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再认识

董仲舒神学化新儒家思想的再认识

巫水野风工作室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搜集多篇历史文章进行整理，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影响及历史地位作一简单阐述，供同学们参考。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问题。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二、董仲舒应对时代变化的举措

1，面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要求，董仲舒重新提出了“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既可以解决国内封国格局下经济政治不统一的局面，又可以使得汉武帝可以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对抗匈奴的政治动员，即所谓“尊王攘夷”。

2，为了确立汉武帝的政治合法性，他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交感”说，认为汉室政权由天帝授予，这对其他汉朝皇姓成员对汉武帝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否定。

3，在对待汉朝思想派别流杂的问题上，他公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策略，进一步控制人民思想，使得他的大一统经济政治策略得以有效实施。

三、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候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而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候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并不长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击败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

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儒学的一个新时代。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董仲舒所推广的儒学是经过他精心改造的，与传统的儒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董仲舒是广川人，学习春秋公羊学，“大一统”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由于汉初黄老之学和阴阳方术之学的影响，他公然放弃儒家不谈鬼神仙道的治学传统，提出了“天人交感”学说；又由于法家的影响，他运用法家的政治手段来建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他给中国传统的世俗儒家思想体系蒙上了一层类似宗教的外衣，使得儒学变成一种“准宗教”。

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说、“天人感应”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权威受到质疑，但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对天的概念还是多有提及。儒家的“天”在孔子那里是敬而远之的，在孟子那里则是“顺天命，尽人事”侧重于人的作用，而到了荀子那里，则进一步变成“制天命而用之”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并没有顺着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思路发展，而是从墨家学说里面寻找源泉。墨家学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有德性的，无处不在的最高主宰。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避凶趋福，事实上人的作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董仲舒的“天”进一步总结发展了前人对“天”的认识。在董仲舒之前天与人是有明确的界限的，人与天的互动在于人是否符合天的意志，而董仲舒则给天添上了人的色彩。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限制。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人与天不再是单向联系和不可知的，而是可以与之建立起沟通的渠道的。不单只是人必须服从天意，天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给人以警示。天成为一个人性化的神，有喜怒哀乐，是人间最高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董仲舒的“天”具有明显的神化特征，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天的这种地位有三种作用，一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权力来源，天子以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而相应的人民则应该服从天通过天子在人间的统治。第二方面则在于对天子的制约，由于天子的统治权在于其道德符合天意，如果天子出现不符合“天”的意志的行为，人民则可以根据天所作的警示来选择一个新的统治者。第三个方面在于，在日常生活中，天就想一个无处无时不在的监督者，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天成为人民道德自律的一个监督者和动力。

（二）“大一统“思想与“三纲五常”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

“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

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先秦时代的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条封建道德原则，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仁”即爱人、孝悌、忠恕等。“义”指封建道德规范和标准。“礼”是各种封建礼仪、制度和规范。“智”为判别是非之心。“信”系忠诚守信。这些都是用以调整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和准绳，维护封建统治，防止人民造反作乱的堤防，其目的则是要达到教化立、堤防完、习俗美、奸邪止。“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三）性三品说

孟子与荀子在人性论上曾有过完全不同的观点，即著名的性善论与性恶论。董仲舒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董仲舒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种，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斗筲之性者不可善化，圣人之性者不教而善，两者都是少数。多数则是可教化的中民之性，而教化中民之性的责任则在于王者，‘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唯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统治阶级的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都指的是万民之性，并没有作多数人跟少数人的区分，而董仲舒则对人作出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中民占据了人的大多数，这些人的自我修养靠的是天子的王教，再一次的将统治者的道德拔高到人民之师的地位。

（四）义利观

义利之辩从孔子那里就开始被关注了。但在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学者大多强调义，而很少涉及利。董仲舒从阴阳学说出发，认为“天之生人，使之生义与利”认为义与利是人自然的属性。义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而利是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因而在两者之间关系的处理上，不再一味强调舍利求义。而是强调义与利都是人的基本需要。但是在道德实践上，义与利并不因此而获得平等的地位，因为利只是用以

