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评价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2008-06-25 02:22:01)转载▼标签： 思想史思潮政治思想梁启超中国 分类： 讲坛文录
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分析
历史的发展为近代中国铸造了一个比较奇特的模式，这种模式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动荡多变，悲壮激烈。既有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衰落悲哀；也有从金田起义到武昌起义的英勇壮烈。在这一历史时期，各色人物，纷纷登台，各种事件，此起彼伏。屈辱与拼博，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似滔滔巨浪，尉成大观。黑格尔曾认为，哲学作为绝对精神的历史，应该表现出时代的逻辑，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形态之一的政治思想，则更是政治和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因此，在中国近代激烈动荡的舞台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也相应地进行了独特的表演。具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有四个方面：
1、思潮纷繁，反复多变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短短几十年，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思潮应运而生，崭露头角，各显峥嵘。概而言之，既有封建主义的挽歌，更有资本主义的炫耀，还有社会主义的憧憬。所有这些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异常复杂的图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先进的思想家不可能顺应时代潮流，信仰追求更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何况他们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已经作为社会心理沉淀而深深地溶于其血液之中，很自然，他们容易回到传统思想的老路上去，形成恶性循环，不可自拔。
2、发展曲折，基础脆弱
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先后扮演主角，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保守性和软弱性，在思想领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学东渐，即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不可能来去自由，无所约束，社会经济状况从根本上产生影响，文化自身的内容也产生复杂的综合反映。思想转型时期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冲突与融合问题。近代中国思想在吸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时有偷梁换柱之举，曲解、阉割其精髓，牵强附会，以假乱真，或陈年古董贴上“新学”的标签，或标榜“新学”中国古已有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由于阶级基础的脆弱，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既没有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庞大悠久的思想体系，更不能像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完整深刻的理论大厦那样，建立自成一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体系。
3、直面现实，尖锐激烈
近代中国阶级
斗争、民族斗争异常激烈，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孙中山、陈独秀等）往往又是杰出的思想家。现实斗争往往使得他们不可能像欧美或中国古代一些纯粹的思想家一样，静居书斋、冥思苦想、构造体系，而常常是在从事现实斗争时营造思想体系的，这一方面使得政治思想在近代思想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大厦的主体建筑。另一方面又使近代中国各种政治思想具有浓烈的火药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基本上和近代中国的衰落同步进行。由于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处于空前动荡的年代，他们还来不及精心构造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就必须投入迫切等待他们的现实政治的残酷斗争，他们的思想也只得跟着瞬息万变的社会局势和随时学得的各种知识，矛盾错杂地向前发展或向后倒退，现实政治的发展与政治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
4、追踪时代，不断前进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变革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各学派面目出现的政治思想形态已不复存在。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浪高过一浪，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前进。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也明显地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丰硕成果，主要是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在现实斗争的土壤中栽培浇灌的，作为“批判的武器”，在近代中国“武器的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版了一些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影响的著作，如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赵靖、易梦虹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64年、1966年)等。但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著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习惯于以阶级或派别划线，将思想家区分为进步或反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于思想家自身思想的来源、内容和价值等重视不够。“文革”期间，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需要提出的是，与内地的状况相反，此期海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则取得了不少成果，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成果都未能得到及时的引进和介绍。⑸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不少，比较早的有:
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桑咸之、林翘翘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陈旭麓的《五四以来的政派与思想》，高军、王桧林、杨树标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评要》等。其他一些思想史著作如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张锡勤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等，也主要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而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文学思想、伦理思想等，虽也有学者涉足，并有著作出版，但总的来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提并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研究又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则是它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91年至2001年的11年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的有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约在2000篇以上。其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了重大突破，取得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1、思潮史研究蔚成风尚，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断代史研究更加深入
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关于“思潮”一词，最早由梁启超提出。1920年，蒋方震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300 年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功夫，竟成六万言之文，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概论》开篇，梁启超即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清代学术概论》之所以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是与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视野分不开的。
事实上，1840～
1949年的100年间的一系列社会思潮，诸如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重商思潮、反洋教思潮、变法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中体西用思潮、国粹主义思潮、佛学复兴思潮、复古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验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妇女解放思潮、国家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好人政府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思潮、乡村建设思潮、平民教育思潮、非基督教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复兴思潮、新启蒙思潮、抗日救亡思潮、中间路线思潮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与完备等。同样，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无疑也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较早以“思潮”命名并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著《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此后以思潮命名的著作日渐增多，如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四卷本)，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与此同时，一些重要思潮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罗检秋的《近代诸子学与思潮》，江沛的《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书”等。此外，还整理出版了一些相关资料，其中由“五四”专家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是一部值得重视的研究近代启蒙思潮的资料性著作。研究者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不下十余种。这些著作在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理论分析的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以降大陆学术界学术开放的程度。
