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_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更远 。 事实 上 ， 将政 治与行政完全分
开是不可能做到的 ， 在行政实 务中也
一
工具 理 性将可 以进 行计 量 的效
３ 一 ５
行政 探 索
是没有必要的。 政治无时不在影响着行政 ， 行政也从来 都无法完全无视政治 的影响 ， 仅仅专 注于 “ 效率 ” 主义。 德 国社会 科学 家 马克斯 ・韦伯所 构建 的官僚 制 组织结 构 ， 被其 冠之 以 “ 理性 ” 名 ， 之 他认 为建构在理 性基础上 的官僚 制能 够以职业 化与专业 化的优势克服 资本 主义建立 初期 “ 政党分赃 ” 造成 的政 府动荡 和 所 低效 。 马克斯 ・韦伯认 为官僚 制能够解 决政 府低 效的 弊病 ， 是一种最佳 的 “ 理性 ” 组织模式 。 这种组织模式
们提 出了现 实的 问题 。
工 具理 性 和价值 理性 的概 念源 于 马 科 斯 ・韦 伯 对 “ 理 性 ”问 题 合
学 中剥离 出来 。 行政学 诞生之初 ， 就 是 以一个操作 的技术领域来定位 的。
威尔逊认为 ， 建立行政学之主要 目的
刘
在于探 讨 ：“ 首先 ， 政府 能够适 当地 和成 功地进行什 么工作 ；其次 ， 政府
追 求 的 主 要 价 值 。新 公 共 行 政
在行 政学 领域 ， 无论是具体的行
政实践还是理论建设 ， 都无法回避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的问题 。 在行政 学 发展 经历 的三个 阶段 ， 工具理性与价 值 理性 均不 同程 度 的贯穿 其 中：或
剖 析 到 效 率 主 义 的弊 端 ，呼 唤 价 值 理 性 的 回 归 ， 张行 政 学 主
行 政探 索
内容 提 要 ：工 具 理 性 与 价
公共政策问题及解决对策
公共政策问题及解决对策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效果，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本文旨在探讨公共政策中常见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问题（一）信息不对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信息的准确、全面和及时获取至关重要。
然而，由于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府可能无法充分了解社会的真实需求和问题，导致政策制定的偏差。
例如，在制定环保政策时，如果政府对某些企业的污染排放情况掌握不充分，就可能制定出过于宽松或过于严格的政策。
（二）利益博弈失衡公共政策往往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分配。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某些强势利益群体可能会凭借其资源和影响力，过度干预政策制定，使政策偏向于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这种利益博弈的失衡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质疑。
（三）决策程序不规范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决策程序不够规范、透明。
例如，没有充分进行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和风险评估，导致政策出台后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引发社会不满。
二、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一）政策执行者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会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如果执行者对政策的目标、内容和意义理解不准确，就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甚至导致政策走样。
（二）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的经济利益或政绩，可能会对上级政策进行选择性执行或变通执行，从而影响政策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三）资源不足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如果资源配置不足，政策执行就会受到限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一）评估指标不科学公共政策评估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
然而，目前一些政策评估指标过于单一、片面，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政策的效果和影响。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由于政策评估 目标 的难 确定 性和政策环境 的复杂性 ， 以 及评估主体所 持的价值观的差异性 ， 使评 估 人员对公共政 策 评估 的 标 准 的认 识 不尽 相 同 。 因 此 ， 于 在 公 共 政 策 评 估 时 对
究 竟 应 该 采 取 何 种 评 估 标 准 电有 各 自不 同 的 看 法 。 有 人 认 为生 产 力 标 准 不 仅 “ 盖 和 统 帅 了公 共 政 策 评 估 的 其 他 标 涵
２ 公 共政 策 评 估 目标 难 确 定 ．
政府做了些什 么 ， 政府 投入 了多少 ， 但对于 该政策 给 目标群
体究竟带来 了多大 的效用 ， 他们 却往往 没有提到 。要知道在 衡 量政策效用时 ， 我们不能仅仅立足 于政 府做了些 什么。这 种政策评估 主体 的单一化 ， 使得公共政策 的评 估往往带有 严 重的片面性 。而且 由于评估 主体 自身 知识水平 的限制 ， 种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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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ｔ 公粪管理 ： 《： ：： ， ： ： ：
窗 前 我 国 公 共 政 策 译 信 的 困 境 与 对 策 研 究
肖 阳 华
（ ｛民族大学 ， 云『 ｉ 云南 昆明 ６０ ３ ） ５０ １
［ 摘
要］
公共政策评估是政 策过程的一个 重要环 节， 但在我 国一 直是 出于薄弱环节 ， 面临多重 困难 。本 文试 图对我 国公
估， 还面 临着 重 重 困难 与 问 题 。
１公 共 政 策 评 佶态度 不端 正 ．
标准 、 效能标准 、 益标 准等事实标 准 ， 且更强 调了社会公 效 而
正、 以人为本 、 会可持续发展等最基 本的价 值标 准 ， 合首 社 符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王春福
【期刊名称】《学术交流》
【年(卷),期】2004(000)008
【摘要】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分析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任务.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主观伦理性责任,本应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而被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是其重新统一的根本途径.当客观的制度性责任通过服从、认同和内化的路径,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的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和角色社会化的路径,客观化为一种负责机制的时候,二者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公共政策实践服务.
