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作深时深亦浅——国际视野下的经济报道新思维

浅作深时深亦浅——国际视野下的经济报道新思维杨禹媒体是社会的触角，记者和编辑们就是这些触角上的感应器。

判断一个感应器的成色，第一要看它是否灵敏，第二要看它是否真正懂得了受众想要什么，第三要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按照需求来处理信息的能力。

国际视野，从以上这三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为何1998年是分水岭与“国际视野“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国内视野”了。

如果倒退六、七年去看，你就会发现，那时在大多数国内媒体中，“国内”与“国际”是被截然分开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部门、两类领域、两种风格、两套人马。

那个时候的国际视野，只属于少数专门从事国际经济报道的采编者。

这种曾被老一代新闻人习以为常的局面，一直到1998年前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才得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从那时起至今，虽然在新闻媒体内部，出于管理需要，对于人员、部门、领域的划分仍然存在，但国际视野的普及程度已经大大提高。

采编者思维方式中的“内”、“外”界限逐步被打破，这是最有价值的变化。

今天我们常回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1998年成为经济新闻报道是否全面运用国际视野的—道分水岭?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我和很多老一辈的新闻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得到的诸多回答中，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最深。

一位老资格的经济新闻记者说，“过去我们也知道国际视野的重要，也在～些局部的报道中努力尝试着打开视野。

但只有到1998年发生了那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才真正意识到，用传统的视野、知识和方法，已经很难解释和判断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了。

”掌握国际视野，对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

一个编辑部、一个媒体要想形成这种能力、塑造这种传统，更要花费长时间的努力。

最近三四年来，国内经济新闻报道的整体水平提升得很快。

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同行们开始不同程度地习惯以国际视野来观察、思考和判断问题。

以下的三个因素，使经济报道中的这一新趋势成为必然——其一，经济生活本身正在迅速地打破国内外界限。

大多数新出现的经济事件、现象、观点，都融合了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诸多要素。

在经济领域，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越来越成为司空见惯的常识。

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入世这一历史性的变革，都使国际视野成为经济新闻工作者一种必备的工作能力、一种必需的思维习惯。

其二，锻造一支能够自觉地以国际视野来观察、思考和解决新闻课题的报道队伍，除了要有明确的主观追求，还必须掌握一些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

实践告诉我们，视野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信息交流的国际化。

这些信息，可能是通过记者们日益增多的国际采访经历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日益频繁的政府问交往和企业问国际经济交流而获得的，还有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日益便捷的电脑网络获得的。

我们与国际社会展开信息交流的力度、密度、深度和敏感度，几年来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有了质的提高。

其三，我们不可小视新闻竞争对塑造国际视野的推动力。

经济报道一直是国内新闻竞争的主战场之一。

在经过了这些年的反复历练之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种竞争往往在表面上表现为拼投入、拼规模、拼速度，而在更深层次上，则一直是在围绕拼特色、挤头脑、拼质量做文章一拼特色，就是与别人视角不同；拼头脑，就是比别人想得更深；拼质量，就是比别人做得更好。

这三个方面的“拼”，都很自然地向采编者的眼光提出了要求。

对很多参与竞争的新闻人来说，国际视野是被逼出来的。

在尝到了甜头之后，被动就变为了主动，对国际视野的运用也逐渐由稚嫩走向成熟。

立体坐标与国际视野那么，国际视野到底给我们的经济报道带来了哪些甜头?回顾最近几年来国内经济新闻竞争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国际视野的逐步加强，经济新闻采编者们在观察、思考和表达过程中的思维坐标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至少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首先，这个坐标体系变得更广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变前景最为扑朔迷离的时候，《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评论。

撰写这篇评论的人，显然对中国新闻界的传统工作习惯做过一些研究。

他在这篇关于中国是否会身陷金融危机泥潭的评论的最后，也顺手就中国新闻界的最新变化写了这么几笔——“与紫禁城同处在一个城市里的那些财经记者们，也开始用电脑来分析华尔街、东京和香港的股票市场了。

他们没有能力运作资金，但他们开始尝试着运作一些来自国际市场的信息。

这些信息被媒体放大成足够强的信号，告诉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们，金融危机虽然很近，但今天的中国仍然很安全。

”在2001年10月的上海，1000名中国记者与2000名国际同行展开同场竞技。

《经济日报·APEc特刊》的—位资深记者在早餐桌边与我聊起了“国际视野”的话题。

她说，打开视野以后，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方法与手段的增多，慢慢地又感觉到其实是头脑在变。

很多经济媒体，现在已经习惯于在报道国内题目时，做一些取自国际范畴的背景与对比了。

这往往是国际视野影响下迈出的第一步。

受众希望媒体能提供多侧面的信息，以供自己选择和判断。

一个经济问题，尤其需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运用层次丰富的相关信息，来做一个综合判断。

采编者视野的逐步国际化，无疑使国内传统经济报道的立意、立论与求证过程，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信息平台上展开。

