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五四时期的作品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的日记》、《士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透视，展露了特定环境里人们长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坚强女性，在灾难的泥潭里复杂的心灵，作家层层深入的揭示，引导着读者对沉重历史进行深深思索。作家新颖别致的心灵切入视角，细腻委婉的笔调，反映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性的艺术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医院中》却很长时间在文学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并且使作家受到许多责难。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的女主人公陆萍，来到延安成为共产党员，并服从组织需要到一个新办的医院当产科医生。丁玲将故事叙述侧重于陆萍在新的环境里所见所闻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现心灵体验的真实，因此，着力披露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弊端，医院里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一般医护人员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产意识，还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状态等现象；并通过代表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陆萍与这些现象的矛盾冲突的对照描写，展示了革命干部与知识分子双向互动的精神成长的艰巨性。在那样的环境里，丁玲能够提出这样深邃的问题，正是因为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丁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反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力度。从由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作家创作整体性的深入和发展。
综观丁玲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说她在现代文学史中是有独特贡献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的特色鲜明而有个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丁玲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她创作的阶段虽不同，但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品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思想穿透力这一创作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从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到解放区创作真诚地揭露封建观念和种种现实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现实主义创作的力度。女性文学突破个人狭小范围，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态和现实主义创作为标志。她是现代女性文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第二，丁玲小说创作艺术的创新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丁玲善于写出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长于透视性格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重视表现人物情感和讲求写作笔触细腻，这在女性作家中更显其艺术的独特。莎菲、贞贞、陆萍等形象，在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样在刻画时将自己人生的体验，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们身上的；尤其那来自心灵的振荡、灵魂搏斗的对于历史变革感受深切的描写，更凸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丁玲创作从最初的革命文学的峻急，到后来的深入现实的厚重，以及从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她突进主体（作家）和客体（人物）双重内心深处密切相连的。 最后，不妨从丁玲早期小说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简析中，进一步印证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探索。这是一部日记体的小说，它在《小说月报》1928年19卷2号上发表后，主人公莎菲这个“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3]，便引起了当时文坛极大的震惊，作家也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正是五四落潮以后知识女性精神追求和心灵颤动的生命真实在莎菲身上的集中体现。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叛逆的、苦闷的、彷徨的知识女性形象。莎菲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她与懦弱的苇弟、表里不一的凌吉士失败的爱情选择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从封建家庭出走，崇尚个性的真正解放，但总是求爱失爱，在无乐可寻中抱着“及时行乐”的幻想。她鄙视社会的隔膜、欺骗，以个人的孤独的灵魂进行倔强反抗。不甘幻灭的内心骚动，不满世俗的放纵，反抗充满着病态，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则构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征。丁玲以这个形象生动折射出时代剪影，即五四的个性解放随着历史的进步只剩下了凄厉的哀伤和疲惫。作家高度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苦闷青年的精神面貌，并且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率真的心理描写，深入到人物内心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翻开了五四以来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新的一页 ，从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的基调。
丁玲转型的首次尝试——浅析《韦护》区别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文学独特性
