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初探
明朝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规模初探
摘要：洪武初年山西人口移民河南见诸于河南各地的谱碟、碑刻，记载时间明确。遍布于河南各地，范围很广。官府也一直在从事移民和流民的安置，至迟在洪武三年，就已经成立了官方机构安置移民。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统计的数字是元朝社会稳定时期人口统计数字的两倍多，不是饱受战乱后河南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大规模山西人口移民河南的结果，移民规模在100万与150万之间。
关键词：洪武初年；山西移民；洪洞大槐树
明初山西居民外迁是历史上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河南是山西外迁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本文试图以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实录》所记录的河南户口数为参照，探讨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四年山西移民河南的规模。
一
在官方记录中，《明史》和《明实录》最早出现移民记载的是在洪武六年，这一年“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十四年之前移民河南的资料多见于各种家乘、碑刻中，现就所存史料洪武初年的移民作一概述。
洪武元年。据濮阳县志记载，濮阳县曾有四次洪洞迁民，分别是洪武元年、洪武二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1937年《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是对该县所存家族族谱的摘录，摘录内容除迁移时间外，还包括各姓氏家谱的编篡、续修时间。卷四《氏族别录》是对未见家谱的当地民众进行的采访，二者可相互参照。其中卷三《氏族志》记载：“西仲宫郭氏，始祖郭大庆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传今十九世。”卷四《氏族别录》记载：“西八丈狄氏，明洪武元年自晋迁此。”周王村周氏、周口周氏、周庆周氏，“上三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后吴村杨氏，晋人，洪武元年来迁”。沙岗桥刘氏、大李湾刘氏、粪堆刘刘氏、后河刘氏，“上四族均于洪武元年自晋洪洞县迁来。”梅家口翟氏，“明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此，今传十九世”。唐河县《惠氏族谱》称“大明洪武元年，有始祖伯通公，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奉旨迁徙河南省南阳府东唐河县”。洛阳《王氏祠堂碑》记：“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上述家谱涉及地区有彰德府(濮阳县)、卫辉府(封丘县)、开封府(巩县、祥符县)、汝宁府(西平县)、南阳府(唐河县)、河南府(洛阳县)，由北至南，范围很广。
洪武二年。1933年篡修的《温县志稿》记载：“洪武二年，徙山西之民于温县。今考各碑碣墓铭之类，其原籍由山西洪洞迁来者十居七八。”
洪武三年。据1932年《孟县志》卷四所记：“明洪武三年徙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且断言迁入时间为洪武三年，根据是“证以故老之传述，考诸各姓之谱牒，则确凿可据。且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另据民国年间篡修的《永城崔、谢、张、陈四姓族谱》记载：“明朝洪武三年春，始祖金明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河南永城县古城村。”民权《段氏族谱》载：“洪武三年，奉令出山西洪洞老鹳窝卢家村，昆弟叔侄，远近十几人，迁移冀、鲁、豫三省交疆之地，有真公、颖公、尊公、隆公等，奉命分手。”
洪武四年。康熙五十五年博爱《李氏家谱》载：“大明洪武四年，始祖讳清江妣王氏，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凤凰村，聚之洪洞大槐树荫，应诏徙跋河邑千载寺。”汲县《申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于洪武四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延津县。河南偃师县游殿村《滑氏家谱序》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三年，由山西迁移而来，至今四百余年。”
洪武七年。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载：“王村王氏，其先为河汾人，始祖王东君精堪舆，明洪武七年被僚友徐相邀游大梁，见河朔乃福地，遂携家迁于封丘之北五里日王村。”卷四《氏族别录》其中有谓：“东仲宫赵氏，洪武七年有昆仲二人，自晋同来封，分居东、西仲宫，是为二村赵氏之始迁祖。”
洪武八年。《浚县志》记载：“在洪武三年不足五千人，降州为县，八年，首次由洪洞一带移民。”
洪武十三年。洛宁县《李翁李公墓志铭》：“追溯古籍，洪洞县其桑梓焉。前明太祖十有三年，勤诏迁豫，爰相风郡卜居此镇。”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及以前是否有迁豫诏旨，目前尚未可知。
洪武十四年，1935年《获嘉县志》卷八《氏族》内记载：“郭氏，永兴屯始祖失名，称郭老大，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风台滩里村迁来，后有迁王井、新城等村者，有谱有宗祠。赵氏，永兴屯始祖赵本，明洪武十四年，由山西凤台县水磨头村迁来，后有迁往王井、冯堤者，有谱有宗祠。”
洪武十四年以后的家谱此处不再列出，通过对家乘、碑刻、地方史志所载移民详细时间的排列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每年都有移民进入河南，官方未见记载的移民年份在民间有详细的记述。对上述资料进行考证，很多移民的具体时间是可信的。从范围来看，移民遍布全省各个地区，从北部的彰德府、东部的归德府、西部的河南府、南部的南阳府都有记载。具体到一个县来说，迁入的人口也是惊人的，民国年间的《封丘县续志》卷三《氏族志》中32姓108族共有45份族谱，其中载明由明初洪武由山西迁至封丘的计有18份族谱，占全部族谱的40％。在这18份族谱中记载有洪武初年、明初的有6份，记载明朝迁来的1份，明洪武间的4份，有具体年份的3份，分别是洪武元年、七年、二十七年，一份未记载迁入时间，鉴于朱元璋一直未改年号，那么洪武初
年我们可以认为是洪武十四年以前的时间，那么这18份家谱中有8份是洪武十四年以前迁来的，占44％，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从家谱碑刻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洪武年间的移民主要来源是山西，洪武十四年以前有过大规模的山西人口迁移河南的事实。
二
