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孽子》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根源

《孽子》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根源《孽子》为台湾作家白先勇所著,它是白先勇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独特的一部作品,被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赞誉为一出“将悲剧研成金粉的歌剧。
”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叙述了一群聚焦在台北中央公园里的沦落少年——“青春鸟”,细腻的描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以及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所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
故事以这群下层同性恋者的生活为主,旁及隐身于各行各业的同性恋者。
一段段同性恋曲,反映出同性恋者族群被家庭、学校、社会放逐的边缘处境,呈现出同性恋者身体与心灵双重流亡的困境。
小说通过叙述两代间因同性情欲而产生的冲突,传达出期望沟通谅解与社会接纳的殷切之情。
在现代社会,同性恋依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封建制度下的社会,所以他们只能躲藏着,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
书中这样描述他们的王国:“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
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
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挡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
”在这个王国里,无论是充满激情的“青春鸟”,还是被称赞羡慕的“龙凤传奇”,都免不了其悲剧性结局。
比如龙子与阿凤。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是对他们两个爱情的最好诠释。
龙子的爱,充满着征服与占有欲,霸道而任性。
他一心想与阿凤长相厮守,建立一个小家,然后阿凤可以安安稳稳地守在家里。
但不幸的是,在阿凤的世界里永远都是自由第一。
他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停下追逐自由的脚步。
最终,观念的冲突终究不能让他们做出退让和妥协,气急攻心的龙子一怒下杀死了他最心爱的人,用这种方式把他们之间的感情彻底化瞬间为永恒。
他们之间的轰轰烈烈换来的是结局的惨痛和血腥。
而奠定本篇作品的悲剧性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无所依。
异曲同工的悲歌_张爱玲与白先勇悲剧意识的比较

差的对照。”4 这句话表明了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像 的生活的丧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有过一个显
传统意义上的悲剧强调力和崇高、英雄和壮烈等强 赫、辉煌的“过去”,《梁父吟》中的总司令王孟养早年
烈的对比,而是“参差的对照”;不是悲壮,是一种苍 投身辛亥革命,勇往直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早在
凉的意味。张爱玲将这种苍凉看得极为真切,褪去层 那个时候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岁除》 中的四川老
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代表了张爱玲小说创 作的主要成就。《传奇》中长短不一的 16 篇小说写出 了张爱玲对于人性深处隐秘角落的敏感透视、对于 人生的悲剧透视。《传奇》初版的扉页上写道:“书名 叫传奇,目的是奇。”1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的着 眼点在对人及人生的书写。他要在琐碎而平凡的世 俗生活中传达出人世沧桑的种种慨叹,来表现自己 对无常人生的悲剧体验和阐释。
层浮华外表的生命,天地间仅剩一盘陈旧而迷蒙的 兵赖鸣升也是一个穿越民国历史战场的叱咤风云的
月亮,断瓦残垣中一堵冷而粗糙的墙。他们寓示着天 英雄、功勋卓著的忠臣。可以说“台北人”们大都经历
荒地老,更述说着人生无尽的苍凉。“总而言之,对永 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并在那个时代里做过威风
恒人生、普遍人性的深刻体悟使张爱玲拥有了深刻 八面的历史创造者,甚至连旧贵族阶层的依附者
剧—— —“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桂 无法也无力改变现状中,白先勇痛感人生如梦、万事
花蒸·阿小悲秋》展示了一个乡下到上海谋生的女佣 皆空的虚无情绪。一种诸事无常之感时常侵袭困扰
人丁阿小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却让人从中感受到 着他。他深感到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无法控制,这使得
日子的无奈与酸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 感伤忧郁之感沦落为彻底的悲观主义。因此,弥漫在
白先勇作品读后感

白先勇作品读后感白先勇先生的小说,我读过不多,只有他的《台北人》和《纽约客》两本集子。
但仅凭这些,就足以让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白先勇的作品,无论写的是台北还是纽约,无论写的是人,是事,是情,都浸淫着一种浓浓的悲情。
这种悲情,是人性里最深沉的部分,是人的根,是人的魂。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贵贱贫富,都有一个共同的悲哀: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都是被命运操纵的小丑。
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命运,都像风中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
白先勇的悲情主义哲学里,最核心的观念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他以悲悯、宽容、理解的态度去审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他笔下的演员,他们的人生就是他的人生。
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他们的人生,去体验他们的人生。
他的人生哲学也融入了他对他们的关怀和同情。
白先勇的悲情主义哲学里还有一种深深的宿命感。
他认为人生中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都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他笔下的人物的人生轨迹都是他早已设定好的剧本。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命运。
