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阳学派”是中医理论在近代的创新与发展

“扶阳学派”是中医理论在近代的创新与发展 任何一种事物的生长都是从其内部进行的，即使需要不断地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营养，也要有选择性地将其转化成能够融于自身的养分，使其能够完全融于自己的肌体。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固然不会例外，其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在中医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种创新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拓展，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完善，而不是一种对传统的肆意否定和替代性的抛弃。就在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多数中医学界人士怀着一种文化自卑的心理走向西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用西方文化中的医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去改造中医和创新中医的工作上时，真正的中医理论框架内的创新并没有停止，一个现代性的中医学派正在走向壮大，它就是发源于四川地区由清末名医郑钦安开创的扶阳学派。 扶阳学派在由郑钦安开创的重阳理论的基础上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今天已经具备了一个学派的典型特征：在学派理论上，已经形成了重阳的病因病机分析、扶阳的辨证论治以及善用温补肾阳药物的个性化理论特征；在学派传承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卢铸之、吴佩衡、祝味菊、唐步琪、卢崇汉和李可等众多名医组成的学派组织。下面我就以这个最新的中医学派作为中医在近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成功的理论创新案例，来阐明中医理论创新的特征和规律，继而为中医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一、扶阳学派的个性化理论特征 扶阳学派，一般称为“火神派”， 其创始人为郑寿全。郑寿全（1824-1911），字钦安，四川邛崃人，有医著《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传于世。他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以重视阳气、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热药著称，人誉“郑火神”，“姜附先生”，誉满川蜀。其传人有吴佩衡、祝味菊等著名医家，当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传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山西李可先生等等，其成员队伍日益壮大。 扶阳学派之所以能够以一种学派在现代著称，就是以郑钦安为开拓者的几代医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与理论建构，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中医史上出现的其他学派的个性化理论特征，并以这些特征著称于世。 首先，在疾病的病因病机的阐述上，该学派依据《周易》和《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进行立论，重视人体元阳和阳气在人体生理中的主导作用，比如“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 ，“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阳气散漫，则阴邪立起”，“ 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郑钦安语）；“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用阳化阴”（ 卢铸之、卢永定语）；“故善养阳者多寿，好戕阳者多夭。阳常不足，阴常有余” ，“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 祝味菊语）。 其次，在辨证上，该学派以阴阳辨证为纲，尤善辨阴证。比如郑钦安认为“一病有一病之阴阳”， “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病情变化，非一端能尽，万变万化，不越阴阳两法”，因此“认证只分阴阳”。由于重视元阳的作用，所以该学派的医家尤其重视在临床中辨别阴证所体现出来的症状，诸如“少神或无神”，“喜卧懒言，四肢困乏无力，或踡卧恶寒，两足常冷”，“不耐劳烦，小劳则汗出”，“咯痰清稀或呕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语声低弱”，“唇色青淡或青黑”，“痛喜揉按”，“满口津液，不思茶水，间有渴者，即饮也只喜热饮”，“女子白带清淡而冷，不臭不黏”，“饮食减少，喜食辛辣煎炒极热之品，冷物全然不受”，“小便清长，大便通利”，“面白舌淡，即苔色黄也定多润滑”，“脉微或浮大而空”等，皆归于阳气虚衰的阴证。既然把阴证归于阳气或者元阳不足，那么治疗这类的阴证必然是多用扶阳的温补法。 最后，由于扶阳学派擅于治疗阴证，借鉴《伤寒论》的经方用药，形成了重用附子、干姜、桂枝和肉桂等补阳药物的特色。在临床上该学派的医家多能大胆使用此类药，屡起沉疴，让世人折服。长期的阴证诊疗经验，也使得该学派的医家对相关补阳药物的应用颇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药，辛以润之，致津液，通气化，可使肾中五液蒸腾敷佈，阳生阴长，此即阳中求阴生化无穷之理”（李可）；“附子的这个偏性，这个毒，正是它救命回阳之所在”，“桂枝法已经不是单纯的解表法。用在外证，她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内证上，它可以协调阴阳”，“四逆法的运用那就太广了，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回阳救逆，还在于温肾纳下，临床上大多数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後都要从这个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说这个法才是治疗的真正目的，而其它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达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愈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难的”（ 卢崇汉）。 