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书法十讲

白蕉书法十讲

白蕉（1907--1969），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本姓何，名法治，后改名换姓为白蕉。别署云间居士、济庐复生、复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曾主编《人文月刊》，著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

1 人物简介

2 人物生平

3 艺术特色

4 三绝诗书画

5 艺术成就

6 著述理论

7 人物年表

8 相关链接

1.人物简介

白蕉(1907—1969)，本姓何，名治法，又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海曲等，别号有云间居士、束海生、法天者、养鼻先生、不出不入翁、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上海金山人，能篆刻，精书法，亦擅长画兰，能诗文。白蕉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艺术深入晋唐，自出机杼，气息清新，韵味淳厚。诸体之中尤以行草尺牍见称，每于兴至，信手挥洒，天机自动，不见端倪。沙孟海先生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书法之余，偶作兰草，风姿绰约，清冲淡远。盖以精于书道，故能叶叶出草法，办办入楷意。观其书画，是知非才情学养俱佳者不可入其堂奥。惜罹难“文革”，流年不永，垂世之作较少。曾为上海中国画院筹委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专职干部。

1907年11月3日，白蕉出生于上海金山县张堰镇。1919年，白蕉12岁时，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局陷入混乱，所以在学生时代，他积极投入报国爱国的热潮，曾担任重山县青年部长，并与进步同乡创办进步刊物《青年之声》，宣传爱国思想，同千百万工农群众去迎接北伐军。1923年，白蕉16岁时，告别故乡，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与徐悲鸿、周练霞、徐建奇，和戚石印夫妇一起加入蒋梅笙组织的诗社。稍后，白蕉又结识于右任，现存白蕉最早作品即1926年与于右任合作的书法长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局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爱国青年惨遭杀害，白蕉因此失学。后应鸿英图书馆董事长黄炎培之邀，到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编辑，抗战爆发，图书馆基金告罄，拟遣散馆员，陈宝鸿建议推选白蕉为馆主任，白蕉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赖以维持。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白蕉写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影射蒋介石不要重蹈袁世凯之覆辙，受到黄炎培、柳亚子、叶楚伧赞赏，此书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1937年，抗战爆发，白蕉避难上海，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風書畫社”，并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同时，积极参与徐悲鸿举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1938年，日军侵入金山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局热衷于内战，实行不抵抗政策，白蕉目睹家乡生灵涂炭，悲愤交集，在作诗痛斥之余，与挚友邓散木一起举办“杯水书画展”，为抗战募捐，并将书画捐赠慈善机构，救济难民。1940年，白蕉父亲去世后，母亲病重，白蕉回乡探望，拒绝日本军官邀请。1941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白蕉作诗“代简一首”寄徐悲鸿以表谢意。1948年秋，国内局势大定，白蕉回乡探望母亲。伪县长为拉拢知名人士宴请乡绅，亲自邀请白蕉赴宴。白蕉坚辞不得，被强之以去。席间，伪县长发言中污蔑共产党，为当局涂金，白蕉当场驳斥之，众皆失色。事后白蕉被怀疑为地下党员，上了黑名单，因及早解放，未遭毒手。1949年5月上海解放，白蕉夫妇积极参与居民委员会工作，支援人民军队。这年，白蕉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于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土改时，白蕉特地回乡动员姐弟将全部地契交给政府，并受县委邀请作土改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政策。柳亚子回国后，曾邀白蕉陪同去苏州无锡等地观光视察。白蕉返沪，柳即给他写信，并附一信给华东局领导，推荐白去华东局工作，白蕉不愿借重柳氏重名，故此信并未寄出。后上海市委请沈子瑜、沈志远出面，聘白蕉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填写工资要求的栏目中，白蕉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只要求八十个单位的生活费。任职期间，他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上海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的筹建、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的创建、以及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筹备做了大量工作，并参加了恢复党的一大会址的筹备工作。1953年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邂逅南社重臣姚鹓雏，书《敬步鹓雏诗老原韵》，并在徐的陪同下看望了齐白石，齐老为白蕉作《芭蕉图》。白蕉在徐府逗留

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1955年3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留杭三日，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1956年2月29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5月上旬，与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1957年9月16日，齐白石逝世，白蕉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在赞扬白石老人的同时，文章分析了“有些画家到了生活去，为什么没有创作”的原因。这年反右斗争开始，白蕉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职、降薪的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管理图书，被剥夺了创作及政治权利。但是，白蕉对国家的前途和信心未变，曾于1959年5月上海解放十周年之际，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和《“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歌颂祖国，10月份国庆十周年之际，又作《颂人民公社诗》，并作《节日夜游》书赠翁史焵。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白蕉即下大力气进行工作和创作。1962年，他与任政等一起，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为新中国的书法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此时，白蕉的书法艺术水平达于颠峰，于1963年写下《兰题杂存长卷》（时间尚存疑）和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1965年春节期间，白蕉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继续为普及、挽救书法事业努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久病初愈的白蕉被莫名其妙地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写交待材料，铲油画调色板，洗笔等，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耽误治疗。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每月只发给三十元生活费，并取消了他的公费医疗。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白蕉在短暂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斗争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可谓阅尽人间冷暖。白蕉的一生，是学者、诗人、书画家的一生，但也不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一生服膺于晋人的人生观念，超然物外，平淡冲和，但是，又不乏“刑天舞干器，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在勤奋俭朴，甘于淡泊，默默地完善自我人格尊严的同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也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文字和行动支持抗日，歌颂祖国，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