丁玲转型的首次尝试——浅析《韦护》区别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文学独特性
于姮
【摘 要】《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她首次将革命者形象纳入作品中,是丁玲从个人主义文学向革命文学开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作品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为故事背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原型,借作品中韦护与丽嘉爱情的不幸,来表现当时的社会中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之间是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在20年代''''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兴盛的时代背景下,《韦护》一直以来被赋予''''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的内涵,曾一度被定义为''''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中的不成功之作。然而,《韦护》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独特性及其思想深度是一般''''革命加恋爱''''作品中所不具备的,不能够将其简单地纳入''''革命加恋爱''''范畴中。本文将从《韦护》的文学独特性入手,进一步阐释和解读这部作品。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00)003
【总页数】1页(P82-82)
【关键词】革命加恋爱;抉择;矛盾;革命叙事
【作 者】于姮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6 丁玲在《韦护》这部作品中对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个体命运予以探索，表现出了该时期的知识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在面对革命与爱情两难抉择时的精神困境。小说对于“革命”有着独特的描写，全文没有明确提出任何关于“革命”的具体行动，也没有具体解释韦护所做的“事业”究竟为何物。韦护最终的选择是，“他看见前途比血还耀目的灿烂，他走到他办事的地方，他要到广东去。”与其猜测韦护去广东是为了革命、为了事业而做出的“牺牲小我”的壮举，不如说，韦护是在心理上败给了革命与爱情的两难抉择，他选择了逃避，逃离丽嘉也逃离了选择。然而，韦护在俄罗斯时有伊利亚，回国后有丽嘉，读者可以想象，在韦护到达广东之后，还会出现其他让韦护动心的女性，这是一个未完结并且具有循环性的故事。丁玲在作品中只简单地设置了模糊的、可想象的结局，却在文本中对韦护周旋于革命与爱情之间不知作何选择的艰难与纠结着力描写，利用细腻精致的心理刻画将选择的艰难表现的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韦护》所要表现的重点，并不是革命战胜了爱情的浅层结果，而是个体生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精神困境。
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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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物形象
作者：高阳
来源：《新教育时代》2014年第21期
摘 要：因为丁玲传奇的一生，也因为这本书特别、新颖的名字，我怀着对丁玲的好奇，读了这本《莎菲女士的日记》，让我感受到了浸在文字中的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思想。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时代 矛盾体 消亡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丁玲拒绝了封建包办婚姻离乡赴上海，历经了一系列坎坷的求学路后。丁玲在1927年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梦珂》，紧接着在1928年，继她的处女座之后的又一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了，这引起了文坛上的极大关注。她于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国民党逮捕三年。自1995年起，丁玲的生活再次屡经浮沉，曾先后被划为“反党集团”，定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投进监狱。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重出文坛。在我看来，丁玲作为现代文学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坎坷经历、她坚韧顽强得意志以及她传奇的创作道路是后世的典范。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丁玲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在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一个在外漂泊的少女，内心充满了对世界的狂热内心却又隐藏着叛逆的因子。她虽痛恨这个社会但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发泄出口。所以在她患有肺病后，就更加随意地放纵自己的感情，她一面追求者南洋华侨凌吉士，一面却又鄙视他卑劣的灵魂，这使莎菲的内心充满着挣扎，最终因病独自离开。而这个集善恶于一体的、经五四精神洗礼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却以其独特的风格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我看来，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写照。丁玲完美的塑造了一个秉承着个性解放的思想离家出走的新时代女性，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背景下，小资产阶级群体在追求个性解放失败的慌乱无措中，极力地寻找一个新的人生的出路却又无果，鄙视世俗却又无法控制的陷入世俗糜烂的漩涡里的极其矛盾挣扎的心理。
论《莎菲女士的日记
1 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和传统性别意识的遗留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丁玲的大部分创作都涉及中
国女性领域，她的创作反映了女性的生存际遇、心路历程以及她们对人生的看法。
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小说。主人公莎菲超
前的女性自主意识与当时封建落后的社会格格不入，这种进步思想在封建势力的
阻遏下带有传统性别意识残余成份，但莎菲的传统性别意识经过女性自主意识的
改造而焕然一新。莎菲同时具备女性自主意识和传统性别意识的矛盾心态，体现
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个落后封建时代的尴尬与苦闷。个性解放
了，但社会仍未解放，丰满的理想、超前的意识在混沌愚昧的社会中无处安放，
莎菲出走后无路可走，走投无路，最终酿成莎菲放弃社会并自我放逐的病态性格。