【总页数】6页(P36-41)
【作者】王春福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3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34
【相关文献】
1.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 [J], 李松梅;刘耀东
2.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大学精神的理性分析——以宜宾职业技术学院校训"鼎承大同,钵传天工"为例 [J], 朱涛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分析 [J], 陶树果
4.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J], 石海泉
5.追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的公共政策 [J], 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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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引言：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学说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韦伯提出了许多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本文将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阐述和理解，并探讨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影响。
一、工具理性的概念及特征工具理性，又被称为目的理性，指的是人们在追求目标时以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逐渐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它包含了以下几个特征：1. 目标导向：工具理性的核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计划和行动。
这些目标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但无论如何，都是基于合理性和效率的考虑。
2. 理性计划：在工具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根据事前的计划和分析来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
他们会审慎地评估各种可能的手段，以确定哪些是最能达到目标的。
3. 清晰分工：工具理性要求社会组织和行为分工明确。
在现代社会中，各个领域的专业化发展迅速，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专长和技能来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
二、价值理性的概念及特征价值理性是韦伯对人类行为的另一种解释，它指的是人们根据信仰、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来决策和行动的一种模式。
与工具理性相比，价值理性更强调人的主观选择和感性的决策过程。
价值理性的特征有以下几点：1. 主观选择：与工具理性依循客观事实和合理性不同，价值理性更加关注个体主观意愿和个人情感。
它认为人们的行为决策受到内心真实的诉求和情感需要的驱使。
2. 信仰与价值观：作为行动指导的基础，价值理性建立在人们对宗教信仰、道德准则或个人价值观念的坚守上。
这些信仰和价值观不同于经济利益和功利考虑，更多地关注人性中的正直、善良和真诚。
3. 情感与情感表达：价值理性所强调的是人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
在行动和决策过程中，人们会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感受和直觉，而不只是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融通之有效路径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李松梅;刘耀东【摘要】There are the conflict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value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G tionality in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utual intermediation between valu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ies in implementing public policy,we must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policies,improve the oversight system on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avoid the deviaG 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enhance the effect of policyimplementation,promote openness of government affairs,and increas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y efforts.%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与冲突现象。
要实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之间的相互融通，必须要加强政治社会化，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系，避免政策执行出现偏差；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评估机制，提升政策执行的效果；推行政务公开，加大公民民主参与力度。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及其调适公民治理理论视野中的西方公民参与研究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及其调适公民治理理论视野中的西方公民参与研究一、本文概述我们需要明确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被视为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也是提升公民政治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
