的惩罚。

真诚的安娜容不下半点虚伪，虚伪的社会又怎能容下这份勇敢的真诚呢？安娜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她崇尚自由，追求美好，无视于虚伪罪恶的社会，认为自己的所为是勇敢而值得骄傲的，但由于她从小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宗教思想，又使其内心深处常常认为自己是“罪恶的坏女人”，是一个“荡妇”，是应该受到责罚的，所以既为自己欣喜，又为自身惭愧，这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给她的心灵带来了无尽的折磨，而面对无法摆脱的心灵折磨，死亡也便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安娜个人命运的不幸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1]朱丽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形象浅析[J].外国文学，2008(3).[2]赵彦丽.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J].外国文学，2009(8).[3]舒风.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4]李晓辉.安娜悲剧性格的社会动因[J].长治学院学报，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