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学权利研究方法论

摘 要：在环境法学权利 研究 中， 方法 论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问题 。当前，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过于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从而将权利研究引入两个误区：其一是过于强调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权力支配下的“义务本位”；其二是过于强调生态的整体性，将权利主体扩张到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甚至是非生命体。而由权利的本质所决定，个体主义方法论应是权利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之一。这两种方法论在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应紧密结合。 关键词： 权利；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 一、方法论对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 理论 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其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于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 科学 更新才能带来该学科的重大突破。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1］。拉伦茨教授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亦说：“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 发展 及 应用 其固有之方法”［2］。可是，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缺乏对方法论的重视，诚如 台湾 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我国法学一向疏于方法论之研究，„„致使法学之发达甚受限制”［2］80。梁慧星先生曾说：“我国大陆法学忽视方法之倾向更为严重，此是不争之事实”［2］80。 朗内斯特在他1983年所编的《 哲学 词典》中指出“对那些总是指导着科学探索的推理和实验原理及过程的一种系统 分析 和组织„„，也称之为科学的方法，因而，方法论是作为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方法的一种总称”［3］。1977年出版的《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则将方法论定义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与程序的一种分析”［3］22-25。梁慧星先生在论及方法论时，认为“方法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应用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就能够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来达到人类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方法论与人的活动有关，它给人以某种行动的批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2］81。 方法论与方法是不同的。“方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它由“遵循”和“道路”两部分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即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按一定的顺序所采取的步骤”［4］。方法是“做任何事的方式、模式、程序、过程„„有规则的、有条理的、明确的程序或方式”［3］22-25。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环境法学研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一套原则、手段程序和技巧等。这些研究方法在环境法学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环境法学发展的水平和风格。可见，没有成熟、科学的研究方法，就不会有成熟、完善的环境法学，也就不可能推动环境法的发展。环境法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首先可以采用法学研究的所有方法进行其理论研究工作；其次，鉴于环境法学是介于法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这使得用生态学观点思考问题，研究现实事物的生态学分析法成为了环境法学有别于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独特方法。二战以后，随着自由主义法学、法 经济 学、法 社会 学、综合法学等形成，这些新兴的法学研究方法都成为环境法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后，一些环境法学家在《正义论》和其他 自然 哲学、环境道德学观点的 影响 下，提出了环境正义、绿色正义、环境公平、环境权等主张，使得用自然法学派理论研究环境法成为环境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此外，由于环境法学是有关环境资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新成果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方法在环境法学研究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借鉴和运用。 “方法论”一词是指在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的研究。一般来说，它要涉及到研究主体思考问题的角度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比较选择，研究手段的筛选和运用，研究目的的限定等。而“方法”一词则指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工具。这就决定了方法论的主要功能或目的“是要帮助科学发挥最好的效力，或者说是要引导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指导平庸的科学如何工作”［5］。而“方法”的功能或目的，旨在提高研究效率，但不能给予人以指导。方法是根据，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6］。 法学方法论对环境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方法论指导理论框架的确立。如前所述，方法论关注的不仅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更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合理的假定以及基本的研究立场，只有具备这些，才能构建研究活动的基本框架。例如，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为本位，通过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范畴构筑一套完整的法学思想体系；而社会法学派则立足于社会的角度，将 法律 作为社会过程的一个 内容 。而方法论指导下的理论框架的确立，对于学科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 政治 学者就曾指出：“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做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从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获得了成功。”［7］其次，方法论有助于环境法学研究的深化。“学科发展与深入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继承，即对前贤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吸收其精华，作为学术绵延与发展的“薪火”；二是借鉴，即借鉴其他学科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方法论因解释框架、论述格式上的共通性而更应加以重视，必须大胆借鉴，为我所用。”［8］“方法论对认识国家和法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方法论成为认识国家法律过程和现象复杂而矛盾的本质所必不可少的真正前提”；不仅如此，法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研究国家活动某一领域法律调整规范和条件的专门部门法律学科也使用该方法论的 规律 ”［9］。正如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法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注：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文集［m］.转引自：卓泽渊.