2、思想家研究进一步深入
思想家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许多近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大多是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线来架构的。在思想家的选择上，主要选择的是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所谓进步的思想家。但近年来，随着思想史研究的深人，学术界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家的选择上，改变了先前只研究一些主要的进步的思想家、而对许多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人物关注不够的倾向，研究者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许多过去没有或少有人关注的思想家，如曾国
藩、楼仁、张之洞、梁漱溟、林语堂、杜亚泉、章士钊、张君肋、罗家伦、傅斯年等，开始进人到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郑大华的《张君动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梁漱溟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高力克的《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左玉河的《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细珠的《楼仁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邹小站的《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1903-192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都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对过去研究较多的思想家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比如，戊戌变法后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是中国思想界执牛耳的人物，由于梁启超当时居住在日本，其思想深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思想的影响。然而以往学术界对此缺乏深人细致的研究，谈到日本思想对梁氏的影响时都比较空洞，人云亦云的内容不少。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梁启超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3、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
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学科出现的年月并不短，但思想史界一直缺乏方法论的自觉，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政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的区别，以及政治思想史的具体研究方法等等，都缺乏有深度的讨论，直到今天学者们对政治思想史应该研究哪些内容还不太明了，许多政治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或者社会思想史的内容，学科界限混淆不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在内容上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人，中国的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反响， 2001年南开大学举办了“思想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强烈呼吁打通政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的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如刘泽华先生认为，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二是思想(观念)的社会与社会的思想观念，目的是要“呈现出‘思想的社会’
、‘社会的思想’以及‘思想社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为理清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从而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建立本土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总之，近年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不仅受到关注，而且成为热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人必将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4、对中间派别政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方法，评价更加客观公正
90年代，学术界对于中间派别政治思想的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一方面，从新的立场、理论和观点出发，得出了一些新结论，纠正了许多原有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些以前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新领域开始进人大家的视野。例如对胡适和人权派的研究，学者们既指出了他们争取民主、人权，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进步作用，也指出了他们所存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对梁漱溟政治思想的研究等等。
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蔚然成风，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及需要我们不断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相当严重。
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有的人在批判辛亥革命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有学者把此种观点称之为“如果”史学。这种“如果”史学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2、盲目“创新”，走极端
创新永远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就历史学科而言，任何创新都不能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是对海外学者观点的生吞活剥。比如，有的学者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并把它与“文革”相提并论。这就是对海外学者观点的照抄照搬。任何对海外学者新观点、新见解的生吞活剥与真正的学术创新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矫枉过正。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人物、思潮和流派的评价，往往以进步或落后、革命或反动作为褒贬的标准，凡被认为是进步和革命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褒扬，反之，则加以贬斥。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凡对过去被认为是进步或革
命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贬斥，凡对过去被认为是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则加以褒扬。如在评价保守与激进思潮时褒保守，贬激进;在评价改良与革命时褒改良，贬革命;在评价戊戌时期的思想斗争时褒以王先谦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贬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等等。我们过去对一些被视为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研究不够，缺乏对他们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不对的，现在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同情的理解”，推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但矫枉不能过正，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不问青红皂白，凡是以前被贬斥为落后或反动”的人物、思潮和流派，都加以肯定和褒扬。
3、孤立地形而上学地看待问题，片面的文本解读
如对一些思想史的研究论著，只局限在思想家本身的著述之中，满足于罗列思想家的若干思想主张，而对于思想家思想的时代以及时代的议题缺乏把握，对于思想家的思想渊源没有进行细致梳理，对于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以何种形式对于当时社会发生了何种实际的影响没有进行具体考察，对于与思想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主张缺乏应有了解。于是，思想家的思想和主张与思想家生活的时代的关系，与前人思想的关系，与同时代思想界、知识界的关系，以及对于时代与历史的影响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思想成了思想家闭门造车的产物，成了游离于现实历史进程之外的精怪。
4、用大概念解说思想
大概念泛指那些指称不当，概括失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且冰冷无情，抹杀思想者们个性光辉的词语。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使用大概念主要见于叙述和评价思想者思想的场合，其特点是用一套不适于所述思想的话语体系，歪曲了思想的本来面目及实际影响。比如，在论及康、梁及其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因与目的时，人们常说:“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政治运动，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追求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这里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道路”等，都属于大概念。因为联系到1898年的中国情形，我们不难发现，“资产阶级”这个词很难把握。到底哪些人属于资产阶级呢?那个时代我国的资产阶级刚刚萌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很不容易。它不像我们说“中国人”或“士、农、工、商”那么一清二楚，毫无歧义。为了理解这个词，我们必须仔细归类，把当时各阶层的人过一遍筛子。这样，“资产阶级”这个似乎使叙述简单化的词语，反而把问题复杂化
了⒀。
5、向前不向后，缺少接着说
一些研究者只停留在思想的把握和梳理上，不去延续和发展思想，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又一误区。政治思想史可以接着思考的话题很多，因为它不光是学说史，更是问题史、问题思考史。政治问题常具有复杂性、持续性，很多问题前人发现了，但尚不能很好地解决。研究者缘此思考、求索，可以在前人的结论上得出新结论。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问题史，这些问题可延展的空间很广阔，所以值得接着说。比如，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民主科学思想，都应继续发展，它们中的意蕴还有很多未穷尽的地方，联系现实还有很多应深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