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我国环境“公地悲剧”的探讨

基于博弈视角下我国环境“公地悲剧”的探讨

摘要：本文从囚徒博弈的视角立足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对本国环境“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针对环境“公地”产权空缺、利益驱动管理失效、产业结构发展失衡等问题对社会公共管理部门建设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四个突破口，即明确环境“公地”产权制度；完善环境“公地”法制体系；改革环境“公地”管理模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数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如果扣除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大打折扣。据2004年度中国绿色GDP 报告称，仅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一项就高达5118亿元，占当年GDP3.05%。环境污染和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目标，并在2006年首次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2006年，节能减排工作虽取得积极进展，却依然面临严峻形势。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前三年分别上升4.9%、5.5%、0.2%，转为下降1.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1.2%和1.8%，与2005年增幅相比，分别回落了4.4%和11.3%，但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1、环境“公地悲剧”现象的描述

公共资源的困境分析始于加勒特·哈丁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公地悲剧》。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站在经济人的角度，毫无疑问，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增加更多的牲畜。这样，“公共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公地悲剧就是这样的悲剧——每个人都能够预先知道悲剧的必然性，因为这个必然性是每个人理性行为的结果，但每个人由于自己的理性，均不会约束自己的策略选择，因此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的是所有的人趋之若鹜的目的地。道威斯（Dawes）认为，可以用囚徒博弈的形式来分析公地悲剧。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案例——囚徒困境，非常耐人回味。警察抓到了两个非法携带枪支的罪犯，按律应各判入狱一年。但警察还怀疑这两人曾合伙抢劫银行。这可是重罪，只是没有足够的起诉证据，便向每个人提出下列条件：（1）如果两个人都不承认抢过银行，则按非法持枪罪各判一年刑期。（2）如果一人承认抢过银行，并供出同伙则可宽大释放，而另一个不坦白的人则要从重判刑20年。（3）如果两人同时交代了银行抢劫案，则各判8年刑期。这时，罪犯甲就盘算：乙可能不坦白或坦白，本人也可能坦白或不坦白。罪犯乙的推理与甲完全相同，结果两个罪犯都交代了罪行。本来两个人可能的最佳结局是入狱1年。但两人期望的最佳结局是获得自由。最终，两个人的合理选择却得到了入狱8年的结果。

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以上的材料用囚徒博弈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的公地悲剧。假定在一定区域内有甲方政府和乙方企业，都在该区域利用公共资源追求经济效益。对该地域来讲，经过一定的经济发展期，有一个最佳不影响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量。如果两人都注重环境保护，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追求效益，做到守信，也就是都追求生态和谐条件下最佳经济发展量的1/2，这样一来，双方都可以得到的净收入为5；但是，如果两个人中一方守信，另一方背叛，则该区域总的净收益下降到原来的一半，即5，但由于背叛者得到了过度追求经济量的好处而只支付全部损失的一半，另一半由守信者支付，结果背叛者得到的净收益为6，而守信者得到的只是－1，即亏损；如果两人都背叛，则该区域由于环境破坏总收益为0，两人的收益均为0。政府和企业都有两种策略，守信或者背叛，双方守信是群体最优。但是，从个人角度看，自己背叛对方守信的收益是最大的。更重要的是，无论对方的策略是什么，自己选择背叛总是个人最优的，这样，双方博弈的结果是都选择背叛，结局就是环境的“公

地悲剧”和每个人的悲剧。由于公共资源的过度利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仅由自然资源单一的所有者来承担，即由国家来承担，个人并无责任，因此，公地悲剧才得以发生。另一方面全体公众尽管是公共资源法律上的最终所有者，但他们在法律上却没有约束国家公共资源管理机构的权利。所以，公共资源常被政府官员作为追求经济增长等政绩时的牺牲品，同时，公共资源的分配也成为行政官员甚至政府寻租的渠道之一。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认为的，政府也是经济理性人，也有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的寻租活动，即政府通过利用手中的特权，将公共资源分配给需求的各种利益集团，进行贿赂交易，从而获取不义之财。这种状况必定破坏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在中国，环境污染的唯一监管责任人就是政府，而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是污染源附近的居民，长远来说是污染企业所在地的自然环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自然环境的保护只能依赖于政府，所在地居民的环境利益也只能依靠政府来保护。环保问题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道义发动机制，借助于行政手段保护环境，主要依赖于人们的道德观。即使对环境保护作出明文规定，运行也是靠官员的责任感，是消极的、被动的、依命令而作出的行为，不是主动的参与和付出。国家的自然资源不仅并没有因实行国家集中管理体制而达到最佳保护的目的，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如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过高的信息成本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能力，加速了自然资源的耗竭进程。

