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严复及其自由主义思想摘要：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其自由主义思想离不开他的中西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自由观、个人服从于群体的自由思想。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但同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一、严复的个人经历及其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严复，字几道、又陵，1854 年l月出生于福建侯官。
14岁那年父亲去世，致使整个家庭陷入贫寒之中。
1866年，为了不交伙食费并且每月还能得到四两银来补贴家用，严复考入了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并接受了洋务派“ 自强”、“求富”的思想。
1871年，十九岁的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六年。
1877 年他又被洋务派送往英国留学。
在英国期间，严复对英国繁荣的经济、文化及完善的社会制度感触颇深。
他由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扩展到积极探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据严复自己讲，他“尝入法廷，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
……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1]。
严复两年后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一年。
他应李鸿章之邀，于1880 年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到1900 年义和团将学堂毁坏。
正是严复二十年的北洋生活和两年的赴英留学经历，使他拥有良好的中西文化背景，为他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从19 世纪60 年代起实施“洋务运动”，建立一大批新式军用和民用企业，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之路。
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号称当时亚洲第一海军的中国北洋水师惨败于小国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从此，中国陷入了帝国主义的疯狂瓜分，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最艰难的时刻。
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富强，应该寻找在根本上能够使中国强大的真理。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Thinking of YanFu on economy liberalism 作者： 程艳
作者机构： 杭州商学院经济系，浙江杭州310035
出版物刊名： 北方经贸
页码： 29-30页
主题词： 严复 自由主义 思想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摘要：经济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选择了斯密的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一理论最适合当时中国的需要.严复提出了"义利和"、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减少干预等观点,对当今中国经济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义利和"的观点符合现实经济的需求,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在国家必须干预的行业同样要引入自由竞争机制.。
严复的自由思想
严复的自由思想1069211 刘美茜10社工2班摘要：本文比较了严复自由观与西方自由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的集体观，并从中国传统伦理观中找到他之所以独特的依据，此外，阐释了其对激发民众救国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自由观，集体与个人，爱国引言：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
他不是像顽固派一味否定自由主义，也不是盲目崇拜，不加思考。
他不断深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识，同时结合中国的伦理传统，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自由主义思想。
1严复自由观与西方自由观的区别严复关注伦理本位中的“个体自由”问题，反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个人与群体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但是对于此，中西方看待它的方式却不同。
所以才有了张申府那句至理名言：“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
”[1[i]](P1)总的来说，在西方，个人是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个人是最重要的，国家，集体只是实现个体自由和幸福的载体。
而在中国，国家是大于个人的，个人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小的部分，每个人须为国家的事业奋斗，要牺牲个体的利益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严复基于这样的伦理传统，反对西方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认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所以他的自由观是有着中国特色的。
2 严复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集体观他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他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
他道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的至理名言，这个观点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集体观有相似之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当社会集体中每个成员能有机组合，就能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反之，则会阻碍集体的发展，即使是集体中最小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为实现集体利益服务，那么有可能其它部分所做的努力就可能都白费，所以个人对集体是很重要的。
然而，对个人而言，集体是个人生存的环境，每个人利用集体所提供的资源生存，发展。
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际支持，都是对个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世纪初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是清朝末期一位著名的学者、惠州人，他在经济思想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
严复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国家财政和对商业的看法。
对国家财政的看法
严复对国家财政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节约，二是主张加强监督。
严复认为节约是国家财政管理的关键，节约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浪费，更是为了让国家不断积累财富。
严复提出了许多节约的具体措施，比如要求官员使用简朴，限制宴请、交通和住房等费用，节约军费等。
除了节约外，严复还主张加强对国家财政的监督。
他认为官员动辄贪污，这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伤害了人民，因此必须严格监督。
严复对此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增加审核机构和加强纪律教育。
他认为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监督，国家财政才能得到有效管理，从而为国家发展创造出稳定的经济环境。
对商业的看法
严复的商业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工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形象的看法上。
他主张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认为这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商人应该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因此，他强调应当尊重商人，并赞扬商人担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
同时，严复认为，国家需
要加强商人的自我管理，提高他们的商业道德，以防止商人为了谋取利益而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
总结
严复的经济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智慧的精髓。
他认为人类社会只有在秉持节约、监督和正义的原则下才能实现繁荣发展。
