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溢出的局域性与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性探讨

知识溢出的局域性与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性探讨内容摘要:知识溢出促进收益递增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从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向对知识溢出的地理性关注,这说明知识溢出、创新行为的地理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从知识溢出的不同类型、知识溢出的空间维度、知识溢出的地理机制及结构条件等角度,分析知识溢出的局域性特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影响。

关键词:知识溢出地理集聚创新集群经济增长集聚、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知识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暗示了知识溢出的范围受限及区域利用溢出知识的能力的差异,进而知识溢出对集聚及区域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显然,由于知识溢出的局域性,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溢出知识,产生了生产行为的地理集中。

知识溢出的空间维度以及集聚经济对生产率有正效应这一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Marshall(1890/1966)。

而将知识溢出的重要性作为生产行为集聚的驱动力的始作俑者是Kahnert(1998)的经验性观察。

他认为创新性生产设备往往会集中在集聚的中心地,当标准化后再向外围地区扩散,空间毗邻使发生在微观水平的知识溢出通过生产行为的地理性集聚而得以充分利用。

因此,集聚的增长效应包含:一方面如果知识溢出的确是局域性的,那么集聚可能是充分利用溢出知识的一个一般性前提;另一方面集聚导致创新行为的集中,而这对于单位资本的增长至关重要。

因此,集聚效应该是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得以维持的基础。

知识溢出的作用可能是强大的,例如Englmann 和Walz(1995)的理论模型表明,即使参与高技术产品生产的要素是不流动的,与一个非贸易中间品相联系的知识溢出的存在,足以使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集中在一个中心区域,而留给外围区域的只是一些对知识溢出不重要的传统产品的生产。

如果人力资本也倾向于集中在中心区域,而普通劳动力集中在外围区域的话,中心和外围的增长路径会进一步偏离。

假定在集聚生产函数中不存在学习报酬递减,那么集聚区的知识溢出就是保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Glaser et al.,1992;Fujita and Thisse,2002),同时也解释了不同集聚模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此外,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也不尽相同,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划分是地方化外部性与城市化外部性。

其中,地方化外部性被称为MAR溢出,“MAR溢出”一词源于Marshall(1890/1966)、Arrow(1962)和Romer(1986)三位先驱者的贡献,他们指明了在一个产业内,研究者、企业家及企业间的知识溢出的关系。

在这里,个体间的知识溢出就是要解决相似或至少相关的问题,因此,MAR溢出是产业内的现象,由于彼此间相对较小的技术差距,知识溢出的障碍较低,更益于发挥区域规模经济。

因此,一个可检验的命题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技术相似的企业集聚较高的地区要比那些相似企业集聚度较低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Audretsch and Feldman,1994;Carlino,1995)。

与MAR溢出相反,城市化外部性强调的是集聚的多样性的影响,也被称为Jacobs溢出(Jacobs,1970),该溢出发生在不同产业间,进而导致区域范围经济的利用。

这种类型的溢出机制可以理解为通过与其他产业的相互作用扩大了个别产业的研发范围。

与MAR溢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就其刺激效应而言,异质企业间通常不存在激烈竞争,因此这些企业比MAR溢出中的企业更易于相互影响。

一个可检验的命题是在Jacobs溢出中,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其收入增长率比聚集了更多同质企业的地区要高。

知识溢出的地理有界性与经济绩效学者们普遍认同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它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eg.Jaffe et al.,1993;Paci and Pigliaru,2001),但就“空间范围”本身却很有争议,大部分研究没能量化空间范围,但也有学者对此作了颇有成效的研究。

如Anselin(1997)、Varga(2000)、Keller(2002)及Bottazzi、Peri(2003),其中Anselin用美国高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了大学研究和私人RD活动对区域创新模式的影响。

用美国州(state)和大都市区(city)的截面数据估计了一个知识生产函数。

研究发现,在大学周围50英里范围之内,大学研发对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大学是新知识的来源,然而私人的R&D行为则没有产生显著正效应。

此外,Varga也使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表明知识溢出不仅仅只发生在大都市区域内部,相反地溢出到75英里远的毗邻都市区域也会对这些邻区的创新行业产生显著正效应。

Bottazzi and Peri以欧洲地区1977-1995年1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将一个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专利数作为因变量,估计了一个地区自身的R&D支出(每平方公里)的影响以及距离该地区0-300、300-600、600-900、900-1300及1300-2000公里地区的R&D支出的影响力。

对源于R&D投资及专利引用的知识溢出,仅对300公里以内的邻近区域的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效应,且这一影响值也相对较小。

