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

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
【摘要】新闻法在我国尚未出台，对于很多报道准则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本文通过对灾难性报道中产生的伦理道德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对建立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灾难性报道中产生新闻伦理缺失的讨论，主要阐述灾难性报道中所产生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提出关于灾难性报道应当遵守的准则。

【关键词】灾难性报道报道准则伦理道德
一、灾难性报道中产生新闻伦理缺失的讨论（一）灾难性报道的不可避免性。

“灾难”这个词语的解释如下：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信息系统运行严重故障或瘫痪，使信息系统支持的业务功能停顿或服务水平不可接受、达到特定的时间的突发性事件。

这个定义不仅给出了灾难的范围，也给出了灾难的判断标准。

灾难不只包括自然灾难，也包括人为的灾难。

“灾难”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对于新闻报道来说，“灾难”也是一个时常涉及到的话题和新闻的卖点。

问题是如何面对灾难性报道的必然性。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新闻界讨论灾难性报道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在2009年第一次举行的灾难报道高层论坛，新闻理论界和新闻工作者对灾难性报道的关注度逐渐增加。

（二）灾难性报道中的新闻伦理缺失及原因分析。

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多家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中都表现出急于争取报道时间和画面而因此暴露出的新闻伦理缺失。

面对失去家人的孩子和家长，记者在镜头前抛出很多让观众难以置信的问题，揭痛者的伤疤。

这让很多读者和观众都难以接受，让受众对灾难性报道中的人文精神提出了质疑。

然而，灾难性报道中所出现的这些新闻伦理缺失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原因：
1.媒介生存规则与社会道德准则的矛盾性。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新闻媒体重新界定了其行业本质，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

经费的有限性及机构硬件设施和新闻从业者的福利待遇需求，促使媒体将追求经济利润和商业价值作为了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状态下，新闻媒体的第一法则是生存，而非伦理道德问题。

新闻报刊的发行量、支持率、广告商和利润主导一切，这就诱使了一部分“失德”的记者在灾难性报道中以经济利益为先，为了争取头条新闻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准则。

2.灾难性报道自由度的模糊与媒体责任的界定的朦胧。

我国对于新闻采访、报道以及发表权的界定，主要是从禁止的角度从反面加以规定，散见于《出版管理条例》、《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中。

如果按照“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国际惯例，新闻传播活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正面授权性的规定，我们尚不能作出类似于“依法报道可以报道的一切”这样的规定，或对知情权、接近权等帮助达到这一目的的权利加以界定。

如何按合法、合理的方式规定新闻活动的法律范围、明确采访、报道、发表的自由度，在新闻立法中需要尤其慎重权衡。

在灾难性报道过程中，对于报道的自由度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此时就需要依靠媒体责任感和新闻职业伦理道德对记者进行规范，而这种规范的主题是媒体工作者个人。

在面对灾难性报道时，媒体工作者对于责任感的理解不同，对于道德伦理的界限不同，就会导致在报道过程中，表现出道德缺失的一面。

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文|金晶3.新闻报道所追求的及时性与社会伦理的矛盾。

及时性是新闻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媒体竞争时的主要比较指标，仍以汶川大地震报道为例，5.12地震发生时，当时正在采访的一个摄影记者拍到了下午两点二十七分时的汶川，这可是拍到地震的第一张照片。

可是时间不容许他迟疑，他没有跑到报社去发那张绝无仅有的照片，而是跑去救人了。

等到他有时间来发这张本来极具新闻价值的照片已是发生地震后第九天了。

他最终没能因照成名，但在记者的人文情怀与新闻价值取向之间，他做出了一个更合乎人性的选择。

面对及时性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的选择，记者选择了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面对同样的选择，部分媒体工作者会选择“不作为”，这样一种“不作为”尽管无法认定为违反法律，却会在道德上受到社会的谴责。

二、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综前文所述，灾难性报道中存在很多仍在讨论中的道德缺失问题，面对这种道德缺失问题的暴露以及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的现状，笔者针对灾难性报道，提出在构建新闻法中关于灾难性报道准则的设想。

（一）生命与报道的选择。

在灾难性报道中，媒体工作者一定会遇到受难者，而面对急需救助的受难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笔者认为在灾难的面前，记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其次才是一个“职业人”。

作为“社会人”的角色，应当做到“以人为本”，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有能力拯救生命的时候，这种选择其实是无需选择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选择生命。

而在用自己的能力无法拯救生命的时候，则不应执着于救灾当中，可以选择报道灾情，并力所能及地配合救援人员，新闻写作而不是只为报道，缺失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

（二）报道应力求慎重，把握政策。

不同于其它的新闻报道，由于灾难性事件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很多表现为负面影响，因此在报道中必须以国家的稳定大局为重，注意严格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新闻报道政策进行报道。

关于突发性重大灾情、疫情、案情的报道，我国有关职能部门都有专门规定。

（三）全面报道，正面引导。

中西方的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中所表现的形式和角度都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媒体多以客观报道面貌出现，展示灾难，描写灾难。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新闻教科书经常列举的，也是后来遭到新闻界和社会严厉批评的，即一位自杀者站在桥上准备自尽，一位新闻记者就在附近端着照相机耐心等待跳桥的一刹那，好抢到独家新闻。

再如旧金山地震时《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麦克弗森的报道《突然间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作品透出的是悲剧情调，是人的毁灭感，是恐怖，是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

而我国的报道不仅如实告诉人们灾害的发生，更着重报道人与灾难抗争的过程。

报道重点、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明显与西方媒体报道不同。

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南方周末《灾后北川残酷一面》等报道出来后，冷峻的报道
风格打破了当时几乎是一边倒的舆论场。

于是，有人提出“抗议”：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媒体应该放下一切质疑来救人，你们的那么一种评价，有点不合时宜。

同为南方周末记者的李海鹏表示：“我看见什么就写什么，都写灾难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是不是我没有写救人、眼泪，解放军催人泪下的故事就等于没有人文关怀呢？”在灾难性报道中，应该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多角度地进行全面报道，但与此同时要平衡报道的正负面，保证正面的引导作用。

（四）掌握正确的采访方法，注重人文关怀。

灾难性报道中对记者的采访技能要求很高，不仅要选择合适的采访时间、采访方法、采访问题，同时更加要注重采访中所应拥有的人文关怀。

一方面，对于受害者隐私的保护。

在知情权、知情需要、知情欲望三个概念中，只有知情需要最具公开隐私的强制性。

而当一个论点由知情需要引申而来时，它就意味着要平衡和掂量；另一方面，对于受害者的人文关怀。

盐湖城《德塞莱特新闻报》的摄影记者加里布莱恩特提出了一份清单，当他到达灾难现场时，他会在“百分之一秒”之内将这份清单在头脑中检查一遍：这一时刻应当被公之于众吗？拍摄是否会将被拍人置于更大的创伤中？我所处的距离造成的侵犯是否最小？我的行为是否具有同情心和敏感度？这份清单非常符合第一部分论述的基本原则。

西方记者在灾难报道中积累的经验值得借鉴。

灾难性报道是新闻报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面对灾难性报道时，媒体工作者应当有共同的责任感和报道准则作为指导。

在遵守政策规定和正面导向作用的前提下，力求做到谨慎、细致，全面反映灾难全貌并在报道中充分体现出媒体人应具备的伦理道德素质以及人文关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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