他的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环境同样有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着类似的财政、管理和道德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从严复的思想中汲取灵感，找到我们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从而增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严复将斯密的 “ 利己心 ”观点同中国传统的义利论相结 合， 提出 “ 义和利 ” 。东西方传统的观点都是把义和利割裂开 来， 彼此对方。严复认为这大可不必， 甚至非常有害。因为实 际上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一方面小人所要求的利如果是长 久真实的利的话， 那就必然同君子一样， 这样的利也就是义； 另一方面， 无所谓利的义， 也不成其为义。所以他提出了 “ 义 利合 ” 的观点， 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
%’ & 是而全非 ” 。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 严复指出国
严复认为这会影响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 产。 # * $ 从平抑物价出发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驳斥 说，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 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不， 库 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 的水平面。 # ! $ 行业垄断虽然可以使该行业在短期内获利丰 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 的时代，国外货物低廉的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 场， 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中国加入 +,- 日近， 汽车 业、电信业、邮政业等原先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正逐步引入 竞争机制，积极迎接外交的挑战，可见行业垄断行为不可能 长期存在。 # 三 $ 在 国家 必 须干 预的 行 业同 样要 引 入 自由 竞 争机 制。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承认有些领域的国家 干预不可完全取消，否则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这些行业就 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行业，由于其非 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国家必须介入， 如电力、 自来水、 煤气、 铁 路运输、 教育等行业。这些行业进入壁垒高， 但并不意味着不 能竞争，相反，这些行业有较竞争的引入会使居民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 当然，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他认为 提高民办、 民智、 民德是重要的前提。民力不强， 民智不开， 民 德不新， 自由只能导致混乱， 而这三者， 又取决于教育， 取决 于正确的引导，所以实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和大力发展教育 是密不可分的。上述观点在现今仍有启发意义。 %参 考 文 献&
浅析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浅析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严复作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严复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他第一次系统的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标签：严复；自由；论自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的格局下，近代中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有识之士希图从西方成功经验中寻求到救世良方。
严复作为中国“西学第一者”，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从伦理价值观方面追究，当归之于中国缺乏“自由”，他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
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1]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较全面的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揭开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大幕，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
一、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典型的英伦特色，这与他两年留学英国的经历有关。
其中，西方经典著作约翰？穆勒的《论自由》是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来源。
约翰·穆勒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是功利主义的支持者。
在《论自由》中，约翰穆勒重点阐释了自由的重要性，并格外强调了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它对整个人类的掠夺”[2]。
另外，他还极为重视个性自由，认为个人要充分运用这种自由来充实自身的价值。
约翰·穆勒的自由思想对严复影响极深，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在翻译约翰·穆勒《论自由》的基础上得以阐发的。
在古代中国，自由一词极少被谈起，或者说人们畏惧谈及自由，“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3]。
严复在这里犀利地指出当时中国新旧人士对自由观念的误解，希望通过《群己权界论》的翻译向国人讲解自由主义。
试论严复自由观
其更是大量地引用中西对比从中国传统的归纳演 义出发来阐述西方的逻辑。严复提倡文化自由，他 在西学中译的过程中也大胆创新，认为中西思想应 融会贯通，他在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时，采 取意译的自由发挥，并通过西学释义的方式来表达 自己的思想，他释义突破文字的禁锢但却不信马由 缰，他的自由体现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况下进 行论述。鲁迅曾评价说，严复不是译，而是作了一 部《天演论》。“在这方面，《天演论》并不是个案，严 复 的 所 有 翻 译 著 作 都 遵 循 着‘ 作 ’代 译 的 方 式。”[4](p266)他通过国学的方式来阐释西方的义理，在 保留中国国学的成分上来宣扬西方的自由思想，使 国人更容易接受和通晓其义理。可以说，严复在翻 译上的中西会通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其开创了中国 近代翻译史上的革新，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宗旨 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其翻译的诸多著作中，我们都 能看到其以中学传统思想和方法对西方译作的后 期加工和整理，在这些译著中他的主观色彩很浓， 但这一过程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一些没 有接触过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传统学者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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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岂可束缚驰骤于经式仪度之中，令其不得自 由、自化？”[1](p1118)严复的政治自由体系很大一部分是 其主观勾勒出来的一个理想化的政治体系，他看到 人有种统治阶级赋予中国 民众的自由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统治阶级的腐朽 是不会让这种民众自由得以实现。
的角度阐述自由的重要性，“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 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 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 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 能 自 治 而 自 由 者 ，皆 其 力 、其 智 、其 德 诚 优 者 也。”[2](p27)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归根到底是民众 的自利自由，想要富国，先要利民，如何利民，需给 予其自由，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根基，那么民众如何 得到这种自由，严复认识到了民智在自由中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意识到自由必须有一个政治前提作保 障，于是他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在《〈原富〉按语》中 其主张民主之制，认为民主之制乃民智，是最深民 德之最优时事。民主制度是开启民智最好的时代 产物。严复揭穿清廷专制的假维新，他不认为这种 维新具有民主效用，在他的译著和按语评论中有大 量思想表达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和对清廷的不满，他 指出：立宪民主应是“民权和军权，分立并用焉”“使 法立矣，而其循在或然或不然之数，是则专制之尤 者耳”。[2](p940)他特别提出思想言论应当自由，如果 以刑章加以干涉，“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 由无所矣。”[2](p973)他所推崇的自由又并不是一味的 放纵式的自由，而是在有所约束的政治规范中的自 由，自由与约束并存，民众在规范内自由，人民的自 由才能发挥。“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 达 ；即 纯 乎 自 由 而 无 自 理 ，其 社 会 且 不 得 安 居 ”。 [2] (p1279) 严 复 渴 望 统 治 阶 级 给 民 众 以 自 由 的 权 利，渴望通过民众自由来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 力，但其也过分地夸大了自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他认识到政治自由需要一定的法制约束和民主 意识作为其基本运行的客观框架，却没有注意到当 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的中国还不具有实现这种 政治自由的大环境。
