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走进语言哲学》第四章

关于弗雷格“涵义”及其“给定方式”的解析--试论“涵义"的位置与主体一、语言“指称"理论与意义的获取在关注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时，我们要同时面对指称符号所在的语言世界和指称对象所在非语言世界.在弗雷格的“指称"里，从语言世界的语词、句子到整体的语言体系,它们的存在都应该具有“指称"对象，尽管这样的对象或许不都是关于物的直接指称.如果我们将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缩小到个体对象或物的存在上来理解，那指称的语言单位（语词）在语言世界里就被定义为一种单称词,或者一种专名.单称词与个体对象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也十分简洁直观，即“语词--个体对象”的对应，它体现为一个语言世界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专名）与一个非语言世界的基本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当然，这里的非语言的个体对象存在在弗雷格那里只能是经验实在的，只能是独立于语言世界的个体对象.同样，如果我们超越了单称词的范围而涉及其他语言单位的指称,如句子的指称、谓词的指称等，那指称的情形同样还是关于对象与语言之间的“对应”,只不过这样的情形会显得比单称词时更复杂。

同单称词对应于个体对象的情形比起来,句子、谓词等的指称对象不再单单是确定的外在个体，或者说，作为语言句子或谓词指称对象的世界不仅涉及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而且涉及世界中的关系存在，以及关于“对象"与“关系”之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不论是关于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还是关于谓词、句子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它们作为弗雷格“指称”理论的分析内容必不可少,不仅如此，它们至少在语言世界的意义产生方面确立了一条经验实在的源泉,即，单称词、谓词、句子的意义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于语言系统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

当然，在如此接受“指称”理论下的语言意义之路时，我们也会面对“指称”理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因为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要将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这样的“对应”基础上会变得来难以实现，比如说，我们可以将语言存在看成统一的整体，我们也可以将语言存在展示为较小单位，如单称词、谓词、句子，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等等,同时将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进行不同对象指称的功能确定，这些语言表达式及其功能的确定对于语言系统自身而言只是一种以语言符号单位为对象的主观构建，一旦这样的“构建”依据指称理论而要求世界中也存在与之匹配或对应的部分，那实现这样的“要求”就会变得难以期盼，换言之,语言的指称表达并非总是关于世界的“实际”或“意义”，因为我们作为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者对于世界及其事物、事实等的语言编码在经验的意义是无法完成的，基于指称理论的语言意义说明存在局限性。

这样的“局限性”体现在不同语言单位的指称上，如关于语言句子的指称问题。

在弗雷格的语言分析里，句子作为语言表达单位所指称的对象是真值，而真值又指什么呢？他认为句子的真值就是句子的真和假,即，所有的真句子都指称真，而所有的假句子都指称假;于是，如果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句子的指称对象，那句子的指称对象就只有两类，即真和假，或者说,所有为真的句子具有相同的意义,所有为假的句子也具有相同的意义。

显然，以真或假为标准,句子分为真的句子和假的句子两类，而且各自具备相同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意义只能是建立在“真”或“假"的判定标准之上，它应该与“真”或“假”标准下的句子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或意义加以区别，我们可以说“鸟儿在林中鸣叫”和“飞机在云层上航行”都为真,具备相同的真之含义，但我们却无法接受“两个句子意义相同”的结论，否则，句子真值与意义的混同就会使指称理论陷入一般化、抽象化的境地，从而违背弗雷格关于“语言—-世界”全方位对应的初衷。

此外，在弗雷格的谓词理论中，我们同样可以关注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结果的出现：如果两个谓词在被我们以相同的专名（对象）填充时为真，那么,这样的两个谓词便具有的相同的指称。

比如，就我们人类自身而言，任何个体都拥有自己的大脑,也拥有自己的四肢，关于我们的描述之中不乏有这样的谓词形式：“( )有大脑”和“（）有四肢"，只要以相同的人名加以填空确定，两个谓词就有相同的指称，即，填空后的“（ )有大脑”和“（）有四肢”都为真，然而，指称的相同在这里却并不能带来句子表达意义的相同，显而易见，谁都不会说“张三有大脑"的意义等同于“张三有四肢”的意义，因为前者涉及“大脑”的事实，后者涉及完全不一样的“肢体"事实。

于是，在语言表达意义的问题上，单凭“指称”显然不可揭示意义问题的所有方面。

二、弗雷格的数学类比与“涵义”如何才能解决句子在具有相同指称下的意义差异问题呢？弗雷格的思考不是在于分析句子指称对象和句子表达意义的联系，不是在于探讨自己的句子指称对象如何与句子表达意义做出某种区分，而是在于借助提出新理论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涵义”【1】(Sense）就是这样理论。

弗雷格的“涵义”有时又被人们理解为“意义”，不过,取“涵义"之解更显弗雷格之原意。

从理论上看,“涵义"理论的提出与“指称”理论一样都是为了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都应该成为弗雷格关注语言意义问题的核心概念，都应该成为“人们研究弗雷格思想最为重视和讨论最多的两个概念”【1】112；当然，从弗雷格的研究实际来看，“涵义”理论所建构的内容和所展示的分析方法远不如“指称”理论那样详细而深入，“在涵义层面上，最清楚的就是句子，因为弗雷格明确地说了句子的涵义是它的思想.但是即便如此，弗雷格关于它的讨论也不多，而所有的那一点点讨论几乎都是与意谓（指称)相关的。

