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与决策Emotion and decision making(Jennifer S. Lerner)译文

情绪与决策

摘要：近几十年在情绪科学中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具有造成决策理论范式转变的潜能。研究显示，情绪构成了有效、普遍、可预测、时而有害、时而有益的决策驱动程序。在不同的领域，在（决策）机制中通过情绪对判断和选择的影响呈现了重要规律。我们整理以及分析了过去35年来情绪和决策的研究工作中所得知的内容。因此，我们提出了情绪-渗透选择模型，它囊括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和新近情绪研究两者的成果，组合成的科学模型。关键词：情感，情绪，评价倾向，判断，选择，行为经济学

目录

前言

目的和方法

判断及决策中的情绪影响：八个主要主题

主题1：整合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主题2：偶然事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主题3：情感价只是在决策中形成情绪影响的多个维度之一

主题4：情绪通过思考内容形成决策

主题5：情绪通过思考深度形成决策

主题6：情绪通过目标激活形成决策

主题7：情绪对人际关系决策的影响

主题8：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减少情绪对决策的不必要影响

一般模型

总结

前言

因此，为了某些诸如人类理性的完整理论的东西，我们必须理解情绪在其中起的作用。

Herbert Simon (1983, p. 29) 诺贝尔奖得主Herbert Simon (1967, 1983)在他引入了有限理性这一感念时【Bounded rationality：认为决策偏离理性，是由于人类内在固有因素，如认知能力、意志力和情境控制的局限。】，引起了一场决策理论的革命，该概念认为，我们需要改进现有的理性选择的规范性模型【Normative:如何以及/或者什么样的人们可以做出理想的判断或决定】，从而把认知和情境控制囊括进来。但正如上述引用所揭示的，Simon知道，他的理论在情绪的作用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是不完整的，因此他预言了当代科学已经开始把情绪加入到决策研究中这一重要关注点【Emotion:关于存在-相关的事件的、多层次的、以生物学为媒介的、伴随反应(经验上的、认知上的、行为上的、表达上的)。】。横跨了从哲学 (Solomon 1993)到神经科学 (e.g., Phelps et al. 2014)的学科范围，越来越多的关于确定判断与决策（JDM 【JDM: 判断与决策】）中情绪影响的活跃的探索正在进行中。

这种活跃并不是经常出现的。在经济学中，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决策理论的研究学科中，情绪——更通常一点叫情感——的作用，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在决策里鲜有出现，尽管在18和19世纪中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论文中突显出重要作用(for review, see Loewenstein & Lerner 2003)。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中都是相似的。甚至有心理学家们批判期望效用理论主要关注于认知过程的理解 (see Kahneman & Tversky 1979)。而且，考察情绪的研究在心理学的所有领域内仍然很缺乏 (for review, see Keltner & Lerner 2010)。本文的在线补充文本，考察了关于对情感进行系统关注的稀奇历史(follow the Supplemental Material link from the Annual Reviews home page at

http ://https://www.360docs.net/doc/bc7958422.html,)。补充部分还包括了(a)情绪和(b)JDM各自领域的入门读物。

图一：从1970年到2013年关于“情绪(s)/情感【Affect:不明的感觉，涉及情绪、心境、以及情绪相关特征的高级伞状结构】/心境和决策”的学术出版物的数量(绿条)以及占所有关于“决策”的学术出版物的比例（这个数字画成(蓝线)）。

但是在情绪科学上的真正革命已然开始。如图一所示，从2004年到2007年，关于情绪与决策的学术文章每年都翻了一倍；从2007年到2011年也是；从2001到2013，所有关于“决策”（已经是迅速增长的领域）的学术出版物的比例以数量级形式增长。确实，现在很多心理学家不管怎样都把情绪假定为生活中大多数有意义决策的主导性驱力 (e.g., Ekman 2007, Frijda 1988, Gilbert 2006, Keltner et al.2014, Keltner & Lerner 2010, Lazarus 1991, Loewenstein et al. 2001, Scherer & Ekman 1984)。决策可以被视为一个每天由情绪来指导的渠道，通过它（人们）努力避免负面情绪(如，内疚和遗憾)，增加积极情绪(如，骄傲和幸福)，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for reviews, see Keltner & Lerner 2010, Loewenstein & Lerner 2003)。同样地，决策也可以作为增加负面情绪或者减少积极情绪的渠道，呈现与精神疾病有关的趋势。不管决策适应与否，一旦我们决策的结果出现了，我们通常会感受到新的情绪 (如，快乐、吃惊、后悔; Coughlan & Connolly 2001, Mellers 2000, Zeelenberg et al. 1998).简单地说就是，情绪与决策息息相关。

目的与方法

我们从情绪与决策的初期领域来考察理论与证据，范围从大约1970年至今。我们的目标是制定领域内的组织结构以及关键分析。我们把重点放在行为科学的研究上，特别是心理学（包括所有分支学科），以刊登在《神经科学年鉴》上的强调神经科学研究的补充性的综述 (see Phelps et al.2014)来强调这一点。

由于严格的空间和引证数目限制，以及囊括材料的非寻常的长度跨度（30年），这里所包含的研究都是极其精挑细选的。例如，当大多数研究表现出可信赖的科学发现时，我们一定会限定自己去看原始的研究。我们也会优先选择那些对理论发展有贡献的、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作为有趣现象而独立存在的研究。

判断及决策中的情绪影响：八个主要主题

在我们关于情绪与决策研究的调查中，呈现了8个科学探究的主要主题，与其领域初期的事实相符，这些主题典型地（a）不同的研究，（b）包含几个相互竞争的理论，（c）包含一些决定性的理论，（d）在方法上有相对同质性，以及（e）考察情绪与决策本质的基本问题而非对已知现象的改进。尽管如此，这些主题显示了绘制情绪与决策的心理学版图上的飞速进步。总体来说，它们说明了一个首要结论：情绪有力的、可预测的、普遍的影响决策。

主题1：整合情绪对决策的影响【Integral emotion：近期的决策引发的感觉，例如，在投资之间做决定时害怕损失钱，判断与决策的规范性防御性投入】

当考察领域的时候，辨别出不同的情绪类型是有益的。我们着手于近期的判断或选择引发的情绪（如，整合情绪），一种强烈地、通常地塑造决策的情绪类型 (Damasio 1994, Greene & Haidt 2002)。一个担忧风险选择潜在支出的人，可能选择一个更安全些的选项而非更大潜在利润的选项，一个对自己母校充满感激的人可能决定给他的母校捐献更多金额的钱，尽管这受限制于决策者自身的消费额。这种整合情绪的影响，作用于意识以及潜意识水平。

