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盐文化与河东文化的渊源

运城盐文化与河东文化的渊源河东，汲巍巍中条之灵气，纳涛涛黄河之膏泽，接皑皑盐湖之薰风，承殷殷后土之深情，乃帝王之乡，华夏之祖，炎黄之根，中国之本。

“运城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也。

”《河东盐法备览》中的这句话，精准地说明了运城与盐池的关系。

“古中国，大运城”，从一定程度上说，河东盐文化就是河东文化的根源，乃至是中华文化的滥觞。

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运城因盐而建，因盐而兴，河东盐的历史就是运城发展的历史。

河东盐文化是运城文化最重要的源流，它占据着运城文化的核心位置。

河东文化源远流长。

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封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展构成中国封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点。

总之，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坐落在河东这块宝地上的运城盐池，长久以来，以她特殊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池盐文化，是河东文化宝库中的珍宝，她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一、河东原始文化的深厚积淀河东原始文化的蕴藏极为丰富。

在1965年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新旧石器时期的25处文化遗址中，就有14处在河东。

引起世人瞩目的有：1.西侯度文化遗址：在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芮城县西中瑶乡西侯度村东北方土山后，距芮城县城35公里。

据考证，她距今已有180万年。

发掘出土的有中国野牛、中国长鼻二趾马、山西拔毛犀、三门马、晋南麋鹿等20多种古哺乳类动物化石及数十件经过人工加工打制的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粗石器工具；还出土了一些烧骨和带有切割痕的鹿角等珍贵文物。

西侯度出土文物在两个方面引起了世人的高度重视。

一是西侯度人能够制作和使用石器，而且还可能制作和使用了角、骨之类的工具；二是烧骨的出土证明了西侯度人已开始用火。

火的使用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大的质的飞跃。

过去考古学家认为60多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创了人类用火的新篇章。

但是，西侯度烧骨的出土，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溯了120万年。

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和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

2.匼河文化遗址：在芮城县境内风陵渡开发区的匼河村附近，距西侯度文化遗址仅3.5公里。

文物出土点有11处，分布长达13公里。

出土文物有砍削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石球、石片、石核等石器；还有肿骨鹿、扁角鹿、德氏水牛和剑齿象等动物化石。

据考证，距今有60万年的历史。

出土石器的制作技术有明显的进步。

而且，匼河人也懂得用火。

3.坡头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

位于芮城县东北17公里的岭底乡坡头村一带。

出土的文物有斧、铲、锛、镰等石器；还有鬲、豆、壶、瓶、杯等陶片；另外还有骨锥化石、玉璧等。

4.金胜庄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芮城县西13公里的大王乡金胜庄一带。

出土的文物有石镰、石刀、石斧和灰陶、彩陶片。

此外，在芮城县境内尚有杜家、地皇泉、西王、西阳、礼教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5.丁村文化遗址：在临汾地区襄汾县丁村附近。

出土有人类牙齿化石3枚，大量石器和和伴生动物化石。

1976年又发掘出一块小孩顶骨化石。

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晚期。

6、西阴文化遗址：在夏县城北12.5公里的西阴村。

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陶片、石器、骨器、纺轮，还有半个蚕茧化石。

属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

7.崔家河文化遗址：在夏县城北15公里的崔家河村北。

出土有石斧、石刀、石犁、陶鬲、陶盆、陶壶、骨针等文物，亦属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

在夏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遗址还有史家、圪塔、大庙、上坪、水南、东张、南关等处。

8.南海峪文化遗址：在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发掘出土的有更新世期的石器、烧骨和鬣狗、鹿、犀牛、笱猪、硕猕猴等动物化石。

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址还有：绛县的周家庄遗址；新绛光村遗址、西尉遗址；万荣荆村遗址；闻喜县回坑遗址；永济独头村遗址、石庄遗址；平陆赵家滑遗址、七里坡遗址等。

这些新旧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分布于运城盐池周围50至200公里间的一大片土地上；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密度很高。

虽然没有出土盐类文物来证实人类早期活动与运城盐池的直接关系——事实上，食盐是没有可能在容器中保存数千年、数十万年到一百万年而不溶解的。

因此，它作为像石器、陶器、骨器一类文物被发掘出土，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早期黄河中游人类围绕运城盐池聚居的这一客观现象，从食盐对人类的重要性来论，人类选择这一地区繁衍生息，是考虑到了运城盐池的存在和价值。

世间各种动物，包括人类这种灵长动物，在生长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需要食盐的补给，以维持其体内生理的需要。

食盐是沿袭其生命的不可缺的物质。

人类对盐的需要，是生理使然。

盐的主要的、基本的成分是氯化钠(Nacl)。

而钠和氯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矿物质，人体在吸取氯化钠(盐)后，便在体液中分解成钠离子和氯离子，这两种离子都是维持机体体液渗透压的主要离子。

正常成年人每日对钠的需要量为1100至3300毫克，对氯的需要量为1400至5100毫克。

人对钠和氯的摄取主要是通过日常的食用盐而获取的。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每天有1克盐便可满足需要。

