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中关于种族、性别,以及政治的回忆

有这些都扰得美国人无法继续他们长期以来的自鸣得意以及战后的体面和优越感。
——引白兰斯・莫罗《盒子里的民俗》
兰斯・莫罗写道，“点缀着近年来一些无规律的、难以理解的奇迹和不幸”，美国 已日渐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许多坚定信念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极为混乱的 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试图“全面补充其民间传说及自我形象和典型。”因 此，开始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件，要想找到本国历史出岔的地方。然 而为“重新定义美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充满着冲突而不是共识。 美国大众文化成了“美国神话的斗争，一场相互冲突的描述之争”展开的战 场。①大众文化中关于美国历史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同时提供了 一幅原始的文化图景。１９９４年一部关于一个智商只有７５的人历经美国过去４０
化表现地位的过程，展示了协调人物为达到特殊效果而采用特殊方法以改变一
①默菲・布朗，１９８８年开始播放的同名电视连续喜剧中的女主人公，是新型的职业单身女子，聪明 能干，收入很高，未婚生子，并自己抚养。１９９２年副总统丹・奎尔在一次讲话中针对此剧指出，为人之父者
不养子女是错误的，企图用母亲单独抚养孩子的方式来否定父亲的重要性也无济于事。一场关于“家庭 价值”的全国性辩论由此而起。该剧获１９９２年电视艾米奖。——译者 ②丹・奎尔（１９４７一），美国副总统（１９８９—１９９３）。——译者
专题文论
然而这些讨论中缺少的是对于这部影片怎样和为什么可以被政治保守派利 用的理解，以及利用了哪些内容以深化共和党的“革命”。文本考查了《阿甘正 传》成为右翼分子在“重新定义美国”的努力中引起文化和政治共鸣的形象的过 程。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我将分析对于本片及其主题的一些具体的评论性、流 行性和政治性的描述，用以证明美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政治气候同本片，以及共 和党右翼的思想议程之间的交锋。此外，我还将研究影片本文的意义（例如，其 保守性的实质）怎样在１９９４年国会选举的背景中流行起来。我相信，采取不同 的态度对于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和对影片的文化描述的传播，以及对福雷斯特・甘 这一角色本身都是公正的。 我将以约翰・费斯克在其著作《媒体问题》中对默菲・布朗①、丹・奎尔②，以及 家庭价值论战的分析作为我诠释的模型。③费斯克分析了虚构与非虚构性“角 色”在这个充斥着媒体的世界里体现和激励文化政治的重要作用。④他理论化 地说明了角色在当时的文化斗争中通常起“表述中继站”（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ｙ
冷战的结束带给美国的除了形式上的胜利——剩下的只有空虚。共产主义阵营和
苏联的瓦解令美国人失去了他们一向用以衡量自己品性的道德对立面。长期的经济衰 退、日本以及欧洲经济竞争者的兴起、非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对先前的美国传统感到陌
生的人）、大西洋与太平洋缓冲作用的减弱（飞机旅行，卫星，以及商品的全球性销售），所
保守派可能只是败了最初的这场小仗，而并没有输掉整个战役。随着有关“价值 观”的辩论在整个文化领域不断引起反响，各种政治倾向的学者和政治领袖都响 应了奎尔恢复家庭价值观的号召，忽然之间，像比尔・克林顿、帕特・罗伯逊①这 些不同的政治人物也争相主张“道德政治”，提出传统价值观体系和美德应该渗 透到美国公共政策中，并指导个人行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具 有普遍的美国价值观，而在于谁的价值观将决定公共政策。 自１９９４年７月６日公映的《阿甘正传》受到这股表述潮流的支持，国内票房 超过三亿美元，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很显然，影片既受益于不稳定的政治 气候，也为此做出了贡献。②被其创作者称为“一个天真的美国人在正失去其天 真的美国中所经历的浪漫快活故事”的《阿甘正传》，为美国这个民族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出了错，最重要的是，谁该为此受到谴责的问题作出了解答。
