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案例

第一章货币与货币制度案例1：战俘营里的货币基本原理: 作为货币的理想材料应具有如下特性：第一，容易标准化；第二，做货币的材料必须是可分的；第三，做货币的材料应携带方便；第四，做货币的材料必须稳定，不容易变质。

由于金银等贵金属基本能满足以上要求，所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金银作为充当货币的材料。

二战期间，在纳粹的战俘集中营中流通着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香烟。

当时的红十字会设法向战俘营提供了各种人道主义物品，如食物、衣服、香烟等。

由于数量有限，这些物品只能根据某种平均主义的原则在战俘之间进行分配，而无法顾及到每个战俘的特定偏好。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偏好显然是会有所不同的，有人喜欢巧克力，有人喜欢奶酪，还有人则可能更想得到一包香烟。

因此这种分配显然是缺乏效率的，战俘们有进行交换的需要。

但是,即便在战俘营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物物交换也显得非常地不方便，因为它要求交易双方恰巧都想要对方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需求的双重巧合。

为了使交换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需要有——种充当交易媒介的商品，即货币。

那么，在战俘营中，究竟哪一种物品适合做交易媒介呢?许多战俘营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香烟来扮演这——角色。

战俘们用香烟来进行计价和交易，如一根香肠值10根香烟，一件衬衣值80根香烟，替别人洗一件衣服则可以换得两根香烟。

有了这样一种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之后，战俘之间的交换就方便多了。

香烟之所以会成为战俘营中流行的“货币”，是和它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

它容易标准化，而且具有可分性，同时也不易变质。

这些正是和作为“货币”的要求相一致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俘都吸烟，但是，只要香烟成了一种通用的交易媒介，用它可以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吸不吸烟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愿意接受别人付给我们的钞票，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钞票本身有什么偏好，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用它来买东西时，别人也愿意接受。

思考题1：举例说明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作为货币的还有哪些物品？案例2：香港联系汇率制基本原理：货币制度是一个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该国货币流通的结构、体系与组织形式。

它主要包括货币金属、货币单位、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程序和准备制度等。

联系汇率是与港币的发行机制高度一致的。

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是世界上由商业银行发行钞票的少数地区之一。

而港币则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的。

外汇基金是香港外汇储备的唯一场所，因此是港币发行的准备金。

发钞银行在发行钞票时，必须以百分之百的外汇资产向外汇基金交纳保证，换取无息的“负债证明书”，以作为发行钞票的依据。

换取负债证明书的资产，先后是白银、银元、英镑、美元和港币，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后，则再次规定必须以美元换取。

在香港历史上，无论以何种资产换取负债证明书，都必须是十足的，这是港币发行机制的一大特点，实行联系汇率制则依然沿袭。

联系汇率制度规定，汇丰、渣打和中银三家发钞银行增发港币时，须按7.8港元等于1美元的汇价以百分之百的美元向外汇基金换取发钞负债证明书，而回笼港币时，发钞银行可将港币的负债证明书交回外汇基金换取等值的美元。

这一机制又被引入了同业现钞市场，即当其他持牌银行向发钞银行取得港币现钞时，也要以百分之百的美元向发钞银行进行兑换，而其他持牌银行把港元现钞存入发钞银行时，发钞银行也要以等值的美元付给它们。

这两个联系方式对港币的币值和汇率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这是联系汇率制的另一特点。

但是，在香港的公开外汇市场上，港币的汇率却是自由浮动的，即无论在银行同业之间的港币存款交易（批发市场），还是在银行与公众间的现钞或存款往来（零售市场），港币汇率都是由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的，实行市场汇率。

联系汇率与市场汇率、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最重要的机理。

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发钞银行的汇率控制，维持着整个港币体系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银行与公众的市场行为和套利活动，使市场汇率一定程度地反映现实资金供求状况。

联系汇率令市场汇率在1：7.8的水平上做上下窄幅波动，并自动趋近之，不需要人为去直接干预；市场汇率则充分利用市场套利活动，通过短期利率的波动，反映同业市场情况，为港币供应量的收缩与放大提供真实依据。

联系汇率真正成为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基础，是在经历了一些金融危机和1987年股灾之后的事情。

主要是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为完善这一汇率机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创造有效的管理环境，如与汇丰银行的新会计安排，发展香港式的贴现窗，建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开辟政府债券市场，推出即时结算措施等；此外，还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使短期利率受控于美息的变动范围，以保障港元兑美元的稳定。

而对于联系汇率制最有力的一种调节机制，还在于由历史形成的，约束范围广泛的和具有垄断性质的“利率协议”，其中还包括了举世罕见的“负利率”规则，它通过调整银行的存、贷利率，达到收紧或放松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因此至今仍然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的一项政策手段。