艺术特色

白蕉的理论清澈而深入，非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论碑与帖，“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论字儿的神采，“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这个特点体现在其书法批评上也是如此，如论康有为用笔“颇似一根烂草绳”；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真是太妙了，把别人能体会到但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非常轻松而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其书法在用笔结体章法上也是非常自然、非常轻松。能自然已不易，能轻松更不易。近世书家中能同达自然而轻松的也只有于右任、黄宾虹、谢无量等几人。白蕉的书法明快清新、澹净古雅，而又不显孱弱单薄。非常鲜活地展现了晋韵及唐法。从明清到现代，许多“大家”象巨人一样在地面上高视阔步，但在晋韵、唐法这两座大山前表现出来的依然是迷茫、徘徊乃至顾此失彼，而白蕉则在晴朗的天空下信步于这两座山的峰颠。至于白蕉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到现在都感到不可思议，是眼界高、取法高、用功勤、个人天分与悟性的多方面统一？恒、兴、静为白蕉提出的学习书法过程中须做到的三境，是开给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每一个学书者的良方。白蕉除了书法之外，还擅画兰。解放前沪上画坛绘花卉的，有高野侯的梅花，谢公展的菊花，吴湖帆的荷花，符铁年的苍松，申石伽的竹枝，白蕉的兰草，都是相提并论的。白蕉画兰着笔不多，风神自远。以墨兰为多，题句疏宕清放，若即若离，恰到好处。他自道甘苦：“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则得墨。欲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又云：“薰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始见天然茁壮。”题兰句多有精彩之笔。如云：“一两朵花，三五张叶，笔口忽开，频年心力。”又云：“赵子固写兰，未脱和尚气，文征仲娟娟如处子，八大韵高，石涛气清，明清间可观者，唯此几家。”又云：“十笔百笔，只是一笔。”“兴来一二箭，鼻观已千年。”

白蕉-三绝诗书画

白蕉自称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他善画兰，在上世纪之三四十年代﹐他和徐悲鸿、邓散木被称为“艺坛三杰”，且有“白蕉兰﹑（申）石伽竹﹑（高）野侯梅”三绝之誉。白蕉作画惟兰，却是深见工夫的，当时人评价也很高。谢稚柳说：“云间白蕉写兰，不独得笔墨之妙﹐为花传神﹐尤为前之作者所未有。”“以书法写兰﹐粉蝶翠荷﹐不入前人一笔。”沈禹钟说：“（白蕉）书法逼二王﹐画兰也无敌。”

唐云说：“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白蕉的兰花，题绘皆堪品味，故一生中屡次书写自己题兰的文字。

白蕉诸艺，以书法最高，一般判定：他主要在魏晋唐宋间用功，尤其致力于晋人，但根据资料看，他晚年还受到日人藤原行成的影响。从其代表作《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兰旧句》、《自书诗卷》看，他的书法，的确是得到了晋人的神髓。二十世纪帖学阵营的代表书家，沈尹默长在风格多样，吴玉如长在跌宕奔放，白蕉则长在萧散洒脱。白蕉的学生孙正和曾说：“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澄澈明净。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芳香醇厚。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严峻高耸。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这是十分有见地的。白蕉书法，从早年到晚年，基本上经历了“楷书——行书——行草——草书”的过程，早期多为楷书和字字独立的行书，越往后，草书的成分越大，晚年方有纯粹的草书作品。而且，他的书法一步一个脚印，也是“暮年方妙”，到了1961年后，才达于颠峰，令人不可企及。白蕉的楷书，学习欧阳询、虞世南、钟繇《荐季直表》、《宣示帖》和二王等。有史料称：白蕉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将临本的字和宋拓本上的字在太阳光下比照，能重合起来，一时传为美谈。这足以说明白蕉楷书积功之深。白蕉行草书，固守帖学的“书写性”，最有书卷气。但是，说到纯粹凝练、萧散脱略，恐怕要在1947年写《出蜀旌旗自作诗二首行书扇面》以后，或者还要稍晚一点，如1955年写给翁史焵的信札。白蕉早年的作品，多为刚刚解散楷法的行书，或者没有多少变化的二王书法，如1940年作《桃花源记》，字字独立，结字竖长，一方面来源于欧、虞楷书，一方面来源于王羲之《圣教序》等法帖，还很少有“自我”存在，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字、“落”字、“英”字等，基本是欧、虞的楷字；“先世避秦时乱”的“乱”字，“此人一一为具言”的“此”字，“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的“林”、“数”、“百”等字，基本都是王字的原样。白蕉这时，虽然没有摆脱前人的笼罩，但是在“与古人合”方面，做得已经很到家了。白蕉作品到了1955年左右，可说真正找到了“自我”，如1955年写的《致翁史焵信札》（一、二、三）和1956年6月3日写给作家、翻译家周煦良的《自书诗卷》，个人面貌已经十分突出，尤其是墨韵墨变之妙，绝不在林散之之下。到1961年后，白蕉已经打通帖学史，作品如《兰题杂存长卷》（约书于1963年）《杂书题兰旧句》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胡传海云：“（《兰题杂存》）疏宕处采用了《平安?何如?奉橘帖》的安详舒逸的布局方法；流畅处表现了《得示帖》、《鸭头丸帖》势如转珠的转承技巧；跌宕处嫡传了《二谢帖》顿挫有致的用笔方式；俊逸处汲（按：应为吸）收了《丧乱帖》气势开张的结字方式。”又说：“白蕉也不是一味地再现二王的面貌，细细品位仍然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白蕉用笔更追求起落无痕迹，折笔相对减少；结字求简；行笔速度更快些；字距安排也力求变化。可以说，白蕉在二王的基础上还运用了一些现代的用笔技巧。从而避免了他的作品一味崇古的嫌疑。……白蕉在书写中或行取

