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王阳明对儒禅的融通_从其理想人格视角切入

--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演进、发展，宋代臻于成熟，至明时达到顶峰。

这样的文化思潮大背景与王阳明个人的遭遇、气质相和合，二者共同撞击，冲破了传统文化的藩篱,从而诱发了阳明心学的诞生。

他自身具有的“狂者胸次”、“万物一体”等精神气魄,必然会使他眼界宽于同时代的学者，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对佛老等思想进行融会贯通，特别是导致儒禅深刻地交织在一起。

阳明心学作为理学的一种形态，自然是在“为己之学”的儒学范围内，“成人”、“成圣”仍然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他对人的发展、人格境界的追求问题特别地关注，道德人格仍旧是他的中心问题。

但其理想人格并非仅是伦理品格的，还有因吸收佛禅思想而注重个体自由的一面。

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非道德倾向，一种超越道德人伦世界的人格，因而其理想人格是伦理品格与自由品格的统一。

一、阳明的禅学观宋明一般儒者出入于佛禅已成常事，而阳明与佛禅关系非常密切。

这不仅体现在他也如同以往儒者一样出入佛禅，更重要的是禅对他精神气质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佛禅之风给他创立心学打开了思路。

由于门户之见，特别是儒家正统观或道统观的作祟，儒家学者长期以来不敢正视佛学在思想义理上的成就，如朱熹等人虽大量借鉴了佛禅的理路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却避而不谈。

进而往往还以“佛禅”作为攻击对手的一个把柄，视对方的学问为“异端”，甚至于人品都不值一提。

而被论为佛禅的学者也激烈辩驳，惟恐沾染佛禅色彩。

阳明认为这种习气、学风存在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

他虽然也很反感被论为佛禅，对佛禅与儒的异同做了很多的分梳。

但他不会以类禅为耻，更愿看重的是“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之大道。

”[1]表现出了立足于儒学包容三教的心态。

阳明心学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是对此前思想成果的集大成，更是“百死千难”的生命体证。

对此，阳明明确表示：“释氏之学，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厘之间而已。

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2]认为佛禅中存在着极其有价值的思想，具有可通性，可能且应该为儒学借鉴。

从而有利于开创新的理路，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

明代三教合流、佛儒交融的文化景况与近现代中西文化的互动、交融可作一比较研究。

近现代中国哲学往往打上了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方法等的烙印，如果有学者批评阳明是“阳儒阴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的中国哲学是“阳中阴西”呢？恐怕没多少学者愿意承认吧。

就“阳儒阴释”来说，应该破除儒家独尊的所谓正统心态。

对于禅学，不论是其语言表述的形式，还是其思想意味，阳明都是非常熟悉并能运用自如的，对禅的义理、精神把握具有相当地深度。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正是由于入禅才使阳明心学成就了自己别具特色的理想人格思想。

二、狂者胸次对于不同学派的思想，（不仅是本论题的佛老，甚至于历来为浅议王阳明对儒禅的融通收稿日期：2009-08-04作者简介：张小明（1982-），男，贵州思南人，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研究中国哲学。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摘要：王阳明与禅关系较为密切，对佛禅思想进行取舍融合，使儒禅深刻地交织在一起。

如此，让他对人的发展、人格境界的追求问题有独特性，其理想人格并非仅是伦理品格的，还应有佛禅思想的一面，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非道德倾向，一种超越道德人伦世界的人格。

因而，其理想人格具有二重性，是道德人格与非道德人格的统一。

关键词：王阳明；禅学；狂者胸次；理想人格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17－03张小明———从其理想人格视角切入2010年第1期（复总第75期）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1，2010（rest．tot No．75）117--传统儒家排斥的杨、墨）阳明以“心”是非为标准进行取舍，具有较为开放的胸襟和气魄，这是他“狂者胸次”的必然表现。

同时,“狂者胸次”鲜明地体现了阳明独具一格的理想人格命题。

阳明把曾点引为千古知音，对曾点的狂情极为赞美：“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犷言。

……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3]阳明讲到狂者，往往是与乡愿相对举而言。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

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风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

”[4]阳明憎恶乡愿，就是因为乡愿媚从世俗，泯灭自我、本我，没有独立品格和自主性，丧失了真正的好恶之情和是非之心。

与乡愿相反,狂者突破了平庸，超脱了俗染，保持了生命的本真。

狂者能超脱庸俗，儒家传统确立了非常具体的符号———曾点气象或孔颜乐处。

宋明理学家虽然大都有所提及，一直以来也为相当多的儒者极力推崇。

但很少有如阳明把“曾点气象”与禅的一些理念结合起来。

他说:“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著一边，能此未必能彼。

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

[5]他倡导的精神境界或如其所说的“狂者胸次”，就是“无入而不自得”的精神气象，是凭着吸收佛禅“无所住而生起心”[6]意蕴对自我生命的证悟。

在阳明这样的理想境界中精神生活的自在、自适，甚至逍遥是非常重要的。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7]与一般儒家道德道德本位、人文关怀不同，“狂者胸次”是要超越功名利禄的洒脱自得的精神境界。