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291.) 从方法论角度拓展法 理学 的研究领域，仍是法学工作者们 目前 及今后时期的艰巨任务［10］。而法学方法论涉及到两种范式的方法论，即一般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应用而产生的理论法学方法论及法解释学方法论。现今环境法学研究中过于注重法学方法论中法解释学的一元性，即注重应用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并对这种方法论———法解释学方法论过份强调，导致了法学方法论的畸形发展，特别不利于环境理论法学的发展，因而有必要重新把科学方法论导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即法学方法论应由科学方法论与解释学方法论二元构成。这两种方法论当然并非并重，一般来看在理论法学中以一般科学方法论为重，当然解释学方法论亦有其作用。基于以上对法学方法论的认识，下文仅对理论法学方法论进行初步探讨。当然，不论述法解释学方法论，并不是这种方法论不重要，亦不是说此种方法论不能推进法理论的发展，而是由于这种方法论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且在法学中得到较完善的论述。同时，因篇幅所限，加之作为初步探讨，因而也不可能涵盖理论法学方法论的所有方面和主要问题，只就在环境权利研究中冲突最为明显的法学方法论范畴——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进行讨论。 二、环境法学权利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误区 整体主义方法论是指以整体作为研究的基点，通过群体行动的分析来说明该学科的基本立场与基本内容的方法体系。“在社会科学和 历史 学中，指一种主张可以或者应该通过社会的整体来研究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或个体现象，而是社会的法则、倾向和运动等等”［11］。柏拉图直接将个人视为为城邦服务的工具，脱离城邦的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在其《理想国》明显表达的就是整体主义思想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并且先于个人”［12］。涂尔干认为：“社会并不是个人相加的简单总和，而是由个人的结合而形式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独特的实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个人意识，任何集体生活都不可能产生，但仅有这个必要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个人意识结合或化合起来，而化合还要有一定的方式。社会生活就是这种化合的结果。因此，我们只能以这种化合来解释社会生活„„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13］。有学者认为“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14］。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极力倡导者和使用者，当首推马克思，其阶级分析法就是整体主义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不仅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阶级利益(集团利益)，而且更为关注阶级利益。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而在“过去的各个历史 时代 ，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5］251两个阵营，他们各有其自身的、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正是这种阶级（集团）间的利益对立、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尤其应注重整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在 现代 生态学中，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2）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组织性和有序性，表现为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3）生态系统发展的动态性，表现为它的时空有序性和时空结构的整体性［17］。大地伦理学更是把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认为“整体，即生态系统本身，完完全全地创造并模塑着它的组成部分”［18］。该学派代表人物利奥波德认为整个生物圈是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从物种层次、生态系统层次到生物圈层次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从而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个体并不拥有独立于它所依赖的各种关系的价值，个体的重要性是由它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出来的功能来决定的。“大地伦理学并不公开地把同等的道德价值授予生物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个体（包括人类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要根据它与利奥波德所说的大地共同体的特殊关系来加以衡量”［19］。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性认识的深入，美国哲学家贝阿德·卡利柯特等人进一步阐发了利奥波德的这一思想。卡利柯特指出，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大地伦理是我们人类道德良心的扩展，这不是取消我们的道德义务，而是把道德义务置于更为广阔的生态系统之中。“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0］。 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固然重要，但过于注重这种方法论，势必将权利研究引入误区。误区之一就是：过于强调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形成了权力至上支配下的“义务本位”。这种社会整体观，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和谐与社会整合的期望，也同时使个人无法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因为“礼治秩序对社会中的个体实现了精心巧妙的组织与确定，然而可惜的是它对个体的组织与确定，不是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潜能，不是让个体自我负责地实现生活的过程。相反，却把个体‘长幼有序’地固定化，使其身在其中而不能动弹，没有个性的出路”［21］。在法律认识论的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对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理性能力的怀疑，强调人作为类的群体存在，认为法律的产生、发展、作用和目的都是仅仅取决于人的群体意识及群体活动，否认人作为个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否认具体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在法律实践论的现实层面上，认为法律实践的直接对象是群体间的关系，法律实践的主体仅仅是作为整体的人或群体化了的人，不承认或者轻视个体特殊性，更回避个体创造性的实践意义，将个人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实现类的或整体的目标的工具［22］。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更是将社会整体利益绝对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说：“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废法也”［23］。但是，如果我们完全采取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强调“社会本位”，“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就有可能使人本身成为一种社会的工具。正因为如此，许多伦理学家对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它赞成了整体的“好”而牺牲个体的“好”，“大地伦理学的整体主义削弱了对个体的内在价值的尊重”［24］。雷根明确地指出，大地伦理学“明显包含了这样一种前景：为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个体得牺牲给更大的生物共同体的‘好’。在这样一种„„可恰当地称之为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论点中，我们很难为个体权利的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整体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对环境的一种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