楷意，举止投足顾盼有致；或行融草法，行色匆匆不失态度，于此可见，白蕉真可谓是一代高手。”（胡传海《挥洒魏晋风流》，上海书画出版社《白蕉兰题杂存》1999年3月版跋语）沙孟海《白蕉兰题杂存卷跋》：“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这件作品为白蕉分次完成，每有所感，辄补记之，然“不齐中有大齐”，总体风格十分统一，潇洒流落，气息萧散，其墨韵墨变之妙，令人叹为观止，这正是白蕉超过沈尹默、潘伯鹰、吴玉如、马公愚、邓散木诸人的地方。其书出于二王，却已大有独造之妙，此时，他已把二王的艺术语言化成了自己的血肉，象使用“自己发明的新词”一样，借古人的语言叙说自己的心声，融“晋韵”和宋明“意”、“态”于一炉而冶之，纵横有气，技巧圆熟而风格鲜明。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气势跌宕，酣畅淋漓，这在白蕉其他作品中是少有的。不但当时，置诸三百年帖学书法中间，亦是罕见的优秀之作。白书晚年，似乎有大的变异，如行草《辛弃疾词?水龙吟》二种（约书于1964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到这时，白蕉书法似乎不那么文雅了，心绪也似乎有点乱，白蕉好象忘记了“技法”，所有笔墨都好象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所以，白蕉这时的作品，与饱受折磨后的哀伤和大祸即将临头的不安心理相表里，真正成了自己沧桑心史的记录。正如旅德的周师道说：此作“老笔纵横”，“从气象上接近宋明，情思郁郁，当写于64年林彪吹毛到66年文革初，写出了当时有识之士对大祸将临之预感及忧患，为时代书法空前杰作。”此时的白蕉，已具备创作更为伟大作品的条件，可惜1966年开始的文革，终于夺去白蕉的生命，于是历史给人留下的，只有一个大大的叹号了。白蕉书法以行草为主，为适应行草书流畅婉转的要求，大量使用“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我们认为，这是行草书与楷书极不相同的特点：即孙过庭所谓“草以使转为形质”，“使转”是行草书极为重要的动力学因素，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分量加大，这是笔法上“转”多于“折”的缘故。楷书则不然，内白和外白多方形、三角形，故字型为“方块”，具有稳固的特点。白蕉的楷书取法欧阳询和虞世南，是正南正北的方块字，其内白、外白多方形、三角形，端若古佛之容。白蕉早期行书《桃花源记》的黑白处理多为方形、三角形，流动性不是很强，趣味性大于抒情性，但到了《兰题杂存》，弧形内白和弧形外白增多，流动性增强，笔势圆通，《辛弃疾词“水龙吟”》二种更是如此，于白书中最为气使，善于“密者密之”，数画并施，密不透风，甚至数画集为一画、融为一体。密处更密，自然疏处更疏，于是轻重、节奏都产生了变化，收到了老笔任意的效果。作为打通整个帖学史的书家，白蕉学魏、晋、唐、宋，而魏、晋、唐、宋皆不能牢笼之，相反，在他的创作中，体现了极高的“自由度”。他的书法，无论结字、用笔，还是用墨，都表现出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所以他的字虽然“势圆”，却并非一味缠绕，而是时出方折之笔，故流动中有凝重、有跌宕、有顿挫。

作为杰出的画家，白蕉书法的用墨，成功地借鉴了绘画的成分，尤善运用渍法和淡

墨，燥润相间、浓淡相杂，敢于运用渍法，任其渗化，故作品水气淋漓，一片化机。书法上对于淡墨的运用，世人多赞誉林散之先生，以之为林老独造之境，实际上白蕉的《兰题杂存长卷》，墨法的创造丝毫不让于林老，1956年的《自书诗卷》，更俨然在林老之上。白蕉书画，建国前很有影响。40年代，他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名噪一时。有人认为他写的王字为当今第一。

白蕉-艺术成就

白蕉书法宗王羲之、献之父子，始从唐欧阳询入手。行草笔势洒脱，小楷特能，多参钟繇法，大字俊逸伟岸，亦具风致。工写兰，无师承。所作秀逸有姿。能篆刻，取法秦汉印，泥封，而又参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精书法，亦擅长画兰。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但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诗论亦富创见，诗名蛮声文坛，写兰尤享盛誉。能诗文，曾主编《人文月刊》，著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他还治印，只是难得为人奏刀。沙孟海《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白蕉-著述理论

白蕉的理论著作不多，但质量很高，份量很大，主要有《云间谈艺录》、《济庐诗词稿》、《客去录》、《书法十讲》、《书法学习讲话》等。他的理论特色，与他出色的文风相得益彰，著名的《书法十讲》（散见与1996年-1998年的《书法杂志》）为1962年在上海所作一系列书法讲座的底稿，幽默流畅、清澈深入、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讲座的实况，比文章更为生动活泼。如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如果你把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象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幅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选帖问题》）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又说：“（正确的执笔）三个月后酸痛减，一年以后便不抖，功到自有好处。”（《执笔问题》）谈运笔，说“折钗股”、“屋漏痕”、“锥划沙”、“印印泥”、“端若引绳”、以及米芾的“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等均源自蔡邕“藏头护尾，力在字中”八字，“这样看来，后世各家的议论，尽管花样翻新，正好比孙悟空一筋斗十万八千里，却终难跳

出如来佛的手掌。”（《运笔问题》）他还精到地分析了运笔的“力”、“永字八法”，纠正了对“八法”的迷信。论书髓，说“大概书法到了‘炉火纯青’，称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备心境、性情、神韵、气味四项条件。”并认为“四者除了天赋、遗传关系之外，又总归于学识，同时与社会历史的环境和条件也是分不开的。有天资而不加学，则识不进。”（《书髓》）并论证了“学识与心境的关系”、“学识与性情的关系”、“学识与神韵的关系”、“学识与人品的关系”，皆极精到，限于篇幅，不能细数，诸君不妨找《书法十讲》细细一读。论碑与帖，说“碑与帖本身的价值，并不能以直接书石的与否而有所轩轾，原刻初拓，不论碑与帖，都是同样可贵的”；“取长补短，原是游艺的精神，只有如此，才有提高有发展。”“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潇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碑与帖》）论神采，则说“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白蕉对前人的批评，能牢牢地把握感觉，十分到位地说出来，如论康有为用笔，说“颇似一根烂草绳”；论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如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秀腿。”这样的理论，现在实在太少了。

白蕉-人物年表

1907[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羊）年]。西历11月3日，农历九月二十八日，白蕉（旭如、复生）生於上海金山县张堰镇。