从散见于各种史册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官府一直在鼓励民间的迁移，而且有组织地进行迁民安置，这种由官府从事的移民(或流民安置)从洪武元年就已经开始了。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这说明朱元璋从当政之初就意识到了人口增加对于河南的重要性。《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四六五《南阳府部》引《邓州志》：“明洪武二年命金吾卫镇抚孔显至邓，招抚流民，置邓州。”孔显至邓县的任务十分明确，即“招抚流民”。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奏说：“莫若计复兴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之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洪武三年河南设立司农司，“计民授田，设官以预之”。
洪武三年以后由官府出面组织的移民安置活动在谱牒中也有相关的的记载，洪武三年由官府办理的移民手续至清末仍有保存，《盂县志》卷四所载“当日户部所给迁徙之勘合，光绪初年民间尚有存者”即为明证。新郑县大司村《始迁祖墓碑记》载巩县王氏于洪武七年自山西洪洞断桥河迁来时。“钦命侯监理察院大学士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巩之背阴，分业务农”。则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情况：由官员率3740位男丁移民到巩县。
在有关官员的履历记载中也可以查到洪武初年山西移民河南的佐证资料。万历三十年《获嘉县志》卷五《官师志-宦绩》记载了洪武初年任获嘉县令的熊邦基安置移民的情况：“(熊)洪武三年任获嘉令。时中原新定，城社未立，户口土著不满百，井闾萧然。邦基招集迁民，宣上德意，商度地势，筑城建社，与之更始。”招集迁民，并且筑城建社，说明当时迁民已经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明太祖实录》、《续文献通考》和家谱、官员履历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迟洪武三年官府在河南各地设立了专门办理移民的机构，而且是以户部名义颁发移民证件。各府县官员以户口增长做为施政的重点，而户口增长要靠“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从而使“诱户口有增”，洪武初年政府设置相应的机构，也可能就是为了招诱流民，准确地说是允许和鼓励民间自发的移民活动，尽管这还不是政府有组织的由山西移民河南的举动，但移民的各项工作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三
经过洪武初年的移民，大大改变了河南人口少的状况，时至洪武十四年，《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载，河南布政司辖区有户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五，人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八十七口，这是推行黄册制度后的第一次统计数字，根据梁方仲所记载的面积，可推算出当时河南省每平方公里平均为12.68人(山西为27.52人)。这个数字尽管仍然相对于山西为少，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是经过十多年的由山西向河南迁民的结果了。1891087口人是移民的成果，而不是河南户口稀少的根据。曹树基先生对卫辉府的土著与洪武时期移民比例进行了推算，认为土著与移民比例分别占人口总数的46％和54％，依此推断，那么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为869900人，移民人口数1021187人，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有疑问的，洪武十四年土著人口数比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81万还要多出近6万人，因此此数据仅供参考，至少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依元代81万人口减半计算，则洪武十四年前移民人口则达近150万人。《明史》和《明实录》记载了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向河南五次大规模移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河南省在册人口达到1912542人。这个数字与洪武十四年相比，10年间也仅仅增加了21455人。因此，洪武十四年以前的移民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通过对正史、谱牒及各种资料的比较，综合各史家考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族谱中关于山西始迁祖迁往河南的具体时间总体来说应为可信，明朝山西居民向河南的迁移从洪武元年就开始了，而且这个迁移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四年间一直没有中断，远远超过洪武二十一年以后的迁民规模。洪武二十一年以后，移民有一个由自发性的迁移到官府有组织的移民的转变过程，由官府组织的，几百户都可见到记载，自发迁移，人口虽多但不见史籍。这个结论可以将民间的记载和官方记载有机的联系起来。具体到洪武初年的移民规模，综合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初河南人口起码应少于元朝稳定时期的80余万人，洪武十四年河南户数31万户，人口189万人，这个数字是元朝稳定时期的人口数的两倍，是山西人口迁移河南的结果。从洪武元年开始到洪武十四年，河南境内一直存在着大量而频繁的移民活动，估计移民规模在100万人至150万人之间。当然这样一种移民状况是不能够满足河南对人口的需求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政府组织的移民。
话说洪武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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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洪武移民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县向昌乐移民一事，长期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的传说，朱元璋取山东，妄杀无辜，连童稚妇孺也不放过。明兵卒登高远望，见有炊烟处即奔杀。因而，人口稀少，便从山西等地向昌乐移民。对此，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共同研究一下，更期望在这方面得到众同仁长者的指教，以求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抄录的碑碣、家谱来看，我县约有百分之二十强的村为明朝以前的土著户。如鄌郚、古城、贾陶、梁家庄等都是明朝以前的村庄。据元泰定二年（1325年）《梁氏先塋碑》载：“梁氏世居潍州第十六都贾陶社梁家庄人也。以农桑为业，历代绵远，不知昭穆矣。”尧沟镇赵家埠头(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赵氏族谱》载：“始祖札忽歹，仕元为敦武校尉。当明洪式八年(1375年)，吾族始姓赵氏。”从查阅的有关历史资料来看，据《资治通鉴•明纪纲目》载：“帝如汴梁，召徐达至行在，命率师北伐。谕之曰：中原之民，久为群维所苦，故命将北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阁恤民隐，天厌弃之。