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
香港教育史
香港教育史平冈中学沈紊仪1.教育统筹科教育统筹局成立初时是专责教育事务的教育司署。
1981年，政府把经济科辖下的劳工事务拨归教育司署管辖，除了有关教育及人力资源培训的事务以外，亦兼顾香港的劳工事务。
同时，初期政府架构改组，司署分家为政策科（“科”）及负责执行及落实政策的“署”，教育司署改组为教育及人力统筹科及教育署，并接管劳工处。
教育及人力统筹科于1983年改名为教育统筹科，香港回归后更名为教育统筹局。
2.近代宗教团体与香港教育发展的关系香港教会办学历史悠久，起步早，发展快。
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没有专门负责教育的机构，对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教会办学。
早期教会办学，主要侧重于培养教会人才。
最早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纪念学校，创办于1842年。
该校虽然只办了10年，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地位突出。
1847年该校校长勃朗牧师携同黄宽、黄胜、容闳等到美国入学，其后各有成就。
容闳于1872年推动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运动，对晚清教育影响极为深远。
港英时期，天主教、基督教获得了当局扶持，基本上垄断了教育资源。
早在1847年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后来改为教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均是基督教教会牧师，主席亦由圣公会主教出任。
1879年时任港督的轩尼诗因其本人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办学采取了宽厚政策，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办学权。
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基督教学校因受到特殊扶持，获得了长足发展。
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仅天主教香港教区办的学校就达175所，修会办学155所，就读学生达31万人，占全港学生的四分之一。
香港宗教团体办学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政府只负责拨发教育津贴，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不干预教会办学事务，教学管理全部由宗教团体负责。
宗教团体办学，采取校董会管理模式，由教会团体负责人出任校董，教会自主成立校董会。
校董会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决策机构，全面负责教学方针拟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事务管理、教师选聘培训、学生招收管理及课程设置调整等。
二十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
分析二十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辛亥革命孙中山第二次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毛泽东第三次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第一次历史性巨变：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一）辛亥革命简介: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1911年（清宣统三年年）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其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运动。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二）辛亥革命影响:1、政治：（1）先进性：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2、经济：（1）先进性：辛亥革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有利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鼓励人民兴办实业，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情，迎来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2）局限性：自从辛亥革命响应以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混乱之中。
长期的分裂、混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思想观念：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性，使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自由等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成为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宋鲁郑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
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美国驴象之争），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
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
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
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
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渐进、内生性演变的结果。
今天的中国，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
最高权力的更替具有以下特点：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年龄限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
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异地任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差额选举、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
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地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差额选举、年龄限制、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中国政治制度的五大优势1.有效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一是，建立在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
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期的基层任职考验，并于2007年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因为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开展针对性的施政措施，根本没有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的阶段。
高中历史人教版知识点总结六篇
高中历史人教版知识点总结六篇高中历史人教版知识点总结六篇高三生活无疑是艰辛的，紧张的，甚至犹如地狱。
可它必来到，它毕竟属于我们，只要挺一下，走过我们的会是风雨后的彩虹和成功的喜悦。
纵然走向我们的是失败的眼泪，但我们依旧会收获无悔的信念。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六篇高中历史人教版知识点总结，希望大家喜欢!高中历史人教版知识点总结1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分封制目的：巩固国家政权内容：①分封对象——王族、功臣、先代的贵族，②受封者义务——服从周王的命令、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朝觐述职。
③受封者权利——职位世袭、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
作用：①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管辖。
②扩大了统治区域，开发了边远地区;③形成对周王室众星捧月一般的政治格局;④周成为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强国。
但诸侯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埋下分裂割据的隐患。
二、宗法制定义：宗法制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统治的一种社会制度。
特点：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关系：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两大支柱，互为表里。
影响：宗法制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也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特点：以宗法制为核心，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三、秦的统一：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
四、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内容：①建立“皇帝”称号，确立皇帝制度。
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由皇帝总揽，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
②设置三公九卿中央官制：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太尉——负责全国军务。
③在地方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均由皇帝直接任免。
影响：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消极作用：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容易导致暴政，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
