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富之道到致乐之道

从致富之道到致乐之道

茅于轼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社会要变得富有，主要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好的制度下，科学技术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透彻地懂得这一点，我是下了很大努力的。我很想把我的这点心得告诉别人，可是真正懂得它并不是看一两篇文章就能做到的。

由于研究了经济学，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人生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富有的国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应该为国家找出能够致富的政策。一个措施、一个项目、一条办法是否正确就看它是否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财富成了方向标。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

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黄有光教授的文章，“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虽然快乐不能客观地度量，但是主观的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是由什么决定的。它们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的人们中做了大量调查统计，并不能证明快乐由财富决定的。即使有所影响，也决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这些研究不能不是经济学家深刻反省。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值得去追求？前些时候，天则经济研究所请了浙江的陈惠雄教授来演讲，题目是“人本经济学”。讲的要义就是说，人要追求快乐而不是金钱。他甚至断言，平均寿命而不是人均国民收入是测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最终指标。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都和钱没有关系。爱情是得到快乐的重要来源，可是它也可能给人以烦恼。从来没有谁

告诉我们如何从爱情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如何避免爱情的痛苦。婚姻和家庭也一样，既能给人快乐，也能给人痛苦。有时因为一念之差把一个温馨可爱的家搞成了烦恼之源。钱能给人快乐，可是也能给人痛苦。一些人变成了守财奴，成了钱的奴隶。甚至为了钱不但出卖了良心，而且把命都送掉了。可是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做钱的主人。有些人懂得如何花钱，不但生活安排得好，也会用钱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他们的这份能耐可不是哪位教的，而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的教育之教人如何赚钱，而不教人如何从钱得到快乐，更没有教没有钱也能快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经济学里面有所谓帕累托改进，意思是说一项措施使社会中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市场经济就是不断递进性帕累托改进，整个国家就变富了。这里的损益都是经济上的。我们不妨把帕累托改进用在快乐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因此而增加，社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嫉妒心理或红眼病则相反，它使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减少。可是从学校到社会大家都忙于赚钱，没有人讲这些道理。结果呢，财富是多了，但是快乐总量没有增加。

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和他们谈话是一种兴趣。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我想学他们如何使人快乐的本事。我想这是天下最重要的学问。那些使我痛苦的人，自己是否增加了快乐，我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而且他们是达到了目的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界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要防止文革重演，经济学是不够的，需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它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大家想一想，这门快乐学重要不重要。（编辑：陆思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