1908[光绪三十四年，农历戊申（猴）年]。白蕉1岁。

1909[宣统元年，农历已酉（鸡）年]。白蕉2岁。张之洞卒，时年七十七岁。

1910[宣统二年，农历庚戌（狗）年]。白蕉3岁。

1911[宣统三年，农历辛亥（猪）年]。白蕉4岁。

1912[民国元年，农历壬子（鼠）年]。白蕉5岁。

1913[民国二年，农历癸丑（牛）年]。白蕉6岁。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社长。

1914[民国三年，农历甲寅（虎）年]。白蕉7岁。杨守敬卒，时年七十六岁。

1915[民国四年，农历乙卯（兔）年]。白蕉8岁。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

1916[民国五年，农历丙辰（龙）年]。白蕉9岁。王闓运卒，时年八十五岁。

1917[民国六年，农历丁巳（蛇）年]。白蕉10岁。

1918[民国七年，农历戊午（马）年]。白蕉11岁。

1919[民国八年，农历已未（羊）年]。白蕉12岁。五四运动爆发。

1920[民国九年，农历庚申（猴）年]。白蕉13岁。李瑞清卒，时年五十四岁。

1921[民国十年，农历辛酉（鸡）年]。白蕉14岁。

1922[民国十一年，农历壬戌（狗）年]。白蕉15岁。沈曾植卒，年七十三。

1923[民国十二年，农历癸亥（猪）年]。白蕉16岁，告别金山张堰故乡，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求学，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通过同学蒋丹麟结识徐悲鸿⑴。罗振玉辑《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册。罗振玉书《为颐儿授室书联》。康有为书《听泉大字行书轴》。陈衡恪卒，时年四十八岁。

1924[民国十三年，农历甲子（鼠）年]。白蕉17岁。

1925[民国十四年，农历乙丑（牛）年]。白蕉18岁。

1926[民国十五年，农历丙寅（虎）年]。白蕉19岁，《白蕉、於右任行楷长卷》（存疑）⑵。章炳麟书《赠鸥篆书联》。

1927[民国十六年，农历丁卯（兔）年]。白蕉20岁。吴昌硕卒，时年八十四岁。康有为卒，时年七十岁。

1928[民国十七年，农历戊辰（龙）年]。白蕉21岁。

1929[民国十八年，农历已巳（蛇）年]。白蕉22岁。沈尹默将所作诗词辑为《秋明集》上下二册，由北京书局出版。

1930[民国十九年，农历庚午（马）年]。白蕉23岁。

1931[民国二十年，农历辛未（羊）年]。白蕉24岁。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

1932[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壬申（猴）年]。白蕉25岁，书《屈原九歌长卷》⑶。於右任在上海组建『标准草书社』。袁克文卒，时年四十三岁。郭沫若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印行。

1933[民国二十二年，农历癸酉（鸡）年]。白蕉26岁，为徐悲鸿《孝女曹娥图》题写小楷《孝女曹娥碑》⑷。

1934[民国二十三年，农历甲戍（狗）年]。白蕉27岁。马宗霍著《书林藻鉴》。孙海波《甲骨编》完成。西泠印社辑《现代篆刻》一至九集。文成郁《书法辑要》刊行。

1935[民国二十四年，农历乙亥（猪）年]。白蕉28岁，作《出水亭亭图》⑸。罗振玉编纂《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翌年书成。马宗霍著《书林纪事》。容庚《金文续编》

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1936[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丙子（鼠）年]。白蕉29岁。章炳麟卒，时年七十岁。於右任出版《标准草书千字文》。顾廷龙撰《古陶文孴录》。周树人卒，时年五十六岁。有《鲁迅书信墨迹选》行世。

1937[民国二十六年，农历丁丑（牛）年]。白蕉30岁，因抗战爆发而避难上海，曾执教於上海光华大学附中，遂以诗书与郭晴湖订交⑹，是年与高逸鸿、唐云、张炎夫等组织『天风书画社』。徐悲鸿书《岂有蛟龙诗轴》。吴玉如书《赠振华仁兄草书七言联》。中国印学社辑《吴昌硕印谱全集》。

1938[民国二十七年，农历戊寅（虎）年]。白蕉31岁，与挚友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

1939[民国二十八年，农历已卯（兔）年]。白蕉32岁，与唐云合作《罗汉、草书成扇》⑺。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司母戊鼎》。

1940[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庚辰（龙）年]。白蕉33岁，书行楷四屏《桃花源记》⑻，4月书《赠立鼎先生书轴》⑼，在1940年上海联华广告公司刊行的《小说月报》之《今人诗文录》中刊登《书二书人》一文⑽。罗振玉卒，时年七十六岁。有《石鼓文考释》、《读碑小笺》、《再续寰宇访碑录》、《贞松堂名人法书》、《百爵斋名人法书》等宏富撰述行世。

1941[民国三十年，农历辛巳（蛇）年]。白蕉34岁，与金学仪成婚⑾，徐悲鸿赠送《双青毛竹图》中堂⑿。於右任创辨《草书月刊》，共出四期。易孺卒，时年七十岁。有《大厂集宋词帖》、《大厂居土遗墨选刊》、《魏斋印集》等行世。

1942[民国三十一年，农历壬午（马）年]。白蕉35岁，4月，书《『和气谦恭』行书八言联》⒀，6月，集联八幅书成扇⒁，书《与立（按：或为『之』字）风先生行书扇面》⒂；书《意在何妨瘦行书扇面》⒃；书《与仲林行书『人或毁己』斗方》⒄；书《与□□（疑为德润）先生单片》（存疑）⒅；作《幽兰》立轴⒆。陕西岐山出土《禹鼎》。李叔同卒，时年六十三岁。有《李炉印谱》、《临古法书》、《李息庵法书》等行世。

1943[民国三十二年，农历癸未（羊）年]。白蕉36岁，再书《桃花源记》行书四屏⒇。邓散木辑自刻印成《厕简楼印存》四册。沈子善等创办之《书学》杂志刊行，四期后停刊（1945）年。