“养体”，对于道德实践来说，义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把义作为区别人与非人的特征。“人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董仲舒最终将其对“仁”的理解迁移到义利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认为仁“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语见于《汉书?董仲舒传》，而《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则是:“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对人民的道德领域提出了舍利求义的要求。

正是董仲舒对传统儒家学说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调整，备受打击冷落的儒学才能紧随时代的发展，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最终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在中国流传长达两千多年。

董仲舒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四、对于董仲舒思想地位的评价（介绍三种观点，角度不同，文中的观点仅供同学们参考）▲他的思想要点既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

首先，“大一统”思想的提出顺应了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历史要求，使得中国秦朝的统一局面得以恢复，并持续到现代。

其次，“天人交感”论使得历代君王可以时常检查自己的行为，并避免了中国王朝沿用贵族政治的传统。但是，这个理论相对于孟子的“民为贵”的儒家亲民思想无疑是一个退步。

最后，董仲舒先是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后又吸收了法家的方法，使得儒学体系具备了非常大的开放性。但他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使得中国思想的多元化受到阻碍，压制了中华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前景，而儒家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僵化，也禁锢了中国人向多元化文明方向发展。

总之，董仲舒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在汉代武帝时代扮演者重要角色；他在中国思想史上承接了孟子和朱熹，是第二期儒学发展的核心人物；他是中国两千余年儒家官方思想的奠基人。因此，对董仲舒的全方位和客观的评价对研究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历史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得到西汉王朝的确认，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主流地位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董仲舒塑造的。《汉书·五行志叙》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经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使儒学出现一个转折。董仲舒通过与汉武帝的对策，强调将思想统一于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学，同时，也为后来儒学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两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为统治者推崇、民众接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

2．“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经过历代传承，逐渐成为得到广泛共识的民族主导思想，对维护统一具有重要作用。后世学者都盛赞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大一统的思想，高度评价“司马迁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而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其大一统思想，受董仲舒的深刻影响。从董仲舒开始，使后人认识到：“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即天下为一，视统一为安，分裂为危。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由此，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词典里，维护或者恢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一直被视为民族大义和最高表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中，维护统一，一直被视为是顺应天意的美德。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大一统”精神发挥维护统一、阻止分裂的积极作用。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大一统精神，能鼓舞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2000多年历史上，虽遭千灾万劫，却依然成为统一的大国，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以维护统一为荣，将分裂国家视为大逆不道。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所指出：“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二千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

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3．思想统一于儒学，抑制了百家争鸣和科学精神的探索，加剧了专制制度尽管董仲舒试图利用“天威”对皇权进行遏制，但“君权天授”思想，却被统治者扭曲为愚民的工具。客观上，董仲舒开创的思想统一的局面，并没有解救他着意怜悯的民众，反而助长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将专制制度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精神领域、道德范畴、思想领域，抑制了各种思想、学派的发展。因此，在此后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除宗教思想外，中国思想领域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甚至在清代还出现了“文字狱”。思想和精神的一元化，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弘扬，抑制了科学理论的探索。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提出“李约瑟难题”，探讨中国古代为什么拥有大量实用技术，而没有发展起现代科学？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大一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能不对中国科学探索进程产生巨大的阻力。

4．思想统于儒学，限制了思想自由，导致封建社会的思想禁锢

思想统一于儒学，三纲五常逐步成为精神领域无形的禁锢。所谓“克己复礼”。限制个性，压抑人性。中国古代许多妇女为了所谓“守节”牺牲青春，付出生命代价。许多仁人志士被礼教埋没毕生才华。

德国思想家歌德认为：“正由于这种在一切事情中严肃的节制，中国维持了好几千年。”。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评论：“东方人因了统一而忘掉差别，西方人又以差别之故，忘记统一；东方人对永恒不变之淡漠，甚至于迟钝到无感觉状态……”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十个朝代更替，但专制体制不变，就是思想统一于儒学的“严肃的节制”，统治者在以此愚弄民众的同时，他们也成为笃信这种思想的实践者。至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所有统治者都依从天人感应思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导致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专制体制不变。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既保留了大量唯心主义虚妄的迷信内涵，又充满治国富民的哲学睿智，是百家争鸣基础上发展进步的结晶。也正是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和科学精神的不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将其神圣化提供了基础。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对董仲舒思想的不断神话、不断政治化、经典化，导致了对后世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这是董仲舒没有想到的。董仲舒之后的农民起义，都利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改朝换代创造理论根据，或者遵照另一种思想理论对抗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实现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较量。东汉末年钜鹿人张角领导黄巾起义，就首先创立太平道，传播以道家学说为基础的《太平经》，从思想上对抗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实现对农民起义军的感召。东汉以后历代农民起义相对重视思想和纲领建设，也是从董仲舒思想渗透于政治的经验中得到的历史借鉴，并反其道而用之。