思考题：1.联系汇率制对香港经济发展的意义？第二章信用与信用工具案例1：个人支票存款为什么难以走入我国寻常百姓家?基本原理：信用工具是信用的载体，信用形式的发展是随着信用的发展而发展的：●尚未工具化的信用●尚未流动化的信用●完全流动化的信用现阶段我国居民的个人消费主要以现金支付为主，极少用到个人支票，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个人支票存款为何物。

为什么支票这种便捷的支付方式不能走入我国寻常百姓家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个人支票存款不普及的原因在于银行监管方面的限制，但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向来鼓励和支持个人使用支票存款，认为这既方便消费者个人消费，也利于人民银行对现金的管理和控制。

1986年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曾联合下发《关于推行个体经济户和个人使用支票结算的通知》。

通知认为，由于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在其消费活动中有使用支票结算的要求。

为便利商品流通，减少现金使用，调节现金流通，简化清点和收付手续，并有利于聚集社会资金，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决定对个人结算进行改革。

通知还设专门条款指示“有条件的储蓄所试办个人活期储蓄支票结算”。

1995年公布的《票据法》规定的申请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的条件也并不苛刻：“申请人必须使用其本名，并提交证明其身份的合法证件”；“应当有可靠的资信，并存入一定的资金”；“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申请人必须预留其本名的签名式样和印签”。

那么是不是因为各商业银行对办理个人支票存款不热心呢?商业银行是追求利润的，如果一项业务有利可图，而且政策上也支持，它们是应该有积极性去办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银行曾经为了竞争招揽存款而使出浑身解数，如果个人支票存款能够成为它们吸收存款的有效途径，它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据悉，中国工商银行曾于1989年在浙江某地试办过个人支票业务，然而当地居民宁愿用麻袋装现金也不肯使用支票。

自1996年底开始，中国银行在北京分行和建国门分理处进行个人支票业务的试点，但效果也并不理想。

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从1996年底至1998年中总共只办了不到80份个人支票账户，又因中途有清户，其所存个人支票账户不到70个。

令人可喜的是，我国于2003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人民币银行结算帐户管理办法》。

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银行开立结算帐户，个人可以签发支票了。

但是，仅从成都市的情况看，第一周内是零个人支票签发。

思考：为什么个人信用难以进入百姓家第三章利息与利率案例1：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基本原理：在经济活动中，区别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至关重要。

是赔是赚不能看名义利率，而要看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的利率。

当通货膨胀率很高时，实际利率将远远低于名义利率。

由于人们往往关心的是实际利率，因此若名义利率不能随通货膨胀率进行相应的调整，人们储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比如在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8.5％，而当时银行存款的利率远远低于物价上涨率，所以在1988年的前三个季度，居民在银行的储蓄不仅没给存款者带来收入，就连本金的实际购买力也在日益下降。

老百姓的反应就是到银行排队取款，然后抢购，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就发生了1988年夏天银行挤兑和抢购之风，银行存款急剧减少。

名义利率大幅度提高，并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进行补偿。

上表给出了1988年第四季度到1989年第四季度中国的银行系统三年保值存款的年利率、保值贴补率和总名义利率，其中总名义利率等于年利率和通货膨胀补贴之和。

保值贴补措施使得存款实际利率重新恢复到正数水平。

以1989年第四季度到期的三年定期存款为例，从1988年9月l0日（开始实行保值贴补政策的时间）到存款人取款这段时间内的总名义利率为21.5％，而这段时间内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按照1989年的全国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来计算的话，仅为17.8%，因此实际利率为3.7％。

实际利率的上升使存款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他们又开始把钱存入银行，使存款下滑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扭转。

2007年，随着CPI的节节攀升，中国人民银行适时地提高了利率，但是仍然没有改变负利率的境况。

案例：金融市场的风险1、1992年深市的“八一0”事件。

1992年8月7日，中国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和监察局发了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

为了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一百多万人涌人深圳,数十万人通宵排队待购，8月10日，500万张抽签表不至半天发售完毕；由于很多人排队三天三夜也未购到抽签表，于是，当晚集结街头，游行示威。

政府于第二天加售5 0万张新表，事态得以平息。

事后，政府对各单位售表情况进行了凋查，对33名处、科级干部在发售新股认购描签表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进行了处分。

2、1995年沪市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1993年10月25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国债期货交易，最初，国债期货交易未被投资者所认识，市场规模较小，行情波动也不大，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人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成交迭创新高，市场成交规模急速扩大。

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期的基础价格已经确定，为票面价值100元加上3年合计利息28.50元（年息为9.50％），合计为128.5”元。

此外，其到期的预测价格还受到保值贴补率和是否加息的影响，市场对此看法不一。

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1995年2月23日，空头主力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在收市前8分钟内抛出1056万口卖单，这一数字相当于327国债期货的本品——年国库券发行量的3倍多，并将327国债期货价位从150.30元打压到147.50元，希望以此来减少其已持有的巨大空头头寸的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