中国历史，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重大历史事件政治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年辛丑条约、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大背景：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运动破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地主阶级自救：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影响。
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技术力量，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清政府试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从近代化的角度看，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中国政治民主化开启：严复，康有为称他为“中国西学第一”，著有《天演论》把西方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中国.他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维新变法1898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
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变法图强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
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作用：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辛亥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丰碑）兴中会，中国第一个阶级革命团体。
建立合众政府。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旧），责任内阁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
孙中山维护民主共和的努力：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 背景：①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加紧侵略中国。
②经济方面：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③思想文化方面；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但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
兴起的标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新文化运动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后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
例2、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的是
A、公车上书
B、保国会成立
C、强学会成立
D、创办《时务报》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成败原因比较
项目
社会 背景
明治维新
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高于 中国；封建统治相对薄弱
戊戌变法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 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使封建 统治势力强大。
领导 倒幕派掌握实权，得到人 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 力量 民拥护，部分大名支持， 帝，不敢发动群众，维新
没有触动到封 建土地所有制
文教 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方面 有利于培养维新人才
军事 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 方面 力，抵抗外来侵略
4、变法的结果——无力回天
A、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而封建势力十分强大
B、脱离人民群众，仅依靠无权的皇帝 C、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局限
D、变法手段单一，新政无法落实
例：清末颁布的一份懿旨称：“嗣后乡试会试及岁
（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国自然 经济的解体）
B、从清末至民国初，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
C、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高涨和实业救国思潮 的兴起
②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不利的因素 A、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剥削
B、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缺乏市场、资金、技 术等 C、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
D、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 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
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 ①主要从事轻工业和小规模采矿业 ②企业投资少，规模小，发展十分艰难 ③与外国资本既矛盾又依存
归1、纳戊：戌戊变戌法变兴起法的兴背起景的（原原因因）
A、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激发了人民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
二十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一、建国前财政学的发展建国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民国时期的财政学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学。
（一）民国时期的财政学随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
财政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也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而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专门著述主要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1920）、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1933）、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5）、尹文敬的《财政学》（1935）、胡善恒的《公债论》（1936）等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大都是就财政论财政，多对财政现象进行描述和批判，很少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
中国的财政学基本上还处于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的阶段，并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但这种编写带有很强的编译性质。
不同学者无论是否直接使用了“公共财政”的字眼，其实质都是“公共财政”观点。
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一书，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专著之一，他强调：“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
”寿景伟的《财政学》（1925）就明确提到了“公共财政”概念，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对全书进行了分析，有财政学者从政府角度分析研究财政问题的特点，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4）指出：“财政学者，讨论政府为执行职务所需资财之取得，使用，及管理之科学也。
”其以简练概括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关于财政概念的看法。
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1934）从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角度对财政概念作了系统的说明：“公共经费的支配问题，公共收入的筹划问题，公共收支的适合问题，公共收支的管理问题，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其因果关系，就构成财政现象，专门研究这种财政现象的科学就是财政学。
制度同构理论研究评述：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的视角
一、研究对象及其涉及学科、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制度变迁（特别是组织变迁），是研究难度较高的一个命题，但在学者们不畏艰辛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或者组织到底是趋同还是趋异呢？制度趋同(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也叫制度同构、制度同质、制度同形。
制度趋异也叫制度多样化(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制度趋同，因为制度趋异易于理解，且容易得到理论上的论证。
而制度趋同却难以理解，且无法从理论上找到根据。
最早明确研究制度同构理论的学者是马克斯·韦制度同构理论研究评述：制度变迁或组织变迁的视角○田湘波（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2）[摘要]由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的制度同构理论认为，在科层制背景下，不同的组织制度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像一个同形的巨大铁笼，即科层制同构。
