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探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探讨

孟昭慧

2013-1-9 19:16:19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3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摘要] 沙皇俄国通过《瑷晖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还不包括大面积海疆。为了巩固、开发这一地区，在劳动力奇缺情况下，沙俄不得不招募数十万华人。这件事情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关键词] 华工;俄远东;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9.1.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一0961(2005)03-00611一04

一、俄招募华人进人远东的背景

(一)沙俄战略中心转移远东

从19世纪80年代起，沙俄战略中心开始由西方、中亚向东北亚转移。为此必须进一步控制乃至巩固新夺取的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尼古拉二世阅读了各方面报告后说:“我们必须以遗憾和报愧的心情承认，对于这块富饶的地区，政府以前实际上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满足它的需要，它被忽视了。但现在是时候了，而且早就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侯后，对侵华非常积极的御前大臣列卓布拉佐夫提出，在远东“没有这种霸权，我们既对付不了黄皮肤的种族，也对付不了我们憎恶的、我们欧洲对手的势力。”。为此，“必须在远东经常保持数量可观的军队，以便确保我们能够在那里应付各种意外事件。”[2]上述沙俄两名代表人物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向东北亚进取，巩固已占领地区，进而攫取我国东北的野心。

(二)俄国向远东移民成效甚微 沙俄新占领区空旷、荒凉，人口稀少。对沙俄政府而言，人口奇缺是巫待解决的问题。1861年4月27日它颁行第一个《移民法》，以若干优惠政策鼓励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是时沙俄虽废除农奴制，但农奴制残余仍然不少，种种残余继续限制人口流动。1871一1880年ro年间，在滨侮省俄国移民仅112户，550人。滨海省在50年间的移民情况见下表。

滨海省移民情况表

移民数量(人) 年均(人)

1858一1882年 5705 238

1883一1899年 45196 2659

1900-1908年 130356 14584

总计 181257 3625

资料来源:索洛维约夫:《资本主义时代在俄国远东的华工》，莫斯科，1989，第4页。

上述事实，意味俄国国内移民，特别是其初期移民，成效甚微。

数十年过去了。阿穆尔河流域不仅没有如第一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设想的那样，成为远东地区生产粮食的基地，而且连居住在这里的俄人之生活都出现问题。某些移民因不习惯当地气候，不熟悉农作物栽培技术，而纷纷返归家乡。对沙俄而言，既然远东需要大量劳动力，并且俄国国内又解决不了如此大的数量缺口，就不得不转向“国外人口市场”，主要是中国。中国与俄远东仅一江之隔，往来非常方便。长期致力俄国远东华人研究的索洛维约夫认为:“劳动力不足是(俄远东)各经济部门雇用华工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人口压力过大及其东北移民之形势

当时中国和东北的人口形势，也构成沙俄招募华人的重要背景。1850年前后我国总人口在43000万左右。人口迅速增加与耕地乃至农田单产数量略有增加而形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终于全面开放了东北的封禁区，并采取一些向东北移民的措施。咸丰元年(1851年)至清灭亡(1911年)的60年中，东北三省(不包括东北蒙古三个盟)人口由300万增加到2000万。正因为中国和东北三省出现上述人口形势，沙俄才能在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招募大量劳动力。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在俄国远东的华工是中俄两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产物。”[3]

二、沙俄招募华人数量及华人迁移特点

(一)沙俄招募华人及其数量的估算

沙俄为修建哈巴罗夫斯克军营，在19世纪70年代初前来中国招募劳动力。继之，修建乌苏里 铁路、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要塞和许多条公路，招募华人的次数日益增多，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前往青岛、上海等地招募。俄当局很快发现“中国人不仅能干他们所熟练的细木工、砖瓦工和铁工等工作，而且不久就学会了粗木工、屋顶工、炉灶工和油漆工等手艺[4]。翁特尔贝格在西伯利亚供职30多年。他承认，农耕方面中国人远比俄国人先进，耕种和管理土地都比当地人(俄人)好，产粮也多。华人不仅有技巧、勤劳，而且工资低廉，对招募华人，俄国具有更大兴趣。1861年沙俄颁行《俄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据此，迁入远东的本国人和外国人都享有优惠待遇，并允许华人在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流域定居，准其获得土地，甚至享受20年的免税待遇。

按正常手续，得到清政府准许后，俄驻华代办处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招募华工规定数量的华工。中国包工头常充当中介。其实，清政府对沙俄招募华工的约束并不起什么作用。如俄人德利金多次在东北招工，而正式记录备案的只有一次。东清铁路总办全权代表达聂尔准其招募2万，而此次“正式招工”超过合同规定，“总数至少在4万以上”[5]。除招募外，俄人还有拐骗、私诱、通过中间人偷渡国界线等非法活动。 进入俄国远东的华人究竟有多少?对此中外学者的估算不尽相同。下面列出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并略加评论。

国内最先报道此事的是清靖边军下级军官曹廷杰。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记载，俄属远东7个地方华人数量之合计为5万[6]。

雷巴科夫斯基认为，20世纪初去远东谋生的中国人，每年保持在8万左右。黄定先先生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一书不只一次提及清末民初“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约有40万华人长期居住”[7]。