君实有罪，民则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朕实不忍。诸将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民望。达顿首命”。从以上可以看出，朱元璋效法历代某些开明皇帝封建治法，以“民为帮本”，打天下靠民，治国赖民为哲理。朱元璋不仅对百姓实行宽舒政策，就连蒙古官宦也施仁政。昌乐城东尖庄村，元代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一被元朝封为“宣武大将军”的王义，“行昌乐县令，兼管勾提军民事，特封开国男，食邑七百户。”王义的后人在明初未被侵凌。另，朱刘镇大龙角村刘用兄弟五人，厉仕金元两朝，做过“廉访知事”、“运司照磨”、“盐司副使”、“盐司经历”等官。他的后裔，散居昌乐二十余村，也没有明军诛杀的记载。至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攻下山东诸路，有可能在交战处派摇拉丁，但不可能在农村妄杀无辜百姓。明朝洪武年间，大明天下定鼎，山东已是太平，朱元璋不可能也不会袭杀山东。
深度解析：揭开豫南人祖籍地麻城和筷子巷之迷
深度解析：揭开豫南人祖籍地麻城和筷子巷之迷
前言 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时，不可数典忘祖。如今的豫南罗山人，只要掀开各自的姓氏族谱，开篇会记载有自己姓氏先祖于某某年间自某某地迁徙至罗邑（罗山）某处开基，尔后繁衍生息。虽迁至罗山的时间有异，但是，里面都有大致相同的来处，如：自“湖北麻城过籍”、自“湖北麻城筷子巷”、自“江西筷子巷”、自“江西德安府......”等等；这些无正史记载，却在豫南民间由来已久、口口相传、言之凿凿的传闻和族谱记载，究竟何故？我们先祖的来处到底在何方？
1明末清初大移民的历史背景及时间
（1） 元朝末期，自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战乱不断，时间达十三年之久。使湖广行省（今湖北、湖南二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致人口锐减，生灵涂炭，田地荒芜，百姓亡散，房舍成墟，渺无人烟。
但是， 经过宋、元两朝发展的江西，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且受战乱影响甚微，人多地少。
1368年，朱元璋一统江山，建立明朝之初，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和治理国家，便立即制定和颁布：从江西省的饶州府、南昌府、吉安府、九江府（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实施向湖广行省（今湖北、湖南二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诏书。
据史料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至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间，朝廷实施了八次大规模移民，将大量的江西民众迁出补充湖广人口，至今流传于湖南、湖北、豫南民间的江西填湖广及洪武开坎或洪武赶散之说，即由此而来。
（2）大清王朝期间，经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的几十年战乱，天府之国的四川最惨。连续的战争，不断的轮番拉锯般厮杀，战火纷飞、山河破碎；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瘟疫随之而发，天灾接踵而至，导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急需充实。
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强制包括湖广行省（湖北、湖南）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迁出人口最多的就是湖广行省。
明朝历史中的“洪武赶散”
明朝历史中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又称“红巾赶散”“红蝇赶散”，发生在明代初期，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历史学家称之为“洪武赶散”，因朱元璋的部队头扎红巾，故民间称之为“红巾军”、“红军”，“洪武赶散”也被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红蝇瘟疫的缘故。“赶散”亦被称作“赶汉”。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 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 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 、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 ，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
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 ，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明初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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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初大移民
A、明初大移民的原因
综览《元史》、《明史》、《明太祖实录》和《中国通史》等有关史籍，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元朝统治中国仅有短短的八十九年（1279—1368年），它是在军事暴力征服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阶段压迫、民族压迫及政治腐败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之成为一个野蛮、落后的朝代。
到了元中后期时，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广大农民因丧失土地沦为“流民”。流民的生活，正如张养浩的长诗《哀流民操》所说：“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建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连年的水、旱、虫、瘟疫灾害，使得中原大地民不聊生，人民无法生活。为生存，农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就是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
至正十一年（1351年），江淮一带农民头扎红巾，高举红旗，纷纷起义。其中以颍州（今安徽阜阳）刘福通的红巾军影响最大。
第二年，定远人郭子兴率众起义，攻占濠州城，朱元璋于这年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随后邹普胜在蕲水，徐寿辉在黄州，明玉珍在湖北随州，陈友谅在沔阳，也各自起义于自己的故乡。群雄并起，战火连天。农民流离失所，饱受蹂躏，致使土地荒芜，连陌成阡。大地积骸成丘，千里无人烟。