制度同构理论经历了科层制同构—竞争同构—制度压力同构的发展历程，同时，制度同构的目的也经历了合法性—效率—合法性的演变过程。
制度同构包括强制同构、模仿同构、规范同构三种机制，而不仅仅只存在模仿同构一种作用力。
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组织理论或制度变迁理论，它已从经济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体育学、法学及信息学等领域，既可分析工商企业组织的变迁，也可分析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组织的变迁。
20多年来，学者们从实证或掌握的面板数据出发，从经验的角度来验证这一理论的应用情况，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
展望未来，一是要继续对制度同构目的进行深入研究，二是持续重视制度同构三种机制的研究，三是重视将制度同构理论、竞争同构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相结合的研究，四是重点关注制度同构在公共部门组织变迁和公共政策变迁中的作用研究。
[关键词]制度变迁；组织制度化；组织合法性；强制同构；模仿同构；规范同构[中图分类号]D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29（2023）07-0047-15[收稿日期]2023-03-15[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制度变迁及其效果研究”(编号：XJK20A-JG003)、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党的巡察制度运行机制及效用评价研究”（编号：20YJA71003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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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
我是同意20世纪下半叶的香港政府较以往更能代表民意，我们可以从1945-97年间香港政府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上引证这个说法。
在20世纪上半叶的香港政府架构是以总督为权力中心，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表面上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但行政和立法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议员都由港督委任，没有选举成分，没有代表性和认受性，虽然委任少数的华人领袖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但他们接受的为英式教育，而且大多为专业及富有商人背景，而社团大多从事慈善救济服务，所以不大可能反影普罗大众的民意。
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施政能代表民意的比较少。
而20世纪下半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恢复对香港的管治权，为了顺应当时非殖民地化的潮流，总督杨慕琦于1946年提出一套政制改革方案-- 杨慕琦计划，其中的重点包括设立一个由3分之2直选议席组成，华人与非华人各占一半的市议会，以加强本地化和民主化，与及增加立法会非官守议员的席位，使其更具代表性。
虽然该计划最终没能实现，但香港政府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华人人口，与及有见于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提升，其后继任的总督仍然开展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包括实施公务员本地化政策，招募更多的本地华人出任政务官；同时亦委任更多非官守和华人进入行政局，立法局和增加市政局的选举议席，使议会的代表性有所加强。
1966和1967年的两次大规模暴动，使香港政府认识到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普罗大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漠视华人精英在社会的影响力，社会就会容易出现动乱的危机。
因此在1971至1982年间，总督麦理浩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大量吸纳华人精英进入管治架构，作为分担决策和咨询的对象，无论是行政局或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的人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使议会和施政更有代表性和认受性。
在强化地方行政方面，1968年当时的总督戴麟趾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在港九各区设立民政处，促进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沟通，使政府更有效地接收民意，制定合适的政策，及至1981年，政府发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在全港成立18区区议会，作为地区咨询组织，与作为区域咨询组织的市政局，区域市政局，以及作为政府最高咨询组织的行政，立法两局，共同构成三级政制咨询架构。
区议会除由政府委任外，也有由市民透过直选的方式选出，给市民提供参与地区事务的直接途径。
同时政府在这期间积极改善民生，推行一系列完善社会服务的政策，使政府塑造了依民意办事的形象。
1982年区议会的首次全面分区直选，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开展了香港的代议政度，市民大众可以选出属意的代表，在议会中为自己的利益发言。
随后市政局在1983年，也举行首次的分区直选。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回归中国已成定局，英国在准备从香港撤退的同时，亦加快了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步伐，除了在区议会，市政局与区域市政局等地方层面引入直接选举，同时在中央立法机关引入民选成份，1984年11月，总督尤德发表“代议政制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白皮书“，首次确认在立法局加入选举成分，由1985年立法局首次进行间接选举，1991年首次进行的立法局分区直选到1995年的全面直选。
代议政制的发展令市民参与和关注政治的层面不断广大，参与的人数亦不断增加，自1980年代，多个政党纷纷成立，其成员透过选举晋身议会，向政府反映市民的诉求，并监察政府施政，使政府的运作的政策更能代表民意。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香港，华人对政治的参与可以说由几乎没有参与演变成全面参与，其过程很大程度取决于当时政局的变迁。
香港在二十世纪初期，华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虽然当时华人占香港大多数的人口，但其社会地位普遍不高，政府的主要决策，均集中在总督和其他英国官员手中。
虽然及后随着华人不断从内地移居香港，与及部分华商在香港社会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政府为了加强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于是吸纳少数华人精英进入行政架构，尝试拉拢这些华人领袖及华人社团，以赢取华人社区对政府的认同，例如在1880年委任伍廷芳进入立法局，成为第一个华人非官守议员。
及后在1926年，省港大罢工发生后，周寿臣获当时的总督金文泰委任为首位华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这是首次有华人参与政府最高的咨询机构。
其后1936年罗旭禾接替周寿臣，成为战前另一位晋身行政局的华人领袖。
这些华人精英大多接受过英式教育，大多为专业人士或富有商人，他们在政府的作用只作为沟通的桥梁，而且反映的多数为上流社会的意见，对普罗大众的代表性十分有限，普遍来说华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度不高。
香港在1941-1945年的日治时期，华人在政治上的参与却有所提高，日本人为了维持有效的管治，加强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实行分区制度，鼓励华人参与更多地方上的管理；并成立“两华会”拉拢英治时期社会上的华人领袖，以反映民意，日本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以华制华”的方式来加强对本地居民的控制。
而这个政策打破了长久以来香港由非华人垄断政治的局面，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的提升。
1945年战后，英国政府因为“非殖民地化”的大潮流下，不得不改变对华人的政策，开始重用华人，华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大大提高。
虽然在1945年战后“杨慕琦计划”最终流产，但及后的总督仍委任更多的华人进入行政局，立法局和市政局，同时，政府推行公务员本地化政策，华人公务员人数不断上升，华人有机会出任司政级政务官和首长级官员。
1966和1967年的两次大规模暴动，更使香港政府认识到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普罗大众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漠视华人的意见，社会就会容易出现动乱的危机。
因此在1971至1982年间，总督麦理浩进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大量吸纳华人精英进入立法局和行政局等管治架构，当中不少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例如锺士元和邓莲如等。
他们在80年代的香港前途问题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华人参与政治的活动更加广泛。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达成“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联合声明”明确香港回归后享有高度自治，实行“港人治港”的制度，本地华人将可以全面参与香港的政治事务。
有见及此，港英政府在80年代开始大力在香港引入代议政制，首先在全港成立18区区议会，并实行分区直选出民选议员；其后在1983年，市政局也举行首次分区直选民选议员；及在1984年“联合声明“公布后，更加快代议政制的步伐，在1985年至1995年分三阶段在立法局进行间接选举（1985），分区直选（1991）和全面直选（1995），华人政党在80年代后因而纷纷成立，加强其成员在议会的影响力。
同时，由1980年到1997年，愈来愈多政府机构的首长由华人出任，体现“港人治港”的原则。
例如1993年陈方安生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1995年曾荫权出任首位华人财政司，都全面体现出华人在政治的参与度。
总结而言，华人在各个阶段都是积极参加政治，因为香港是大多数华人的家园，他们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参与各种政治事务，为自己的利益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