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失犯罪看法与社会的关系

从过失犯罪的演化看法与社会的关系 ——王文文201621807024 摘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员，法律与物质生活条件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一次生产技术革命，都将会引起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也会引起新一轮的法学理论的革新。从刑法过失犯罪的演化就可以看出这点，无论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还是西方两次产业革命，都对过失论的进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法律生来就是调和社会关系的，一次次激化的矛盾，都是法律创新和适用的绝佳好机会。

关键词：经济基础 过失犯罪 生产关系 刑法

犯罪是行为人在具有“罪过形式”的心里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所持的主观罪过不外乎有两种：故意和过失。主观罪过作为研究刑法学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因此，研究“过失理论”意义非凡。刑法历来以惩罚故意为原则，惩罚过失为例外。近年来，从中西方立法和刑法理论上的发展规律来看，过失犯罪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有和故意犯罪平分秋色的一点味道。在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不为人知的变迁，又是何种力量将过失理论一步步从幕后推到台前，这就是我这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曾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员，受社会经济生活影响尤为明显，因为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强有力的工具，首先表现为调和社会各种冲突的利益，还表现为通过法律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过失作为一种罪过形式，在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中产生较早，在历朝历代中屡被提及。早在西周时期的《尧典》中就有“眚灾肆赦”的说法，眚的意思就是过失。在《大禹谟》中也区分故意和过失“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意思是：过失犯罪再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再小也要处罚。进入封建社会，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制世经验有所进步，过失犯罪有了更多的体现，并且贯彻到了刑事司法和立法过程中，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区分“端”和“不端”。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占据优势，对于法律，刑罚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大影响。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基础下，追究刑事责任重视主观动机，这种思想为封建时代过失犯罪的规定奠定了基础。魏晋张斐的《律注》中对故意和过失区分则更加明显“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由此可见，晋代的过失犯罪理论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其关于犯罪过失的表述也趋于定性和规范。到了唐代，随着封建统治罪责观的进一步发展关于过失犯罪的立法至臻完善。唐律中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比较复杂，大致上分为“过失”“失”“误”三种。（1）过失：唐律中的过失一词，一般仅指过失伤害人身的行为，实际上是指缺乏故意造成别人损伤的情况。行为人本身对危害的结果，事先没有意识到。（2）“失”：唐律中的“失”，和“意以为然”即疏忽大意的过失相比较范围更小，一般仅指官员因职务方面过失而犯罪，也是公罪的过失（3）误，唐律把“误”和“故”相对应，也就是最广义上的过失，应当注意到而由于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 此后元明清，都效仿唐的刑事立法，表面上看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唐律》是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的是我们封建社会关于过失立法处于固步自封的状态，或者说，这几百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一直到近代，当大清王朝即将大厦将倾的时候，清末修律吸收西方刑事责任论的内容，将主观心理分为故意、过失和无罪过三种形式，过失犯罪的立法也因之改变。但可惜的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大清新刑律》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已经成为历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背景和刑事立法的不完备，对于过失犯罪的刑事立法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后来由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生产，责任事故的大规模发生规则要求的进一步提高，立法者不得不正视过失犯罪问题，直到1979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典颁布，过失犯罪的刑事立法因而也正式获得确立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展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过失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交通肇事罪、各种重大责任事故罪大幅增加，其对于公私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日趋严重，刑事立法过失犯罪给予了更加高度的重视，过于过失犯罪的立法得到了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立法者通过过失犯罪刑事立法策略的调整，来实现对经济科技告诉发展背景下社会生产、生活、进行干预和影响的态度和倾向变得十分明显。

从西周奴隶制下只处罚故意，“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的思想（即过失犯罪再大也可以宽宥，故意犯罪再小也要处罚）到现代，统治阶级一步步加强对过失犯罪的重视，不得不正视它在社会治理的作用，这期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刻苦铭心，或许只有在立法者心里清楚。