1944[民国三十三年，农历甲申（猴）年]。白蕉37岁，作《芝寿兰馨图》轴（21）。

1945[民国三十四年，农历已酉（鸡）年]。白蕉38岁，白蕉与吴曼青合作《醉仙图》（22），题1941[民国三十年，农历辛巳（蛇）]年所作旧诗二章於上。

1946[民国三十五年，农历丙戌（狗）年]。白蕉39岁。

1947[民国三十六年，农历丁亥（猪）年]。白蕉40岁，为运凡书《出蜀旌旗自作诗二首行书扇面》（23），八月十五日，适为日寇投降二周年纪念日，同社共赋，白蕉得七绝五首（24）。

1948[民国三十七年，农历戊子（鼠）年]。白蕉41岁，钱君陶先生为白蕉治印二枚，为钱君陶书《『胜地善人』行书六言联》（存疑）（25）；为《书法大成》书草书范例，包括《『桓公问』草书斗方》、《『张飞虽实武人』草书斗方》、《『日者知日（？）草书斗方》（均存疑）（26）。赵熙卒，时年八十二岁。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历已丑（牛）年]。白蕉42岁，《书法大成》出版，收白蕉书《草书『桓公问』斗方》、《『张飞虽实武人』草书斗方》、《『日者知日（？）草书斗方》，与邓散木合写《钢笔字范》，对於促进钢笔在中国的推广传播起了巨大作用。董作宾成《殷虚文字》甲、乙编。按，此前董氏首为殷虚甲骨文字划分断代五期，分析其书法风格之时代特徵。丁辅之卒，时年七十一岁。余绍宋卒，时年六十七岁。

1950[农历庚寅（虎）年]。白蕉43岁，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日凌晨书自作诗十二首（27），作《『新岁晴和』行书成扇》（28）。台湾印学社成立。寿石工卒，时年六十三岁。有《重玄琐记》行世，颇受日本书界推重。

1951[农历辛卯（兔）年]。白蕉44岁，2月，与张大壮合作《秋菊草虫、鲁迅文谈》成扇（存疑）（29）。高剑父卒，时年七十三岁。有《春睡艺谈》、《听秋阁画跋》行世。

1952[农历壬辰（龙）年]。白蕉45岁。沈尹默书《题徐平羽所藏明人手札》、《徐平羽藏郑板桥自叙册跋》。胡小石书《楷书五言联》。

1953[农历癸巳（蛇）年]。白蕉46岁，7月，为陆俨少《山水扇面》（30）题背（存疑）；秋，白蕉赴京开会，和徐悲鸿相聚，与南社重臣姚婉雏邂逅於徐悲鸿画室，书《敬步婉雏诗老原韵》（31）。期间，徐悲鸿陪同白蕉拜访齐白石先生，齐为白画《芭蕉图》（32）。白蕉在徐府逗留一周，临行，徐送白蕉近作一卷，翌日，徐悲鸿突然逝世，时年五十三岁，白蕉作挽诗悼之，寄与在京友人艾青，嘱其交治丧委员会。吴敬恒卒，时年八十八岁。有《上下古今谈》等撰述行世。

1954[农历甲午（马）年]。白蕉47岁。邓尔雅卒，时年七十一岁。生前撰有《印雅》、《艺觚草稿》、《文字源流》等。

1955[农历乙未（羊）年]。白蕉48岁，春三月，白蕉为黄宾虹送殡（33），留杭州三日得诗四首，同行有赖少其、江寒汀、贺天健、唐云、林风眠、赵延年诸家。4月11日，作《致翁史焵信札（一）》（34）、《白蕉致翁史焵信札（二）》（35）、《白蕉致翁史

焵信札（三）》（36），书《行书自作诗二首》（37）及《行书『泛湖』自作诗》（38）等诗赠翁史焵。是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建。

1956[农历丙申（猴）年]。白蕉49岁，二月廿九日，上海美术工作者三十三人专车去常熟虞山写生，前后四日，得素材二百余幅，白蕉有诗十首纪行，五月上旬，上海国画作者孙雪泥、贺天健、钱瘦铁、沈迈士、江寒汀、唐云、吴青霞、俞子才、张守成及西画雕塑家张充仁等二十三人去苏州旅行写生，日程为天池、华山、灵岩、天平及诸园林名胜、洞庭东西山，则以雨阻，未果去，先后七日，统计得素材二百余幅，白蕉得十绝句。6月3日，合旧诗二十三首书与周煦良（39），当为精心之作；作《白蕉致翁史焵信札（四）》（存疑）（40）。

1957[农历丁酉（鸡）年]。白蕉50岁，被错划为右派。齐白石卒，时年九十五岁[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白石老人在京逝世，白蕉无限悲伤，连夜写了『悼人民艺术家白石老人』，以表哀悼之情]（41）。武威《仪礼》简策出土。

1958[农历戊戌（狗）年]。白蕉51岁，与方去疾书《杂书高尔基语、郭沫若诗、民歌及毛主席语成扇》（存疑）（42）。萧蜕庵卒，时年九十六岁。

1959[农历乙亥（猪）年]。白蕉52岁，上海解放十周年，白蕉作《行草自作词『清平乐』二首》（43），作《『山高惯伍』草书自作诗》（44），10月，作国庆十周年作《颂人民公社诗》（45），并作《节日夜游》（46）书赠翁史焵。

1960[农历庚子（鼠）年]。白蕉53岁。王福庵卒，时年八十二岁。

1961[农历辛丑（牛）年]。白蕉54岁，是年摘掉『右派』帽子，4月8日，『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47）。

1962[农历壬寅（虎）年]。白蕉55岁,是年与任政一起，积极协助沈尹默、潘伯鹰先生作书法的普及、挽救工作，曾在由沈尹默先生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执教（48）。胡小石卒，时年七十五岁。有《书艺略论》行世。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刊行。

1963[农历癸卯（兔）年]。白蕉56岁，作《兰题杂存长卷》（存疑）（49）；书行草手卷《杂书题写兰旧句》赠童雪鸿（50）；10月，书《花农颂》（51）行书立轴。商衍鎏卒，时年九十岁。邓散木卒，时年六十六岁。有《书法学习必读》、《续书谱图解》、《篆刻学》等著述行世。沈尹默撰《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上），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