用“不染世累”促进儒者“尽性至命”的实现，一切世俗的“纷嚣俗染”都不能束缚人心。

“无意必”而立的狂者精神必然会引发一种超越道德人伦世界的人格，表现出明显的非道德倾向，具有独立个性自由精神意味。

以往相当多的学者在研究阳明思想时往往过于强调他伦理中心的这一面。

诚然，他（甚至整个中国古代儒家）思考的视域基本在道德伦理范围内，但如果看不到其它的方面，会漠视阳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会抹杀他独特地、极其有价值的思想。

他曾说：“我在南都之前，尚有些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

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8]阳明已不再愿经受乡愿态度的折磨，一切世俗的看法、计较，他只率性而行而动，只归信良知。

良知的本体性只有呈现于、落实于现实的个体主体才有价值和意义，才能实现个体生命的情感能动性、创生性。

阳明以狂者自喻，并把狂者（象征的自由品格）与良知（象征的道德品格）紧密结合。

这里良知当然含有普遍道德律的因素，但“信手行去”、“不着些覆藏”、“行不掩言”所突出的是主体的个体性品格———一种特立独行的独立品格和自主性。

[9]也就是说狂者精神引发的自由人格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张力并不那样地紧张，是合乎儒家普遍道德理想的独立自由人格。

当然，在其语景中，由于一般儒者受到传统人伦道德教化过久的浸染，他主要在于以狂者的方式向天下人直抒胸意地展露本心，在于矫正俗尘墨守成规般地道德导致人格的平庸。

许多学者认为他学为圣贤为第一等事，圣人人格（即今日话语之道德人格）才是王阳明最理想的人格。

本文不太同意这样的流行观点。

虽然阳明也常常把圣人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早已不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凭循规蹈矩般地拘谨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与狂者仅是毫厘之差（决不是差之毫厘，缪之千里的‘差’。

而是非常接近之‘差’）而已。

狂者才是他追求的现实理想人格，唯有狂者才能如此的真，才是自己的存在生命的本真。

圣人只不过是作为人生精神里的一种向往、追求，只不过是他长期生活在儒家的“圣人贤人”的语境里无特别目的话语而已。

在社会中现实、具体的个人可把“圣人”作为一种设准或理想标准，是人们无限接近的理想追求。

而“狂者胸次”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超功利才是他激励的，可实现的、真实的、当下人格模型。

狂者境界引发的“满街都是圣人”，愚夫愚妇不再因敬畏圣人而自卑自贱，而是可以挺立天地间，高扬真诚率性的自我，“人人可学为尧舜”。

如同禅自信自身即是佛，“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10]，狂者胸次源于个体内在自由的精神体悟，是个体生命充盈的表现，满足个体生命的丰富和提升。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说阳明狂者胸次的深层品格的本真、本我。

因此，阳明狂者胸次的品格就是凸显人的主体精神和人的个性、灵性。

他作为儒者，始终心怀天下，一生“立德、立言、立功”，都具有狂者的色彩和气象！当然他对狂者也有所告诫、控制。

狂者如不以儒家道德伦理约束、要求自己，如不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会走向感性放任，不足以“成人”，就只能“虽有所得，终止于狂。

”[11]也就是说，作为狂者的自由人格需要圣人的道德人格来监控、范导，狂者与圣人之间并非那么的对立、紧张，在阳明的理念里融会贯通儒禅使二者能完美的结合起来。

用陈来的说法，阳明整个思想一直有两条线索，致良知强化儒家伦理主体性的路线和如何把佛道的境界、智慧吸收进来，以充实生存的主体性的路线。

[12]阳明的狂者境界（自由人格）源于对良知（圣人道德人格）的信持，信持良知地我行我素即是狂者风范，因而生存的自我、本我、真我是良知心灵（圣人道德人格境界）的流行发用。

狂者境界（自由人格）与良知（道德人格）都是阳明心学有机体中不可或缺的生命构成，就不再显得那样对立。

三、融禅归儒儒禅毕竟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趋向，如前阳明对狂者有告诫、控制的理路一样，他对佛禅与儒的异同做了很多的分梳。

118传统儒家文化相当严重地抹杀、拒绝承认人的个性、主体性。

就阳明而言，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明显强化。

如他在学风上对“狂者胸次”反响于：“夫学贵得之于心。

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3]在王阳明看来，本心良知是是非标准的所在，所谓得之于心，就是要以自己的“良知”为标准，崇尚自心，而不迷信外在的权威，凸显个人主体、自我。

人的心灵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才能发挥或实现个体的价值。

当时孔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如同佛在僧人中的地位，阳明提出如此的观念，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有着多大的气魄。

狂者非常注重于人的个体性原则，有更多的自主自愿性，其所突出的更多的是特立独行的独立品格。

从此意义上讲，狂者也就是阳明强烈表示向往的一种人格典范即现代语境的自由人格。

传统儒家观念道德性的规定与狂者的个体自由品格结合，阳明如此地明确，如此地超离时代，相当程度上逸出了古代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世界，某种意义已内含着近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人文精神的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气息。

这种为学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禅“超佛越祖”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了他对于佛老及其它学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