中国女性在父权意识浓厚的家庭中成长、自立，对传统性别意识耳濡目染，
随着知识素养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丰富，她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女性自主意识开
始萌芽，她们既从家里往外看，又从社会往家里看，因此，中国女性的觉醒是不
彻底的觉醒，女性自主意识是一种反抗意识，但这种反抗具有被动性、自发性，
因而这种进步思想在落后封建大环境之下注定带有传统性别意识，但她们的传统
性别意识经过女性自主意识的改造而焕然一新。
1．《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
莎菲是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女性，为享有我生的一切，她顽强地与封建
旧家庭抗争，去追寻新的生活，寻求女性的话语权，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莎
菲的诞生，无疑让文艺界喷射出生命力的火花和人文主义的光芒，她体现了具有
自主意识的女性追求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把握自身命运，是超于时代的人物形象，
具有恒久的审美意义和价值。
女性自主意识，应理解为女性作为具备思辨能力的认识主体，对客观存在的
世界具有自己的审美认识、感受和评价，并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女
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提到：什么是女子命运？是自由决定了她自己的命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赏析
每次拿起一部作品读罢，总会感到解读的难度。除了那些早已经在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以外，还要面对如何选取适合的视域来深入作品。至此，如何能更好的挖掘出新意，真正阐发出自我观念就变得极为棘手。
女作家丁玲在写这篇小说是1928年，那时的丁玲24岁，再加上作品的日记体，可看出这是一篇带有自叙性质的反映作家心灵世界的作品。作品中对主人公莎菲以行云流水似的笔触，深刻的剖析了内心在面对爱情时的焦灼与矛盾心境。在20世纪二十年末风云突转的时代浪潮中，以极为细腻大胆的抒写方式，揭露出一代知识女性在爱情与理想方面的种种困惑与痛苦。“莎菲"这一形象也成为了一个时代女性符号的象征。
小说中的莎菲敏感，感伤，悲观，孤独，并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这种种性情再加上令她迷惑而头痛的爱情更让她变得忧伤而忧郁。这不免会让我想起那个郁郁寡欢的林黛玉，但她又不同于林黛玉。她读报，看书，关心社会发展，是时代的新女性，可这每一种总不能真正唤起她的激情与希望。小说在表现莎菲与苇弟，凌吉士，以及同学毓芳，云霖的交往中，表现了新时代女性的婚恋观念与生活态度。
莎菲在小说中是苦闷痛苦的。首先在于她对自身爱情的不满与渴求。苇弟是个比莎菲还大四岁的大男孩。他喜欢莎菲，照顾莎菲。可是他老实，纯真又异常的懦弱与缺乏主见，无法真正理解这样一个处于渺茫状态中的莎菲的所思所想。有几次他都希望苇弟能哪怕理解她一点，也许她都会产生一点点缠绵的爱意。然而她希望得到的，苇弟又总是想不到。南洋人凌吉士英俊，潇洒，又颇有点情场老手的意味。莎菲很希望得到他的一点点拥抱和吻的抚慰，这个有些浪荡又有家室的男人怎么可能愿意真心与她呢！莎菲徘徊在两个男人之间，她不缺乏爱情，可是在爱情中她又分明没有得到想要的精神的相通和理解，为此她的苦恼始终没有改变。在五四时代环境中的感召下，有了女性自觉意识的莎菲所寻求的爱情在现实与理想的折磨中，终究还是没有实现。
其次是时代环境的影响。五四的洗礼，唤起了一代青年的心理意识。可社会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环境让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莎菲接受了教育，获得了知识，启迪了心灵，可是在社会中却又屡屡碰壁。她唯一依赖的是爱情与友情。爱情没有欣慰。唯一理解她的蕴姊又去世了。如果此时她能找到一个适当职业，或许更有利于释放她内心的压抑。
浅析丁玲菲女士日记中莎菲的女性形象
浅析丁玲菲女士日记中莎菲的女性形象
摘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她对于人物命运的悲伤和欢乐，感受人物的心灵感受，更加深刻的了解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塑造了许多性格各不同具有代表的的女性形象。《莎菲女士日记》中的莎菲就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形象代表。本文我将从莎菲的性格中的温柔善良和傲娇，孤独骨子里的坚强和固执，内心敏感而情感丰富，愤世厌俗而又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对莎菲这一形象的分析。
关键词：莎菲的形象 内心的孤独和矛盾 性格上的温柔和善良 不拘小节 欲擒故纵 自我意识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人。现代女作家、散文家。爱情、文学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尽头，丁玲最最放下的就还是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丁玲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的这一生都跟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紧紧相联系。她在早在1928年发表了《莎菲女士日记》因此走向了文坛，表现出“五·四”运动后年轻的知识分子的从痛苦的追求和痛苦中挣脱出来，在社会上引发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丁玲不是一个寂寞的作家，同时她也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文学思潮运动中，她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大家面前。丁玲的作品具有很深的时代的烙印，非常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人物悲惨命运，人生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等一系列问题。丁玲的作品对当时女性的命运赋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对每个女性形象的内心情感世界都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分析。
《莎菲女士日记》是丁玲创作的早期的代表作品，莎菲是该作品的经典形象，同时这一形象也代表了“五四”退潮后的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孤独的知识女性的典范，也表现出五四远动后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与追求，在当时也引起了极大地社会反响。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云霖、苇弟、毓芳、凌吉士等依然完全沉浸在旧的封建时代阴影下的典型人物，与莎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加深刻的反映了莎菲内心的孤独，这些人物的塑造成功地把莎菲变成了一个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个女人，甚至几乎将莎菲逼到悬崖边上。下面我将从以下几点对莎菲这一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试析《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日记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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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日记体意义