他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只能接受人生的无常。
白先勇的悲情主义哲学里还有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色彩。
他认为人生中充满了痛苦和悲哀,人的一生都是在痛苦和挣扎中度过的。
他笔下的人物的人生都是痛苦的,他们的人生都是悲剧。
但是,他也认为人生中也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值得珍惜的东西。
他以一种悲观的眼光去看待人生中的一切,但他也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中的一切。
白先勇的小说语言非常优美,他的文字有一种诗意的美感。
他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韵味,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他的文字有一种深沉的力量,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灵。
他的文字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痛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和悲哀。
总的来说,白先勇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
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和同情,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
他的作品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痛苦,能够让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浅析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

浅析白先勇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作者:王欣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35期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2014年基金项目《当代文学叙事中的性别文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14SJD318。
摘要: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被誉为“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他的短篇小说达到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
作品中,他直奔人物和人性的主题,用其艺术的神来之笔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生动逼真、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名男性作者,他塑造女性形象融入了自身的情感体悟和对人生的理解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关键词:白先勇;女性形象;悲剧命运作者简介:王欣(1985.2-),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学历,讲师,研究方向:戏剧影视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5-0-01一、浮华变迁诉痛楚“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如白先勇先生自己所说,妇女是他挖不尽的宝藏。
百乐门的高级舞女尹雪艳、豪门妻妾蓝田玉和蒋碧月、风尘艳女金大班、雍容贵妇钱、华夫人、杂役仆佣玉卿嫂等。
这些不同层次的女性被他刻画的准确细腻,“白先勇把她们置于一个他需要仰视的地位,这既是一种赞美,却又是一种排斥和拒绝。
她们的世界阳光太强烈,白先勇觉得自己难以走进这个世界。
他一方面用自己的笔去赞美她们,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有一种情绪让他远离她们。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这种情绪来自白先勇生命中的自然属性。
他没有选择的权力,他只有坦诚地接受。
”所以才有人说,“他写女人,远比写男人,更细腻、更生动。
”以《台北人》中的永远的尹雪艳为例,她是一个上海旧梦符号和象征,任凭世事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她沉睡于奢靡的上海一代人的旧梦之中,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这场梦中去寻找身份的认同和想象。
白先勇《台北人》悲悯情怀论文

白先勇《台北人》悲悯情怀论文摘要:任何作品的解读都具开放性,本文只是从悲悯意识的角度对《台北人》中的某几篇小说进行解读,所解读到的意义并不代表作品的全部意义。
从另外的角度讲,正是解读的开放性让本文论述其悲悯意识成为可能。
20世纪70年代,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
白先勇作为当时台湾文学创作的最高代表,其作品毋庸置疑的成为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当代文学的首选对象。
白先勇几十年的创作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可分别视为早、中、后期的代表作。
其中,由《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国葬》等十四篇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小说集《台北人》的思想底蕴和艺术成就最高,也最为成熟。
为了纪念那些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日益加深的文化乡愁,白先勇开始了《台北人》的创作。
从其创作的动机上看,《台北人》流露着一种历史感的沧桑感。
确实如此,在《台北人》的扉页上,白先勇这样写道:“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并引用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唐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首诗写于唐朝国势衰落之时,诗中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刘禹锡怀念金陵,并借古说今,对唐朝的衰微有所感触。
我写《台北人》时,也有着想法。
我用这首诗作题词,已替这本书定了个调子”。
①《台北人》小说人物众多,有高级交际花,有社会底层的妓女,有知识分子,有没落英雄,有商人,也有佣人等,但整体而言,他们都有过去的辉煌,有如今的落魄,明显的今昔对比,可将《台北人》的主题界定为“过去”与“现在”。
在《台北人》中,白先勇侧重对人前后不同遭际的对比描写,“在历史的颠踬中展现人的命运走向的悲剧性”。
②强烈的今昔对比,流露的是人生命运轨迹的难以预测以及对死亡的难以摆脱,显示着人生的幻灭无常,人性的如此不完美,历史的兴衰感,由此生发对人的博爱之心,悲悯之情。
一、没落英雄的挽歌1967年,白先勇在《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岁除》。