这种倾向在西方的演进更为明显，因为我们国家在世界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还处在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最后被西方列强拿枪炮打开大门，才得以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期间，我们所缺失的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多的还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罗马法的对过失的规定，为近代西方刑事立法中过失犯罪的制定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并积累了一定的立法经验。12世纪末，意大利注释法学派挖掘并发展了罗马法中处罚过失犯的立法精神，使惩治非故意的犯罪趋于理论化；法学家们开始区别故意和过失，并以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预见、认识作为区分的标准。对过失犯罪影响最深的，还是近代思想启蒙家的有关论述。意大利古典刑法学专家卡里亚关于应当重视主观罪过的轻重及有无之间的区别和避免客观归罪的思想，以及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关于将过失行为作为有责性的一大要素、以及做到无责任者无罪的思想，对近代过失犯罪的刑事立法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为近代刑事立法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近现代的刑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德日刑法，刑事立法上首先将过失原则提取出来，在刑法总则中作一般性规定。并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刑法以处罚故意为原则，过失为例外。此后，其他国家相继模仿，在刑法总则中确立这一原则，在此原则下刑法分则再规定若干具体罪名。在产业革命后，因科技进步，工业发达，生产力发展，生产、生活领域中的现代化因素增加，各种事故危险性增大，过失犯罪率急剧上升，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失犯罪不再是那种简单的，直观的事件，转身变成一个复杂的犯罪现象。反映到刑事立法规定上，增加了过失犯罪在其中的份量，对过失犯罪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化。除了刑法总则部分原则性规定，分则部分具体过失的犯罪的罪名也大量增加。 从过失犯罪在刑事立法领域的发展可以看出，过失犯罪在整个刑法理论中的地位，经历了从一般地位到重要地位，从无足轻重到备受关注的发展过程。刑事立法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也从简单罗列发展到了详尽定义的阶段。从奴隶社会到近现代，每一次社会制度变革都伴随着过失犯罪理论体系质和量的飞跃。

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有经济基础决定的。有着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法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作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不能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过失犯罪在刑法上的地位，纵观这一发展过程，科技革命的开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起了重要重用。在经济和技术尚不十分发达的社会，由于整个社会的技术水平低落，生产生活方式简单，过失犯罪案件较少。即使过失犯罪的发生的场合，也因事态较为单纯，因果关系比较明晰，行为人容易辨别，稍加努力就可以有效避免，因此过失犯罪并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失犯罪在很大程度上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保持互相的联系。在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历史时期，人的过失行为并不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过失行为的作用力主要集中在人身健康、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少数领域内。相对的，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只要稍不注意，人的过失行为将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性灾难，通过刑法的规制来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安全成为历史的必然。

法的作用泛指法对社会的产生的影响。（第一，法的作用体现在法与社会的交互影响中，法在由社会所决定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法能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法律只能反映社会，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社会，但法律对社会的反映是积极地反作用。当法律反映的社会和现实相一致时，法律促进社会的发展；当法律反映的社会和社会现实不一致时，法律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第二，法的作用本质上是社会自身力量的体现。法能否对社会发生作用，法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的程度，法对社会所发生的作用的效果，不是法律自身能够决定的。）

产业革命引导了关于过失犯罪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和运输规模的等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产业尚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刑法关于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和社会社会生活的中的过失犯罪没有太大变化。体现在法律上，刑事论责往往以处罚故意为原则，处罚过失为例外。过失犯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上关于过失犯的探讨也是从属于故意犯，过失犯理论显得无足轻重。即刑事责任的主要来源是故意，过失仅仅是故意的一种补充形式，只有当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且按照故意的构成要件无法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过失的心理态度才具有构成要件的价值。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后，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因科技进步，技术改良，工业发达，生产力扩大，生产生活领域的现代化因素加剧，各种事故的危险性增大，经常会有飞来横祸，过失犯罪的案发率急剧上升，成为影响社会因素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过失犯罪发生的场合下，因现代技术渗透其中，增加了行为人防止结果发生的难度，行为特征和因果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过失犯早已不是原来那种简单的、直观的事件，它已成为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反映到立法上，加重了过失犯在刑事立法中的分量。在刑法理论上，过失犯的地位也因之大大提高。其中，不仅有关过失的论文，专著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刑法理论体系上，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改变过去故意犯罪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将过失犯罪作为一种与故意犯罪相平行的的一种犯罪类型来加以探讨，使过失犯成为一种可罚行为的特别类型。这样原属于故意犯罪的犯罪形态，违法性、该当性等问题，过失犯将与之共享；刑法理论体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