作为有利指导的整合情绪。尽管情绪在理性中作用的负面看法支配着大量西方思维（见Keltner & Lerner 2010，以供讨论），仍有少量哲学家倡导“整合情绪可以作为有利指导”的观点。如David Hume (1978[1738],p. 415)认为，把情绪视为相对于理性是次要的，这

种占主导地位倾向是完全落后的：“理性是且只可能是感情的奴隶，且除了服务、服从于它们永远无法假装成其他作用”。按照这种观点，举个例子，愤怒提供了对于不公正事件反应的动机 (Solomon 1993)，对于遗憾的预期提供了避免过度承担风险的理由 (Loomes & Sugden 1982)。

这一观点的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来自于前额叶腹内侧皮层(vmPFC)持久性受损的情感障碍病人，前额叶腹内侧皮层(vmPFC)是整合情绪和认知的关键脑区。研究发现，这种神经损伤既降低了（a）病人感受情绪的能力，又降低了（b）他们决策的最佳化，这种降低不能用简单的认知改变来解释 (Bechara et al. 1999, Damasio 1994)。vmPFC受损的参与者反复地越过安全的去选择高风险的金融选项，甚至到了游戏中破产的点时用真钱，而忽视他们对于他们选择的次优性认知理解。皮肤电反应的生理测量数据表明，这些参与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情绪信号——躯体标记，这一过程使得正常的决策者对于高风险有合理的恐惧。

作为偏见的整合情绪。【Bias:规范性JDM的系统误差】尽管近期的判断或选择引发的情绪，即整合情绪，也能使决策存有偏见。例如，可能有人害怕乘飞机而决定以开车取而代之，尽管同英里数开车的基本死亡率远高于乘飞机的基本死亡率 (Gigerenzer 2004)。即使在有建议可行的行动方案这种认知信息存在的情况下整合情绪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见Loewenstein 1996，以回顾)。一旦整合情绪把他们自己依附在决定目标上就很难分开(Rozin et al. 1986)。先前的综述已经描述了无数种将整合情感投入决策之中的方式，尤其是感知生动的那些，它们能够推翻其他理性的行动方案(Loewenstein et al. 2001)。

主题2：偶然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研究人员发现偶然情绪经常会被从一个情景带到下一个，从而影响那些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与情绪无关的决策(for selective reviews, Han et al. 2007, Keltner & Lerner 2010, Lerner & Keltner 2000, Lerner &Tiedens 2006, Loewenstein & Lerner 2003, Pham 2007, Vohs et al. 2007, Yates 2007)，这个过程被叫做：偶然情绪的延滞(Bodenhausen 1993, Loewenstein & Lerner 2003)。例如，在一个情景中触发的偶然愤怒情绪会无意识的引起在其他情景下责备别人的动机，尽管这种愤怒的目标与愤怒的来源无关 (Quigley & Tedeschi

1996)。此外，偶然情绪的延滞通常发生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作为偏见的偶然情绪。心理模型开始阐明延滞影响的发生机制以及增强或减弱这种影响的主要因素。早期关于延滞的研究或隐或显的采用了基于价效的方法【Valence:情感的积极与消极评价。】，将情绪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且假设有相同价效的情绪会产生相似的影响效果。例如，这种模型假设：心境好的人会做乐观的判断，而心境不好的人会做悲观的判断【Mood:持续期间不需要特定触发目标的弥散的感觉;对近期的决策来说可能是整合的也可能是偶然的】(for reviews, see Han et al. 2007, Keltner & Lerner 2010, Loewenstein & Lerner 2003)。

使用基于价效的方法，Johnson & Tversky (1983)进行了第一个偶然情绪对风险感知影响的实证研究【Incidental affect(encompassing emotion and/or mood):（环绕情绪或心境）与规范性决策无关的、在决策时候的感觉，例如，在决定投资的时候害怕做演讲】。这项基础研究开发了一种令人叹服的评估偶然情绪影响的方法论程序，它的特点就是将会被无数次地重复验证。参与者会读一些被设计用来引发积极或消极心境的报纸上的故事，然后估计各种潜在死亡原因的死亡率（如，心脏疾病）。相比于读积极故事的参与者，读消极故事的参与者给出了更悲观的死亡率。心境对判断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故事的内容和随后判断的内容之间的相似性。相反，心境本身通常影响全部判断。

同年，在一项同样基础设置的研究中，Schwarz & Clore (1983)发现，外界天气会影响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为研究设置了跨学科平台，研究了宏观水平的现象（如，天气，运动的结果）与个体水平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有更大的幸福和满足感，基于Schwarz & Clore (1983)的这一发现，经济学家们在横跨了26个国家范围内，发现了一天内阳光量与股市表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Hirshleifer & Shumway 2003, Kamstra et al. 2003)。在相关例子中，当一个国家队在世界杯被淘汰的时候股票市场会下跌(Edmans et al. 2007)。越来越多的此类研究提出在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现象之间的有效联系，应进一步细化出现的用来测量公众心境和情绪以及用来测量跨时间和情境个人主观经验的有效新方法 (for promising methods,see Barrett & Barrett 2001, Stayman & Aaker 1993)。

调节因素。此领域内已经开始鉴别偶然情绪延滞的调节因素。工作的幸运路线是Forgas(1995)的情感投入模型，阐述了情感（整合或偶然）影响社会判断的这种情况。该模型假设，情感投入到判断的程度随着连续加工而不同，这样的情感最有可能影响复杂且不能预料情况下的判断。另一个关于调节因素研究的有效路线 (e.g., Yip & Cote 2013)假设，高情绪智商的个体可以正确辨认哪些事件引起了他们的情绪，因此可以筛选出偶然情绪的潜在影响。在一项研究中，情绪理解能力高的个体，在当了解他们焦虑的偶然事件来源时，在风险估计上会表现出更少的受偶然焦虑的影响。尽管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两种新兴的寻找调节因素的方法，这个领域需要更多的关注调节因素是为了了解发生在不同的私人的以及高风险公开的需要做决定的情境下决策情感和决策过程。在未来的评论中，我们希望看到在诸如：联邦管理机构、外交谈判、手术室、情报机构和主要金融机构等情况下关于情绪和决策的研究。