▲▲▲董仲舒的思想地位

董仲舒作为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春秋》大师，广采博纳，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由于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武帝钦定，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王座，与此同时，他还为西汉封建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政治举措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措施。董仲舒的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巩固和加强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据此即可论定，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大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这就是我对董仲舒历史地位的总评价。

（一）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建筑师

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直到西汉前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体系，或者没有一统，或者虽有一统，但都未能指导统治者取得社会的长治久安之效。

这样便提出了为刚刚取得全国政权、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尚未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设计一套能够维持其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体系的任务。董仲舒的新儒学就这样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运而生了。

董氏新儒学的体系如前所述：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构架，并广泛吸取了先秦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而构成。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以自然神论之"天"为最高范畴、以阴阳五行为构架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宇宙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真天意、辨物理的认识论；待教而善的人性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继乱世必须"更化"的"三统"、"三道"的历史观；取法于天、以行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论；以及"独尊儒术"的大一统论。

正是由于董仲舒所首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恩准，从此，儒家思想不再是士人坐而论道和带有"平民"色彩的非官方哲学了，它的理论体系和经典，便成为居统治地位、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一变化，在中国的文化变迁中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把"布衣"孔子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圣人；另一方面，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主干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仲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由此也就奠定了董仲舒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孔子之成为封建时代的"孔圣人"，而不是像老庄、墨子那样，仅是某一流派的祖师，以及孔子之成为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始人，最根本的固然在于孔学本身，然而，从外部原因看，也有赖于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二）封建社会初期的改革思想家

从战国进入秦王朝，再从秦未的战乱进入西汉王朝的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表面上获得了统一，但始终未得安宁。一方面，中央朝廷所分封的诸侯国不断有反叛者，朝廷因而频繁用兵；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和残存的奴隶同新兴的官僚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在发展。这样便向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提出了一个如何进行政治、经济、思想乃至吏制等方面的建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促进社会的统一、安定和进步的问题。

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便为封建社会初期这场势在必行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向人们宣布了汉王朝当兴的神圣性；它又以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观点，维护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它以继乱世必须"更化"的三统三道的历史观，为汉王朝继秦乱之后进行改革直接提供了理论根据；而它的"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取法于天以行仁政、德治为中心内容的王道论，又为其规定了建设的方向和目标。

当然，董仲舒不仅为西汉王朝提供了改革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提出了指导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吏制等方面的具体建设措施和主张。由此即充分表明了董仲舒作为封建社会初期改革思想家的立场。以往把他打入反动的思想家显然与其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符。

（三）封建社会前期的促进作用，后期的精神枷锁

如果说董仲舒为封建社会建构的理论大厦及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在西汉社会的前、中期及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对巩固封建制度、特别是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着积极和进步的作用。那么，当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入其衰落期以后，它的作用也就由进步转向了反动，变成了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精神枷锁。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压迫农民的四大绳索，主要就源于董仲舒。看不到董仲舒所创立的儒学体系在封建社会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所发生作用的这个变化，把它在封建社会前期的进步作用无限夸大，以至不承认或否定这种变化，只承认其具有进步作用，显然是错误的；同样，反过来，只见其后期的反动的作用，或以其后期的反动作用来抹煞其前期的进步作用，也是不正确的。以往的教训显然主要在后者。当然，无论是对其前期的作用，还是对其后期的作用，也都不可绝对化，而应进行分析：前期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但亦有对人民实行压迫和剥削的一面；后期的反动作用是主要的，但在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就要求对问题进行具体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