作者：徐雪吟
来源：《群文天地》2008年第12期
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女作家丁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崭露头角。这篇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小说，大胆地采用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主观直感地呐喊出“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反映出内心似火的时代知识青年在混沌动荡的时代中无法寻求精神出路的惆怅心情。
一、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所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曾高度评价：“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这篇使丁玲名噪一时的日记体作品，当时的文坛是曾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在“文革”期间，这篇丁玲的成名作也恰恰成为了她受到冲击的缘由。“莎菲是一个有着女性的‘病态心理’的厌世主义者，她‘既苦闷又残忍，既无耻又虚伪’，她的‘恶劣的性格’在今天只能赢得人民的唾弃。”
这主要是由于莎菲女士这一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所带来的影响。“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绝叫者”这一称呼准确地点出了莎菲女士这一文学形象在现代文坛上的特殊地位。她的这一叫，叫出了一代青年的时代苦闷，叫出了“五·四”新女性热烈而矛盾的挣扎。
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法巧妙而有力地帮助莎菲女士成为了时代欲求的“绝叫者”。
日记体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法明显受到西方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影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曾在上世纪文坛风靡一时就有力的说明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第一人称叙述方法受到了西方模式的启发。这种从“我”的口中讲故事的模式很快成为“五·四”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是由于,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中,讲故事的人受到了高度的限制，“他从故事以外的有利地形上来叙述和评价他的故事，依靠为人们所接受的对于人生经历的种种假设来打动读者。”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远离于故事本身，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进行陈述，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叙述者参与到故事当中，对于表面事件进行带个性和带疑问的反映，所以“我”被戏剧化了。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赏析(当代文学导读)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赏析
政治面对文学时，一定会提出很多要求：规范范围、确定服务对象和主题、用什么态度来写作、赞美还是批判？——战争文化规范
接受五四洗礼，强调真实性和批判性——知识分子启蒙文化规范
彼时延安文学的矛盾
小说的时间节点：
1. 写于1940
2. 发表于1941
3. 1942年毛泽东《我在延安的讲话》发表，丁玲宣布自己要走上新文学道路——驯服
4. 在这篇小说之后，一个优秀的冒犯性女作家就隐没了
贞贞的出场
先是通过群众的描述和讳莫如深作铺垫，主人公迟迟未出场
丁玲用了快一半的篇幅，没有直接描写贞贞出场的内容，而是用贞贞周围人对于她的语言上的攻击、诋毁，为之后她的出场形成铺垫，使读者对产生很大的期待，将贞贞视作一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能会对其产生同情怜悯之心，好奇她回归故乡后后有怎样的行为表现。不仅如此，也营造了无奈、冷漠的氛围，表现贞贞周围人对她持有不理解、误解、敌意与蔑视的态度，能够为后文衬托出贞贞心灵与精神上坚定的一部分实现埋下伏笔。
围绕着贞贞各种各样的态度
1. 从传统道德观出发：鄙弃，以杂货铺主人为代表
2. 民族主义话语的立场：年青人，夸贞贞“她才了不起呢”，以马同志为代表
马同志说：“贞贞那里材料一定很多”；“我”虽未表态，但应该是不以为然的
“像这样的青年人，我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虽然多，但千人一面，他们很容易把复杂的、血肉的经验变成一堆材料，没想到贞贞这个“英雄”的背后，有很多苦痛的伤害
3. 阿桂：女性的感同身受，所以总是感慨、哀叹、甚至哭泣
但在我看来，贞贞从来没有要求过来自外界的同情或救赎
4. 丁玲全然拒绝了上述所有的话语立场
侵略者——贞贞/“敌方之女”——中共/群众
贞贞对乡村的传统道德领域是一个侵犯者， 鲁迅：叽叽喳喳的人群中总会夹杂着一些所谓文人学士和道德家，塑造了“节烈女”和受到口诛笔伐的“不烈女”
叙事形式本身不让批评家满意
在革命内部，这种强烈的矛盾却到小说的结尾还没能解决，甚至“我”作为一个革命前线知识分子都无能为力。
形容五四的古诗词名句
形容五四的古诗词名句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它不仅催生了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变革，还在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一批以爱国为主题的优秀古诗词。以下是一些形容五四运动的古诗词名句：
1. 《南歌子·十四行节》- 胡适
南歌子，君乐楼，夕阳楼上倚栏柱。
东南望江头，结驷连车滚势突。
黄河洪涛天下哗，岂能偶尔待我屋？
自从五四变旧邦，我怅东海空成黍。
这是胡适在《南歌子·十四行节》中表达了五四运动给他的触动和震撼，通过对黄河洪涛的形象描绘，表达了对五四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希冀。
2. 《五四夜歌》- 徐志摩
明月被乌云蒙蒙，楚江吹散了秋风。
吾怀五四苦寒中，网薄鱼游，岸矮鸟宿浑如梦。
唱长卿，吾投泥中，沉沉愁未过，还更弦桐与逝波，欲诉难诉念苍穹。
这是徐志摩在《五四夜歌》中以诗人的视角表达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思考和追随。通过描绘明月被乌云蒙蒙的景象，表达了对社会困境的无奈和对青年心灵的激荡。
3. 《五四觉来寄盛君》- 丁玲 中华书局复旧来，五月一日记心台。
尘世再平旧怨何？国耻何时取更改？
记君奋起分荆扉，南下通商为事推。
霎时群情有所触，海内能掀波滔滔。