主题3：情感价只是在决策中形成情绪影响的多个维度之一

大多数关于情绪和JDM的著作都或隐或显的采用了基于价效的方法(e.g., Finucane et al. 2000, Schwarz & Clore 1983)，揭示了强大又刺激的情绪维度的影响。但价效不能解释所有情感对判断和选择的影响。虽然简单，只依赖于价效维度的假设对于JDM结果的解释，相比于理想情况下解释了更少的变异，因为他们没有考虑拥有相同价效的情绪在本质方面是不同的这一证据。例如，相同价态的情绪，例如愤怒和悲伤，与不同的先前评价相关(Smith & Ellsworth 1985); 加工深度(Bodenhausen et al. 1994b); 大脑半球激活(Harmon-Jones

& Sigelman 2001); 面部表情(Ekman 2007); 自主反应 (Levenson et al. 1990); 中枢神经系统活动(Phelps et al. 2014)。至少早在1998年，一篇关于JDM的心理学年度评论文章指出了价效和唤起在预测JDM结果上的不足：“即使二维模型似乎都不足以描述情感体验。愤怒，悲伤和厌恶是所有负面情感的形式，唤起并不能捕捉到他们之间的所有差异……需要更详细的方法来理解情绪和决定之间的关系” (Mellers et al. 1998, p. 454)。

为了提高JDM情绪模型的预测能力和精度，Lerner＆Keltner（2000,2001）提出用他们的评价倾向框架（ATF）来检验多维离散情绪【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用于将特定情绪与特定JDM结果相关联的多维理论框架；由Lerner＆Keltner提出（2000，2001）】。ATF系统地将与特定情绪相关的评估过程与不同的判断和选择结果链接。不同于基于价效的模型，ATF预言：相同价态的情绪（如，恐惧和愤怒）可以对选择和判断施以相反的影响，而相反价效的情绪（例如，愤怒和幸福）可以施以相似的影响。

ATF基于三个宽泛的假设：（a）一组离散的认知维度区分情感体验(e.g., Ellsworth & Smith 1988, Lazarus 1991, Ortony et al.1988, Scherer 1999, Smith & Ellsworth 1985)；情绪发挥协调作用，自动触发一组伴随的反应（生理，行为，经验和沟通），使个人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或机遇 (e.g.,Frijda 1988, Levenson 1994, Oatley & Jenkins 1992)；（c）情感具有依赖于情绪强度和其定性特征的动机属性。也就是说，具体的情绪带有特定的“行动倾向” (e.g., Frijda 1986),或隐性目标，那代表了最适应的反应。在这种观点下，情感通过触发Levenson及其同事称为“经过时间考验的普遍经验的反应”（如丧失，不公正和威胁）来保存认知过程 (Levenson 1994, Tooby & Cosmides 1990)。例如，愤怒触发攻击，恐惧触发逃避。相关地， Lazarus （1991）认为每种情绪都与“核心关系”或评价主题相关 - 中心关系有害或有益是每种特定情绪的基础【Appraisal theme:每种情绪的宏观层面概述了环境中可能出现的具体危害/利益，这些影响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ATF指出一个明确的经验策略：研究应该比较其评价主题在与评估主题相关的判断和选择上高度差异的情绪 (Lerner & Keltner 2000)。Han和他的同事（2007）将这一策略称为“匹配原则”，我们将在下一节进一步讨论。通过阐释与相关的不同情绪认知和动机过程，模型提供了一个灵活而具体的框架，用于开发一系列关于情感和JDM的可测试假设。

评价倾向假说。根据ATF，评价倾向是目标导向的过程，通过它的情绪对判断和决定施加影响，直到情绪引发问题得到解决 (Lerner & Keltner 2000, 2001)。ATF预测，情绪一旦被激活，就可以触发认知倾向，根据触发情绪的中心评价维度来评估未来事件（例如，见表1）。这种评价成为解释后续情景的一个隐含知觉透镜。正如情绪包括倾向于个人以特定方式行动以满足环境问题和机遇的行动倾向（例如，Frijda 1986），ATF假设情绪倾向于个人以特定方式评价环境以达到类似的功能目的。

一个有助于ATF发展的早期研究考查了愤怒和悲伤对因果归因的影响（Keltner et al。，1993）。虽然愤怒和悲伤都有负的价效，个人控制的评价特征是愤怒，而情境控制的评价则表现出悲伤。作者预测，这些差异将推动后续事件的责任归因。与这个假设一致，偶然的愤怒增加了个人对生活结果的责任的归因，而偶然的悲伤增加了感觉命运或情境状况作为对生命结果负责的倾向。

在基于ATF的预测的早期测试中，Lerner＆Keltner（2000）比较了恐惧和愤怒的人的风险感知。与ATF一致，部分恐惧的人对未来的事件做出悲观的判断，而部分愤怒的人对未来的事件是乐观的。随后的研究实验性地诱导参与者感觉到偶然的愤怒或恐惧，并发现类似的模式（Lerner＆Keltner 2001）。参与者对确定性和控制的评价对恐惧和愤怒对乐观主义的因果影响起中介作用。

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与ATF一致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种方法(for discussion, see Bagneux et al. 2012, Cavanaugh et al. 2007, Han et al. 2007, Horberg et al.2011,

Lerner & Tiedens 2006, Yates 2007)。例如，一项研究挑战了基于价效的观点，即正面情绪的人对负面情绪做出正面判断，反之亦然，尽管愤怒具有负的价效，还是发现悲伤和愤怒对可能性判断的不同影响（DeSteno等人，2000）。 DeSteno及其同事也展示了积极情绪预测超越价效贡献的行为的几种方式（Bartlett＆DeSteno 2006，Williams＆DeSteno 2008）。例如，一些研究表明，特定的积极情绪，如感激和骄傲，对帮助行为和任务坚持有独特的影响。其他研究根据评估主题的不同描述了各种积极状态的独特特征（Campos＆Keltner 2014，Valdesolo＆Graham 2014）。

表1 评估倾向框架的两个例证，最初由Lerner＆Keltner（2000,2001）开发，此处有更新。

表格改编自Lerner JS，Keltner D2000.

