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
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 ，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
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
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
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
“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
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
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
1661—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1898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1911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192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
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
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
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
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10、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
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以上是我匆忙之间搜集到的资料，只是大海中的几滴水。与传教士有关的中国之最还有很多，比如，最早把阿拉伯数字，几何学，天文学，各种现代科学等介绍到中国的也是传教士。
我认为，传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所有群体，他们是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最大的一群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忘恩负意的民族，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当纪念这些与我们无亲无故的人为我们所做的。
当然，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能量，并不是因为他们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有耶酥的生命，有十字架的榜样，他们是天上来的种子，他们带着耶稣基督的荣光。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
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
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
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
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
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
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
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
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
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
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
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
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
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
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
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
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
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371・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必要的,也是有一定根据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清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跨足了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了许多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西方传教士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当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传教士先后进入了中国。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督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但是到了清代，西方传教士的数量和活动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清代初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限制。然而，随着清朝对西方的接触和开放，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来到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之外，还进行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第一类活动是传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他们通过翻译或者学习中文，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知识。他们在中国建立了教堂和学校，传播了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有些传教士还学习了汉语和古代文献，以便更好地传播基督教。
第二类活动是医疗和救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医疗和救济。在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的医疗条件都比较落后，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设备能够对当地人的健康状况起到很大的帮助。很多传教士都在中国建立了医院和救济站，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和援助。
第三类活动是研究和教育。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研究和教育。他们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献，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数据和信息。同时，他们还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和大学，推广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压制。但是，他们的工作还是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医疗、教育和救助活动帮助了中国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他们学习中国的文献和研究中国史、文化等方面，也为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总之，西方传教士在清代中国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宗教、文化、医学、教育、社会等。虽然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和压制，但是他们的工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性质、历史、特点与影响
一、传教士汉学的概述