其次，这个坐标体系变得更深厚了。

充分满足受众的需要，这是经济新闻采编者的一个重要工作目标。

受众现在最想要什么?首先是信息，其次是观点、立场。

诸多从事经济报道的媒体，在不断强化搜集传播信息这一能力的同时，正越来越将独家观点的产生和媒体立场的塑造，视为各自的核心竞争能力。

在这样的竞争背景下，不难想象，采编者们对视野大小的追求是主动和迫切的。

如何在同题竞争中确保自身建言立论的特色?如何对表象形态的经济信息施以深加工，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经济现象的本质?每到这种压力袭上采编者心头时，更善于用国际视野来捕捉线索、研究问题的人，总是能最终脱颖而出。

2001年下半年，国内很多经济类媒体在共同探讨一个话题——中国要不要做“世界工厂”?面对这个关于当代中国制造业定位与全球制造业转移的重大课题，一些媒体显得力不从心。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他们搜集和表达的，大多是国内制造企业和相关行业管理者一些～厢情愿的做法、想法。

即便这种愿望与国际分工的新规律、新趋势恰好吻合，也因为缺少国际视野下的分析与对照，而在读者面前显得缺少说服力。

类似这样的新闻课题，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加速融合，以后会越来越多。

在最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潮流中，一国、一地、一行业乃至一企业，已经很难再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选择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定位了。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面临着如何在被动的国际分工中积极把握主动权这一要害问题。

中国要不要做“世界工厂”?如何驾驭这个机遇中蕴藏的巨大挑战?国际竞争对手们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要把“世界工厂”搬到中国来?——可以想见，受众与这些行业的当事人，都急需从媒体的报道中得以解惑。

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家国内的经济媒体，对这个问题展开过深入、详尽和切中要害的集中报道。

何况，真正能触及这个问题，还需从战略高度、国家利益高度考虑大规模报道这个话题的利弊。

这再次说明，国际视野的培养远非一夕之功。

第三，在这个坐标体系中，我们正在养成多向思维的习惯。

如果依据采编工作中的传统视野去工作，我们往往只对经济新闻中各种事件、现象、观点的发展脉络，做简单的单向思考。

这在今天已经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了。

刚刚过去的2001年里，中日两国在农产品领域爆发的贸易争端，被国内很多经济类媒体高度关注，一再当作主打报道推出。

现在，事件本身已经风平浪静、雨过天晴。

我们在回眸相关报道得与失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受众在事件演变期间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日方到底为何要冒着被我方施以反报复措施的压力，一意孤行地对我国部分农产品实行限制?国内媒体在一步一步地解剖并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很明显地区分为三个阶段——1、日方坚持认为我国三种农产品损害了日本农民的利益；2、日本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影响了日本政府解决这一争端的诚意；3、日方认为自己的做法基本符合wTo的有关规则，而中国反报复措施的合法性则需要动用WTO条款来判定。

我们看到，大多数国内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仅仅停留在了第一个阶段。

要想能够把认识水平延伸到第二、第三阶段，并且及时地组织报道，显然就需要采编者充分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及时地对思考问题的出发角度做出调整——如果能够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纠纷中搀杂进了国内政治较量的因素，就可以引导读者，在第二个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再换一个角度，从wTo规则的多重性、复杂性出发，看到世界各国正在普遍运用同一规则来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服务这个发展趋势，就可以引导受众站在第三个层面上，思考和判断中日贸易争端的最终结局。

较为宽阔和深入的国际视野，使我们所期待的这种多向思维方式成为可能。

显然，这对提高经济报道的分析能力、预测能力大有益处。

国际视野的表现方式年轻一代新闻人经常陷入的一个思维误区，就是主观上自视过高。

作为社会感应器上必不可少的一只探头，新闻工作者要随时保持敏锐。

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随意地引导社会潮流的方向。

采编者孜孜以求的国际视野，并不是用来无的放矢，更不是用来为竞争而竞争。

对这个尺度如果把握得不好，新闻产品就会流于浮躁。

在探讨国际视野下的经济报道新思维时，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今天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国际视野，首先是因为我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运用国际视野看问题：其次是因为我们的报道对象——那些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企业的经营者，以及站在经济理论前沿的经济学家们，时代已经将国际视野赋予了他们。

而我们，不过是捕捉、记录和传递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视野之于经济新闻工作者，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奢侈品，而是一门基本功，是一种需要不断补充和塑造的职业素养。

否则，就将落后于时代。

从2001年开始，国内主要经济类媒体正在迅速地走向风格化。

所谓风格化，是在过去我们所强调的媒体特色化、个性化基础之上的一种再提升。

它要求一个经济媒体在选择报道题材时，更自日尊重本媒体所对应的那一部分受众的特殊需求·它也要求一个编辑部在把握经济新闻报道的时机与力度时，在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新闻报道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本媒体的个性选择；它还要求一个媒体的一线记者和后方编辑，能够熟练地运用富有本媒体传统与特色的文字表达风格、版面语言风格。

媒体风格化，是在国际视野逐步加深之后，经济新闻人的一种必然选择。

这与国际经济新闻报道领域的最新发展潮流也正好吻合。

坦率地讲，对大多数国内经济新闻工作者来说，国际视野，目前还是个新鲜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