超越价效：走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特定影响的模型。

Cogn. Emot. 14(4):479, table 1,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确定性是未来事件看起来可预测和可理解（高）对不可预测和不可理解（低）的程度。幸福是一个感觉愉悦（高）与不愉快（低）的程度。注意活动是某事引起人们注意（高）而拒绝某人注意（低）的程度。控制是事件似乎是由个体代理（高）与情境代理（低）造成的程度。预期的努力是指身体或精神运动似乎需要（高）与不需要（低）的程度。其他人的责任是某人或某事以外的东西（高）对自己（低）似乎负责的程度。我们引用感兴趣的读者对Smith＆Ellsworth（1985）的每个维度和每个情感的尺度值的全面描述。

主题4：情绪通过思考内容形成决策

基于离散情绪与认知评估的不同模式相关的证据（参见Keltner＆Lerner 2010）【Cognitive appraisal:认知意义的产生导致情绪，通常沿着确定性，愉快，注意活动，控制，预期努力和自我-其他责任】，并且这样的评价维度涉及JDM研究中心的主题，将离散情绪与JDM结果的出现以自然机遇相联系。考虑到 Lerner & Keltner (2000)总结的两个关于情感如何通过评价倾向塑造思想内容的例证。表1比较了来自相同价效的两对情绪，这些情绪在它们的中心评价主题中高度差异化，与对这些评价主题的判断相关。这四种情绪中的每一种可以用Smith＆Ellsworth（1985）最初确定的六种情绪评价维度来表征：确定性、愉快、注意活动、预期努力、控制和其他人的责任。ATF预测，情绪分数特别低或高的维度

可能激活影响JDM的评价倾向，即使是偶然的情绪。表中的倒数第二行列出了情绪低或高的尺度之后的每种情绪的评价倾向。

例如，愤怒在确定性、控制和其他人责任的维度上很高，并且在愉悦程度上很低。这些特征表明，愤怒的人如预测所造成的那样，会看到由其他个人造成并在其他个人控制下的消极事件。相比之下，恐惧涉及低确定性和低控制感，这可能产生一些如不可预测的、情境决定的负面事件的感觉。评估倾向的这些差异与风险感知特别相关【Appraisal tendency：由ATF而来的一种假设的机制，通过它的情绪激活认知和激励倾向评价未来的事件，根据评价维度触发的情感（情绪到认知）】；恐惧的人往往看到更大的风险，而愤怒的人倾向于看到更少的风险。如上所述，相关和实验研究支持这个想法（Lerner＆Keltner 2000,2001）。表1的最后一行说明了了在前一部分中介绍的ATF匹配原理。具体来说，特定情绪的评估主题与判断或决定的特定维度之间的匹配，可以预测给定情绪将影响给定判断或决定的可能性。

同时，骄傲和惊异的评价维度的差异，揭示了责任归因的不同的效果。具体来说，骄傲在其他人责任维度上的分数低于惊异，而惊异分数确定性低。这些差异表明，骄傲将产生评价倾向从而将有利的事件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而惊异将产生评价倾向从而将有利的事件看作是不可预测的并且在自己的控制之外。这些差异可能与归因的判断有关；骄傲增加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正面事件的责任的感知，而惊异增加了对他人的正面事件的责任的感知，即使判断与骄傲或惊异的来源无关。再次，这最后一部分说明了ATF匹配原理。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进行的实验测试了这些模式是否会扩大到人口水平。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公民的样本，或读取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的新闻故事（对炭疽的威胁）来引起恐惧，或读取一个经过选择的真的新闻故事（颂扬阿拉伯国家一些人的攻击）来引起愤怒，然后参与者被问及一系列关于感知风险和政策偏好的问题（Lerner et al。2003）。在与恐怖主义相关和无关的事件中，被诱发恐惧的参与者感到世界上存在更大的风险，而被诱发愤怒的参与者感觉到较低的风险。愤怒情况下的参与者还支持对疑似恐怖分子更严厉的政策，而恐惧情况下的参与者没有。

主题5：情绪通过思考深度形成决策

除了影响思想内容之外，情绪还影响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处理的深度。一个有趣的思想学派（Schwarz 1990，Schwarz＆Bless 1991）提出，如果情绪通过发出信号来发挥适应性作用，当情况需要额外的注意时，负面情绪应该表示威胁，从而增加警惕性，系统性处理和积极情绪应该表示安全的环境，并导致更多的启发式处理。实际上，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积极（消极）情绪状态的人更多（更少）受启发性线索的影响，例如专业知识，来源的吸引力或喜爱程度，以及消息的长度而不是质量；他们也更依赖于刻板印象（Bless等人1996，Bodenhausen等人1994a）。

注意，系统处理不一定比自动处理更理想。研究表明，增加对负面影响的系统处理可以加剧锚定效应，因为增加了对锚点的关注（Bodenhausen等人，2000）。同样，负面影响降低了教师效果的薄层判断的准确性，除非当参与者处于认知负荷情况下的时候，这意味着悲伤的参与者的准确性降低是由于更多的审慎处理造成的（Ambady＆Gray 2002）。最后，烦躁不安的人显现出过多的沉思（Lyubomirsky＆Nolen-Hoeksema 1995）。

虽然这项研究揭示了积极与消极的情感对加工深度的明显影响，但它通常将积极的影响作为幸福，消极的影响作为悲伤。在一个例外中，Bodenhausen 和他的同事们（1994b）比较了悲伤和愤怒的影响，它们都是负面的情绪。相对于中性或悲伤的参与者，愤怒的参与者表现出更多的依赖于刻板印象判断和启发式线索，这个结果与基于价效的解释不一致，但可能与“情绪作为信息”观点一致，愤怒带有关于自己位置的积极信息（Clore等人2001）。

Tiedens＆Linton（2001）提出了对幸福和悲伤在加工深度上的差异的另一种解释：幸福涉及高确定性的评价，悲伤涉及低确定性的评价。在一系列四项研究中，研究者表明，高确定性情绪（例如，幸福，愤怒，厌恶）增加了启发式处理，通过增加对说服消息的源专业知识的依赖，而不是其内容，增加刻板印象的使用，减少对论证质量的关注。此外，通过操纵独立于情绪之外的确定性评价，他们表明：确定性在决定人们是从事启发式还是系统性处理中起因果作用。

由于Lerner＆Tiedens（2006）在ATF框架中引入了情绪对深度思考的影响，研究揭示了离散情绪对处理深度多个维度上的影响。例如，Small＆Lerner（2008）发现，相对于中性状态的参与者，愤怒的参与者给接受福利者分配的较少，而悲伤的参与者分配的更多——此效应在认知负荷情况下会消除，表明分配是由悲伤和愤怒的参与者之间处理深度的差异而预测的。