传教士汉学，又称为传教士汉语研究，是指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至20世纪初，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对汉语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学术活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包括耶稣会士、东正教会士和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也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欧洲宗教扩张和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各国纷纷对外扩张，传教士作为传教的使者，开始关注并学习汉语。掌握汉语有助于传播基督教信仰，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传教士汉学应运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现象。
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从汉字文献中寻找信息，如《圣经》等基督教文献；二是通过对汉字文献的翻译和注释来研究汉语语法、词汇和修辞等方面的问题。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汉语研究的不足，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传教士汉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传教士主要关注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中期，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他们开始关注汉语的语言学、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晚期，随着现代汉语研究方法的出现，传教士汉学逐渐摒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转向采用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等现代汉语研究方法。
传教士汉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既体现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使命感，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它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推动汉语研究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 定义和概念
传教士汉学，是指由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汉学研究。又称汉语学、中国学，是一门研究汉字、汉语及其文化背景的学科。传教士汉学起源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当时欧洲的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投身于汉学研究。
跨学科性：传教士汉学不仅涉及到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单一学科，还包括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这使得传教士汉学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元。
史上在中国传教最成功的西方传教士
史上在中国传教最成功的西方传教士
作者：王锡伦
来源：《世界文化》2019年第12期
他不是第一位到中國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却是最成功的一位。他不仅把两千多位中国人发展成了天主教徒，更把西方的天主教与中国的儒教成功进行了嫁接和融合，找到了或可说开辟了一条让固守儒家思想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最易接受的传教途径和方式。他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还收了三位高徒。他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被中国皇帝准许长期住在京城，并在北京城建起了教堂。他死后，也被中国皇帝恩准安葬于北京，也因此成为史上第一位安葬于中国土地的外国人。
他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和他的中国徒弟之一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给数学学科确定了许多中国词汇，如 “几何”“点”“线”“面”“直角”等。他还把天文学知识传给徐光启，后者修订了《崇祯历书》。
利玛窦（原名玛提欧·利奇），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的马切拉塔，父亲经营药房。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学习汉语、阅读中国文学并钻研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他以“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他的翻译和著述，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也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了解西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582年8月7日，利玛窦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乘船抵达中国的澳门港。次年9月10日，他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这是第一个传教基地。在这里，他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版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近代地理学知识。
最初在中国传教时并不顺利，为了打消中国人的疑虑，他伪称自己是来自天竺的僧侣。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和号——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他开始学说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化，并穿上中国儒士服，蓄发留须，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书生的模样。他找到了一条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最佳途径，就是结交控制中国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欲征服中国社会，必先征服中国士大夫”。他还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天主教信仰上帝，中国人信仰上天，利玛窦就把两者画上等号，认为中国人所指的上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也是指神灵，因此本质上和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是一致的。另外，利玛窦把天主教教义阐释为“爱”，把它与儒家提倡的“仁”相比较，认为两者相通甚至重合。他这样向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阐释天主教义，中国士大夫很容易就接受了。
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作者：彭炫棋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
摘要：在明清时期，基督教逐渐传入，并且在传教士的笔下构建了一个鲜明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的鲜明化也在不断的演变性得以发展。最初，许多传教士描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后来逐渐有了清晰的整体，最后则体现了突然的转变，他们甚至对中国形象进行刻意的丑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变革。因此，本文以文化发展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基于明清时期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
关键词：明清；基督教；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K249；B9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5-0022-04
中国形象在明清时期有着非常显著的变化。从许多外域者的角度来看，它是多样化、不定化的。特别是在世界文明史当中，传教士作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以信息交流为目的，以书信、日记、游记等作为基本载体，对中国历史进行记载，使外国人更加的了解中国。
一、中国形象从模糊化转为清晰化
（一）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与中国形象的流传
