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敦煌变文，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瑰宝。
敦煌变文指的是敦煌石窟中的壁画和题刻，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成为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依据。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教信仰、历史事件、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
敦煌石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位于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敦煌市附近。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艺术遗址之一，被誉为“东方的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千余年的建设和整修，形成了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艺术体系。
其中，壁画和题刻是敦煌石窟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是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之一。
敦煌变文中的宗教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敦煌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主题壁画和题刻，描绘了佛陀、菩萨和佛教故事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佛教的核心思想和各种修行方法，反映了佛教对中国古代人民的影响和信仰。
敦煌变文中的佛教艺术形式独特多样，包括线刻、浮雕、彩绘等，形成了独特的敦煌风格。
历史事件也是敦煌变文的重要内容之一。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曾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之一。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历史事件的壁画和题刻，如唐玄宗的游幸敦煌、吐蕃入侵等。
这些作品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发展，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敦煌变文中的文学艺术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文学作品的壁画和题刻，如《西游记》、《红楼梦》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风格，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敦煌变文中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生活和风俗习惯。
在敦煌石窟中，有许多描绘古代社会生活的壁画和题刻，如宫廷生活、农耕文化、商业活动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敦煌变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
通过对敦煌变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历史事件、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敦煌变文：沙漠中的艺术瑰宝敦煌，位于中国的西北角，是一个被沙漠环绕的小城。
尽管它的地处偏远，但却因其独特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
敦煌壁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珍品之一，而敦煌变文则是这一文化宝库中的精华。
敦煌变文是一种以文字和图案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它起源于敦煌壁画，是壁画的衍生艺术。
敦煌壁画是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一系列壁画，这些壁画绘制于东晋至元代的时期，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这些壁画不仅在艺术技法上达到了极高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
敦煌变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壁画的描述和解读，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绘。
它不仅展示了敦煌壁画的精美之处，还通过文字的叙述，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壁画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敦煌变文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容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和艺术爱好者。
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
通过对壁画的解读和描述，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敦煌古代文化的内涵。
敦煌变文的创作过程需要深入研究壁画的内容和背后的历史背景。
艺术家们要通过对壁画的观察和思考，将自己的情感与想法融入到变文中。
他们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文字描绘，将壁画中的细节和意境展现给读者。
敦煌变文的语言风格多样，既有古朴的句式，又有简洁明了的表达。
艺术家们通过运用丰富的词汇和形象的比喻，使变文更具有艺术感和感染力。
同时，变文也应该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化的术语，以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欣赏。
敦煌变文的创作需要艺术家们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对敦煌文化的热爱。
他们需要对敦煌壁画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同时还要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技巧。
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加优秀的变文作品。
敦煌变文的魅力在于它能够将壁画中的美丽和故事传递给读者，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到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
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通过敦煌变文的创作和传播，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珍贵遗产。
敦煌变文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形式，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描绘和解读，展现了敦煌文化的瑰宝。
敦煌变文述论
敦煌变文述论敦煌变文述论是一部重要的论文，是由中国文坛上著名的著作《敦煌学》的编者之一袁行霈撰写的。
它专注于研究变文述论，从源头上阐释变文述论的内涵，探究变文述论的内部机制，并对变文述论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和权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敦煌变文述论的研究以《洛书》为中心，特别是以《洛书周易》为重点。
袁行霈以大量资料，包括典籍、考古遗物、历史记载等，进行研究，认为《洛书周易》存在着变文述论的性质，即变文述论的功能和作用。
袁行霈更进一步分析了变文述论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洛书中的变文述论类型，提出了以变文述论为特色的文本研究方法。
袁行霈还提出了关于变文述论的形式和内容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变文述论系统。
他综合运用文本学、比较文学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变文述论的文本层面和思想层面，分析变文述论的运行机制，探究变文述论的历史渊源和演变规律。
袁行霈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变文述论的系统性描述，也是由多个学科方面，包括文学史、字义学、文化史等，对变文述论进行全面研究的一种重要成果。