1964[农历甲辰（龙）年]。白蕉57岁，夏，为王青作《草书扇面毛泽东『卜算子?咏梅』》（52）及《草书扇面『重阳』》（53）；书《毛泽东词『咏梅』》（斗方）、《毛泽东词『北戴河』》（斗方）、《毛泽东词『重阳』》（斗方）、《毛泽东诗『为女民兵题照』》（斗方）、《毛

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斗方），（以上斗方均存疑）（54）。於右任（1879—1964）卒，时年八十岁。有《右任墨存》等书迹刊行。谢无量卒，时年八十一岁。徐生翁卒，终年九十一岁。

1965[农历乙巳（蛇）年]。白蕉58岁，春节期间，应安徽省博物馆、合肥师大、省文联邀请赴合肥讲学；书《辛弃疾『水龙吟』》二种（存疑）（55），为王青作《行书毛泽东『满江红』词》（56）。由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叙〉的真伪》和高二适《〈兰亭叙〉真伪驳议》二文引起一场关於《兰亭叙》真伪的大论辩。张宗祥卒，时年八十五岁。有《冷僧书画集》行世。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

1966[农历丙午（马）年]。白蕉59岁，文革开始，被批斗。潘伯鹰卒，时年六十八岁。有《潘伯鹰墨迹选》行世。

1967[农历丁未（羊）年]。白蕉60岁。

1968[农历戊申（猴）年]。白蕉61岁。叶恭绰卒，时年八十八岁。有《叶恭绰书画选集》行世。

1969[农历已酉（鸡）年]。是年西历2月3日，为戊申（猴）年十二月十七日，白蕉卒，终年六十一岁。唐醉石卒，时年八十四岁。有《醉石山农印稿》。刘孟伉卒，时年七十六岁。马公愚卒，时年八十一岁。有《书法史》、《公愚印谱》、《耕石簃墨痕》等。

《书法十讲》白蕉著

目录:

书学前言

第一讲书法约言

第二讲选帖问题

第三讲执笔问题

第四讲工具问题

第五讲运笔问题

第六讲结构问题

第七讲书病

第八讲书体

第九讲书髓

第十讲碑与帖

书学前言

书学在古代为六艺之一，本来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周秦以来，历代都非常重视，尤其是汉、晋、唐三朝。五千年来，期间书体颇有变迁，不过可以这样概括地说：我国的书法直到魏晋，方才走上一条大道，锺王臻其极诣，右军尤其是集大成，正好像儒家的有孔子一样。在书法的本身上说，不侫并无新奇之论。现在愿诸位在学习书法时注意的有三个字：第一个是“静”字。我常说艺是静中事，不静无艺。我人坐下身子，求其放心，要行所无事。一方面不求速成，不近功；一方面不欲人道好，不近名。像这样名心既澹，火气全无，自然可造就不同凡响。第二个字是“兴”。我人研究一种学问，当然要对所研究的一门要先发生兴趣。但是一时之兴是靠不住的，是容易完的。那么如何可以使兴趣不绝地发生呢？总之，在于有“困而学之”的精神。俗语所谓“头难、头难”，开始的时候，的确不易，没有毅力的人，不免见难而退，就此灰心。所以我们要不怕难，能够不怕，自会发生兴趣。起始是一种浅尝的兴趣，到后来便得深入的兴趣，有了深入的兴趣，不知不觉便进入“不知肉味”的境界里去了。将来炉火纯青，兴到为之，宜有杰作。第三个字是“恒”。我们要锲而不舍，不能见异思迁，不可一曝十寒。世界上许多学问事业，没有一种学问、一种事业可以无“恒”而能够成功的。易经恒卦的卦辞，开始就说：“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那是说有恒心是好的、是通的、是有益

的，如果锲而不舍，那就无往而不利了。当年永禅师四十年不下楼，素师退笔成塚，可见他们所下的苦功。又如卧则划被，坐则划地，无非是念兹在兹，所以终于成功。

但是，梁庾元威说：“才能关性分，耽嗜妨大业”，不侫平时对书学就有这一点感想。请诸位也想一想看：现在通俗的碑帖是谁写的？他们在当时的学术经济是什么样？可不是都很卓越吗？唐宋诸贤，功业文章，名在简册，有从来不以书法出名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书法，简直大可赞叹！所以我往常总是对讲书法的朋友说：“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此话说来似乎已离开艺术立场，然而“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我人不可不知自勉。今天我所以又说起此点，正是希望诸位同学将来决不单单以书法名闻天下！

第一讲书法约言

书法这个问题，讲起来倒也是一言难尽，因为它历史长、方面多、议论杂。在往年，因为一般的需要，朋友的怂恿，我曾经计划过为初学书法者编写《书法问题十讲》，可是人事草草，未能落笔，至今方能如愿。在准备研究书法之前，先必须弄明白什么叫书法？书法二字的界说如何？同时也因简单了解一下文字、书法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从历史上讲,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书法。文字的演进，大别为制作与书法。六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组织所归纳的基本原则。篆、隶、分、草、行、楷的递变，为书法之演进。制作方面的属于文字学，我们现在所谈的为书法。所谓书法，就是讲文字的构造、间架、行列、点画的法度。

我国的书法,从来便称为东方的一种美术。美术是属于情感的一种艺术，能动人美感，所以称为美术。原来我国的文字是从象形蜕化而来，其初是和绘画不分的，如：……，便是代表人、龙、羊、鱼、目、日、子这几个字。而且一个字的写法，繁简变化不同，有像其静态的；有像其动态的。这种符号，更确切地讲是一种简化了的美术图画，不正是美而富于情感的吗？直到秦汉时代，书法的形式统一以后，绘画才成为独立的艺术。书法的结构、间架、行列、点画与所用的工具，虽然渐渐和绘画分了家，可是其中所包含的形象的美和情感的美，还是存在的。

