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律文化困境研究反思

美国法律文化困境研究及反思摘要：美国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及令人惊叹的审判案例。

本文从法律文化角度入手，剖析美国信仰法律和嗜好诉讼的法律现象，分析法律文化中的各种冲突，并对美国独特的法律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分析宗教因素、个人主义及民主自由等文化在其中的影响。

关键词：法律文化困境法律电影一、美国法律文化概述（一）美国法律文化源远及现状。

美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不过三百年，但其法律文化却博大精深。

《五月花号公约》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重要文献，是一个自治团体的公约，基于被管理人的同意，并且依法执行。

随后的《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更是一步步巩固了法治建设，三权分立的体制也使法律的司法监督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美国，世界文化的大熔炉。

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甚至中国的儒家文化都在美国有所体现。

各种文化交融汇聚、取长补短，对美国的法律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美国法律在继承西方习惯法的同时又独树一帜。

（二）法律像宗教一样被信仰。

美国宗教文化丰富，美国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亦体现在法律领域。

人民被这样教导：在政府的各种机构制度中只有法律一项是必须遵守的，人民可以轻蔑地谈论总统、议员和将军们，并用苛刻的言语对政府机关进行批评。

一个人可能在白宫侮辱总统，而只是受到谴责，被斥为粗野的家伙，但是如果在法庭上哪怕对最低级的法官不尊敬都将被判处徒刑。

许多人，甚至一个不同意现在的法律并且企图改革它的人，都将遵守法律，并将法律作为社会必要的屏障。

法律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成为美国人生活的必需品。

美国的法律文化在整个价值观念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当代美国法律》是一本享有盛誉的教科书，其开篇就引用林肯总统1837年的一段著名演说“让每一个热爱美国，每一个热爱自由，每一个渴望繁荣的人用革命的鲜血发誓：从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从不容忍他人对法律的冒犯。

”他言辞恳切地告诫人们维护法律就是维护秩序，有了秩序才会有个人的自由、经济和社会的繁荣，才会有昨日和今日之美国。

这段论述代表了一百多年来美国人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造就了美国执法者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又坚定不移、不讨价还价、不法外徇情的传统；造就了联邦大法官任职二十多年没有接到过说情电话，没有接到过总统、州长、市长批示，也没有与律师或当事人共进过午餐，更没有法院向财政局恳请拨款的怪状1。

（三）美国制度下的法院神话。

在自由至上，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下，美国的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他把法院的权力运用到了极至，令世界各地的法官们惊羡不已。

司法权的运用源于国民的理念不同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不同。

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联邦最高法院具有最高的权威，其重要性和至高无上性不但在美国是不容置疑的，在整个自由世界也是如此。

在美国，最高法院说“不”的案件，不得再行上诉，除非诉之于公众或者在国会的代表。

当然，最高法院是“时代之子”，但是“公众意志才是权威所在”，与公众意志相对立的判决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所以法院不仅常常是表现公众舆论，而且常常是公众意见的领袖。

正如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1955年所说的那样，“人们似乎觉得，不论最高法院有多少缺点，他始终是我们制度中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宪法法令的最独立、最不带感情色彩、最值得信任的守护人”。

所以，最高法院才有了一些令其他国家的人民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如1974年最高法院判令尼克松总统将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交出，从而促使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

同时，在事关美国政局稳定，从国家利益出发，最高法院也不乏明智之举。

1970年，最高法院就曾拒绝受理马塞诸塞州对印度支那战争违宪的诉讼，从而避免对总统未经国会批准进行事实上的战争是否违宪做出裁决，避免了宪法危机、国家分裂，也避免“三权分立”制度的失灵。

二、美国法律文化困境美国在坚定的法律信仰中也充满着现实的无奈，如虔诚的法律信仰和疯狂的嗜讼性、对法律大胆质疑但对程序坚决维护，对个人自由的狂热追求及权力制衡的思想，无处不体现了美国法律文化的困境。

（一）虔诚的法律信仰和嗜讼性。

美国人信仰法律的同时，造成了爱嗜诉讼的强烈倾向，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使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据统计，在1960年和1970年之间，在各个联邦法院里的民事案件数目已经翻了一番。

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民事案件数目在洛杉矶也翻了一番，而在马萨诸塞州则高达3倍。

在1970年和1975年之间，一个美国区法院法官应办的候审的案件从285件上升到355件。

至于律师的数目在1957年为250000人，而到了1977年就已增至425000人2。

最近一些年，美国人继续求助于法律系统来解决日益扩大范围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某些橄榄球迷观看一场比赛时，认为裁判员错判，并为此忿忿不平而向联邦法院起诉。

可见到法院起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不满的思想早已深入美国人的思维中，各种职业、阶层的公民都对法院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这是大多数社会所没有出现的。