"【1】117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何还要将涵义认定为弗雷格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涵义概念及其相关的理论是基于语言意义理论建立的需要而提出，它所包含的目标内容更多地属于“应该”意义上的东西，即弗雷格对于他的涵义理论寄予了理想式的期待，特别是在他将涵义与思想联系对应起来时，这样的期待和指望似乎又要超越“实在论”的限制。

在弗雷格将句子的涵义定义为思想时，他不得不面对“思想的事实”、“思想的观念”、“思想的原因"等问题，倘若思想总是意谓某种“实在”，弗雷格的涵义理论就会在实在论的框架中被充分地展示出来，否则，弗雷格就要困惑于非实在世界的烦扰，因为思想的概念已经可能将语言的意义源泉带离指称对象的实在世界.不仅如此，弗雷格的涵义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揭示，它应该作为一种在客观层面上存在的对象,或者说，它的本意所指远非它的字面之意.弗雷格的数学思想为其逻辑与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

为了建立一种以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为基础的人工语言,他使用数学的方法对日常语言的进行了修正和规定.【2】同样，我们关注弗雷格的涵义问题也必须借助他的数学思想,并通过解读弗雷格的数学分析来获取涵义等重要概念的产生过程和初始定义.如：弗雷格的涵义分析涉及数学的等式。

根据弗雷格的观点，在众多的数学等式里，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两种情形，即等式1：（1×22）+2=6和等式2：6=6.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等式2的认同会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直观的结果，即使我们没有任何后天的知识。

相比而言，等式1则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计算后才能确定它的真或假，不仅如此,它需要联系我们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和确定的标准，即知道关于数字的符号和意义、关于“相等”意义的定义等等。

所以，关于等式1的真值确定需要不一样的过程或不一样的知识。

弗雷格认为，等式1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知识，它是关于某种信息的“告知"或“传达”,但等式2却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作用。

弗雷格为何要在等式1和等式2之间作出这样的区分呢？难道是依据纯粹符号的不一样或符号的多少？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数学符号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指称和涵义的问题。

从两个等式的指称来判定,它们都有相同的对象，或者说它们在表示对象时都指向了数字6；指称对象6的数学表达式（1×22)+2和6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体系里就相当于两个语言表达式中的单称词，都属于专名的范畴，而表示两者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则相当于弗雷格的“概念”,等式1和等式2所代表的“概念”没有差别，不仅如此，表达式中的构成部分6或（1×22）+2具有相同的指称对象。

于是,等式1和等式2都是真的，如果将两个等式视为两个句子的表达，那两个句子就具有相同的指称对象，从而有相同的“真值”。

不可否认，弗雷格认定了等式1和等式2的不一样。

在弗雷格的“指称与涵义"体系中，等式1相当于a=b的情形，等式2相当于a=a的情形；两个等式都在说明“相等”的这一关系.那么，“相等”是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呢，还是指对象的名称或指号之间的关系呢?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认为是后者，即对象名称或指号间的关系。

为此，弗雷格使用两个例子进行说明：例如“晨星=晨星”,如“晨星= 暮星"。

假设“相等”指的是事物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a=a和a=b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它们所指称的对象-—金星，即指称对象完全相同。

同时,a=b与a=a之间存在差异，弗雷格称之为涵义的差别。

例如，“晨星=晨星”，它是先验有效的，对应一种先天必然的真,它不需要任何后天的或经验的证实，它在康德哲学的体系中被展现为先验的命题。

而“晨星= 暮星”却不是先验的，它是需要人们后天的经验认知，这样的过程往往包含了关于的知的扩展和增加。

同样，在分析等式1和等式2时，我们知道两个等式具有相同的指称对象,即真值,也具有相同的“等式”，以及等式的主要构成部分也都指向数字6，那弗雷格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相同"中指出“差异”来，即指出等式1的知识信息增加。

在弗雷格早期的逻辑著作中,“相同”或“同一”陈述与使用的语言符号相关，即等式左边语词符号所指称的内容同等式右边的语词符号所指称的内容一样。

【3】而在著名的《论涵义和指称》里，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

在这种看法里，等式1在指称对象外还传递了某种有关数学的实质性知识，这样的实质性知识的传递并非可以凭借一些任意的语词或数学符号可以表达清楚,也并非可以凭借指称对象相同来加以展现,换言之，这样的实质性的知识提供与传递同任意语词和符号的表达知识应该加以区别.就等式1来看，它不仅是关于数字6的指称,而且涉及数学本身存在的实质特征或知识。

因此，仅仅依靠任意性的语词或数学符号来指称对象所表达的知识还是一种没有揭示对象或实质的表面知识，当然，弗雷格并未在关于对象的“表面知识”和“实质知识”之间做出专门的分析或定义.面对指称理论所无法呈现的“实质性知识”，弗雷格所作的就是要探讨“实质性知识”的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上文提及的“涵义”（有时又被人们称之为“意义”）。

在弗雷格看来，“涵义”的提出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具有相同指称对象的表达式或句子具有不同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