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析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开明自营听民自谋定之以公约论文在近代中国，“寻求富强”成为时代的一大主题，思想家严复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切入1：2，积极主张中国应走自由经济之路，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观念层面上提倡“开明自营”，在政策层面上提倡“听民自谋”，在制度层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约”。
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
严复(1854-1921)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作为近代中国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当时，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经济专制造成财源枯蝎，救亡图存寻求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第一要务。
严复是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积极探索者。
经济自由思想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西方自由主义者.不管是主张经济放任主义的还是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都将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内容。
严复对经济自由也格外地看重，成为那个时代极其少有的经济自由的倡导者。
严复对经济自由的追求是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经典着述《富国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为《原富》)为切人u的。
自17世纪以来，英国迅速崛起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严复对英国现实考察之时，英国正处在古典经济自由向干预经济转型时期。
他对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情况很熟悉。
他很欣赏亚当·斯密，并翻译了他的着作《富国论》。
他曾向友人解释原因有二:其一，“选译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只是由于，它作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事之师，断在于此。
”其二，“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
川从严复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斯密的选择，一是由于对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核心表示赞同，并认为它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二是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关照，认为此书所阐发的经济理念，对国人经济观念的改铸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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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严复初识严复是在初中的历史课本中，当时他与魏源等人并列在一个狭窄的章节里，篇幅短小，寥寥带过。
那个时候对历史的认识犹如对严复的认识一样，浅薄而淡漠，一维的直线式思考，非黑即白，缺乏辩证的考量，所以记忆模糊而混乱，严复只是留存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一个不甚耀眼，甚至有些黯淡的人物。
多少年后重读历史，终于明白，初中的历史老师在讲解近代史时，数次将课本撕碎，绝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悲哀，泱泱大国五千年，到头来沦为帝国主义的阶下囚，国人软弱，民族危亡，我们与西方的差距究竟在何处，或者差距称得上差距么，如果这个世界是孤立的，没有帝国主义的破坏，我们的清政府还能存活多久，下一个清政府还能延续多久？我们按我们的方式存活，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发生了就没有倒退的可能。
重读近代史，感触良深。
若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看那个时代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严复当时所遭遇的内心苦闷，痛苦挣扎，以及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的境况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努力探寻西方富强根源之后，严复向整个中国的学界和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世宣言：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既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
他立足于尚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文化这一纬度上，抓住欧洲文化经典作品中表述的“集体力量”这一要害。
他坚定地认为“集体力量”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
同时欧洲富强秘密的两个方面的原因也渐渐在严复的眼前明晰起来，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走出落后状况所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是充分发掘人的全部能量，另一方面是培养那种将个人能量引向为集体利益而服务的大众精神。
但这正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文化“精髓”之一。
中国的传统向来以“舍小我为大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标榜自己国人的高尚品德，这正与强调以人为本、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思想背道而驰。
这个矛盾多多少少的衍生出近代各种西学中用运动的成功或是失败。
再读严复，给我启发最深的并非他的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也许，他的经济学成就在后人看来并不值一提，更多的是一种对西方已有学问的引进，当然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前无古人。
我认为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他穿插在其中的思考。
当然若论其思想，还是先从他的经济学研究开始。
在严复著译的年代，中国的统治阶层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
严复是为数不多的主张自由经济的人物之一。
首先，严复明确主张各国间的自由贸易。
他在《原富》的按语中，对斯密批评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阐述赞赏不已，称之为“《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真注解”。
严复写道，一国增加财富的最大目的是“供诸民”。
“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贸易自由。
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恣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
”其次，严复在鼓吹自由贸易时，对当时士大夫争取进出口支付平衡、防止贸易赤字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以斯密批评重商主义的论述来批评这些观点。
严复在《原富》中反复阐述，金银不等于财富。
外贸逆差仅仅代表金银的减少，而不代表财富的减少。
第三，严复极力鼓吹吸引外国资本开发中国的铁路与矿山，这与清末民初的经济民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究其背景，则要追溯到19 世纪末，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争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
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严复首先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
严复既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了解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大量接受庸俗经济学观点。