2“公地悲剧”的诱发原因

2.1环境“公地”产权空缺

由于产权不明，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便以直接行政的方式管理公共资源，这种方式虽说可以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有一些局限性。以直接行政的方式管理公共资源是借助于“条条”、“块块”实现的，即国家将产值、利税、信贷、物资、投资等指标层层分解下去，从中央分到地方，从政府分到企业，这首先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为数众多的政府机构的设立。同时，由于生产活动的社会性，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必然纵横交错，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直接工作关系频繁，导致政府工作量增加，而工作效率和适应能力降低。于是在“公地”领域构建了“人所共有，其实无人所有”的实际产权主体空缺的状态。当“公地”遭受掠夺时，没有明确的所有者及时地诉诸法律追回损失，直到生态灾难无从挽回。在国内，不仅是草场，掠夺式开矿、挖煤、采油、水资源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等等，概莫能外。

2.2利益驱动管理失效

九成受访官员认为加大环保影响经济发展是工具理性驱使下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工具理性的张扬下，我们常常为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价值判断，追求短期效率而忽视长远发展，追求效率而忽视平等，注重经济绩效而忽视人文价值。如此以来，地方出现了重指标、轻效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私。就我国来说，长期以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绩效的指标主要是GDP，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则熟视无睹，即便注意到了也无能为力。事实上，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有人口、就业、保健、教育、分配制度、道德观念、结构、政治体制等内容。

2.3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拉动，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重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力还没有退出市场。自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加速时期，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迅速膨胀。我国低能耗的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从2003年的41.7％下滑到2006年的39.5％，而工业比重相应上升，特别是高耗能产业迅速膨胀，是我国能耗强度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2006年，我国轻、重工业

增速差距由上半年的1.8%扩大到4.1%，这一趋势如不尽快扭转，将加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

②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长，是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3摆脱环境“公地悲剧”的对策建议

3.1明确环境“公地”产权制度

明确规定环境产权所属，企业必须培育合作规范、支付承诺成本、创造合适的心理预期、建立约束科层权威的产权制度。“环境的成本必须要由引入生产过程所需求的变革来偿还”，完善环境的价值核算体系(如竞标或者经济评估的价值核算体系)和公共环境产权的管理制度，克服“公地悲剧”，使外部效应内部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进入生产和消费的决策中。明确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对公共资源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同时，要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控制人们的搭便车行为，还必须要完善政府的制度，规范经济秩序，形成良好的经济行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并不一定非要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要规范经济制度。在环境产权界定中赋予老百姓对公共环境的法律权利：使用权、知情权、受益权、清洁水权等等。

3.2完善环境“公地”法制体系

制定配套法规，增强环境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有效破解“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的环保难题，是“十一五”环境法规建设的重要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自然保护区法》、《生物安全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一系列部门规章。环境法律体系的健全，将会把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确定政府管理公共资源的法律框架，用法律的手段来限制政府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保护公众对公共资源的合法权益，同时，制定保护资源产业的相关法律。

3.3改革环境“公地”管理模式

国家或地区应该针对资源的特性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对于某些资源，如大江大河，应该建立一个对它们实行严格有效的统一管理的权威机构，由它来制定相关的资源管理的制度，然后再按部门分头实施，以减少政出多头，政府决策相悖的现象，便于公众与代议机构的监督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必须强调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调以及各基层管辖机构的主动权。凡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虽然有一定的优点，比如它可以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保持和调整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能集中必要的人力和物力进行重点建设，并能从整体和长远利益上调整人们的分配和多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等等，但是，权威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其信息获取的时效性就越受限，真正能够合理解决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首先应该用足地方的潜力，而不是事事都要依靠中央，否则，中央必然会因为超过其能力的范围不胜重负。此外，由地方来承担对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和风险，而不是再经过中央政府层层委托下来，还有助于提高公众监督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3.4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布局

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带来了经济发展快而不和谐的问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粗放的增长方式超过了国内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在产业结构性调控过程中，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水平的行业应受到政策的抑制。围绕节能降耗减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淘汰落后生产力。全力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加强减排指标体系、减排监测体系、减排考核体系“三大体系”的建设，以火电行业为重点，大力削减石化、钢铁、有色、水泥行业的大气污染排放；以造纸业为主攻方向，重点抓好化工、酿造、印染行业的水污染物消减工作。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施经济与环境协同决策，通过调整产业格局，发展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的产业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保护环境来提高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