人的“堕落是因为她们自主和不接受约束管制的价值观”。作为这些女人“生活 方式选择”结果的“对父亲重要性的嘲笑”，被认为是这场女性及女性化混乱的核 心组成部分。在共和党的讲话中，重新确立核心家庭中男性的统治地位，恢复一 个更加可取的白人和男性的社会秩序，被认定为社会复苏的唯一途径。 正如保守派所认定的那样，这场由性别和宗族带来的危机的历史渊源正是
③见约翰・费斯克的《媒体问题：每日文化与政治变革》（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④约翰・费斯克提到“人物”时多数是指起调解作用的人物，即“调解后”的现实中的“真”人或虚构
人物。他的理论观点是，这些人作为调解人物是表述的产物。福雷斯特・甘在世界荧屏上的长演不衰，成
为无数试图解释阿甘现象文章的主题，以及多种受到该片启发的商品（书、ＣＤ、帽子、一系列虾菜馆）的主 要形象，独特地证明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人物的资格。参见马修・吉乌蒂的“《阿甘正传》：无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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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中‘关于种族、 性别，以及政治的回忆
文／［美国］Ｊ．海兰・旺 译／吕奇莹
《阿甘正传》通过对性别、种族的表现，以及对战后历史的形象化，修改了民 众对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记忆。本文探讨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如何利用这部 影片表达他们对于美国近代史传统的解释，并确定他们在１９９４年国会大选中的 政治基础。
品。他们会觉得《阿甘正传》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生活的故事，而且诚如一名观
众所说，是关于每个人生活的故事。通过对战后文化的运用，《阿甘正传》成为一 个书写关于现代历史的新的共同体验的场所。 自由性爱和黑豹党：福雷斯特・甘眼中的性别和种族 与影片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采用的怀旧视角相比（福雷斯特的记忆中对于实行 种族隔离的南方丝毫没有“白人主义”的印象），《阿甘正传》将６０年代重现为一个 充满困惑和冲突的年代。两个时代的对比通过福雷斯特和自童年起就是他的最爱 的詹妮这两个人物，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影片所描述的几十年中，福雷斯特始终留 着５０年代典型的板刷头，穿着挺括的方格衬衫，是５０年代的忠实代表。导演罗伯
②有趣的是，与奎尔对电视人物默菲・布朗的攻击相比，尽管布什总统关于家庭价值观的讲话也有 相似的观点，但是媒体的关注并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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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正传》中关于种族、性别，以及政治的回忆
虽然“家庭价值观”的论战没能使共和党人获得他们所期望带来的选票，但
是对奎尔的支持以及对他在政治文化中提出的“家庭价值观”的支持增多，表明
调了１９９２年洛杉矶中南部的暴乱①，以及暴乱与美国家庭破碎之间的联系。他 指出“（洛杉矶暴乱体现出来的）难以驾驭的社会混乱局面……与家庭结构的瓦 解、个人责任感及诸多社会领域秩序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断言，“家庭失 败时，社会也就失败了”。丹・奎尔指出，只有当我们重拾“家庭、努力工作、诚实 和个人责任感”等价值观念时，我们的文化才能丰富起来，社会才更加美好。 正如奎尔在共同体俱乐部的讲话中对默菲・布朗这一电视剧角色的攻击那 样，保守派政治家们将暴乱和核心家庭的破裂归罪于“目无法纪”的黑人和女权 主义者。②奎尔“特别将虚构的（默菲・布朗）对家庭价值观念的背离与将殴打罗 德尼・金的警察无罪释放之后洛杉矶发生的社会暴乱联系起来”。他更加具体地
ｓｔａ—
ｔｉｏｎ）的作用——吸收流行的社会表述，强调某些表述的线索，再向文化传递出
有力的信息。⑤像默菲・布朗、安妮塔・希尔⑥或福雷斯特・甘这样的角色“通常是 表述的主体，是将流行的意义公之于众的地方，是这些意义得到强化、令其势头
增强的地方。”费斯克关于角色的概念——美国文化中“传播和争夺”的对象，寓 意产生过程中的“催化因素”——说明了强势社会兴趣及其所表达的意义争夺文