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没有选择庸俗经济学著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
”正是在其所译《原富》的大量按语中,严复借题发挥,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压制、阻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抨击。
选择并花费极大气力翻译《原富》，是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严复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
他指出，社会群体是由个人构成的。
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
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士农工商各业才能兴旺发达。
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
除了兵刑二者应由国家负责外，其他一切事情,如礼教、营造、工商、树畜之事，“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
”“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
”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
一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
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
国家的支持和限制，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
所以国家用法术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一种是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
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驳斥说，物价如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它就一定趋平，用不着政府干预。
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的水平面。
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也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实际是官府垄断高价。
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
严复还批判了行业垄断行为，认为这种垄断虽然可使该行业产品价高利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的时代，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门已被外国打开，外货已无法禁绝的国家，这种垄断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外国货物的低廉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场，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
”严复指出，洋务派在中国所推行的官僚垄断政策，造成的正是这种后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使中国经济愈来愈从属于外国资本。
对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严复也主张任其自由。
他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认为“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全非。
”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结合英国废除谷物法前后的情况指出，国家如果对粮食进出口加以干预，则弊端丛生，而允许粮食自由进出口,不仅可以调剂国内粮食余缺，保持粮价平稳，而且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英国自废除重商主义政策,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民物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
”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经济自由主义不仅应实行于一国之内，而且应通行于各国之间。
严复在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承认在有些领域，国家干预不能完全取消，取消了反而对经济发展不利。
严复把国家应干预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此如邮政电报是已。
二、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此如学校之廪田，制造之奖励是已。
三、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趄。
”但同时严复强调，第三点“在上者为之先导”,应“必至不得已而后为之”，必须把它和洋务派借口“开风气”和“保护”而推行的“官督商办”划清界限。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实质是压迫、阻碍民族资本发展，与这里所说的“在上者为之先导”完全是两回事。
严复还指出，实行经济自由，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
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新，自由只能导致混乱，而不会导致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
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 反是且乱。
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 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而这三者，又取决于教育。
所以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大力发展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一般视严复为经济自由主义者。
有的学者还批评严复在国家贫弱、产业落后之时提倡自由贸易，“实际上是给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以自由，必然会破坏中国的脆弱的民族工业。
”这种看法恐怕比史华兹将严复与重商主义相提并论更为接近事实。
在关于社会与个人的论述中，严复把资本主义英国的“公心”和儒家中国的狭隘自私进行对比，用明显地深受严复这一论题的影响的梁启超的话来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严复很懂封建政权是不会给予私人资本以充分的活动自由，资产阶级要取得经济上的自由，就必须以在政治上争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为前提。
他驳斥了洋务派头子张之洞所宣扬的要变法但不可要民权的谬论，指出：人民无权，变法就不能实现，私人就不能得到经济活动的自由，国家也就不可能达到富强。
用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作武器，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这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一个有特征性的内容。
严复相较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阅读过较多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译作，能够直接从中寻找理论武器，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宣传和运用，不至生硬牵强，他在传播经济自由主义方面，也比谭梁所起的作用更大。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最终却是幻灭了，伴随着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近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经济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这一切最终体现在革命上，“西学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改良而不改革，挽救不了日益衰弱的中国。
严复属于生活在最不幸的一段时期的那一代人。
当这位富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在1921年即将走完他的生命历程之时，作为一个不特别具有乐观、自信气质的人，他看到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中。
进化的力量不仅使中国的进化停顿下来，而且似乎把中国彻底抛弃了。
他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安慰。
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予关于大战的思想准备是像布尔战争这样很有限的19世纪战争。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规模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给严复带来了畏惧和恐怖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
纵观严复那一代人，他们成功地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范式，使传统儒学丧失了行动指南的意义；然而，他们在热情拥抱近代西方文明模式后又目睹这一文明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表达了对这一模式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