在实际的公民参与过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往往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存在对公民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提出了挑战。
文章将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进行界定。
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实用性，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最合适的手段达到既定目标而价值理性则侧重于行动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它关注的是行动的目的和动机是否符合一定的价值标准。
在公民参与的实践中，这两种理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公民行为的偏差和治理效果的不理想。
接着，文章将探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具体表现和原因。
这可能包括公民在参与过程中的策略性行为、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决策的短视性等方面。
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冲突的本质和产生的影响。
文章还将讨论如何调适这种冲突，以促进公民治理的有效实施。
这可能涉及到制度设计、公民教育、公共讨论等多个层面。
通过合理的调适，可以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公民参与中达到一种平衡，从而推动公民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改进。
文章将概述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通过对西方公民参与的案例分析、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文章旨在提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治理理论框架，为理解和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提供参考。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论探讨工具理性通常指的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和方法的理性思考。
它强调效率、实用性和技术性，追求最大化的成果。
而价值理性则关注行为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强调道德、伦理和文化的重要性，追求行为的内在价值和长远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往往出现冲突。
工具理性的过度强调可能导致忽视价值理性，使得人们在追求效率和成果的过程中，忽略了行为的道德和伦理考量。
反之，过分强调价值理性也可能妨碍实际问题的解决，因为过分关注价值和意义可能使人们无法采取有效的手段来达成目标。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式 的主张将 两种价值 的均衡 发展 。
一
理 性 ； 一种 是实 质 意 义 上 的合 理 性 ， 另 即价 值 合 理， 强调 目的、 意识 和价值 的合 理性 。工具理性 将
自然科 学领域 中主要 是数学原 理运用 于社 会生 活
中 ， 来检测社会 生 活 中人们 的行 为及后 果 是 否 用
２１ ０ ０年 ｌ ０月
２ ６卷 第 ５期
思茅师范高 等专科学 校学报
Ｊｕ ａ ｏ Ｓｍａ ｅｃ ｅ ｏｒ ｌ ｆ ｉ ｏＴ ａｈ ￣’Ｃ ｌ ｇ ｎ ｏ ｅｅ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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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行 政 发 展 轨 迹 ： 具 理 性 与 价 值 理 性 的选 择 工
资本 主义社 会 已表 现 为一 种 全 面 的 “ 合理 性 ” 社
会， 它包 括 自由劳动 的理性化组 织 ， 理性 的资本计
算、 科技 、 法律 、 官僚制 度等 ， 并且 他将合 理性分 为
两种类 型 ： 一种是形 式 的合 理性 ， 即工具 理性 ， 作 为工具 和手段 意义上 的而不管 目的恰 当与否的合
、
行 政 发 展 的 三个 阶段 对 工 具
理性 与价 值 理性 的 不 同选择
（ ） 一 古典公共 行政学
合理 ， 心手段的适用性 和有效 性 ； 关 而价 值理性是
１８ ８ ７年威尔 逊发表 了其 重要 论 文《 政 之研 行 究》， 这标 志 着 行政 学 作 为 一个 独 立 的研 究 领 域 被从政 治学 中剥离 出来 。行 政 学诞 生 之 初 ， 是 就 以一个 操作 的技术 领 域来 定 位 的。威 尔逊 认 为 ， 建立行 政学 之主要 目的在 于探 讨 ： 首 先 ， 府 能 “ 政 够适 当地 和成 功地进行 什么工 作 ； 其次 ， 政府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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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李永刚(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提 要: 公共政策评价应该重技术分析还是价值判断?政策制定过程要民主还是要效率?政策执行中该拘束还是应变?政策效果能够量化还是不能?政策评价结论可信还是可疑?对于上述问题的艰难回答凸显了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困境,而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关键词: 公共政策;政策评价;困境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63(1999)04-0041-03
身处/困境0和常常在困境中做出/悲剧性抉择0是当今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1]。置身其