在长达十六年的战争中，朱元璋先后灭了张土诚、方国珍、陈友谅等起义军势力。1367年，朱元璋灭东吴后进军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结束了元末群雄混战的混乱局面，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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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乱后给社会带来的现状是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是满目疮痍，残垣断璧，遍地哀鸿，到处积骸成丘居民稀少，民不聊生。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深深地了解农民被哉乱蹂躏的苦难。如何巩固取得的政权和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是社会，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三年，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事”。其一为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规；其二选重臣驻边镇，统辖诸蕃；其三垦田以实中原。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_159307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_159307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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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 户籍?籍别?乡贯 移民史
一 、 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
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
明代河南流民问题述论_苏新留
收稿日期：2009-05-18作者简介：苏新留（1971—），男，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①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流民与赣南山区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和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欧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999年月18卷1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anyang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第8卷第7期2009年7月Vol.8No.7July.2009
摘要：流民问题并非明代所独有，但明代流民问题之严重则是史无前例的。明代流民问题中最令政府感到头疼的是荆襄、南阳流民，而来自河南的流民在其中又占了很大的比例。明代河南流民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明政府对灾荒控制的不力，当明王朝无力提供食物以减轻饥荒时就发生了流民潮，流民最终成为明朝的掘墓人。关键词：明代；河南；流民问题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32（2009）07-0031-06明代河南流民问题述论
苏新留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南阳473061）
流民问题并非明代所独有，但明代流民问题之严
重则是史无前例的。历来学者对于明代流民问题的研
究不少，但往往从宏观角度去探讨，微观的研究还相
当薄弱。明代流民问题中最令政府感到头痛的是荆
襄、南阳流民，而来自河南的流民在其中又占很大的
比例。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兹就依据《明实录》等
相关史料，探讨明代河南流民产生、发展以致走上暴
力抗争的全过程，以期为明代流民问题的深入研究提
供参考。一
关于流民的界定，历来学者莫衷一是。《明史·食
中国师姓在明代移民潮中的迁播
中国师姓在明代移民潮中的迁播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
槐杨下老鸹窝。”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广泛流传，妇孺皆知。
中国各地的绝大多数师姓族人，也都为洪洞大槐树萦怀。现根据
本人收集的资料，就师姓族人在明代移民潮中扶老携幼、挥泪离
乡的历史做一概述。
一、明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及历史作用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致使
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农民起义日益频繁，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
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对农民起义予以镇压，竭尽残暴之能事，
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之民十
亡七八，以至于“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除兵乱
之外，水、旱、蝗、疫亦爆发于一时。据《元史》载，仅元朝末
年的水旱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
8次。大蝗灾亦有18次之多。元末兵燹之创伤未及医治，明初
“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淮以北鞠
为茂草”。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道路皆阻塞，多是
无人之地。明政府鼎革之始，由于人粮剧减，不得不把许多州府
降格，例如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下府（《明太祖实录》卷96、193），
洪武十年（1377），河南等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
（《明太祖实录》卷120、164）。洪武十七年，又把全国不足三
千户的三十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25）。为了巩固政权，
恢复生产，明政府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
是为洪武移民，而“靖难之役”之后，又有永乐迁民之举，这样，
我国历史上有组织的、最广泛的迁民活动持续了近50年。明初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在后来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
