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似梅花香自骨——印象王梅芳

品似梅花香自骨——印象王梅芳周伟红【期刊名称】《新闻爱好者》【年(卷),期】2014(000)004【总页数】5页(P56-60)【作者】周伟红【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正文语种】中文在同事口中，她是“美女院长”；在同学笔下，她是“亲和力十足的‘女神’”；在致力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界同行眼里，她是富有开拓精神的行动派。

她就是东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梅芳教授。

如果用画来喻人，那么有的人像是一丝不苟的工笔重彩，有的人是简约飘逸的写意水墨，而王梅芳更像是一幅低调华美的印象派油画，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看到那抹亮泽的白如何在不同的色调和背景间穿梭，并最终汇成一树姿态优雅、气韵生动的“梅”。

暖香盈盈，令莘莘学子如沐春风我和王老师认识是在她的《新闻学概论》的课堂上。

她总是很早就到了教室，通常喜欢走到同学们中间，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新鲜事，解一解学习上的疑问。

在我还只是远远地观察她的时候，印象中的她每次的穿戴都一丝不苟，时尚而优雅，知性而大气，心中暗想，这就是心中期待的大学女教授的样子吧。

听了她的课，我更是从头到脚地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老师。

在王老师的课堂上，不论对错，不设标准，只要你敢说，只要你能言之成理，都可以得到肯定，她还鼓励尝试新的方法，启发展开不同的视角，使得理论学习妙趣横生。

同学们都说王老师是“女神”，我说不，女神给人的感觉很遥远、很冰冷，而王老师是位亲和力十足的“女神”。

她的这种亲和力是一种源源不断散发着的温暖感，值得我们尊敬、信赖和依靠。

很多同学说，从心理距离上说，我们和王老师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学生和高高在上的院长、教授，而是时刻需要引导的孩子和用人格魅力影响我们的妈妈。

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好老师，是一生的荣幸。

——东华大学传播系2009级本科生程沛王梅芳注重把互动式教育的理念渗透在教学中。

在她看来，完整的教学不仅由每节课的那45分钟构成，还包括45分钟以外的弹性时间；不仅存在于教室之内，还延伸至任何一个现实或虚拟的空间；不仅体现在针对专业问题的平等对话与敞开式讨论，也体现在与同学们之间关于社会与人生、关于善与美、关于“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那些信马由缰的漫谈与闲聊。

对于被同学们盛赞“富有人格魅力”，王梅芳说：“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魅力，但是，我也当过学生，所以能体会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包括知识系统和人格成长，甚至会影响到学生对学科的爱好偏向、对未来的理想的选择。

所以，作为老师，我愿意成为同学们的朋友，可以交心、可以相互学习，愿意成为你们培养健全人格历程中的参谋和同行者。

”王梅芳不仅注重现时对学生的培养，也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她希望把互动式教育从师生之间的“内循环”扩展到学校—社会的“外循环”，从而真正让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得以实现。

早在2003年她就在《光明日报》发表《新闻教育要面向社会实际》一文，呼吁新闻人才培养要适应社会需求，要“落地”，唯有落地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她千方百计为学生创造走入社会、学以致用的机会。

当同学们为落实了实习单位、得到了海外交流的机会、找到了满意的工作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为此费了多少脑筋、经过多少周折，乃至动用了多少自己的同学、导师、朋友等私人关系。

把琐碎繁难的过程留给自己，把柳暗花明的结果示于他人，她做得行云流水，自然而然。

王梅芳的言传身教，如微风拂来的阵阵暖香，让那些刚刚踏进新闻传播专业大门的年轻学子不知不觉中学到新闻传播的专业知识，深切地体会到了鼓励参与重视分享、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的专业精神以及朴素的人文情怀。

通过和王梅芳许许多多课内课外的接触与交流，让同学们起初的“惊艳”与惊喜慢慢变成“久居芝兰之室”的平静和安然。

剑桥大学有一句老话叫：学生的学问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

世易时移，被青烟袅袅的烟斗熏出的学问，也可以从盈盈暖香中升起。

冰姿皎皎，于学术园地展露清芬“《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展示了近年来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众多精彩案例，又从价值观念、社会转型等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分析，是我国舆论监督研究的一项新收获。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独辟蹊径，将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准确地把握住了舆论监督在历史发展中的脉络；其间新意迭出，令人回味。

”——罗以澄[1]“作者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就使舆论监督的意义跳出了专业范围，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和文明的标志。

这一研究思路也为舆论监督的研究和新闻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使人们从技术的视野、工具的视野走进了文明的视野。