同性恋者的生命悲剧意识_白先勇同性恋作品研究_李晓怡

同性恋者的生命悲剧意识———白先勇同性恋作品研究李晓怡*(华侨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广州 510290)摘 要:白先勇认为同性恋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他以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看待同性恋,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悲剧意识。
通过对三对同性恋关系分析他们共同的特质:对生命有强烈的渴求与执着;爱情建立在怜悯的基础上;死亡情结。
其次,根据《孽子》,从社会人生各方面渲染同性恋者的人生悲剧,写他们人性艰辛向善的斗争、人性的破坏与抚慰以及父子关系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最后肯定白先勇探索同性恋题材的价值:深入人的精神与灵魂探索人的生存状态,反映出人类普遍被压制的情感。
关键词: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理智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07)02-0040-04 一同性恋是敏感的题材,中国现当代文学没有哪位作家深入地研究过,白先勇可以算是其中一位比较突出的作家。
白先勇是从如何理解人这个更内在的层面进行研究的。
从白先勇的文学观来看,白先勇认为:“文学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表现永恒的人性,……这个比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更重要。
”[1]白先勇所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包括人的情感和欲望,他认为他的同性恋作品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孽子》所写的是同性恋的人,而不是同性恋,书中并没有什么同性恋描写,其中的人物是一群被压的人。
”[2]白先勇认为同性恋是极珍贵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同性恋者也有权去表达他们人性上的需求,白先勇从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出发,深深关注着人的生命意识,他感悟到作为人存在的痛苦,并把这种痛苦悲剧化,以聚焦的手法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在探讨人生悲剧的原因时,他带有明显的宿命色彩,因此他能以宽容和怜悯对待一切,他的同性恋作品在表现人的悲剧存在的同时,更幻化上了一层悲剧美。
正是作家的人性论,他热衷于表现同性恋世界,并把卑贱、隐晦、肮脏的世界变得暧昧、浪漫起来,并具有一定的象征、暗示意味。
白先勇的宿命意识

永远的“命运之神”——从《永远的尹雪艳》看白先勇的宿命意识白先勇是台湾小说界一位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家,在他成就最高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通过塑造一系列典型形象,凸显了他对命运的理解,表现了其浓厚的命运意识。
《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由14个短篇小说构成,其中人物几乎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各个阶层:有“大”人物,如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有“中”人物,如《花桥荣记》中的老板娘;有“小”人物——下层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
这些人物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从他们身上,我们不难找到共同点:他们都在受命运这只巨手的无情拨弄,由于命运,他们倍感生存的无奈、凄凉与惨淡,而且在命运的神力作用下,他们都身不由己地归于这样或那样的“毁灭”。
白先勇对“命运”的阐述,从他的《台北人》第一篇《永远的尹雪艳》中可见一斑。
《永远的尹雪艳》发表于一九六五年四月,这篇小说的题材既不是留学生生活,主旨也非揭示中西文化冲突,而是运用隐喻的手法赋予主人公尹雪艳以神性,使之成为“命运之神”的化身,并通过对尹雪艳和她身边的“台北人”的描写,寄寓作者对命运的认识和思考。
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就以永不衰老的容颜赋予尹雪艳这一人物神秘性,“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么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的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作为十几年前的一个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如今是台北尹公馆的交际花,尹雪艳虽处于俗世之中,但“着实迷人……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有她自己的旋律,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时间的流逝和世态的变迁对尹雪艳丝毫不产生任何影响,这使人物呈现出“非人化”的特质和“神性”的寓意。
作者围绕着尹雪艳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选择了“白色”作为作品的基调,作者对尹雪艳的描写,处处离不开一个“白”字,“一身雪白的肌肤”,“素白旗袍”,“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氅”,从里到外,犹如一个“冰雪化成的精灵”。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白先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
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本文着重在系统上梳理和分析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首先总体概括了白先勇小说的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其次从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角度,来阐述了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再次从白先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两方面来论述其小说的悲剧色彩;最后通过对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论述,来阐明白先勇小说的感伤主义色彩。
标签: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一引言白先勇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
