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木事件看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

今年春节，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农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闲逛时，发现地里露出了一小段乌木。

乌木又称阴沉木，因树种的不同，市场价值有所不同，以楠木属的金丝楠木最为昂贵，每立方米甚至贵至10万元。

在自家门口的承包地里挖点东西能有什么问题？出于这样的想法，吴高亮开始着手挖掘乌木。

2月初，吴高亮花钱请了一位民间专家并找来了北京的探测公司，探明地下有巨大的乌木。

经专家估计，最大的那根乌木可能价值数百万元。

2月8日，他雇了一台挖掘机，从中午开始挖了5个多小时，巨大的乌木仅挖出2/3。

然而，不久后，通济镇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禁止吴高亮挖掘，他只得停了下来。

随后几天，镇政府领导开始上门反复劝说吴高亮放弃乌木。

他们告诉吴高亮，地下埋藏的乌木属于国有，镇上将乌木挖起来，会给他申请奖励，他前期的投入也会补偿。

最终，在2月20日，通济镇政府从吴高亮的承包地中一共挖出了7根乌木，最大一根的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出土时重达60吨。

照目前的行市，这样的一根乌木意味着至少数百万元的财富。

据镇政府负责人介绍，为了运出这根34米的乌木，镇上雇用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吊设备，沿途拆除又恢复了一些电杆，将乌木从麻柳村运到通济镇总花费接近100万元。

彭州市文物管理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均表示，没有依据对乌木进行处置。

通济镇于是向彭州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文管部门来进行下一步安置，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

对于“乌木”的归属，法律上至今仍是空白，正是这种无法可依造成了实践中在处理“乌木”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时出现了混乱局面。

现实中，文物部门发现“乌木”，就会行使执法权，强行将其收归国有。

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现象，市场有很多的“乌木”工艺品、家具等商品流通。

如果将“乌木”列为禁止流通的文物，那又怎么解释市场上存在大量“乌木”制品流通这样一种现象呢？如果“乌木”可以个人拥有，那么文物部门又凭什么没收为国有？要判断文物部门的没收行为是否不当，应首先弄清楚“乌木”是不是法律规定的不能为自然人所有的文物或者埋藏物。

首先，来看一下“乌木”是不是文物。

文物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

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

根据文物的特征判断，“乌木”显然不是文物。

连文物都不是的“乌木”，文物部门再收归国有就超越了其职权范围。

然后来看一下埋藏物。

虽然按照古已有之的民法原理，地下埋藏物在所有权人不明时，归发现者全部或部分所有；虽然几乎其他所有国家在立法上都采取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主义，但我国的立法似乎更注重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效仿前苏联，在《民法通则》第79条中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由于法律并没有更细致的解释性规定，这里的“埋藏物”，一般理解为有价值的、通过人工或自然变化（如地震、洪水、火山等地理变迁）埋藏于地下的物质。

乌木虽然是自然界变化的结果，但因其埋于地下且价值巨大，正好掉进民法上“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的框框。

这句简单的法律，就成了国家与民争利的依据。

说是“与民争利”，并不为过。

本来地下埋藏的东西，只要价值（包括财富价值、文化价值）比较大的，都已经归了国家，并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规定。

比如，无主的文物都归国家，矿产都归国家。

剩下一点夹缝里的东西，只有偶然机会才能发现的，无论价值能有多大，相比地下文物和矿藏，价值仍然极小。

这点小小的财富，并不具有公共利益属性，归了发现者个人，又会对国家造成什么影响呢！
但既然现行法律如此，虎视眈眈的镇政府又在这个问题上“严格执法”，吴高亮只能自认倒霉。

真打官司的话，法院恐怕只能支持镇政府。

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半，即所有权问题。

另一半需要解决的是，国家是白拿还是应该给予发现人补偿，如何补偿？
因此，本事件中，吴高亮在开挖乌木前期已经投入了勘探费用，之后请人挖掘又投入部分资金，再加上挖掘过程中造成的花木、农作物的损毁，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损失，从公平的角度，受益人政府部门理应给予其合适的补偿。

前苏联的民法典中，尚有对发现埋藏物者给予价值25%的物质奖励的规定，但我国《民法通则》在向前苏联学习时，做了有特色的改动，第79条规定：“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表扬的意思，就是通报或开会表彰，可以发个类似三好学生的奖状，也可以口头夸赞几句。

或者的意思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可以物质奖励，也可以不给物质奖励。

而《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也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根据这两条规定体现出的法理，对乌木的发现者应该给予必要的奖励和补偿。

有了这样的基本法，后来在最应该明确埋藏物所有权、上交程序和奖励方法的《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都回避了程序和奖励的问题。

是否奖，奖多少，至今都是完全由政府随意为之。

法律的缺位明显带来了恶果，或者即将带来恶果。

首先是民意普遍感觉不公，自家地里出产的东西，你依法“抢”了，却不给点合适的补偿，说不过去。

弄不好就会出类似强拆中诸多悲剧的例子。

再就是在功利上，不利于对埋藏物的保护，更不利于鼓励发现者主动上缴。

以后再发现有价值的乌木，村民很有可能把它刨碎了一点儿一点儿地去卖。

为了减少这种两败俱伤、国家和个人都加大损失的情况，法律应当尽快修改，至少改为以发现人取得所有权为原则、以国家所有为例外，并在国家占有的情况下完善物质补偿标准。

在新的法律出台前，地方政府应本着公平、合理、保护的原则，及时制定奖励制度，明确规定奖励的合理幅度，标准至少不能低于前苏联的吧。

对先占有埋藏物的发现人，应该给予相当于上缴物大部分实际价值的补偿。

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能简单地把埋藏物判归国家所有，应该按照民法中公平、有偿的精神，判令政府给予合适的补偿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