一个地区R&D支出增加100%,本地区的创新会增加80%-90%,但毗邻地区只有2%-3%的增加。

Keller用OECD国家的制造业数据,估计了在14个OECD国家G5国RD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结果支持了文中的假设,即知识溢出是局域性的,距离每增加1200公里外国RD支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就减少一半,同时表明知识溢出的局域性随时间而衰减。

知识溢出的不同类型与经济增长总得说来,对知识溢出的不同类型的重要性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

有的经验性研究支持了Jacobs溢出假说,也有一些经验研究表明MAR溢出更重要。

Kelly 和Hageman(1996)用美国州水平数据解释了这二种溢出类型,结果表明,知识的局域扩散对他们所观察的12个产业中的大部分同类产业有积极影响,然而产业间知识溢出仅对12个产业中的2个产业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这个结果证实了MAR 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即知识溢出会发生在一组相对同质的企业内。

Vanstel等学者(2004)运用1987-1995年40个荷兰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Glaeser等学者(1992)的一个区域增长模型说明产业内溢出、产业间溢出及竞争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专业化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关系;竞争、多样化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该结果支持了Jacobs溢出的相对重要性。

此外,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当地竞争尤其对制造业和建筑业很重要,而多样化(用产业间溢出代替)则对服务业尤为重要,专业化则没有显著影响。

这些经验研究表明,要将知识溢出的两种类型的相对重要性统一起来是很困难的,哪种类型的知识溢出是重要的事实上依赖于微观水平,即产业与企业水平、环境等(Porter,1990),而这些目前的研究很不充分,几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这二种类型的相对重要性。

一个推测是,如果企业从事的RD活动是渐进式或改良式的,则会有一种更依赖于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倾向;而如果企业所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创新活动,则表现得更依赖于产业间的外部性。

同理可以预计,产业内的竞争强度及生产的垂直一体化程度都会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频率有不利影响。

知识传播渠道、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学者们关于“知识溢出跨越组织边界”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目前关于这一论题主要是强调接受者对溢出的运用能力。

如Maureth、Verspagen(2002)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是:知识吸收能力相对较高的地区往往是那些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与较大知识存量的地区;此外,技术的接近性(指溢出的接受者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其“发送者”是在相同或相关领域)也对知识从一个组织溢出到另一个组织的数量有重大影响。

这就说明知识的获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此期间新知识只有是“在用知识”的必须补充时才可能被应用。

如果知识源地与接受地之间有相似的产业结构,那么地区间知识扩散也较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如果知识源地与接受地有相似的知识积累过程,那么知识外部性的运用就很可能会成功。

同时,这也暗示了地区间MAR溢出要比Jacobs溢出容易。

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或企业与公共研发部门的溢出都是重要的传播机制。

正如Schrader(1991)表明,不同企业R&D雇员的相互交流的频率对这些企业的创新频率有积极影响。

为了建立这些相互作用,研究表明关键是个体希望这种关系是互补的,无论是所交换知识的数量还是质量。

无论何时,如果这种互补关系没有达到个人的预期,他就拒绝成为知识溢出源。

因此,这也说明个体之间特定社会网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支持着知识扩散。

对知识溢出与创新频率而言,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的更直接的证明是由Piore 和Sabel(1984)所作的开创性研究。

他们分析了意大利东北部产业区创新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企业间稳定的网络关系会增加创新行为而减少交易成本。

Piore 和Sabel的研究结果在众多学者对意大利产业园的大量研究中不断深化(eg. Lazerson,1993,1995;Gottardi,1996),这种局域性或区域性网络关系已经对所有所观察的园区的创新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同时,其他研究也表明这不仅是意大利才有的现象。

如Saxenian(1994)证明在硅谷与波士顿网络关系也很重要;Garnsey(1993)在剑桥,Ganne(1992)、Maskell(1992)和Saglio(1992)在丹麦和法国也发现了类似的例子。

由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并不相似,这就说明了网络关系的重要性有普遍意义。

结论对于知识特征的观察,空间维度的重要性是显然的,对以专利引用形式的知识溢出的研究表明,地理邻近性与专利引用的概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经验例证很好地支持了理论假设,即知识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缄默性,这种缄默性使企业有动力形成集聚,且集群的出现解释了不同地理区域的发展差距。

中心区域凭借其良好的软环境与硬环境,聚集了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而外围地区其生产过程雇佣着相对充足的一般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二地区保持着收入增长的差距是可能的。

除了这些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贡献,似乎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

如对知识溢出的空间距离仍有较大的争议,所有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似乎都同意知识溢出的空间维度很重要,但就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到目前为止经验研究都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而学者们对缄默知识的认识也比较模糊,正如Cowan et al(2000)提到的:缄默知识并不是不能清晰地表达,而是因为对这类知识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专属性,往往依赖于接受者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与其编译该信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