《阿穆尔百科全书丛刊》载:“1906至1910年间到远东的中国人约50万。”王晶先生对俄属远东华工多年研究后提出:“远东华工超过50万是可信的。”阁因二说相近，故放在一起。索洛维约夫通过《资本主义时代华工在俄国远东》一书提出:“1906年至1910年期间，来到边区的中国人已接近55万。”[8]。

任何地区的人口都是动态的。曹廷杰的数字是1885年前后的大约数字的合计，但不全面。因为当时俄远东华人不仅在所言的7个地区。雷巴科夫斯基“每年保持8万人左右”之说，无疑过于保守。黄定天提出的40万是专指“长期居住”的华人，言外之意，那些大量暂时居住和准常住的华人均不在其内，所以偏少是自然的。《阿穆尔百科全书丛刊》记载的50万及王晶提出的“超过50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索洛维约夫认定的55万，是各项的合计，并且每一项都经过认真估算，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但仅是，’l906年至1910年之间”来到俄远东的华人。

严格说，索洛维约夫提出的55万仍然不能作为清末进人俄远东华人的总数。因为1906至1910年跨度5年，而5年中的变化相当大。此外还有两笔数字未纳人其中。第一笔，1906年前还有不少来到这里的华人没有返回。第二笔，进人俄远东的华人，特别是早期进人者，人口自然增长即自身繁衍的数量，也有一些。基此，生活在远东的华人不止55万，就算60万也是保守的。不妨 暂且以1910年为计算人口的标准时间，这个时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探讨内俄远东华人约60万。

(二)俄远东华人迁移的特点

从民族学角度说，迁移的华人包括汉、满和达斡尔等民族，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从迁出地点看，除山东、河北一部分外，大部分来自东北，故有貂匕是“俄国远东华人的主要供应地”[3[之说。

被招募到俄远东的华人，多为青壮年男性，其家庭女性和老幼仍留在国内家乡。于是，俄远东华人中出现年龄结构比例和性别结构比例失调现象。如俄远东某地的汉人为5400人，其中男性为3240人，女性为2160人[3]，如女性为100，则男性为150。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华人间的家庭组建乃至人口繁衍，从而制约华人在远东长期居住。

俄远东60万华人中，有些是世居者，成为常住侨民，但大多数人的流动性较明显。他们或因季节变化，或因合同期满，或因工程完竣乃至因形势变化等，时而返归国内家乡。“1906至1910年间，从俄国各地沿中东铁路回满洲(东北)的262385人，从海上经符拉迪沃斯托克返归的有139800人，总共有40万人。”[9]返归家乡的一些人凭借在俄远东的关系网，再被招募，二次乃至多次入俄。

三、俄远东华人的贡献和所获待遇

(一)巨大贡献和华俄民众间的友谊

俄远东60万华人成为经济开发重要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华人，或高价购买土地，或为富裕俄农、哥萨克雇佣，或租种俄人土地。“在尼克利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人烟稠密地区，有118个华人农户，有493名华人种菜”。“绥芬河区有34个菜园子，有187个华人种菜”。南乌苏里边区每25一26名俄人中，就有一名中国菜农[3]。他们生产蔬菜供应市场，缓解蔬菜之紧张。大麦、小麦、燕麦、高粱、谷子、玉米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充分发挥华人农业生产的特长。1907年阿穆尔沿岸金矿有18008名工人，其中中 国工人12657人，系俄工人的2.5倍。这里的黄金产量逐年上升。19ro年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国营和个体企业中，俄国工人为61290名，中国工人为42535人，华工相当于俄工人的69%。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时，华工多达17万，是筑路主力。为了要塞、城镇、港口的修建，也招募大量华工。“资本主义时代的俄国远东任何经济部门里华工都无处不在。在建筑、森林采伐、制砖、服务等行业中，华工尤为众多。他们的劳动促进了俄国远东的经济发展。[3]

俄国远东商业发展较迟缓，从俄工业中心运来的商品价格很昂贵，于是华商得到发展机会。1885年前后，仅在“伯利、红土岩、双城子、海参威、彦楚河五处共计大小肆店三百余家，各立门市，坐贾营生”[6]。滨海省1887年有华商3567名、俄商1241名;1910年有华商3210名、俄商3101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893年有华人店铺127家、俄人店铺23家;1910年有华人店铺625家、俄人店铺181家。并且沿街叫卖的华人商贩深人俄商从未到过的偏僻之处[3]。远东地区华商活跃，进一步发展中俄贸易，互通有无。张廷阁系华商典型代表，曾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华商会会长。

华人进入俄远东，当是中俄两国人民较为广泛的交往之始。华俄人民在长期交往中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关系日益密切。吴泰被招募到俄远东，先后在乌苏里铁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工厂当工人，很快能用俄语交际，并与俄工人结成深厚友谊。他因参加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的1905年全俄铁路工人总罢工而被开除。在哈尔滨他又联合俄工人向中东铁路当局进行斗争，还组织1907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略后，华工响应十月革命，与俄人一起对高尔察克匪帮斗争，李升可作为代表。随着时间流逝，在俄远东华俄通婚事例出现了。如20世纪初，仅在阿穆尔省额尔古纳河畔就发现俄华通婚33例[9](Pll6)。

(二)沙俄排华及其根本原因

随着远东俄人增长和经济发展，沙俄在新占领区逐渐站稳脚跟，于是开始对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