这是丁玲在《五四觉来寄盛君》中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赞美和对国家往事的忧思。通过描绘中华书局复旧来的情景，表达了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国耻的追问。
4. 《七律从军行·其二》- 鲁迅
独立朝霞出苍穹，万里长征人未终。
脱胎换骨试新生，东方何事最高风？
青松林里一枝开，长河落日断人肠。
数十年间青年事，十字军心何不忘？
这是鲁迅在《七律从军行·其二》中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赞扬和对青年的嘱托。通过描绘独立朝霞的景象，表达了对新一代青年的期待和对爱国精神的称赞。
以上是一些形容五四运动的古诗词名句。这些名句反映了五四运动对当时文人的影响和启发，展现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变革的热爱和思考。这些古诗词名句通过优美的词句和丰富的意象，将五四运动的精神传递给读者，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这场重要的历史事件。
作家丁玲的著名文学作品解析
作家丁玲的著名文学作品解析
作家丁玲的著名文学作品解析
丁玲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位作家，从小深受母亲反抗封建礼教、主张妇女独立自强思想的熏陶。以下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丁玲的著名文学作品，希望能帮到你。
丁玲的著名文学作品
丁玲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一位作家，也是中国女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丁玲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马主席曾说：“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简短的八个字赞扬了丁玲内外兼修的美好品质。从文学上来说，丁玲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丁玲的作品有《梦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等。
丁玲的作品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前期的.文学创作、解放区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晚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丁玲的作品反映出了她命运多舛的经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国，可以感受到丁玲站在女性立场上，大胆犀利地抨击了性别歧视者们，他们大多穿着革命外衣，实际内心非常保守。在丁玲的作品中还可以看见她为阶级和民族利益而战的决心和恒心。读丁玲的文章，如同醍醐灌顶般发人醒思，所以丁玲的作品深受后人的亲睐。丁玲发表作品的时间较晚，大约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才陆续发表了自己的文学作品。1930年初，丁玲发表了《韦护》和《1930年春上海之一》、《1930年春上海之二》。作品中流露出参加革命主人公对情的向往之情，虽然没有摆脱早期革命文学的桎梏，但是丁玲对人物的心理、性格描写刻画的十分真实自然，文章一发表，引起了很多社会人士的共鸣。后来，丁玲陆续发表了《莎菲女士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学作品，所以丁玲也成为革命文学作家代表人物。
丁玲与张爱玲之间的联系
张爱玲丁玲都是现代作家代表人物，恰好俩人也是女性作家。所以，后人经常将张爱玲与丁玲进行一番比对。丁玲生于1904年，卒于1986年，张爱玲生于1920年，卒于1995年。从时间来看，张爱玲丁玲在同一时期，俩人虽然在时间上有交集，但是在空间上却没有交集。
或许都是女性的缘故吧，张爱玲和丁玲很多作品都是围绕女性的爱情故事而展开，或者歌颂爱情的伟大，或者道出爱情的心酸。
文豪笔下的丁玲：土娼一样的肉欲情魔(图)
文豪笔下的丁玲：土娼一样的肉欲情魔(图)
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本文摘自2009年第3期《博览群书》，作者陈素娟，原题为《从女性视角看丁玲交恶沈从文》。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不久，突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波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唤起。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政治性出发。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似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里，也有过类似的记载：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撇开这两件事的真伪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从文因胆小没敢去做那两样事，也不该成为四十多年后遭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当时并没有痛斥沈从文，建国后，还曾两度探望过他。直到70年代末，当丁玲首次接触到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后，两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逆转，个中答案似乎只能在这本书里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探究丁玲何以对这部《记丁玲》产生如此强烈的反感。关于丁玲初次看到这部传记的情形，她的丈夫陈明后来曾这样描述道：“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6页〕既然丁玲自己都说“不必辟谣了”，《诗刊》的编辑来约稿时却忍不住违背了初衷，由此看来，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确实在某些方面招致了传主很强的负面情绪。作家写传记时，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情，但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又有所区别。前者考虑到传主阅读时的感受往往会有所避讳；后者则少了一些顾忌，更容易信笔写去。沈从文《记丁玲》的写作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是在获知丁玲遇害且信以为真的情形下开始撰写的，《丁玲女士失踪》及《记丁玲跋》两篇文章都曾提及此事。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记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谓率性之作，真实之余，难免不会因无拘束而流于草率，而这种草率又常常易于引发读者的误解。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并说明此书是她研究传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中岛碧还提出对书中的几处疑问，这些疑问不禁驱使丁玲开始阅读这部关于自己的传记。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好多空白处都注上了红批。