他自五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五八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自此一发不可收势,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它散文,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
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
”[1]但是他与其它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不同的在于他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
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得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枚奇葩。
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比较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
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二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一)个人经历的影响白先勇,一九三七年出生在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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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学科论文·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1 / 8 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上海外国语大学 唐忆荣
摘要:朱光潜先生曾说:“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崇高的审美形式,悲剧将现实生活里的挣扎,矛盾,痛苦,纠葛用用一种饱含关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古今中外,众多优秀的文学家,都曾将这种悲剧意识和悲悯的情怀融入小说的创作当中。白先勇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小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悲剧,而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是他对人物命运的怜惜与关怀。他用个人生命的悲剧诠释历史的悲剧,反映苍凉的时代底色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痛苦与无奈。
1.当悲剧意识遇上文学创作 在人类产生之初,初民们受困于残酷严苛的自然环境,汹涌袭来的洪水猛兽让他们的生命脆弱如薄纸,生老病死的冰冷与无奈逼迫人们质疑本我的存在价值和思考魂灵的最终归所。可以说,悲悯生命的忧患意识伴随着生命的产生便一同产生了。而在这之后,人类文明一步步发展,人们又面对着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团体,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击与挑战。大量的生命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因为疾病的肆虐而饱受折磨。人类在产生发展的历程当中,始终面对着无法预知的威胁;生与死,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
而当文学最初作为一种传达感情的载体存在时,便脱不开这种固有的悲剧意识。古希腊神话里,俄狄浦斯杀父娶母而不自知;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后被罚在山顶遭受猛禽啄食内脏的苦楚;赫拉克勒斯立下十二件功绩,却被轻信谎言的妻子毒死。同样的,中国古代的神话里也有这样的故事:鲧盗取天帝的神土堵塞洪水,治水失败被天帝杀死;精卫溺亡于东海,死后化为神鸟投石悲鸣;夸父追日,道渴而死······人们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注入文学作品里,借神话故事表达自己置身于自然强大力量中的举步维艰。
随后涌现的作家们将悲剧意识与文学创作结合得更为纯熟和彻底。无论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读来无不叫人垂思泣下。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一时期,作家们讨论的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存问题,他们转而将眼光投向个体的生活状态,借人物悲惨的命运表达理想生活与现实情况间的不可调和,反映时代浪潮里人们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悲剧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不仅体现为感知生命之苦,更融合了浓浓的人文关怀,思考该以比较文学学科论文·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2 / 8 何种方式面对生命之苦。 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有原本美好而崭新的东西,经生活之手,开始变得残缺而扭曲;所有指引未来的方向和希望,在命运的打磨下,只剩下些苟延残喘的沉默和叹息。而尼采则提出一种“酒神精神”:“最高享受的秘决,就是去生活在危险之中!将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将你的船驶入浩瀚无涯的海域!要活在与你相匹敌的人物甚至与自己交战状态中!”1 不同的作者对生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植根于其中的是同样的悲剧意识。在他们笔下,有的人被生活拖拽着向前,有的人奋起反抗和命运死磕,但屈从也好,反抗也好,始终脱不开苍凉的底色。可以说,正是对悲剧意识的多方面诠释,才构成了悲剧之美。
2.白先勇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白先勇曾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用文字将人类心灵中最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我想这是我写作的真意。”诚如他所言,贯穿他作品始终的,是浓郁的悲剧意识。他笔下的人物,可谓无人不冤——有的在社会底层的漩涡里挣扎,有的表面光鲜实则内心陌落,有的痛失爱情无心再活,有的漂泊异乡孤单寂寞。白先勇用个人生命的悲剧折射着时代的悲剧,充满哀伤又饱含深情。无论是主流生活方式的叛逆者,还是时代跌宕下荣华不再的没落贵族,都在白先勇的笔下唉声叹气,流着一群人乃至一代人的泪。