将自主的白人女性主体的出现——一位著名的独立职业女性（或者理解为“一个 女权主义者”）——与无法控制的黑人社会主体的威胁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
的文化危机就是由这些不守规矩的黑人和不守规矩的女性的出现和泛滥而造成
的。奎尔坚持认为，正是由于“下层社会与美国社会法则是分离的”，像默菲・布 朗、阿妮塔・希尔、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人，以及那些单身的黑人母亲——与 那些听命于主流社会的母亲们不同，她们自己作出“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些
＊译自美国《电影杂志》２０００年春季号，第３９卷第３期。作者詹妮弗・海兰・旺系麦迪逊威斯康星大
学交流艺术系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是日间广播的听众。本文版权所有，得克萨斯大学出版
社。——编者 ①见兰斯・莫罗的《盒子里的民俗》，载《时代》周刊，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１日，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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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载于《基督教世纪》，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５日，第５４７页。研究影片的金融影响，参见尼娜・芒克的“现在你 看见了，现在你不能”，载《福布斯》，１９９５年６月５日，第４２页。
⑤见费斯克的《媒体问题》，第２４页。 ⑥安妮塔・希尔，俄克拉何马大学黑人法学女教授，１９８１一１９８３年曾在克拉伦斯・托马斯先后任联 邦教育部民权教育助理秘书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任时担任其助手。１９９１年布什提名托马斯为联邦
美国黑人和妇女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收益最大的年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奎尔
在攻击“默菲・布朗”的演说中指出，虽然“奴隶制的罪恶流毒甚远”，但是“６０年 代民权法案的确立消除了黑人完全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障碍”。他 认为，通过民权法案，美国已经为弥补过去的种族主义者（和性别主义者）所做的
一切采取了足够积极的行动，提供了足够多的福利——或许是太多了。丹・奎尔 和默菲・布朗关于家庭价值观的媒体之战是含蓄地将６０年代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①帕特・罗伯逊，基督教浸礼会牧师，宗教广播员，政治人物。１９６０年创办基督教广播网。１９６８至 １９８６年主持保守的电视访谈节目“７００俱乐部”。１９８８年竞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失利后继续主持该电视 节目。 ②到１９９５年６月为止，《阿甘正传》除了在国内可观的票房收入，在世界范围内还获得了６．５７亿美
影片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将战后历史经过技术性的修改，而后再现出 来——对于所讲述的历史神话起了重要作用。几乎每一个通过闪回进行的插曲
性叙述都由战后历史中为人熟知的媒体形象组成。然而，正如本文所描述的，这 样的战后历史零碎且单薄，并被个人、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割裂。因此将这些形象 重新组合和包装才创造出了可供重新利用的形象化历史。除了大量地修改历史 记忆，特技人员还运用数字技术改动了一些录像资料，将福雷斯特－甘这个角色 加人到真实事件的纪录片画面中。福雷斯特在影片的战后历史中的出现竞显得 如此天衣无缝，以致于影片结束时一些评论家预言“观众将失去辨别真实影像与 巧妙伪造的能力”。 这种方式的重现具有双重用意。首先，如爱德华・摩根所说，对部分具有代 表性的形象和声音进行重新安排“不但模糊了事实，说得严重点简直是颠倒了事 实”。比如，片中某处播放了约翰・列侬③的反战歌曲《想像》，这首歌描述了物质 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表现了对和平的渴望。在影片创作者手中，这首 歌却完全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宣言。通过迪克・卡维特对福雷斯特・甘的电视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