据陈漱渝先生统计，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足见她当时是何等的不满！在丁玲的诸多批阅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后者其实才是让她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对其夫陈明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这句话说明了她的心声。〔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56页〕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69页〕尽管丁玲本人也曾与友人说过：“我至今不愿驳斥他，是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私生活没有什么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假设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也频与革命》，更不会有后来的“丁沈之争”了。那么，丁玲究竟是如何评价此书的呢？结合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记丁玲》来看丁玲的批语：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第53页〕丁批：“又是胡说！”……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假设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第65页〕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应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第83页〕丁批：“混蛋！”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第124页〕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其实任何一位女性在看到自己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形象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何况丁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女性。其实，原书中多处不惜笔墨称赞丁玲，如：“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第77页〕“她的谈话同写信一样，要说什么话时，就说出来，所说的多些时，不使人觉得烦琐，所说的极少时，也使人领会得出那个意思。”〔第78页〕“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第235页〕类似这样的夸奖虽也不少，却不足以抵消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掠影”。丁玲出生于旧式家族，尽管受到过“五四”时期“自由”与“民主”的洗礼，但传统的女性定位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沈从文给她的“生活上的黑锅”，是她不愿被人所知道的，最起码是不愿从沈从文的口中传出。丁玲曾对周良沛说过：“认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时候，还拿我来迎合小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就是朋友？”〔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虽然沈从文写的也许是真实，却不是丁玲想看到的真实，这种真实粉碎了丁玲的心理堤防。从过去的行为表现就可知沈从文并无恶意，只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老友，凭着固有的天真，认为“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而忘了她事实上是一个女子，矜持在她的血液和骨子里流淌。况且沈从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长久以来的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自然带着男性话语表达方式，对丁玲的描写不无先入为主的看法。而从另外的女性视角来看，是会对这种男性表达方式产生反感的。类似的表达方式对女性的解读常常显得过于简单，无视了复杂的女性心理，而表象化的描写又容易使读者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产生误解。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无论她扮演怎样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愿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与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外表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丁玲对此很不以为然， 她明确表示不喜欢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应该说，沈从文本无意诋毁丁玲，他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旧时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而无法真正以“换位”的方式去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错误”是沈从文本人所没觉察到的，因此实际产生的阅读效果最终往往有悖于作家的初衷。对此丁玲一直都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内，她稍有时机就会对沈从文及其著作《记丁玲》攻击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散文《胡也频》。在此文中，她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他〔指胡也频〕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访问巴黎。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话，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在她看来，褒也罢贬也罢，都是作者“编造”的，不符合实情，不该成为后人认识她研究她的“入门书”。当有人因编著《丁玲集外文选》的需要而找到丁玲时，她断然表示：“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由此可见丁玲“辟谣”的迫切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时至今日，“丁沈之争”已成为历史，个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彷徨、脆弱、敏感、忧郁的时代病，一句有意无意的话都可能使他们的神经绷紧，露出警惕的眼光。但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而两人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