（二）对法律大胆质疑但对程序坚决维护。

从各种研究看，美国人一方面吐露对律师们不信任和对法律制度不满的情绪，但是另一方面继续将他们的纠纷提至诉讼而且更加频繁，因为他们似乎愿意相信最高法院面对纠纷将做出适当的判决。

他们。

美国人普遍地支持美国最高法院，并给予律师们和法官们以崇高的身份地位。

在美国人的眼里，法律的化身是一个被蒙著双眼而手执轧著天平的女神，人们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她也不认面前的人是谁。

信仰法律，但同时敢于质疑法律，在陪审团制度中尤为明显，当实体法和陪审团认为的应然法存在分歧时，陪审团会对此提出异议，法官也会考虑法律本身的合理性。

美国学者对此的解释是既然陪审团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

敢于质疑法律，但对法律程序却坚决维护，对法律程序的认同有着痴迷般的执着，这在被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不能有一只臭虫”。

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径直倒掉整碗面条。

同样，即便洛杉矶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只要其中有一样是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就都不能被法庭采信。

美国民众认为程序的正义远胜实体的正义，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

（三）对个人自由的狂热追求及权力制衡的思想。

美国是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其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十分狂热。

独立战争后两百多年，美国人从没停止过其对权利和自由的争取。

信奉个人自由，重视私有权利的保护，已成为美国人的一个特征。

坚持权力制衡是美国法律文化的基本原则，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互相独立，相互制衡。

“在完美的环境下，人是最优秀的动物，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宗教的束缚，人就是最可怕的动物”，正是坚信“人性本恶”理论，才会在制度设计上，用各种制衡方式来限制权力。

因此，美国建国以来，从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实行专政和独裁。

在国家的三种权力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

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

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

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更是采取了陪审团制度来制衡法官的权力，即权力所有者（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

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同时，通过陪审团对公民权利案件的认定，能够明确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并赋予法律意义，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有效遏制了司法腐败，保证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三、法律文化困境的反思与出路法律文化中既充满了丰富多彩的元素，同时充斥着困境，美国人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指出“这并非是最好的，只是比别的好”，在法律文化面临困境时，借助法律电影去推动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通过文学作品揭示人性，都是困境下的一种出路。

（一）法律电影的教育引导。

当电影和法律相遇，它们擦出的最绚烂的火花可能就是法律电影了。

在影视业发达的美国，法律电影的作用不可忽视。

美国法律电影一般通过描述一件案子来反映美国的法律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电影从法律文化中找寻到灵感，汲取了养分，它就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洗刷了其出身于市井街头所沾染的轻浮气息，使世人不再以为它只是低级趣味的娱乐，而正视了它作为新兴道德、另类权利的宣讲者和社会责任的代言人所独具的强大震撼力和感染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冲突、对抗、悬念与视听快感，恰恰暗合于电影艺术在大众心中最根本的诱人之处。

它们的联合，使二者在各自的领域里相得益彰，于是一种广受欢迎的类型电影——法律电影产生了，而且由于法律电影的广泛影响，一批法律得以制定，一些权利得以伸张实现，普法教育得到贯彻，优秀的法律电影成为社会法制变革的启蒙与先声4。

（二）文学艺术的熏陶。

法律是一个世俗的事业，法律同时也是对人的生活意义的寻求和理解。

美国许多有教养的法律家还认为，文学作品还可以抵法律的不足。

如文学大师笔下的众生相，对人性的本质和矛盾的追究、探讨，无疑是法律执业所必备的知识。

换言之，文学作品不是化妆品，而是作家凝聚人生，揭示人性。

破译人性有助于法律工作。

法律人的工作之一就是说服，说服形形色色的人。

精通法律不等于善于说服，运用法律说理也需要了解人性，察言观色，有时甚至是投其所好。

在日常的教育工作中，多是采用直接的说教方式，虽然是主要的教育形式，作用也是非常直截了当和显著的，但在效果上也有弱的一面，这种说教方式是带有强制性质的，是由外而内的讲理和说服，比较枯燥和抽象。

文学艺术的形象和愉悦性则可以弥补这种缺憾，能使人从内心真诚地、自发地实现道德的善。

如果我们用“艺术”的手段去熏陶人的心理，陶冶人的情操，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本质上更深层次的使人们接受教育，达到“人们自发实现道德的善”的效果。

道德教育功能、感化功能、思想启迪功能是文学艺术的几项基本功能，充分发挥这些功能，职工通过文学艺术的熏陶，使其个性情感得到表现和升华。

道德状态是从审美状态发展而来的，道德修养是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之上的脚注：李晓清，女，广东茂名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0级学生2何家弘，当代美国法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3温伯格，朱迪思，“论法律和美国人对法律的依赖性”[j]，潘汉典译，法学译从，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