主题6：情绪通过目标激活形成决策

许多理论家提出，情绪会产生适应的协调作用，触发一系列的反应（生理，行为，经验和沟通），使个人能够快速解决遇到的问题或机遇（见Keltner等人2014年）。例如，在对行动倾向的调查研究中，Frijda及其同事（1989）发现，愤怒与改变情境的愿望相关联，并且通过战斗、伤害或征服它来对抗另一个人或障碍。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战斗的准备不仅是在经验上的而且是在生理上的。例如，愤怒与接近动机（Harmon-Jones＆Sigelman 2001）的神经激活特性相关，并且有时与外周生理学的变化相关，所述外周生理学可能准备好战斗，例如增加手的血流量（Ekman＆Davidson 1994）。

这种情感特定的行动趋势映射到评估主题。例如，考虑到焦虑的特点是面临不确定的存在威胁的评价主题（Lazarus 1991），它伴随着减少不确定性的行动趋势（Raghunathan＆Pham 1999）。相比之下，悲伤的特点是体验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评价主题（Lazarus 1991），因此伴随着改变自己情况的行动倾向，可能通过寻求奖励（Lerner等人2004）。与这个逻辑一致，一组研究对偶然焦虑和悲伤对假设赌博和工作选择决定的影响进行了对比，发现悲伤增加了偏好高风险、高奖励选项的倾向，而焦虑增加了偏好低风险、低回报选项的倾向（Raghunathan＆Pham 1999）。

Lerner及其同事（2004）在一系列研究中遵循了类似的逻辑，测试了偶然的悲伤和厌恶对禀赋效应的影响（Kahneman等人，1991）【Endowment effect:经济交易中的一个异常，其中卖方重视货物超过买方的价值相同的货物，可能是因为卖方看到销售作为所有权的损失】。作者假设，厌恶，围绕着过于接近一个潜在的污染对象的评价主题（Lazarus 1991），将唤起一个隐含的目标，驱逐当前的对象，并避免接受任何新的东西（Rozin等人2008）。与这个假设一致，实验性诱发的偶然性厌恶降低了拥有实验对象（“驱逐”目标）的参与者的售价，并降低了没有该对象的参与者（“避免在目标中采取任何行动”）的购买价格。对于悲伤，与损失和不幸的评价主题相关联，销售旧商品和购买新商品存在改变自己的情况的机会。与预测一致，悲伤降低了售价，但增加了购买价格。总之，偶然的厌恶消除了禀赋效应，而偶然的悲伤扭转了它。

Han和他的同事（2012）进一步测试了厌恶对隐性目标在现状偏差的情境下的影响，偏好保持当前的选择而不是转向另一个选择（Samuelson＆Zeckhauser 1988），并排除更一般的价效或基于觉醒的厌恶效应：基于价效的帐户将预测任何负面情绪应该贬低所有选择选项，保持现状偏差（Forgas 2003）。一个基于觉醒的帐户会预测，厌恶会通过放大主导反应选项加剧状态偏差（Foster et al。1998）。相反，隐性的基于目标的帐户将预测，厌恶会触发排除当前选项的目标。数据支持后一种解释：考虑到保持一个未知物品（现状）或切换到另一个未知物品之间的选择，厌恶状态参与者明显比中性状态参与者更有可能切换。通

常偶然情绪影响的情况下，厌恶对选择的影响躲避参与者的意识。

Lerner和他的同事（2013）测试了悲观对隐性目标的影响是否会增加财务决策的不耐烦，可能产生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立即而不是随后得到钱，即使立即的奖励比后来的奖励小得多。如预测的，相对于中位中性状态参与者，研究中的中位数悲伤状态受试者立即减少了13-34％的钱，以避免等待3个月的付款。再次，基于价效的账户不能解释这种效果：感到厌烦的参与者与中性参与者一样耐心。

离散情绪触发离散隐性目标的观点与“感觉为做”（“feeling is for doing”）模型（Zeelenberg et al。2008）是一致的，Zeelenberg等人2008年的理论框架断言，情感的自适应功能是由特定状态动机的行为定义的。根据Zeelenberg和同事，这些动机取向源于这种情绪经验的性质，而不是诸如导致他们的经验的评价倾向。因此，行为效应仅取决于对当前目标相关性的感知，而不管该情绪对即将到来决策来说是整体的还是偶然的。鉴于ATF不区分信息与经验路径，未来工作的一个重要议程是，通过情感激活隐性目标的判断和选择，开发更多细微的关于这些机制证据。目前，这些模型似乎都能做出相类似的预测。

主题7：情绪对人际关系决策的影响

情绪本质上是社会性的（综述见Keltner＆Lerner 2010），对其适应性效用的全面解释需要理解他们对互动伙伴的相互影响。作为这种影响如何复杂的一个例子，人们仅仅从帮助和给予他人的机会中获得幸福，而不期望具体的收益（Dunn等人2008）。事实上，亲社会有时被用来当做管理自己情绪、缓解悲伤或痛苦的手段（Schaller＆Cialdini 1988）。

情绪有助于最佳地管理社会决策。许多学者将情绪概念化为通信系统，帮助人们通过提供关于他人的动机和处置的信息来导航和协调社会交往，最终允许创造和维持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Keltner等人2014，Morris＆Keltner 2000 ）。在精神病理学（例如自恋）的情况下，情绪阻碍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Kring 2008）。

弗兰克（1988）认为情绪的交际功能在帮助人们解决由混合动机引起的重要承诺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决定与他人合作或竞争的战略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意图的信念（参见Singer＆Fehr 2005），这些信息通常是从他们的情绪推断出来的（Fessler 2007）。这种方法在混合动机情况的研究中尤其明显（例如，谈判和讨价还价；参见Van Kleef et al。2010）。例如，传达感激引发他人的慷慨（Rind＆Bordia 1995），最终帮助个人建立社会和经济资本（DeSteno，2009）。

迄今为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情感可以在人际决策中起到至少三种功能：（a）帮助个人理解彼此的情绪、信念和意图；（b）激励或对他人的行为施加成本；（c）引起互补、互惠或共享他人的情感（Keltner＆海德1999）。例如，在谈判博弈中，愤怒的表达提示谈判的合作伙伴提出让步（Van Kleef等人2004a）以及更合作的策略（Van Dijk等人2008），因为愤怒表示着对于行为进行调整的欲望（Fischer和Roseman 2007）。这种效应是由环境限制的变量，如互动合作伙伴处理情绪信息的动机和能力（Van Kleef et al。2004b）以及谈判的道德责任性质（Dehghani et al。2014）。多方协商显示出不同的效果；例如，在这些情况下沟通中的愤怒可能导致遭到排斥（Van Beest等人2008）。