一般的人说起书法，总是说正、草、隶、篆，要知道这个次序，是排得与书体发展的历史不相符合的。我们现在研究书法，先得要把这一点弄清楚。

第一，我们熟知我国造字的圣人是黄帝时的史官叫做仓颉，他始作书契－文字,以代替结绳(当然这绝不是他一个人所造得出的)。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变，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古文。到周宣王时的史官－史籀又作《大篆十五篇》，与仓颉的古文颇有出入，这

便是后世所称的大篆－这里所称的“作”，当然不是指创作，而是指史籀把当时流行的文字做了一番收集、整理和改良工作。那时他之所以做这种工作，大概是想整齐划一天下文字的缘故。可是那时不像现在，交通不便，不曾能够通行，而且平王东迁，诸侯力政，七国殊轨，文字乖舛。直到秦始皇打平六国，统一天下，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中国的文字才告统一，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小篆。可见我国的文字，自从黄帝以后，直到战国末年、秦始皇时代，这些年间所通行的文字，只有篆书。虽统称为篆书，其中大别，还分为古文、大篆、小篆三种。

第二,社会进化,人事方面也一天一天繁复起来,写篆书像描花一般,渐渐感到费事。秦始皇既统一天下，统一文字，官职的事，实在太多了，这时候有个姓程名邈的人，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之方圆，作隶书三千字，趋向简易，拿给秦始皇看，秦始皇便启用他为御史。但当时仅官司刑狱用之，其它方面还是应用小篆。直至汉朝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世称三仓，都用隶书来写，隶法从此而广。为什么叫隶书呢？原因是那时的人，因程邈所作的字是方便于徒隶的，所以叫做“隶书”；它的写法便捷，可以佐助篆书所不及，因此又叫做“佐书”；汉初萧何草律，以八体试学童，八体中隶书最切时用，所以选拔其特出的好手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因此汉人亦名隶书为“史书”。从篆到隶，这是我国书体上的一大改革。

第三，章草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解散隶体，粗略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放，趋速急就，字字区别，实在是隶书之捷写，适应时代所需要，救隶书所不及的产物。其后百年，有杜度、崔瑗、崔实，是当时有名的精工章草的书家。到了后汉弘农张芝，因而转精其巧，面目又不同起来，即后世所称今草之祖，其草又为章草之捷。行书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作。魏初钟繇是他的弟子。讲到楷书，史称是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但这是说八分之祖，不是今日的正楷书。八分别于古隶，由于用笔有波势。今日的正楷书，在汉末已经成立，到魏晋这一个时期内，始集大成，而应用亦日广。所以书体在汉代变体最多。

所以约言起来:“自仓颉以来，字凡三变。秦结三代之局，而下开两汉。三国结秦汉之局，而下开六朝。隋结六朝之局，而下开唐宋，遂成今日之体势。”

我国书体的变迁系统表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看出书体变迁的顺序与相互间的关系，应把世俗所说的次序恰恰颠倒过来才对。至于当时所用工具的变迁大势是：废刀用笔（注二），废竹用帛，废帛用纸。而促使书体变迁的动力，是社会的发展－因为人事日趋繁复而要求书法日务简便。

书法在古代为六艺之一,本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汉代就有考试书法的制度。到了晋代、唐代，且有书学博士的专官，可见当时重视书法的一斑了。唐太宗酷嗜王羲之书，帝王书中，他是唐代首屈一指的。他常对朝臣说：“书虽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事，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明代项穆说：“资过乎学，每失颠狂；学过乎资，犹存规矩。资不可少，学乃居先。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可见书法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常言道：“字无百日功”，这话不是成功的人说的，唐徐浩已认为是“悠悠之谈”。宋代苏东坡有二句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说胸中有学识，笔下自然不俗。可知在写字本身之外，还有别的有关联的重要事呢！

现在我和诸位一起学习书法，姑且不谈篆、隶、分、草，因为我们先要讲实用。篆、隶、分、草或者放在后面作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再讲。

讲到正、行两种书体，晋朝人算是登峰造极了，尤其是王羲之，历来被推为书圣。唐、宋以来的书法大家，都是渊源于他。

凡求一种学问,我们都应记得从前人有一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我往年常对及门诸弟子说：“假如你们欢喜我的字，就来学我，这便是没有志气。那么应该怎样才好呢？简单地说，我看你们应当先寻着我的老师，你们来做我的同学，将来的成就，也许就会比我好。自然喽，路子怎么走法，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谈一些体会，指示给你们参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诸位想吧：俗语有“青出于蓝”一句话，但是青出于蓝是何等事？怎么可以说得如此容易呢！从来学习者就不见有青出于蓝的。譬如学颜真卿、柳公权的，有见到比颜、柳好的么？学苏东坡、米襄阳的，有比苏、米好的么？学赵松雪、董其昌的，有见到比赵、董好的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道理。孔门弟子三千人，高足有七十二人，七十二人中，称为各得圣人之一体的有几位？在书法方面讲，唐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也仅是各得右军的一体啊！所以假使你欢喜王字的话，就应得以欧、虞、褚、薛四家为老同学，你做小弟弟，他做老大哥，老大哥来提挈小弟弟。当然，一个人傲气不可有，志气是不可低的！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我人固然要取法乎上，但不能一蹴而就。书法讲实用，应当从楷正入手；学楷正应从隋唐人入手。为什么要从隋唐入手呢？因为隋人的楷正已有定形，唐人写字是很讲法则的，有规矩准绳可循。我们学书，需要打根底、下苦功、用长力。譬如造高房子先要打深厚的地基，房子越高，地基越要深厚。所以先学楷正，正是“先学走，慢学跑”的一个当然道理，亦是一个普及的办法。前人用兵有“稳扎稳打”的一句话，写字也应如此，才不致失败。