”——张昆[2]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思考者，而非背对社会的书斋式学究，王梅芳始终对变动不居、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充满兴趣，始终保持介入现实、面对现实发言的姿态，她的学术敏感总是和最鲜活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

了解王梅芳的专业选择以及学术旨趣，就可以看到她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有访者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时，她回答说：我的学习成长经历紧紧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

那个时代既革命又浪漫，充满着憧憬。

高中毕业后我想过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策马扬鞭，想过穿一身绿军装英姿飒爽……最后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上了大学。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既是中国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许多中国人个人命运转变的开始。

我是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分子，我选择这个专业，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整个气氛有点“神州风扬”的意味，政治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思想上，真理大讨论，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文学上大声呼唤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现都会引起轰动家喻户晓；与此同时，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章，张扬着拥抱科学、崇尚知识、追求理想的精神，“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些句子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而这一切都是透过当时的媒体舆论渗入人们的心灵，形成社会风貌。

二是未来职业的想象，在以上波澜壮阔的大图景中，可以想象当一名记者该多么神奇。

这种想象现在想来，也是一种青春的律动吧。

王梅芳近影当然，大学毕业分配她没能当上记者却当上了新闻传播学的大学教师。

从此，她带着一如既往的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展现着面向现实生活的开拓姿态。

世纪之交，中国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下，经过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物质文明水平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却明显滞后。

包含强烈实用主义倾向、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优先”成为社会发展绝对尺度，作为社会制度建设精神指向的“社会正义”却不时成为无法兼顾的“代价”，成为被搁置的问题，社会不公、权力越界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时，虽然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已经多次提到要重视“舆论监督”，但在实践中要加以落实还是举步维艰，而学界对“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尚在破冰之初。

“社会正义”对于社会的持续平衡发展的意义是否比“效率”更深远？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何种作用？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究竟是什么？带着对现实的困惑，王梅芳开始了她对“舆论监督”“社会正义”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王梅芳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独辟蹊径的，她的研究思路同样别具慧心。

在实际生活中，舆论监督通常被有关部门作为解决某项工作的宣传工具，或是被大众作为对某些社会现象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

但王梅芳认为，这样理解舆论监督远远不够。

她的研究思路诚如张昆教授所称许的：“把舆论监督拉出新闻的范围，把研究的视野拓宽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这样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

”王梅芳指出，舆论监督是推动传统官本位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或曰官本位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健全的舆论监督是一个现代的和谐社会的必要标志。

舆论监督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机制、社会平衡机制还是文化建设机制，它的基础都是社会正义。

作为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精神性向度，社会正义关注的是社会体系是否合乎人性的要求，其意义在于变革、建构社会合作体系，为人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和保证，即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价值追求。

任何的正义问题都具有社会性，因而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正义问题。

而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亦即“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舆论监督是公众用舆论的方式监督社会，那么公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成熟和完善对于舆论监督的质量、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过程中，王梅芳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精心搜集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初的许多案例，从渤海二号、南丹矿难到孙志刚事件、长沙戒毒所案……丰富的现实案例为她的理论阐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她一方面尖锐地指出在舆论监督的路上有太多的鲜血、太多的眼泪和太多的羁绊；另一方面，她从“鲜血”“眼泪”和“羁绊”背后，揭示出社会正义通过各种媒体平台以舆论监督的方式得以伸张的曲折过程，揭示出舆论监督对于广大公众的意义在于可以启发、倡导和强化其公民意识，舆论监督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作用。

她指出，社会正义是从理想和精神的意义上引导人类社会向善向美，舆论监督是在现实的层面上规导和匡正社会的非义和不谐。

“舆论”本身就是具有道义力量的价值评价，舆论监督是舆论的重要功能，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正义观念的深入普及，最终将使舆论监督提升为一种文化力量，甚至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

这些理论思考和观点，之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并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的表述中都得到体现，无疑显示此项研究的前瞻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从最初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困惑对未来的某种期待开始，到从价值体系、现代性、社会评价等多角度进行透视，从新闻传播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剖析，王梅芳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研究过程充满了困难也充满了她自己所说的“探索的乐趣”。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她在学术论著《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中以舆论监督为主线，将媒体理想、公众参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进行立体勾连，在文化层面、理论层面倡扬舆论监督的价值意义，可谓开经展脉、释冰留香。

但是，书稿得以付梓，是有曲折的，回想这段经历，王梅芳说：“那时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社会对舆论监督的认识有误区，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就是负面报道，出版社开始不敢出，并要求把其中的案例删除掉，认为是暴露了黑暗面，甚至要把舆论监督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章去掉，认为太敏感。

其实，换个角度，这些曲折何尝不是当时公众的舆论监督在公权面前难免遭遇的尴尬和困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