中的公共政策评价也不能幸免。作为对政策制定、执行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综合检验的公共政策评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由于缺乏自然科学那样严格规范的理论和指标测评体系,也由于政策执行的不可重复性,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历来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认识和实践。本文旨在指出,尽管对公共政策的评价是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在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处处显出理性本身的窘迫,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难困境。反过来,这种困境又使得对公共政策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更加艰难。一、公共政策评价本身的困境:重技术分析还是价值判断?这是进行公共政策评价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几乎对立的观点一直争论不休,它是导致政策评价困境产生的最初源泉。重视从技术和事实层面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是行为主义时期的主流。它强烈主张用实证的技术方法来考察公共政策目标、运作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关注的重点是效率、效能、效益等。在后行为主义时期,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人们重新意识到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重要途径,其价值取向如正当性、公平性、社会性等比单纯的技术标准更加重要,即评价不应当只是真实的,而首先应当是正义的。美国学者巴利(B#Barry)和雷斯(D#W#Rae)就认为,讲求效率而不重视政治原则,其评价的结果很可能因此迷失政治方向,而迷失政治方向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凯尔曼也指出,评价的标准应该是,/过程是否趋向于产生良好的公共政策,用以识别的村志是过程中的热心公益精神是否达到适当高度,以及过程是否培养我们的尊严和品格。0[3]
以下我们会愈加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多数情况下,事先已经假定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明晰的,价值上是正义的,从而可以淡化价值而主要基于技术分析来进行政策评价时,依然无法回避类似的困境。二、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评价的困境:要民主还是要效率?公共政策的制定,基本包括两个选择:目标选择和方案选择。制定政策不仅要看目标和方案对不对,还要看目标和方案好不好。也就是说,政策必须同时考虑公众对方案的价值认同和方案本身操作性的优化。不好的政策目标即使通过优化的方案来实施,也肯定不会得到好的评价;但好的政策目标也可能因为制定过程的失误而得不到好的评价。譬如有时政策目标诚心诚意造福于民,但由于考虑不周,宣传不够,或实施#41#
公共行政管理 5江西行政学院学报6 1999年第4期走样,结果造成不被公众理解和信任,甚至反招怨恨。明显的例子是一些政策目标试图帮助弱者,反而促成了弱者的依赖心理和不切实际的期待;一些政策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却漠不关心。有时政策目标太高,流于空泛,执行起来难度大,效果不佳,结果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而目标太低,又失去了目标的引导和激励功能。可见,要很好地实现二者的平衡并不容易。更加困难的是,在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进行评价时,有一对显而易见的矛盾,即民主与效率。当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体现出很高的效率时,人们可能会责难它在程序上的不完善或在表达民意方面的欠缺;而当它充分地体现了民主程序时,又会有人责难其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形势。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林布隆所说的那样,/评价的障碍往往是生动而逼真的。杜鲁门总统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命令,是暴露了美国政策制定中的丑行,
还是显示了令人钦佩的果断性?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关于原子战的赌博是证明了美国政策制定有达到理性考虑的高度,还是证明了对为数极少的几个官员的过于草率的磋商的依赖性呢?0[4]
在政策制定中,到底是民主重要还是效率重要?这个问题更深的含义是,到底是功利的目标重要还是理想的价值重要?在评价中,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评价就会象林布隆描述的那样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而悲观的事实是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几乎产生不了共识。三、公共政策执行评价的困境:该拘束还是应变?公共政策效果可以定义为/公共政策实现了它们所设想的效益和任何未设想到的附加效益的程度0[5],它是在执行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严格按政策计划执行,那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必然的;反之,则可能是政策的执行过程出了问题。对执行过程的评价有助于分析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按照/完美的政策执行0理念,可以建立起包括十个要件在内的评价分析框架:即环境因素阻挠或牵制执行组织吗?有充分的资源可资运用吗?政策是在因果理论的指导下执行的吗?因果关系是直接和清晰的吗?是单一机构执行或协作机构最少的吗?政策目标自始至终稳定和一致吗?执行机构和个人职责明确吗?相关部门能够进行充分沟通和协调吗?主管人和机构的权威受到充分尊重吗?[6]