⑴小人物的哀叹与感伤 白先勇的小说里不存在“高大全”的英雄式人物,他所描写的,很多都是小人物命运的坎坷悲苦。这些人挣扎在生存与毁灭的边缘,仿佛被社会与时代遗忘。他们的命运像杂草一样轻贱,生了,死了,疯了,傻了,都不能在时代的洪流里激起半点涟漪。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主人公王雄,原本是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农民。他当兵打仗,退伍之后来到台湾一户人家做男佣。他想念着家人和家里的童养媳,便渐渐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和他童养媳年纪相仿的东家小姐丽儿身上。他对丽儿百依百顺,变了法的讨好她,给她当马骑,替她捉蝈蝈儿,将三轮车装饰得五颜六色,穿戴体面地接送她上学。起先丽儿被他逗得很开心,但后来她念了中学,同学嘲笑王雄身材粗笨,她便嫌弃他起来。一次,丽儿摔碎了王雄的金鱼缸,留下垂死的金鱼和不知所措的王雄。从那以后,王雄就变得闷声不响,只是待在花园里一遍遍地浇那满园子的杜鹃花。一天,王雄对女佣喜妹施暴后出走。后来人
1 摘自尼采 《悲剧的诞生》 比较文学学科论文·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3 / 8 们在一个荒凉的海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作者用倒序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一开头便是一段对王雄尸体的描写:“王雄全身都是乌青的,肚子肿起,把衣衫都撑裂了;他的头脸给鱼群叮得稀烂,红的红,黑的黑,尽是一个一个的小洞,眉毛眼睛都吃掉了。几丈外,一阵腐尸的恶臭,熏得人直要作呕。要不是他那双大得出奇的手掌,十个指头圆秃秃的,仍旧没有变形的话,我简直不能想象,躺在地上的那个庞大的怪物,竟会是舅妈家的男工王雄。”2这段描写赤裸裸地摆在小说开头,对于读者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冲击。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笑起来“龇着一口的白牙齿,有点羞赧”,四十岁上下了却还像小孩子一样简单,这让人很难把他和海滩上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联系在一起。命运的捉弄何其残酷,叫人唏嘘。
《花桥荣记》的主人公卢先生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年轻的时候和一起长大的罗家姑娘订了婚。后来他辗转到台湾,和未婚妻分开,但许多年来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节衣缩食,生活得本本分分,平时教小学生挣了钱,就攒起来养鸡,每年过年,他总会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这样过了很多年,好容易攒了十根金条,想把未婚妻接过来,却被表哥骗走了所有钱财。卢先生的精神支柱崩塌了,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他后来和一个不正经的洗衣婆在一起。再后来,洗衣婆偷人被他发现,反而把他打得起不来床。他精神失了常,后来悄无声息地死在了书桌上。卢先生原本是个知礼识数的读书人,他“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经历一番打击之后,他和放荡的洗衣婆在一起,“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到后来,他被洗衣婆打得不成样子,“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3。作者寥寥数笔,透过外貌的变化,勾勒出一个落魄教师凄苦可怜的半生。
《一把青》中的朱青,也是个颇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她还是学生的时候,爱上了空军郭轸,早早的就和他结了婚。那个时候她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干干净净的”,“她的眉眼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她结了婚,就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郭轸身上。可谁知没多久,战事爆发,郭轸跟着军队离开,她苦等多日,却最终等来他遇难的消息。她难过得发了疯,“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
2 摘自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3 摘自白先勇《花桥荣记》 比较文学学科论文·浅析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 4 / 8 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4然而很多年后,朱青再次出现时,整个人都变了样。这时的她“衣着分外妖烧”,从前说话也不敢高声的她如今唱起了歌,“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阵轰雷般的喝彩···风头好像又比众人不同···笑吟吟地没有半点儿羞态。”而如今当她喜欢的空军小顾遇难之后,她显得云淡风轻,帮他收了尸,依旧像个没事儿人似的烧起了糖醋蹄子。这样的情节叫读者读来脊背发凉,心中发酸,不由得要感叹人世无常,残酷的命运竟将一个单纯羞怯的小姑娘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在白先勇的小说里,这样的小人物还很多。比如《玉卿嫂》里和爱的人同归于尽的玉卿嫂,比如《孤恋花》里在风月场所被折磨得发疯的娟娟,在比如《金大奶奶》里被百般欺辱的金大奶奶···小人物的生死无关轻重,可小人物的命运却最能反应时代命运的起落。王雄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一方面是因为战乱,当兵日久,远离家乡,他们那个时代流落到台湾的士兵,总是放不下海峡对岸的家乡,王雄曾说,人死了,魂魄就能和家人团聚;另一方面在于,他这样的农民,走到哪里都是被欺侮,舅妈,丽儿,甚至喜妹,他们从不把他当人看。在这样的处境里,他就一步步走向了毁灭。卢先生和朱青的命运,大抵上也是不太平的世道造成的。这些命运坎坷凄苦的小人物,很多都是远离家乡漂泊在台湾的,“台北人”并不是真正的台北人,那种无根无依的悲苦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⑵脂粉华服掩不住悲凉 白先勇小说的另外一类人物活在纸醉金迷的风月场。他们有的是国势衰微时的没落贵族,有的在风月场叱咤风云,一生从未卸掉脸上厚厚的胭脂水粉。这类人比之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许是不缺钱不愁吃穿,但繁华的表面下,内心的悲痛却只有更甚。
《永远的尹雪艳》表现了一群人在灯红酒绿的美梦里的沉沦。故事里的尹雪艳是个着实迷人的女子,她“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5。尹雪艳本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舞女,当年在百乐门时就极受欢迎,前来捧场人络绎不绝。十几年后她来到台北,五陵年少们谢了顶白了头,她却依旧风采不减当年:“一身蝉翼纱的苏白旗袍,一径那么浅浅地笑着,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人们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然而男人们却偏偏要往她那里凑。果不其然,和他走得近的男人们都难有善终。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肯为尹雪艳摘星星摘月亮,犯了重罪被枪毙;金融界炙手可热的洪处长抛弃妻女娶了尹雪艳,又是丢官又是破产;台北新兴的实业巨子徐壮图迷上了尹雪艳,三天两头不回家,后来被一个发狂的工人杀死。男人们沾了尹雪艳的“煞气”个个死去,但尹公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