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广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在我
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处之民散移四处者，仅此一例而已。
明朝政府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
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洪武初曾有定制，对北方郡县的荒
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十五亩，又给二亩地种蔬菜，
山西洪洞县老槐树移民
山西洪洞县老槐树移民
一、古槐移民传说
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燹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谧。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便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期间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荫藏数目”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鸹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屡移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十余省市。六百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据说，每次迁民，不管家在何处，都以洪洞为集中地。官家在广济寺旁设机构，进行登记，而后才往各地迁送。常言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正因为这样，老百姓临离开洪洞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抑天长号，其状极为悲切。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每个人都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望啊望，望不够家乡的广济寺，望不够广济寺旁边的大槐树。当走到很远很远的时候，人们最后一瞥，只能望见耸立云端的槐树和树梢上的老鸹窝。大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翠绿色的枝叶上下摇动，就好像是为离别故土的人们送行。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便成了流传的歌谣。
揭秘明初山东青州府移民之谜
揭秘明初山东青州府移民之谜
揭秘明初山东青州府移民之谜
关于明初山东移民，至今广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派兵对山东连杀三遍，站在山头上望望，还有冒烟的地方，再杀，直到把人杀光。然后又从山西洪洞县和枣强县大量往山东移民。还说这些移民是被官府用绳子栓连在一起押送而来的，大小便时要解开绳索，然后再拴上。所以后来山东人把大小便称为"解手".
为什么山东人都这么讲，这事是真的吗？要考察移民，必须先了解明初移民的原始资料。元末连年战争，各地普遍"田地荒芜","居民鲜少".（《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尤其是山东河南等地"多是无人之地".（《日知录》卷十）社会经济异常凋敝。朱元璋为巩固统治政权，明初实行了许多恢复经济发展生存的措施。首先是移民、屯田、垦荒、减轻农民赋役等。《明史》载，明初的移民是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开始，先是"尝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三年不征其税"."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共十九万七千二十七口，散处诸府卫各地屯种".（《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同年又"徙沙漠遗民（蒙古人）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附近各州县".（《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其后又"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洪武六年（1373年）……"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洪武九年十月"徙山西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同上）"洪武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十六年迁广东清远徭民一千三百七十人于泗州屯田".（同上卷223）"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地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乡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同上，卷193）又"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明史》卷77）"……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千六百七十二顷。"（同上）"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洪武二十八年，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同上）"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同上）
中国历史移民
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及其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及其影响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大移民,中國歷史上的大移民,中國歷史上的移民城市的文章。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
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南迁移民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渡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人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移民南迁的路线主要有东西二线:
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
西线: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