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

福科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

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

福科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

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

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

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

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

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

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

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并禀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

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它们中有可能引申出一种关系的网络体系。

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科提出了"知识型"问题，即知识和话语的形态，强调要写出一部知识型的历史，以此弄清在话语领域的一系列转型，即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角度、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机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成为福科研究的重要维度。

对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进行分析不应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角度出发。

在福科看来，对一种压抑的知识的分析，可以从"谱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和阐释。

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体系的特权地位，才可以建立这种话语的谱系学。

"谱系"这个词表征为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现代人能够在当代建立有关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并策略性地利用这一权力话语。

一般地说，谱系学的真实任务是要关心局部的、非连续性的、非合法性的知识，以此对抗整体的、同一性的理论。

整体性理论以真正知识的名义和独断的态度对知识进行筛选、分级和权力运作，而谱系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注重知识话语的逆反性。

当然，这种颠覆性谱系学并不剥离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概念，而是疏离那种中心化、同一化的权力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权力后果与现代社会中科学秩序话语和权力功能密切相关。

谱系学反对的是被看作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谱系学具有一种把历史知识从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倾向，是使历史知识能够对抗抽象理论的、同一的、科学的话语的新力量。

它建立在局部知识的反抗之上，是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

这种无秩序和片断性的谱系学，旨在通过建立在对局部话语的描述基础之上的权力策略，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

可见，谱系学总是尽力避免理论性的抽象总体把握，而力求进行局部的、软权力的话语分析。

因而，福科总是不断地追问：权力的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权力的不同策略是什么?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中推导出来吗?事实上，权力总是具体的权力，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

权力不仅与政治相关，也与经济相关。

而福科的问题在于，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吗?它注定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相吻合的关系吗?是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或转让的吗?福科坚持，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

或许可以说，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

这样，福科就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权力如何运作"的分析上，并进而给自己设定了一整套方法：首先，权力分析并不将处于中心位置的合法形式的权力作为关注的中心，相反，却注重权力的极端状态，权力的最终归宿，权力的维系管道，也就是说，关注权力的局部形式与微型机构，在权力的极端状况下揭示权力的非合法形态。

其次，权力分析不仅关心权力的自觉意向和决策层面，关注如谁拥有权力，权力者的目标是谁之类的问题，而且要在权力完全投入到真实有效的实践区域去研究权力运作，即研究权力的外在形象，以及权力与其对象目的和应用领域的直接关系。

或者说，不去看统治权占有权力的那种显现层面，而是去发现统治是怎样通过多重权力机构、势力、欲望、思想，逐渐具体地构成的隐在层面。

再次，权力并不仅仅表征为是某个人对他人、或某一阶级对他人的权力支配现象，也并不仅仅表征为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权力差异。

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通过网状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处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

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

最后，从权力由中心向基层的渗透程度，考察它怎样在社会最微小的元素层面对自己进行再生产，分析权力的不断升级，以及权力怎样从无限小的基质开始。

这些权力基质怎样被不断一般化的基质和不断普遍化的支配投入殖民化，被利用、转移、扩展等状况。

进一步说，权力的主要机制确实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生产，但从根本上说，它既超越意识形态，又逃逸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理性生产，为的是形成登记的控制术、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控制的权力机器。

这就意味着，当权力通过这些微妙的机制得以实施之时，就在进行发现、组织和传播知识权力的工作。

人文科学话语处在两种权力话语类型之间，一方面是支持统治权的权力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实施强制性的、反统治性的权力倾向。

也就是说，人文科学话语有可能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又是一种自由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反拨和对强权的消解。

在这种统治与反统治、规范与反规范、制约与反制约之间，人文科学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人文科学从知识效力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同时，也为现代化中人的行为话语、欲望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福科的"权力分析法"，并非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属性、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向支配民众和具体权力的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在局部系统运作的"权力机器"。

这种避开统治权和国家机器领域，而将权力分析建立在支配技术的微型权力的分析上，正是福科谱系学和话语分析的关键处。

这一点无疑也为当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通过边缘话语的分析，去揭露宗主国文化政治霸权的技术化实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话语理论与文化批评权力分析方法还进一步深入到关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学写作和批评实践中。

福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不同既往的看法。

他很难认同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的所谓"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知识分子无论是思考、写作，还是言谈、分析时事，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

在福科看来，这种知识分子自身值得清理的问题很多，因为在一种真理话语的膨胀中，在一种虚构的思想理念中，在一种看似辉煌的理想城堡中，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思想的牢狱里。

福科强调，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或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

与萨特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介入型"的知识分子不同，福科注重的是"话语分析型"的知识分子，即一种对自我塑形的努力，一种内在的改造，一种缓慢而艰巨的理念变化过程。

同时在知识和权力的话语分析中，使自己通过专业领域的分析，对设定的不言自明的所谓真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和思维形态，消解熟悉和被认可的"事物的秩序"，重新审查现行制度和规则，并参与到政治意向性的形成之中。

这样，知识分子就不再是声称掌握了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

如果一个权力体系声称它掌握了真理，那是最危险的，而知识分子在这种权力话语前，只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沉默的对峙，从而在沉默中通过自己对权力话语的剖析使那种权力及其权力网络归于失效。

这样，福科就接触到了"真理与权力"这一重要的话题。

在他看来，真理也处于权力网络中，因而不应该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追寻，而应追问在现代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我们是如何把自身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权力与真理的问题、权力与政治的问题、权力与个人行为的问题，构成了权力的三个领域，使得权力只能在相互联系中被理解，而不能彼此割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