袁行霈研究的《敦煌变文述论》，既是对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变文述论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是文本学研究上的一份成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与此同时，《敦煌变文述论》也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研究基础，深刻地指导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
《敦煌变文述论》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变文述论的理解，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文本学研究领域，《敦煌变文述论》以其本身独特的内容和思路，更为完善了对文本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更深入研究变文述论类性质的文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说，袁行霈的《敦煌变文述论》，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中国思想文化，推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文本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敦煌变文：一场艺术的奇迹敦煌变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瑰宝之一，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多样的内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
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是将文字和图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
本文将介绍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探索其独特魅力与文化意义。
敦煌变文最早出现在敦煌石窟中，这些石窟位于今天的甘肃省敦煌市。
敦煌石窟是中国最重要的艺术遗产之一，被誉为“东方的洞窟艺术宝库”。
在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壁画、佛像和经书等艺术作品，而敦煌变文则是其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敦煌变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和阐释。
在敦煌石窟中，有大量的佛经和经论被刻写在壁画上，而敦煌变文则是对这些经典的文字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敦煌变文的艺术形式有多种，包括诗歌、故事、寓言等。
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对经典的直接引用，更是对经典思想的诠释和发挥。
敦煌变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
在敦煌石窟中，变文常常以图案的形式出现，文字则嵌在图案之中，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种形式不仅增加了作品的观赏性，也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的内容。
敦煌变文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佛教的各个方面。
其中，最常见的是对佛教故事和寓言的诠释。
这些故事和寓言以文字和图案的形式出现，通过形象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寓意，向人们传达了佛教的智慧和教义。
同时，敦煌变文还涉及到佛教哲学和思想的阐释，对佛经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敦煌变文的艺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形式和内容上，更体现在其历史和文化意义上。
敦煌石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遗产，而敦煌变文则是这一遗产中最具代表性和独特魅力的部分。
通过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和欣赏，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
敦煌变文的研究不仅对于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一般读者具有启发和教育作用。
通过对敦煌变文的阅读和欣赏，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美学价值，进而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
《2024年敦煌变文成语研究》范文
《敦煌变文成语研究》篇一一、引言敦煌变文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部分珍贵遗产，以它丰富的历史信息，生动的文化意象，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了研究古代汉语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其中，成语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本文旨在通过对敦煌变文成语的研究，探索其特点、形成和发展，从而加深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
二、敦煌变文的成语特点敦煌变文的成语丰富多彩，特点鲜明。
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语汇丰富，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生活，从抽象概念到具体事物，几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是表达方式多样，既有四字格的固定形式，也有非四字格的灵活表达。
首先，敦煌变文的成语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许多成语源于边塞生活，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事件，体现了边疆文化的独特魅力。
例如，“铁马冰河”这个成语，既描绘了边疆将士的英勇形象，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军事氛围。
其次，敦煌变文的成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许多成语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和传承，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这些成语不仅在古代文学中起到了丰富语言、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而且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三、敦煌变文成语的形成和发展敦煌变文成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既受到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受到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
首先，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敦煌变文成语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
例如，“舍身饲虎”这个成语就反映了当时佛教的信仰和牺牲精神。
其次，从语言自身发展规律来看，敦煌变文成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丰富和演化的过程。
一些常用的四字格短语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使用，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成语。
同时，非四字格的灵活表达也逐渐被人们接受并形成了一些新的成语。
四、结论通过对敦煌变文成语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和价值。
这些成语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还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思维方式。
《敦煌变文集》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敦煌变文集》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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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集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01 简介
目录
02 作品目录