但是，事实上，人的食用盐量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

而且，文化越发达，食用盐量越高；而文化落后的人群则消费食盐量低。

现代人食盐的消费量远比远古时期的人类高。

盐在人体生理功能上有重要的作用。

一、维持胃液中的酸碱平衡；二、调节血液中的碱度；三、维持心脏的跳动；四、维持肌肉的感应能力。

由于盐在人的生理功能中的特殊重要性，柳宗元所以说：“人之赖之与谷同。

”陶弘景说：“五味之中，唯此(盐)味不缺。

”宋应星也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这就是说，在人类生活中日常需要的五味，其他“辛酸甘苦”之味，即使长期缺食也对人体没有多大的损害。

但是，唯独这个五味之将的盐，却是最为重要的。

只要旬日之间不进食盐，就会使人倦怠无力，缚鸡捉鸭都觉困难；长久下去，自然会危及生命。

此正足以说明，人类生命的维系和繁衍离不开盐。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不少民族都对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风行着一些与盐有关的民俗。

基于此，当代美国学者A·H·恩斯明格等指出：“食盐在人类历史占有独特的地位，为了盐曾发生过战争；有些王朝因为得到了盐而得以建立；另一些王朝因为得不到盐而溃；甚至人类文化也是在产盐地周围发展起来的。

”这并非无稽之谈。

对此，我国的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已故的任乃强先生也说过：“人类有火、有石器、有食物之后，虽无追求食盐之意识，但在偶得咸水可饮，或岩盐可吮之处，必相与密集以依之。

从而容易发展成为原始的群落，又从而形成氏族集团及民族文化。

非有如此，或其他类此具有吸引力之自然条件，人各散满生活，漂流不聚，则不可能有突出先进之文化集团。

是故，上古民族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即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

此语起码适用于石器时代以前之人类社会。

石器时代结束以后，人类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亦与食盐供应便利与否密切相关。

史学诸家必能证实此言。

”此说，是很有道理的。

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人类对于食盐的追求与对谷物一样，应该是经历了“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进化过程，从“无意识”地得到，进而到“有意识”追求食盐，是一种文化进步现象。

运城盐池的形成极早，天日曝晒即可结晶成盐，这给我们的远古先民们提供了极为方便的采食条件。

当原始群落形成，氏族集团确立，对食盐的需求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进过程中，运城盐池生成的盐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据此，从河东一隅古原始文化遗址围绕盐池散布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运城盐池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早期的凝聚形成因素中，是应该占有一席地位的，而且是一席重要的地位。

二、黄帝与蚩尤为争夺盐池而战如果说，远古时期运城盐池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关系尚扑朔迷离，让人把握不住，那么，中国历史进入黄帝，以至尧、舜、禹时期，却有了一些脉络可资探究。

我国考古学界称中国文化有四大区域。

一是黄河流域文化区；二是长江流域文化区；三是珠江流域文化区；四是辽河流域文化区。

所谓四大文化区域，实际上代表了三种类型的古文化，即中原古文化、北方古文化和南方古文化。

其中的中原古文化区即黄河流域文化区，而河东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交汇处，是中原古文化区的中心地带。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指出：“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保留着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

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他又说：“‘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地方，因为，晋南一块地方当时是‘帝王所都’、‘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

”中国一词源出于此，那就足以说明，古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开创和活动的中心，亦是中国文化的肇始和发展中心。

司马迁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

作为原始社会后期有熊氏部族的首领，他主要活动区域就是在中原的黄河流域。

而在河东地区，有关黄帝活动传说的轨迹很多。

前边提到的黄帝诛杀蚩尤，其血流入盐池化为卤水使万世之人食用就是其中之一，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尚有黄帝得风后于解州，而任用他为三公之一的传说。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

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

垢去土，后在也。

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

驭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

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於海隅，登以为相。

得力牧於大泽，进以为将。

此处说“得风后於‘海隅’”，据《尔雅·释地》有“齐有海隅”之解，似应理解为黄帝得风后于齐地。

但是，现今之运城市解州东门外有社东村，传说是风后的故里。

该地现尚有“风后故里”大石碣和“风神庙”。

当地人说黄帝得风后于此地。

社东村距运城盐池不远。

“河东盐池一名解池。

池以解名，名以地也。

洪水方割，地在水中，号为渤澥。

迨水治而大宝出，美利兴。

”据此，在运城盐池形成之前的洪水方割时期，这里亦曾“号为渤澥”。

以此说黄帝得风后于“海隅”，即得之于“号为渤澥”旁的解州之地，也能说得通。

风后很有本事，既是安邦定国的政治家，又是著名的军事家，在辅佐黄帝征战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并著有《风后兵法》十三篇。

他功绩很大，“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

在他死后，黄帝将他葬于山西西南端的黄河岸边，即现今的风陵渡；地名即因风后而得。

当地传说：蚩尤被杀后，其残部西渡黄河逃往陕西的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