由此不难看出，该学派立根于《周易》和《内经》对自然和人体的基本认识，效法于《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理论特征。由于根基深厚，见识卓绝，该学派的医家多能闻名于世，且代有传人。比如属于这个学派的现代著名医家就有李可、卢崇汉和刘力红等人。目前这个学派的影响日益剧增，已经召开了两届扶阳论坛大型学术会议，进而成为了引领中医学界发展方向的一面旗帜。 二、扶阳学派对中医标准化趋势的否定 扶阳学派在现代中国的崛起已经对愈演愈烈的中医科学化产生强有力地冲击，比如它对中医标准化趋势的否定。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西医的发展模式和理论形态就一直在消极地影响着中医的发展。一些接受了西医教育的中医学界人士在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力图以西医理论形态为标准来改造中医，其中一个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象西医诊疗理论那样把中医诊疗理论建成一套统一的知识体系，即中医标准化。只要我们对中医理论进行整体观照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种中医标准化研究完全是不顾中医在历史上发生的规律和理论特征，对中医进行的一次扭曲的改造。这种“削足适履”的愚蠢做法掩盖了中医各家学派存在的客观事实，也违背了中医家个性化理论特征的存在。中医标准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作为国家发展中医的战略目标，并在西医化的卫生部和西化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动下，由众多的中医学界人士去研究进行。此举不仅严重浪费了我国的科研资源，也扼杀了中医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导致中医理论走向整齐划一的平庸化。 中医标准化中的核心内容是中医征候的标准化，其主旨就是力图消除传统的中医家针对同一种病症出现辨证多样化的现象，实现象西医那样针对同一种疾病给出统一的诊疗路径。我们知道西医理论针对每一种既有的疾病，从诊断到开方治疗都是经过实验室和临床的研究之后确定的，每一位临床医师只要依据既有的诊疗路径就可以有效地治疗患者的疾病。中医理论则与此有着显著的差别，由于中医理论强调中医家要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病人进行辩证论治，因患者的个体差异导致每一位中医家都要进行临时组方，他们可以参考既往的相关诊疗资料，却没有确定的针对每一个病人的诊疗路径。每一位中医家在长期针对每一个病人进行个性化诊疗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特色的个性化诊疗特征。一个中医家在自己的长期医疗实践中形成的个性化诊疗体系，是该医家针对每一个病人进行个性化诊疗的前提。每一位中医家个性化诊疗特征的形成，取决于该医家的所面对的疾病分布特征、自己的个性、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它是每一位中医家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和智慧的体现，也是不断超越现有的中医医疗水平的途径。比如扶阳学派，就是基于中医基本理论形成的在诊疗上具有重阳特色的学派，该学派在治疗属于阴证的疾病领域里代表了目前中医学界最高的水平。如果从中医的标准化来看，扶阳学派无论是从疾病诊断上还是用药上，都不符合既定的标准，但该学派的医家取得的临床疗效是这些标准化的中医理论所做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理论是首创的，并没有包含在既定的标准里。 我们可以从扶阳学派的例证就可以看出，那种力图象西医诊疗那样将每一种病症的征候加以统一化的标准化做法显然是违背中医理论自身的特征和发生规律的。正是中医诊疗个性化的特征使得那些标准化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几无指导意义，每一位中医家在进行诊疗过程中仍然会依据自己业已形成的个性化理论特征去对病人实施个性化的诊疗。一句话，中医理论的发生规律是不容违背的。 三、扶阳学派集中体现了中医理论创新的规律 扶阳学派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医理论按着自身的理论结构展开的结果，它的产生是自然的，绝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医政官员的意志。扶阳学派对中医理论的创新完全是基于深厚的中医基本理论在中医理论框架内发生的，它是对已有的中医诊疗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它才是符合中医理论发生规律和文化特征的理论创新。那么，我们对扶阳学派的创新研究能够总结出哪些中医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规律呢？ 第一、中医理论创新是中医理论自然发展的结果，它是中医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它拒绝为了创新而去创新。 郑钦安绝不是为了追求用所谓的理论创新去推动中医发展才创立扶阳学派的，他本是在《周易》和《内经》中对重阳理论论述的基础上，结合《伤寒论》扶阳的辩证处方特征，通过长期临床实践发展起来的。因此，扶阳学派的理论是内涵在《内经》和《伤寒论》中的，而郑钦安在此基础上通过自己个性化诊疗理论的建构将其突显出来也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因素。 纵观中医学发展史，我们也不难看出不仅扶阳学派的理论创新是自然发生的，其他各个学派也都是创始人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自发地建构的。正是临床实践的需要和中医理论内在的结构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着所有的中医理论创新能否成功。脱离临床实践的需要，或者抛开中医理论的各种元素，盲目地去搞创新注定是不会成功的。然而，就在西医理论因现代科技快速发展而带来快速创新的影响之下，中医学界多数医家不顾中西医理论的本质区别，一味地追求中医理论创新，将与中医理论异质的西医理论和生物理论引入中医理论之中。这种盲目地创新活动不但没有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反而推动了中医西化，导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