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起源于唐朝，从现有文字中可以进行追溯。在初期阶段，基督教分为不同的分支和流派，其中景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唐朝是我国文化、经济、政治都非常繁华的时代，它甚至可以称为封建社会的巅峰。在唐朝，我国与世界间的来往也更加紧密，基督教也由此传入，甚至受到了许多人的尊崇。但由于多种文化的盛行以及佛教的推崇，也曾受到排挤甚至中断。直到元朝时期，基督教又得以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受到了大多数人的信任。然而，元朝的覆灭使得在华基督教逐步走向衰亡，作为基督教的主要分支，景教的传播也受到了局限。正是这种局限性，令教义传播的途径受到了阻碍。大多数的文化交流都是在外国商业者的口中得知的，而他们也只是凭借商业交往的只言片语进行了解，并没有完整的文字来描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以波斯商人为载体，将中国形象传递到欧洲。这时的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对中国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是处在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但在商业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丝绸非常著名，并且宝物无数，是一个富饶的发展基地。因此，在初期，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也是一个充满财富的国家。
【清朝历史】清朝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传教的
【清朝历史】清朝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传教的？
1644年，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鉴于自己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章法，以巩固其统治。在顺康时期，教士活动自由，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最初，一般东来教士均属耶稣会派，意见比较一致，且东方传教权受葡萄牙一国保护。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传教方法任其自由，不予干涉。到17世纪中叶，这种局面逐渐变化。葡萄牙势力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权，因而在中国除了耶稣会派，又出现了西班牙多明我派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17世纪中叶，法兰西崛起欧洲，与各国互争雌雄。罗马教廷也欲借助法国势力，消弱葡萄牙独霸东方传教的地位。1658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委派法国耶稣会教士巴流和另一教士兰贝尔特为专使，东来督察安南教务，并管理中国长江以南数处教会事业。1660年，又派一名叫吉突兰的教士为专使。督察南京教务，并管理朝鲜及中国北部数处教会事务，以扩大教廷的监督权。但是葡萄牙人坚决反对教廷专使插手中国教务，双方矛盾发展。1690年，教廷为了缓和矛盾，在中国境内划出南京、北京、澳门三大主教区，归葡人管理。而葡人竟将中国各省尽数划归三大教区之内，致使教廷派来的专使、主教无插足之地。对此，教廷深为不满。1699年，教廷派出大批传教士为特使、主教来华，并明令葡人缩小其教区，而另辟八个主教区，归教廷直接管辖。每一教区由教廷派遣一副主教，负责巡查监督中国教会。为防止在华教士反对，教廷又专门发下通知说，必须服从教廷所派主教的管理，教中仪式亦须遵守教廷颁布的命令执行。通过派遣专使、主教，教廷在东方布道事业中的统治权日渐增强。
正当罗马教廷开始着手削弱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时，在华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的祭天、祭孔、拜祖等习尚风俗展开争论：一派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崇拜偶像，触犯天主教十戒之一，教会决不容许；一派认为，凡中国习俗，与教仪并无大冲突者，均应不在禁止之例。争论之初，范围尚小，仅限于在华各教派内部。后来范围日益扩大，而且从两派不同意见变为派别的嫉妒，甚至影响到国际方面，不但在东方的传教士都各自参与两方面的阵线，就连欧洲各地教会也因此而有激烈的辩论。正当两派激烈论争之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张诚、刘英(即刘应)、洪若望，把“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提出来，询问康熙皇帝。1700年11月30日康熙发布上谕，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是纪念先祖过去的善行，并无宗教性质。康熙皇帝的解释，非但没能使各派之争冰释，相反，反对耶稣会的教士们便以此为口实，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倒去求中国皇帝。法国教士专门派人返回欧洲，把耶稣会士们的观点添油加醋地向教皇汇报了。教皇克莱孟十一世便于1704年派遣多罗为教皇钦差，携教廷禁约来华。禁约上写道：“凡人天主教者，不许依中国规矩……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俱决断不许行。”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标签：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
晚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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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作者：黄金刚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年第19期
［摘要］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晚清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推动者。
［关键词］晚清 西方传教士 近代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金刚（1965- ），广西天等人，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和地方民俗学。（广西 崇左 532200）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9-0098-03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时，热衷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其目的是想让基督教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以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影响，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愿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他们传播福音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美国传教士库恩非声称：“只要中国还以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自己的年青一代，中国就仍将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异教国家。”这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不满以及期望用西方基督教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的急切心情。正是基于这种愿望，来华西方传教士成为中国封建教育的批评者和西式教育的积极鼓吹者。尽管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批判带有宗教狭隘性和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但这种批判确实揭露了中国旧式教育的弊端，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孕育和诞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
一、传教士：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办学重点逐步转向高等学校，最初教会办的大学是书院，然后改为大学。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它原是一所小学，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登州文会馆外，还有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创办的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的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圣约翰学院中设置的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的杭州长老学院。
清政府对传教士的管理述论
