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浅谈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中华民族产生在独特的地理坏境里。它的发源地主要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地处内陆, 拥有四周封闭、安全而又广阔的大平原, 泽雨充沛、土地肥沃, 特别利于农业的生产, 在这种环境下, 单个的农户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而无需与其他农户产生太多的联系。农户通常是以一夫一妻制为单位, 实行男耕女织。因此中国古代一直以家族为本位并形成牢固的宗法制度, 两千多年来, 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 然而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却一直未变。农业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根本, 统治者依赖农业而生存, 以至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最终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样的农业大国里, 注定了商人的奇特的历史地位。

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阶层, 人们容易惯性地认为他们是生活在重农抑商政策下郁郁寡欢的一群。实际上,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秦汉以前, 中国社会有过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秦汉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商人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很活跃,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低, 处于四民之末。直到16世纪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了松动,两宋之后尤其明清时期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论受到批评和质疑,商人地位得到了提升。

一、春秋时期：商人的黄金期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周王室衰微，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纷纷把国力强盛与商业联系到一起，他们认识到：“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同富国，下则富家”，“商不出则三宝绝”，因此，纷纷实行重商政策，争相招揽商贾。齐桓公任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靠商业富国而“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国视商业发展作为国之存亡的关键，为此，郑国十分重视对商人权益的保护，公元前522年，晋国使者韩起谒求郑国国君为其向郑国一位商人索取一只玉环以拼成一对，子产以郑国二百年前与商人订立了只要商人不叛国，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活动为由而拒绝帮助索取玉环的要求。此事虽小，却足以说明郑国对保护商人利益的重视。春秋后期至战国，著名的大商人不断出现，范蠡、子贡、猗顿、郭纵、白圭都以其高超的政治和经济谋略成为纵横捭阖、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其成就亦为后世商人所推崇。战国晚期，大商人更趋活跃，富商巨贾往往以其雄厚的财力而得到国君的尊重，有的将政治投资为其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吕不韦以其千金之巨帮助落难赵国充当人质的秦皇子子楚，后来，子楚继位，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赐河南洛阳十万户为其食邑。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大转型时期，商人以其顺应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成就了几千年来让后世商人最为怀念的最美好的黄金时代。

二、传统封建社会：四民之末

秦的统一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其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局面，政治由分裂割据走向了大一统。统一伊始，秦始皇宣布“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他把商人及其子孙视同罪人，发配边郡戍卒，还把六国富商大贾迁徙到咸阳、巴蜀之地。汉高祖统一后，“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令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继续以抑商作

为国策。到武帝时，海内一统，国力强盛，对商人实施最为严厉的打击政策及措施，并将抑商政策系统化。董仲舒更是发展了孔孟之道，将义利之辨发展为人与非人之辨“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己”。用儒家标准衡量经济即“利”，技术为“小人之末技”都不是值得看重的东西。儒家文化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商人自然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社会尊严。后世的抑商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如在禁榷方面：唐朝凡私贩茶三次，数量达一百五十公斤者即处死。后晋初“凡带私盐，十斤以上，即处处死，利硷煎盐者，不论斤两皆死”。后周则“诸色犯盐曲五斤以上，并重杖处死”。宋规定：“犯私曲至十五斤以上，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刑”。明代朱元璋甚至杀死了走私茶叶的女婿。在对商人歧视方面，继汉高禁市井子孙出仕之后，历代多有类似法令。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诏令，工商不得仕进。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明朱元璋令“加意重本折末，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虽然在封建分裂及统一的政权建立初期，统治者或为增强实力、或为休养生息巩固统治暂时放松对商人抑制，商人有过瞬间的喘息和发展，但随着统一王朝的政权巩固及国力恢复，统治者便迫不及待地厉行抑商政策，采取措施抑制商人的发展。由于统治者长期推行的抑商、贱商政策，商贾虽以末致富，有的甚至富埒王侯，但在传统社会中的分层中却居于四民之末，仕为四民之首，一贫如洗的的仕子往往受人尊重。传统社会的农民虽然极其艰苦，但视农业作为封建社会的国本，为固国本，要农民安于艰苦的农业生活，就必须抑商、贱商。因此商人在传统的社会分层中位居农夫之下。

三、清末：农商皆本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晚清政府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渐进入封建经济体内，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中国也出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随着本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商人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争取政治权利并参与政治活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其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早期代表王韬认为世界已经到了通商“越乎境外”的时候，就必须抛弃“重本抑末”陈腐论调，而应把工商业作为国家之本，薛福则把商人说成是“握四民之纲”的人，郑观应主张“以商立国”，把商提到了整个国民经济枢纽的地位。清朝政府在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急情况下，为了更好的维护其日益动摇的统治，不得不开始推行“新政”改革，其中包括实施“预备立宪”等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内容，把发展商业作其挽救其统治的良方。至此，清政府虽因其统治基础和阶级性质不可能采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商人国本”，但却不情愿的把商人地位提到了更高地位置。

四、民国初年：以商为纲

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把商业作为国本的重要地位，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下，把商人放在四民之首地位显然不能如愿，但却显示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近代舞台上跃跃欲试的姿态。辛亥革命最终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经过这场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的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推行“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唐力行先生称之为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至此，早

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把发展商作为“国之根本”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民国初年的临时政府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自主使得商人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随着一战结束，世界资本主义的卷土重来，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受到严重打击，而军阀政权以及之后的蒋介石政权不但未能给予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保护，还处处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近世商人的“黄金时代”只能短暂停留在民国初年。从此“黄金时代”永远成了资产阶级美好记忆中的一个苦涩的梦。

五、建国后：商业的复苏

回望历史, 看看现在,我们会发现现今的中国商人拥有着较之以前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商品经济已不仅仅是萌芽、发展和短暂的繁荣, 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 广泛、频繁、密切的国际商事交往为商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交通的便利, 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我国自1978年之后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 加入WTO使中国商人赢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对商业也出台了诸多的鼓励政策,并且积极地为本国商人创造商机。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商人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日渐增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宽松的经济大环境。这些是以前那些“一足着白履, 一足着黑履”,倍受歧视和压制的古人们想都想不到的。当然, 较之西欧经济发达国家, 我们的外部环境、市场结构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进一步的放松政府管制, 建立完善的企业诚信评价机制等等。但是毕竟这已今非昔比。对商人自身而言, 需要的不是争取发展机会的抗争,而是如何让自己做的更好的努力。要想在有利的经济环境中有所成就,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商人们虽然各有商经, 但是诚实守信应是其中重要的法则。

结语

纵观商人在中国社会漫长历程，商人在社会地位历经曲折变迁，其对社会地位高低受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意志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在两千多年来中国强势的国家大一统专制体制之下，基本上决定了各个时期商业及商人发展历史的兴盛衰败，这也导致了中国历代的商人们逐渐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依附于国家政治的服从心态。统治阶级的意志更多的在决定了商人命运。

在现今社会, 从某种角度来说,商业是否发达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是否强大的标志。商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早已不是受贬斥的行业, 而是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可以说, 今天的中国商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是形式上由地到席的改善, 而是实质意义上明显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 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珍惜这种地位,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 如何提高自身的精神层次, 更好地信守规则, 履行诚信义务, 进一步提高自身在文化层面的地位, 是应该多多予以考虑的。可喜的是, 中国的商人阶层在这方面一直在努力、在进步, 他们走过漫长的历史,在争得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 获得物质的富足之外, 更将赢得精神的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