一项关于这种机制研究调查发现，人们似乎使用他人的情绪显示来推断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随后的精神状态（de Melo等人2014）。离散的恳求情绪（失望或担忧）与同样价效的绥靖情绪（内疚或遗憾； Van Kleef等人2006）相比，能引起谈判者更高的让步。与愤怒相比，失望也产生更多的合作：在“给一些游戏”（“give-some game”）（Wubben等人，2009）中，两个参与者同时决定给予另一个参与者多少钱或自己留着。任何给予的钱都会增加一倍，这个过程重复了14次试验。在感觉到互惠失败之后，表达失望的人传达了宽恕的本性，并激励更大的合作，而表达愤怒则传达报复性质，促进背叛的升级。

虽然人际间的情绪可以通过传达关于情绪化意图的信息来影响他人的行为，但是他们也可以根据他们在别人中引起的相应或补充情感状态来改变决策和行为。那些高权力的人表达的愤怒可以引起恐惧（或由低权力者表达的相应的愤怒； Lelieveld等人2012），同时也是报复的欲望（王等人2012）。带着一个令人失望的提案进行沟通可以唤起谈判伙伴的内疚且激发赔偿行为（Lelieveld等人2013）。

决策者试图利用谈判伙伴的情感交流作为战略信息的来源（Andrade＆Ho 2007）。增加对情感交流如何影响他人决策的知识也提高了情感表达的战略显示的可能性。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少数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虽然这样的策略可以促使更大的让步（Kopelman等人2006），检测到的不真实显示遇到了增加的需求和减少的信任（Cote et al。2013）。在这种背景下故意部署情绪表达的成本和益处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趣的领域。例如，最初的工作（Elfenbein等人2007，Mueller＆Curhan 2006）表明，情绪聪慧的个体应当能够更好地从同伴中引出期望的情绪，因此，可能（有意或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技能来实现期望的结果。

情绪对群体过程和群体认知的影响。关于群体水平情绪过程的研究令人惊讶地很少，因为许多高风险决定是在群体中做出的，并且现有的研究揭示重要的影响。例如，研究发现，虽然团队成员倾向于感到快乐，并且享受具有共同的现实感的团体，但这种感觉与团体思维——即使冲突最小化、和谐一致最大化——的破坏性倾向相关（Janis 1972）。鉴于一般积极性或消极性可以通过群体传播并影响绩效结果（例如，Barsade 2002，Hatfield等人1993，Totterdell 2000），需要在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特别是在特定情绪的水平上的研究。

主题8：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减少情绪对决策的不必要影响

已经研究了许多策略来最小化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在这种影响被视为有害的情况下。这些策略广泛地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a）最小化情绪反应的幅度（例如，通过时间延迟，重新评价或诱导反作用情绪状态），（b）使判断或决策过程与情绪隔离（例如，通过挤出情感，增加错误归属的意识，或修改选择架构）。

寻求最小化情绪反应的解决方案

时间延迟。在理论上，最小化情绪幅度的最简单的策略是做出决定前让时间过去。充分的情绪是短暂的（Levenson 1994）。面部表情是短暂的（Keltner等人2003），生理反应也会迅速褪色（例如，Mauss等人2005）。关于情感预测的广泛文献结果表明了适应和合理化的令人惊讶的力量，这使我们的情绪状态即使在创伤事件后也可以回到基线（参见Wilson ＆Gilbert 2005）。在某些情况下，诱发愤怒可能导致参与者的决定立即改变，但当诱导和决定被分开10分钟延迟的时候（Gneezy和Imas 2014），则不显示这样的效果。任何曾经观察过一个家庭成员多年来一直怨恨的人，都可能质疑时间延迟的边界条件。总之，虽然不能说时间治愈所有创伤，但心理学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恢复到基线状态，这是我们通常低估的效应（Gilbert 2006，Loewenstein 2000）。

也就是说，有一个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等待策略是如此鲜有使用的原因：延迟对许多情感状态的功能来说都是从根本上相反的，而激发的直接行为反应是用来适应障碍的。大多数人会同意，在发现妻子在另一个人的臂弯中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决定如何反应是谨慎的。很少人有能力这样做。情绪状态的直接影响可以使我们“失控”，不能等待中立状态返回（Loewenstein 1996）。

抑制。虽然镇压通常在流行的文学中被吹捧（例如，“控制你的愤怒”），研究表明它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了一个人们希望调节的情绪状态（Wenzlaff＆Wegner 2000）。试图避免感受一种情绪通常会减少一个人的表现行为，但对一个人的主观感受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Gross＆Levenson 1993）。事实上，抑制的生理反应通常是混合的，并且常常有害（Gross 2002，Gross＆Levenson 1993）。具体来说，抑制的尝试在认知上是昂贵的，损害了触发情

绪的细节的记忆（Richards＆Gross 1999）。这种效应对于个人如何最好地应对引发强烈情绪的意外事故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重新评估。重塑导致情绪反应的刺激的意义，即重新评价，一直成为驱散情绪反应的优越策略（Gross 2002）。重新评估包括这样的行为，例如在收到一个不好的考试成绩后提醒自己“只是一个测试”，采取护士或医疗专业人员的心态、以最小的情绪影响去观察某人的伤情，或失业期作为一个追求长期以来遗忘的梦想的机会（Gross 1998,2002）。与抑制相反，再评价不仅减少了响应于负面事件的自我报告的负面感觉，而且减轻了对那些事件的生理和神经反应（Jamieson等人2012，Ochsner等人2002）。那些采用战略重估的人通常具有更积极的情绪体验（Gross＆John 2003），并且呈现更低的精神病理学发生率（Aldao等人2010）。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很少有研究对JDM的情绪效应使用重估技术，但一个突破性的论文表明，这一领域有希望。Halperin及其同事（2012年）考查了以色列人对近期巴勒斯坦争取联合国承认的反应。在计划的一个星期后和五个月后测评中，被随机分配到重新评估培训条件（与对照条件相比）的参与者呈现出对调解政策更大的支持、以及对巴勒斯坦人侵略政策较少的支持。

抑制和再评价技术的相对功效来源于关于情绪的思想内容（即，不考虑这一点，或不同地思考）。关于情绪修复的单独文献提出了另一种调节途径的可能性：触发中和原始状态的其他目标情绪状态。