《敦煌变文集》是唐代敦煌变文作品的总集，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编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一百八十七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七十八种作品。 编者在《引言》中说，他们“根据照片或原卷过录一个本子，然后由一人主校，其馀五人轮流互校一遍，把各人 校勘的意见，综合起来，作成校记，附在每一篇的后面”。因此，校录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写本原貌。
简介
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 187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78种作品。编者在《引言》中说﹐他们“根据照 片或原卷过录一个本子﹐然後由一人主校﹐其馀五人轮流互校一遍﹐把各人校勘的意见﹐综合起来﹐作成校记﹐ 附在每一篇的後面”。因此﹐校录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写本原貌。
《敦煌变文集》共八卷，按故事内容分类编排。一至三卷为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或对话体的历史故事、民间 传说，如《舜子变》、《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等；四至六卷为佛释迦的故事、佛经 讲唱文和佛家故事，如《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第七卷为押座文和其他短文，如《八相押座文》、 《三身押座文》等；第八卷为《搜神记》、《孝子传》。全书取材广泛、辑录甚丰，七、八两卷实已超出变文范 围，是研究敦煌变文和通俗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2003年，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学网）将此书数据化，收入《国学备要》，由商务印书馆国际 有限公司出版。
作品目录
《敦煌变文集》共八卷，
敦煌变文的类型有哪些？
敦煌变文的类型有哪些？
敦煌变文是指敦煌莫高窟中所出土的变文，包括诗歌、散文和杂文等形式。
以下是敦煌变文的主要类型：
1.诗歌：敦煌变文中最为丰富的类型就是各种形式的诗歌。
其中包括了绝句、律诗、乐府、双调、七绝等多种诗体形
式。
这些诗歌内容广泛，既有抒情的爱情诗、田园诗，也
有叙事的历史诗、战争诗，还有寓言、神话等。
2.散文：敦煌变文中的散文形式较少，但也有一些散文作品。
这些散文作品多是议论性的散文，探讨人生哲理、社会道
德等问题。
同时，敦煌散文中也有一些有趣的随笔和游记。
3.杂文：敦煌变文中还有一些杂文作品，这些作品既有文艺
批评的文章，也有文化史、宗教思想、政治制度等方面的
论述。
这些杂文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对于研究当时
社会文化和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
4.士人文：敦煌变文中还涵盖了一些士人文，这些作品着重
于对传统文化、士人风范、礼乐制度等方面的论述。
总体而言，敦煌变文的类型多样，涵盖了诗歌、散文、杂文和士人文等多种形式。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的风貌，对于研究敦煌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敦煌变文 语法书籍
敦煌变文语法书籍
敦煌变文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之一，其语法结构独特，非常有研
究价值。
以下是一些关于敦煌变文语法的书籍推荐，希望能够帮到你：
1.《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作者杨宝清，出版社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全面介绍了敦煌变文的语法结构，包括句法、语义、词汇等
方面。
同时，还着重探讨了敦煌变文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对于理
解敦煌变文的整体意义非常有帮助。
2.《敦煌变文的语法及其翻译》，作者孙玉珍，出版社为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通过分析敦煌变文的语法结构，将其与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
比较，进而提出了翻译敦煌变文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适合于有一定语
法基础的读者阅读。
3.《敦煌变文语法探究》，作者陈英，出版社为商务印书馆。
该书主要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入手，剖析了敦煌变文句式和词
语的表达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易懂，也适合用于教学参考。
以上是一些关于敦煌变文语法的书籍推荐，希望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同时，我们也欢迎你继续了解和学习敦煌变文，探索其中的文化
魅力。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2019年精选文档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摘要：为了深入解读敦煌李陵变文，了解它的渊源情况，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
将一些历时和共时性史料进行了有机的组合。
认为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敦煌李陵变文，启功先生校录，现仅存一本，国家图书馆藏，散1548(新编号0866)，题目残失。
原卷虽未著明“变文”，但题材特征与标明“变”字的作品无异，故习称李陵变文。
前贤修时粗略把它的流行年代归入唐五代时期。
本文试图做些溯源工作，以清脉络。
一、变文的说唱本色及其中心主题敦煌变文作为宋元话本的先驱，讲唱文学底色甚为醇厚。
李陵变文就军中有女子时写到：“从弟(第)三车上有三条黑气向上冲天，李陵处分左右搜括，得(两)个女子，年登二八，亦在马前处分左右斩了，各为两段，其鼓不打，自鸣吼唤。
庾信诗云：‘军中二女忆，塞外夫人城。
’更无别文，正用此事。
”[1](P128)此处与《汉书》稍有出入。
黑色冲天，鼓不打自鸣，引诗为证等，增饰讲唱人的加工痕迹与叙事方式。
又如：“单于道：‘汉贼不打自死。
’左右闻言：‘大王，汉贼不打，如何自死?’‘大将军，后底火来，如何免死?’李陵问：‘火去此间近远?’左右报言：‘火去此间一里!”[1](P130)讲唱人绘声绘色摹拟不同身份人对话，仿佛顿见其人、其貌、事态轻重缓急。
变文讲唱说教气浓，十多次对同一主题反复陈说。
思亲、想见天子却羞于相见的悔恨，婉转纡馀；思报恩德却为恩德所辜，愤懑愁肠。
屈节匈奴的无奈与思归报恩，饱含悲怆深情，汉家刻薄寡恩，使他有家归不得，有恩顿成恨，空漠异乡独守，这位悲剧英雄的末路，引得无限深味与同情。
变文对英雄末路没有就此简单化，而另注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神秘因素：天命。
“天丧我等”“吾今薄命，天道若此”，以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天数，对李陵悲剧扼腕痛息。
另一方面，却对李陵命运进行更深思考：李陵亡于天命，更亡于人力。
追取左贤王、迎击单于、火中激战、单于怯阵、黄昏诀别等战斗描写，笔墨占现存变文一半以上，着重李陵形象，也一再点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弓刀用尽、兵无后援、雷敢告密，与李陵英勇骁战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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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变文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里发现了一批唐、五代的俗文学写卷，学者泛称之为“变文”，变，是改编，改写的意思。
佛教东传，翻译注释大量涌现，但一般民众仍难接受，所以约东晋以来，有些和尚就用浅近的方法如“唱导”来传教。
唱导讲究声，辩，才，博。
其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
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尽铺张，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
这种作品，就称之为“变文”。
【又】变文是唐代兴起的说唱文学，“变”指“经变”，佛教用语。
以佛经的内容为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即变文。
“变文”最初是寺院里以通俗语言解说佛经的俗讲，连说带唱，后来内容扩大，也演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