清政府对传教士的管理述论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的订立，外围传教士潮水般地涌 入中国，公然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深入到 各个城镇和村落，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 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如何管理这些享有 治外法权的传教士，成为清政府最为头疼 的问题之一。不过，清政府并未气馁和退 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 一、限制传教范围 清政府限制传教范围的政策主要实行 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１８６０年《北京条 约》签订之前的十几年间。１８４４年签订的 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传教士“只于通商口 岸地方建堂礼拜，断不准越界传教”。“如有 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 查拿，但应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 为了降低传教带来的负面影响，清政府采 取了承认条约、恪守成约、严禁传教士进入 内地传教的立场。然而．许多传教士无视中 外条约规定和中国政府的法令。剃发易服， 私人内地，秘密从事各种活动，其足迹几乎 遍布全国各地。仅咸丰一朝，由朝廷直接下 令驱逐的传教士就达１ ３人次之多。至于地 方官拘捕、遣送传教士的事件更是屡有发 生。如１８４７年法国传教士牧若瑟潜入山 西、１８５４年法国主教孟振声潜入直隶，均 被当地官府查获，解送广州法国领事。１８５６ 年，另一名法围传教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 县，借传教之名，奸淫妇女，胡作非为，最终 被西林知县张呜凤处死。 由于清政府实行限制政策，减弱了传 教士向内地渗透的势头，多数传教士的布 道活动，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狭小的范围内， 即使已经潜入到内地的传教士，在清政府 的严令之下，也多有收敛。 二、实行传教执照制度 传教执照是允许传教士前往中国内地 传教的通行证、工作证，有时亦称为“护 照”。鸦片战争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一切 有约国同民，均可自由寄居于通商口岸，或 贸易通商，或建堂礼拜，毋庸办理任何证 照。甚至由通商口岸外出，“地在百里，期在 三五日内”，亦“毋庸请照”。传教士进人中 国内地“须持有传教执照”的规定始于中法 《天津条约》。 １８５８年６月签订的中法《天滓条约》 规定，凡法同传教之人欲至内地，“皆准前 往，然务必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 领中、法合写盖印执照，其执照上仍应有中 华地方官钤印为凭” Ｉ 。这是以中外条约 的形式确立了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 教，但必须携带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传教执 照。这些条款也适用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 英、美等国家的传教士。 根据条约规定，传教士申请传教执照， 应由该国驻华公使或地方领事官签发，然 后交中国官方进行审核，并加盖官印方能 生效。１８６４年，总理衙门发布咨文，规定请 照到内地的传教士南京城出发的，“由该国 驻京公使函请总署给照，盖用顺天府印 信”。从通商口岸出发的，“由领事具执照送 由关道盖印”。执照上要填写传教者姓名 （中外两种文字）、年龄、国籍、期限、编号及 传教目的地等信息。同时，办证机关须查明 申请者是否“正经好人”，这就在源头上设 置了一道屏障，阻止了一些心怀叵测的不 轨之徒进入中国内地。 传教士进入内地后，须主动向当地官 员呈验执照，并加盖所经之地官府的印信。 地方官通过检验传教执照，可以稽查出传 教士是否有执照，执照过期与否，甚至可以 发现传教士所持执照是否合法。如１８６１年 ６月，荷兰传教士古路吉由上海来到北京 传教。古路吉带有上海道吴煦盖印的传教 执照，注明前往直隶、奉天等地。当时荷兰 与中国尚无签订条约，古路吉来华传教缺 乏法律依据。总理衙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 即令顺天府派人将古路吉押解回上海。事 后，总理衙门致函责问江苏巡抚：“荷兰国 并未设立条约，何得遽行进京传教？上海道 吴煦何以给予执照？”为了杜绝此类事件的 再次发生，总理衙门特行文各省督抚，重申 “凡未设立条约之国及有约之国而并未执 照者，均不准在内地游行传教”１２１ 。后来， 又有多名未带执照的传教士进入内地，被 清政府押解回通商口岸。 三、规范传教活动 为了规范传教活动，清政府一直试图 建立一些规章制度约束传教士。１８６１年４ 月，总理衙门颁布了《通行传教谕单》，内载 传教士并非官员，“丝毫不得干预地方公私 事件”，倘有干预者，“应照单驳斥不准” 。 牡 、‘．ｒ 口王中茂 次年，总理衙门又将上述谕单随传教执照 印发给每一位传教士。然而，传教谕单的颁 布并未能阻止传教士干预词讼。 鉴于“教中之气焰愈张，吾民之怨愤愈 积”的现状，１８７１年６月，总理衙门向各国 驻华使馆提出了《商办传教条款》，期望在 各国公使的支持下，对传教士的非法行为 有所遏制，也使各级政府对传教士的管理 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其主要内容有：（１）育 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否则只收教民幼 孩，但仍需报官备案；（２）中国妇女不得入 教堂，修女不得来华传教；（３）教士应该遵 守中国法令习俗，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涉 诉讼，袒护教民；（４）教士对所有的教案只 应就案议案，不得额外要索；（５）教民犯罪 教士不得庇护、藏匿，违者撤回本国；（６）教 士不可滥收莠民入教，入教者姓名、籍贯、 职业及入教日期，应每月造册报官；（７）教 民有不法行为，应立即驱逐出教；（８）教会 买地建堂或租赁房屋，须经地方官查明有 无妨碍等 。该条款遭到西方国家和传教 士的一致反对，因而最终搁浅。但清政府仍 然坚持把上述第３至第８条款的主要内容 应用于对传教士的管理之中，并收到了一 定的成效。 １８９１年７月，总理衙门行文各省，要 求各地方官速将境内共有大小教堂几处， “堂属某国某教，各堂是否洋式抑或华式、 教士是何姓名、何国之人、堂内有无育婴施 医各事，分别确查，按季册报本衙门，以凭 稽核”［３］］４－１ｓ。通过这次调查，清政府比较系 统地掌握了各地教堂的数量、规模、设施和 传教士的人数等信息，为教会管理工作，保 护教堂，特别是为驳斥每次教案之后传教 士的无厌勒索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四、明确传教士与地方官的交往方式 传教士在华传教，常会向官府表达各 种诉求。他们或滥用照会形式，或书写信函， 向地方官称兄道弟，各级官员甚为不满。 １８６３年４月，总理衙门规定：“主教及传教 士遇有切己必须申诉之事，应照士人之例， 概用禀呈，不得擅用照会”，“主教则用红呈， 上书主教某某，传教士则用手本，上书传教 士某某。不得任用愚弟等称谓” 。这既是 清政府对传教士与地方政府来往公文格式 的第一次明确规定，也是试图把传教士像 兰台世界２０１１．１月上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
十九世纪，德国传教士开始来华。第一个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郭实腊，他决心为德国教会开辟中国教区。传教士在中国主要从事布道、建立传教站、创办学校和举行医疗卫生事业等活动。他们积极编撰文章，讲解教义，同时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并钻研中国思想文化，介绍到本国。
郭实腊
原名卡尔‧古茨拉夫（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年，中文名郭实腊，又译为郭实猎、郭士立等），德国人，出生于普鲁士，18岁进入柏林教会学校学习，1823年入荷兰布道会，欲到中国传教，未获批准，遂脱离布道会，转为伦敦布道会服务。1831和1832年他三次探察中国沿海地区，收集军事情报，绘制航海地图。郭实腊的三次探察活动公布后，震动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欧美商人、政客及传教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按照郭实腊的建议贿赂中国官员，顺利地扩大了对华输入鸦片。郭实腊以“归化华人”身份进入广州，穿中国服饰，取中国名字，讲汉语。1833年8月1日，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是创建于中国境内的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也是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份报刊。
花之安
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年），生于德国科堡，19岁考入德国巴门神学院。1864年加入礼贤会，受委牧师之职，并被派往中国。1865年抵达香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不久，入粤东内地宣传福音，并开办学校和医院，因在眼科手术上颇有成就，被当地人称为“圣手”。他潜心研究中国典籍，著书立说，第一部中文著作是《西国学校》，介绍西方教育制度。他也用德文写作并出版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著述。1883年，花之安移居香港，继续从事传教活动。1885年，迁居上海，参加了“广学会”的筹办工作，并成为《万国公报》主要撰稿人之一。1898年，因德国在青岛建立殖民地，花之安被委派到那里建立传教点。但他刚抵达不久就生病故世，被安葬在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