“双情绪解决方案”（诱导一种抵消情绪状态）。理论上，人们可以通过引发另一种情绪来抵消不想要的决策效应——在JDM中触发相反的趋势。我们称之为“双情绪解决方案”，即使决策过程仍然涉及偏差，因为决策结果不会。这种方法的一个挑衅性的例子，考查了如JDM引物中所描述的过高的财务折现率的众所周知的现象【Discount rate:相对于立即结果，个人贬值未来结果（例如，下周100美元）的程度; 不耐烦的措施】。虽然已知悲伤会增加过度的折现率（Lerner et al。2013），但是现在已经表明感激可以降低这种比率，甚至低于中性状态下的水平（DeSteno et al。2014）。这些结果表明诱发偶然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感激）可能减少现有的偏差的不寻常的可能性。类似于Loewenstein等人的创意论文。（2012），可以使用一种偏见来抵消另一种偏见。

解决方案寻求（但有时失败）从情绪中隔绝决策过程

通过财政激励增加认知努力。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测试减少偶然情绪的延滞的方法；迄今为止的结果表明，这种减少将是困难的。通过获得真正的财务结果来增加决策者对决策任务的注意力通常被认为是减少偏差的好方法，但是这种直觉似乎并不有效。即使是真正的财务奖励的利益的时候，偶然情绪也常常作为感知的镜头（例如，DeSteno等人2014; Lerner 等人2004年，2013年；Loewenstein等人2001）。

挤出情绪。使决策者熟知关于特定决策领域的认知事实，并使领域相关也可能似乎是减少延滞效应的有用方式。不幸的是，这两种策略看起来都不是很有希望。例如，尽管美国公民在9/11事件后密切关注风险和安全问题，但攻击后不久引发的偶然情绪塑造了公众对风险全球性的看法和他们对风险行动方案的偏好（Lerner et al。 2003）。

增加对错误归因的认识。在基础概念上，认知情绪的相关评价是自动的（Ekman 1992，Lazarus 1991，LeDoux 1996），“认知意识假说”（Han et al。2007）假定，在决策者更多地认知并意识到他们的决策过程的时候，评价倾向会变得无效。Schwarz＆Clore（1983）率先采用这种方法，发现了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当人们被告知天气时，天气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判断的影响消失了。因此，他们表明，一个简单的、关于（积极或）消极情绪归因正确来源的提醒，可以消除偶然心境的延滞。

沿着同样的脉络，Lerner和他的同事（1998）表明，通过期望他们需要向专家观众证

明他们的决定（即问责制），促使决策者以先发制人的自我批评的方式监督他们的判断过程，减少偶然愤怒对惩罚决定的影响，引导人们注重判断相关信息，并消除与判断无关的偶然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任的决策者没有比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感到愤怒；他们只是使用了更好的判断线索。

这些情绪延滞失活的例子可能是比规则更多的例外，因为许多因素可以阻碍认知意识。首先，人们往往缺乏监督其决策过程的动机。此外，即使当人们有动机，获得他们的决策过程的准确意识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审查，参见Wilson＆Brekke 1994）。例如，偶然的厌恶导致参与者摆脱他们的财产，即使他们被直接警告，以避免这种憎恶的延滞效应（Han等人2012）。

回想一下，考虑更广泛的框架来组织和理解JDM中的偏见，所观察到的偶然情绪延滞的类型与Wilson和Brekke（1994）提到的“精神污染”最为一致，Arkes（1991）称之为“基于关联的错误” - 其中由于无意识或不可控制的心理处理而出现偏差（例如，偶然的情绪延滞）的过程。这些模型表明，减少这种偏差的最佳策略是控制一个人在偏见信息中的暴露。这对决策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可以通过改变选择环境结构来更有效地实现除去偏见，如下所述。

选择架构。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所有策略都需要很努力，因此不可能成为帮助繁忙的决策者的广泛成功的策略。相比之下，关于选择架构的新兴文献提供了一套可供替代的策略，在不限制选择的情况下自动影响行为（Thaler＆Sunstein 2008）。它通过改变选择和环境的框架和结构，以依赖JDM对人们有时错误的决策过程的理解来抵消更有害的错误。例如，Thaler和Sunstein（2003）建议自助餐厅应该被这样组织，以便消费者遇到的第一种食物是更健康的选择，从而增加本能的饥饿与不会破坏其健康目标的无意识消费的组合。

自助餐厅示例说明，最强大但简单的选择架构形式之一是设置良好的默认值。例如，设置默认值以自动在401（k）计划中注册新员工对于提高储蓄率是非常有效的（Madrian＆Shea 2001）。当情绪如幸福或愤怒降低认知处理的深度的时候，设置良好默认值是特别重要的（Tiedens＆Linton 2001）。也就是说，当人们依赖于容易获得的提示和启发式处理时，良好的默认值尤其可能改善平均决策质量。

更强硬的选择架构也可以用来帮助消费者延迟其选择以减少直接情绪的影响。例如，美国大多数州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购买枪支，从而减少临时愤怒的直接影响。同样，美国21个州要求夫妇等待1至6天后才能在领取结婚证结婚。

通过涉及相对无意识的影响，选择架构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途径，以减少不必要的情绪的影响，实际上可以使一般公众受益。然而，大多数选择架构设计只考虑认知决策过程，忽略情绪，这种忽略可能会限制其有效性。该领域将受益于选择架构的精神发起研究，特别针对不必要的情绪影响。

一般模型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决策模型，试图解释传统（理性选择）投资和新近的、具有明显情绪性的投资，从而合成上述发现。具体来说，我们提出情绪渗透选择（EIC）模型（图2），描述性地总结情绪渗透选择过程的方式。该模型有意地从先前的模型，特别是风险感觉模型（Loewenstein等人2001，图3，P.270）和Loewenstein和Lerner的（2003，图31.1，P.621）情绪决定因素及后果模型。为了本文的目的，EIC模型假定决策者面临着在给定选项之中的一次性选择，而没有寻求额外信息或选项的可能性。模型在决定的时刻结束，不包括作为决定的结果发生的实际（相对于预期）结果和感觉。最后，虽然我们包括影响决策过程的出于本能的影响，但我们不考虑内部反射行为，例如当一个人跳回或定格时听到意想不到的大声爆炸。也就是说，我们的模型试图解释有意识的或非自觉的决策，但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

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型包括的路径

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型不包括的路径

图2：对情绪影响决策的一般模型:情绪—渗透选择模型。

我们首先讨论该模型与标准模型共享的部分，理性选择决策模型（例如预期效用和贴现效用理论）共享的方面（图2，实线）。决策理论要求决策者通过评估每个选项的每个预期结果的效用来评估即将到来的选项。这些结果效用与选项的特性（例如概率和时间延迟）以及决策者的特性（例如风险规避和折现率）相结合。结合这些因素（图2，线A，B和C）形成每个选项的总体评价，并选择最佳选择（图2，D线）。