1899年敦煌千佛洞从佛经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钞本，即敦煌变文。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敦煌变文研究是起步最早、取得成果也最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之一。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学界无论是在对敦煌变文这一文学类别的讨论和认识上，还是在对它的整理、汇辑和研究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一、关于敦煌“变文”的讨论关于“变文”名称的讨论 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的原卷大都残破太多，加上题名不一，所以人们对它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本世纪较早著文对敦煌变文进行研讨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以“静庵”的笔名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用“通俗小说”来指称之。
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
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
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
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
”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
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
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
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
”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
......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
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
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
变文者，’变相之文‘也。
......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
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
（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
”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
......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
”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
......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
......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
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
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
......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
”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
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
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
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
......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
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
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
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
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
”“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
......所以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此后，王重民作《敦煌变文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变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本土的渊源，他十分明确地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
”他通过对“变文”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第三部分――唱词的构成的分析，得出结论：“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
”同时，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也指出：“变文这种新文体可以说古已有之”，“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种文体为佛教徒所垄断，改造成为讲唱经文。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变文”这一文体的来源究竟是印度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在1985年8月的“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文学组的学者们还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梅维恒（Victor H . Mair）罗列了梵文中所有的“变”，说“变文”来自印度；兰州大学牛龙菲则罗列了所有汉文古籍中的“变”，说变文来自中国，双方争执不下，而且相约会后继续讨论。
关于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讨论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郑振铎。
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与“俗文”在体制特征上的分野，他说：“二者虽同以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然而组配的性质却完全不同。
”第一，“俗文”是解释经典的，先引原来经文，后再加以演释。
即将艰深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再加以通俗的演释，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变文则是采取古来相传的一则故事，拿时人所闻的新式文体――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的文体――而重新加以敷演，使之变文通俗易解，故谓之“变文”。
第二，在文字上，“变文”与“俗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俗文”是以经文为纲，先列原来经文，然后再将经文敷演为散文与诗句的。
全部散文与诗句便是“笺释”，便是“演文”。
至于“变文”，则其全部的散文与诗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无一段提纲的文字，又不是屡屡复述前文的。
他们是整篇的记载、纯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加以敷演，而是随意的用他们为题材的。
“总之，’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
”他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变文”的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进行了更细入的研究。
如他将变文的韵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七言式，其中夹杂着“三言”为其变式；第二类是六言式、五言式，这是罕见的。
他将变文的篇章结构也归为两类：第一类，将散文部分仅作为讲述之用，而以韵文部分重复的来歌唱散文部分之所述的。
这样重叠式的叙述，恐怕是作者们怕韵文歌唱起来，听众不容易了解，故先用散文将事实来叙述一遍，其重要部分还是在歌唱的韵文。
第二类，以散文部分作为“引起”，而以韵文部分来详细描状。
这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形式，因为散文和韵文交替运用，没有重床叠屋之嫌。
关于结构上还有两种不同特色：像《维摩结经变文》每段之首，必引《经》文一段，然后尽情地加以演说与夸饰，化成光彩绚烂的锦绣文字，但大多数都是不引用经文的，直截了当地讲唱故事，并不指明那些故事的出处，更不注意到原来的经文是如何的说法，至于一般的不说唱故事的变文，更自然无须乎“引经据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