在这里评价的关键是确定公共政策是否采取了政策计划规定的合法的、适当的方式来执行。困境在于,面对生动多变的现实环境,政策执行者到底是应该严格拘泥于政策计划,还是可以有相机应变的权力?如果政策执行者明知按计划执行会导致不利的后果,但因不愿承担责任而拒绝应变;或者结果执行者相机应变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对于执行者而言,无论拘束还是应变都可能是理性的选择,但两种理性选择的结果总是不一样,对这种结果的评价因此也就难以统一。四、公共政策效果评价的困境:能够量化还是无法量化?任何公共政策经历了制定和执行之后,都会形成可以称为公共产品的政策输出和政策产出。输出描述政策做过了什么,而不能告诉人们哪些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或影响;产出是人们真正关心和值得评价的问题,它回答的是政府对于环境或政治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变化。对政策后果进行评价一般是将公共政策投入的成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即产出的效益相比较,来评价公共政策的的合理化程度,这种程度与政府和公众的预期息息相关。一般认为,公共政策的投入成本既包括直接的实际耗费,也包括间接的财富损失。大致有5种形式:公共政策制定费用,指公共政策主体从提出公共政策到公共政策最后出台生效全过程中的资源投入,是直接的价值或实物投入;衔接成本,指新旧公共政策衔接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摩擦损失,指在缺乏配合、协调以及相关度低而不能形成完整相容体系时造成的价值浪费;操作费用,指执行部门在实施中因宣传、解释、监控、乃至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所消耗的资源;对策行为的损耗,指公共政策的标的对象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抵制和削弱运行效率的投入。这里评价的困境在于,效果评价本质上要求采用经济考量的方法,它希望以货币形式体现政策行为的投入和/净收益0,但事实上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不仅使投入的成本无法精确计算,而且产出的效益就更难以用货币币值来表现。例如社会救济是改善了穷人的生活,还是社会公平的状况;反贫困计划是增加了穷人的就业机会,还是改变了他们的就业态度?社会福利政策是增加了社会受益群众的收入,还是降低了他们的就业热情?就象难以计算因越战导致的美国社会分裂、内部冲突的代价一样,不少政策行为因为输出的是无形的效果而难以评价。量化的要求与经常无法量化的事实,使评价产生了大量难以真实把握的/灰区0。#42#五、公共政策评价结论的困境:可信还是可疑?给出政策评价的最后结论可以被认为是政策评价的终结。在理想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对前面讨论的操作中的各项困难完全不予考虑,那么此时的结论就能够保证是客观公正让人可信的吗?单从经验的认知出发,我们也会对这一论断报以怀疑。事实上,影响公共政策评价结论的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一是政策评价者的自身缺陷,它会导致评价结论带有主观故意的误区;二是政策制定、执行者对评价者的干预,它使评价者可能违背自由意志得出扭曲的结论。第一,主观误区。美国学者杜恩(W#Dunn)看到,如果评价者将自以为是的价值标准等同于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并应用于政策评价,那么无论使用多么精确的评价方法,其结论必然与公众的感觉大相径庭的,是/假评估0(Pseudoevaluation)[7]。此外,评价者也可能出于故意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评价中的某些事实,以求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它使评价从一开始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真实原则,却试图经由合法的评价程序得出事先设定的结果,或经由合法的评价形式将评价引向自己期望的方向。台湾学者将这种带有较强破坏性的主观误区归纳为四种:1、以表象取代现实,文过饰非,规避责任,隐藏关键性事实,甚至提供伪证;2、以政治取代科学,借评价攻击公共政策或公共政策主体,用评论价来损害政府利益;3、以社会目的取代政策目的,过高估计政策目的,过高估计政策效果以博取功名;4、以获取资源取代政策目的,借评价证明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以改变目标与政策资源的约数,要求获取更多资源。[8]
第二,客观误区。评价者与被评价的政策制定、执行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前者是/考官0,后者是/应试者0,但公共政策评价的特殊性,使经常充当/应试者0的往往是力量更加强大的政府部门。政府既可能是评价最强大的支持者,也可能相反。政府当然希望评价的结论能增加公众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提高政府的威望,赢得普遍的或特定性的善意支持;一旦政府担心评价的结论与此相反,它可能引发公众的不满,会打破现有的秩序,造成他们内部的分裂,或者带来利益的损害时,就会在评价过程中通过动用影响力,变更资源分配等各种方式渗透自己的情感、动机,以达到期望的评价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评价者无力抗拒,只好扭曲自己的本意去迎合政治体系的要求,产生与主观故意相对应但效果类似的客观误区。评价通常意味着变革,而惰性正是官僚组织的特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0成为评价的障碍之一是合乎逻辑的。[9]
总之,政策评价在本质上是寻求、证明和确定公共政策价值的过程,在技术上则是寻求、证明和确定公共政策对环境作用力大小的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纠缠实际上体现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激烈冲突,表面上看这是政策评价的困境,实际上更是人类自身的深刻困境。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技巧,但它正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1]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公共政策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92-242.[2]B#Barry,D#W#Rae.PoliticalEvaluation[J].HandbookofScience(MelonPark,calif.),1975,(1).chap.5.[3]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1990.183.[4]查尔斯#E#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M].华夏出版社,1988.7.[5]斯图亚特#S#尼古.政策学:综合与评估[M].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27.[6]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92.[7]W#Dunn.PublicPolicyAnalysis:AnIntroduction,EnglewoodCliffs,NewJersey:Prentice-Hall,1981.343-345.[8]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80.331~333.[9]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华夏出版社,1990.194.责任校对:施加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