EIC模型以两种方式给这个过程增加了情绪。第一次偏离最严格的理性选择模型是允许构造的而不是稳定的偏好（Payne等人1993，Slovic 1995），使得每个决策结果的效用通过预测一个人对该结果情绪的反应来判断。这些预测的情绪仍然作为决策过程中的理性投入（图2，线A），并且被评价为与效用的作用十分类似，与“躯体标记”的概念一致（Damasio 1994）。

EIC模型中的第二种情绪包括决策时感觉到的情绪（在图中称为当前情绪），这完全不在常规理性选择模型的范围之内。绿色虚线描绘了当前情绪的五个潜在来源。首先，决策者的特征，例如慢性焦虑或抑郁，可导致当前情绪的基线水平（图2，B’）。第二，选择选项的特征可以直接影响当前的感觉（图2，C’）。例如，模糊的信息或不确定的概率可能直接导致焦虑，或时间延迟可能导致愤怒。第三，预测的情绪可以对当前情绪产生预期的影响（图2，F）。例如，预期有痛苦的休克的人可能会感到恐惧。第四，考虑决定可以直接导致沮丧（图2，行G’），特别是如果选项几乎相等、特征很困难、可能甚至是禁忌、取舍（Luce等人1997）。最后，虽然前四个来源有助于整体情绪，但由于规范不相关的因素（例如由不相关事件、天气或心境引起的情绪）的偶然情绪也可能延滞（图2，H）。

如上所述，当前情绪通过影响决策者关注哪些维度，是否使用启发式或分析过程，以及哪些动机目标是主动的，直接影响结果的评估（图2，线G）——ATF的三个原则。这些情绪影响会改变对理性投资的评价。例如，特定情绪可能增加某些维度上的权重（例如，Lerner ＆Keltner 2000,2001），减少所考虑的维度数量（例如Tiedens＆Linton 2001），扭曲概率（Rottenstreich＆Hsee 2001）降低折现率（DeSteno et al。2014，Lerner et al。2013），并设定不同的激励目标（Lerner et al。2004，Raghunathan＆Pham 1999）。当前情绪还可以通过改变可能的决策结果的预测效用来间接地影响决策制定（图2，第一行）（Loewenstein 等人2003）。

以下示例说明了EIC模型的运行，虽然它不是一个关于模型之间的链接的详尽的解释。想象一下，由于她的狗的死亡而遭受悲伤的人被提供了延时选择：她可以在一个月内收到50美元或100美元【Intertemporal choice:发生在不同时间的涉及成本和/或利益之间的权衡的决定】。如上所述，她的决定可能受个人特征的影响；例如，如果她有高折现率，她将不太可能选择延迟的金额（图2，B行）。根据ATF，她的悲伤，虽然对决策来说是偶然事件（图2，H行），将增加她立即获得奖励的动机，即使以长期收益为代价（图2，G线）。然而，预期的积极结果的预期影响可能通过触发未来的积极感觉来缓解她的悲伤，例如对接受资金的前景的兴奋（图2，F行）。相反，当前的悲伤也可能使这样的期望恶化，使得这两个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奖励（图2，第一行）。最后，对等待延迟奖励（线C’）的沮丧和对奖励（线G 1）之间的大小差异的焦虑可能进一步使她当前的情绪变色。最终决定将通过她的悲伤修改折先率，她的货币目标，以及她如何评价潜在的奖励（图2，D线）的组合来预测。

总结

情绪科学的心理领域，最初发展缓慢，正在经历一个已经开始影响决策理论的革命阶段（Keltner＆Lerner 2010，Loewenstein等人2001，Loewenstein＆Lerner 2003）。过去35年对情绪和决策的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

1.情绪是决策的有效、普遍、可预测、时而有害、时而有益的驱动力。在不同类型的决策中，重要的规律出现在情绪影响判断和选择的基本机制中。因此，情绪影响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附带现象的。

2.对JDM的情绪影响可以采取整体或偶然影响的形式；偶然的情绪经常产生有害和无意识的影响。

3.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情绪和JDM特征研究的基于价值的断裂理论。更近的理论将价效维度视为驱动JDM结果的多个情绪维度中的一个，从而提供更精确和非直觉的预测。

4.虽然情绪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决策，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影响通过（a）思维内容，（b）思维深度和（c）隐含目标的内容的改变而发生——即在ATF中总结的三种机制。

5.特定情绪是否最终改善或降低特定判断或决定取决于每种情绪（如结论4所示）触发的认知和激发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驱动任何给定判断或决定的默认机制。

6.情绪不一定是启发式思想的一种形式。情绪最初被迅速引发，可以触发迅速的行动。但一旦激活，一些情绪（例如，悲伤）可以触发更系统的思想。区分情绪引发阶段的认知后果和情绪持续阶段可能有助于将情绪与思维模式联系起来。

7.当情感的影响是不必要的，很难通过努力单独减少他们的影响。减少这种影响的策略分为三大类：那些目标是（a）减少情绪的强度，（b）减少情绪作为决策的输入，或（c）用反向的偏见来抵消基于情绪的偏见。总的来说，我们建议较少努力的策略，特别是涉及提供最有前途的途径的选择架构的策略。

8.情绪和决策领域正在加速增长，但远未成熟。大多数子领域几乎没有竞争理论，许多

领域仍然相对未开发。正如他们回答的那样，现有的研究会呈现出许多问题。因此，前面的研究路径包含许多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成熟的。

9.尽管在情感和决策方面的新兴研究状态，该领域已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来转向对决策的情感影响的一般模型。在这里我们提出EIC模型，建立在现有模型和嵌套的理性选择模型。我们希望它为未来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

由于情绪对我们关系的质量产生因果影响（Ekman 2007，Keltner等人2014），睡眠模式（例如，Harvey 2008），经济选择（Lerner等人2004，Rick＆Loewenstein 2008），政治和政策选择（Lerner等人2003，Small＆Lerner 2008），创造力（Fredrickson 2001），身体（Taylor 2011）和心理健康（如Kring 2010）和整体健康（如Ryff＆Singer 1998）理论和影响是理解人类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整个人类行为的重要基础。

公开声明

致谢

参考文献

情绪与决策：

在线补充

目录

S-I.情绪简介

概述

情绪和认知是怎样联系的？

情绪应如何建模？

S-II.判断与决策简介

概述

主题：判断过程

主题：风险决策

主题：延时选择

总结

S-III.情绪与决策的历史研究

S-IV.附加定义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