注一：

隶书的名称，从来就很“混”，古人所谓的隶书，是说现今的楷书（王应麟说“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现今的隶书，古人叫做“八分”。但“分”的名称，又没有精确的分辨。关于“隶”和“分”的辩论文字，除《佩文斋书画谱》所已著录之外，翁方纲有一篇专论，叫做《隶八分考》。其它如刘熙载的《艺槩》及包世臣、康有为等都曾经说到过这个问题，各有主张。包氏在《历下笔谈》中所言近是，简明可取，兹录于后：“秦程邈作隶书，汉人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世所传秦汉金石，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及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晋以来，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称真书为隶。自唐人误以八分为数字，及宋并混分隶之名。窃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篆减为平直；分则从隶体而出以骏发；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寻之故，端的可循。隶真虽未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书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

注二：

近代发现甲骨文字，在甲骨上漏刻的地方，发现朱书、墨书，证明书写的工具为毛笔。又铜器铭文亦是用毛笔先写而后刻，那么可见毛笔、墨已流传于三千年前。而鲁孔庙中的石砚，认为是孔子的遗物，亦不是不可信的了。

第二讲选帖问题

现在讲到选帖问题了,这是一个初学者最需要及早地、适当地解决的问题。初学者往往把这个问题去请教“先进者”是必要的，但问题就在于把这件事解决得适当不适当。在过去，也许是风会使然吧，一般老辈讲到书法，总是教子弟去学颜字、柳字，颜是《家庙碑》，柳是《玄秘塔》之类。大家同样地说：“颜筋柳骨”，写字必须由颜、柳出身。他们不复顾到学习者的个性近不近？对于颜柳字帖的兴趣有没有？他们是很负责的、教条式的规定下来了。那么，这办法究竟通不通呢？正确不正确呢？这里我不加论断。我想举几个例子，谈谈自己的看法和理由，请诸位自己去分析、去判断。

譬如说,你们现在问我到南京去的路怎么走法？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路子很多：京沪铁路可以到；苏嘉铁路也可以到；京杭国道也可以到；航空的比较快；水路乘长江轮船也可以到；只是慢些。同样，写字也是这样，我所取譬的各条路线，正好比你们从各家不同的碑帖入手，同样可以到达目的地——把字写好。

又譬如说，你们现在面对着我，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也只看见我一个面孔，而我却可以看见你们许多面孔。我在自问，在你们中间可有两个面孔相同的没有？没有。古人说：“人心之不同，如期面焉。”真不错，面孔是各人各样的：有鹅蛋脸、瓜子脸、茄子

脸、皮球脸等等，即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特征也是各样的。在外貌方面如此，在个性方面也自然是各样的，可以说：“个性之不同，如期面焉。”诸位想吧：有些人性情温和，有些人性情暴躁；有些人豪爽慷慨，有些人谨小慎微；有些人性急，有些人性缓等等，等等。人们在嗜好方面也大有差别：有些人喜欢穿红着绿；有些人喜欢吃臭豆腐干；有些人不喜欢吃鱼；有些人喜欢吃狗肉而不吃猪肉等等，等等，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无法统一的。我想，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力量能把各种各样的个性、嗜好都放在一个模型里，即使是无锡人做的“泥阿福”，也不可能做得一式一样。

再譬如说吧，把做栋梁的材料去解小椽子，这是聪明木匠吗？胖子的衣服叫瘦子穿是不是好看？长子的裤子叫矮子穿能不能走路？“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的方法，“夫子循循然善诱”，是颜回说孔子的善于教导，这两句话也许大家都听到父母师长讲起过的。想一想吧，如果教子路去学外交；游、夏去学打仗……那就不成其为孔子了。

那么对于选帖问题到底应该如何适当地、正确地解决呢？我的回答，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在讲牛头不对马嘴的话，甚至在老前辈听来也许会认为有些荒谬。好吧，为了我不愿作教条式的规定；为了比方的确切起见，我的回答很简单：“自由选择”----比如婚姻的自由恋爱，说得对不对，要诸位自己去估量。如果估量不出，可以再去请教诸位的父母兄姐，他们一定可以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的。为什么我要这样比方呢？我的见解和理由如下：

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身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有主意。世俗有一句话，说是：“衣裳做得不好，一次；讨老婆不着，一世。”实在讲起来，写字的路子走错了，就不容易改正过来。如果你拿选帖问题去请教别人，有时就好像旧式婚姻中去请教媒人一样。一个媒人称赞柳小姐有骨子；一个媒人说赵小姐漂亮；一个媒人说颜小姐学问好，出落得一副福相；又有一个媒人说欧阳小姐既端庄又能干。那么糟了，即使媒人说的没有虚夸，你的心不免也要乱起来。因为你方寸中一定要考虑一番：不错呀，轻浮而没有骨子的女子可以做老婆吗？不能干，如何把家呢？没有学问，语言无味，对牛弹琴，也是苦趣；是啊，不漂亮，又带不出门……啊哟！正好为难了。事实上在一夫一妻制度下，你又不可能把柳、赵、欧、颜几位小姐一起娶过来做老婆的呀！那么，我告诉你吧，不要听媒人的话，还是自由恋爱比较妥当，最要紧的是你自己要有主意，凡是健康、德性、才干、学问、品貌都应注意，自己去观察之外，还得在熟悉她们的交游中做些侧面访问工作。如此，你既然找到了对象，发生了好感，就赶快订婚，就应该死心塌地去相爱，切莫三心二意，朝秦暮楚。不然的话，我敢保证你一定会失败。否则还是求六根清净，赶快出家做和尚的好。

在这里，也有一种左右逢源的交际家。比方说是一个某小姐，星期一的下午是约姓张的男朋友到大光明去看电影；星期二的晚上与姓李的男朋友有约，到老正兴去吃饺子；星期四的上午约姓王的男朋友去逛复兴公园；星期六的晚上约姓赵的男朋友到百乐门跳舞，安排得很好，他们各不碰头。下次有约，也是像医生挂号一样。她与他们个别间都很熟悉，可是谈到婚姻问题，张、李、王、赵都不是她的丈夫，还是没有结果的吗？有些同学笔性真好，无论什么帖放在面前，一临就像样，一像就丢弃，认为写字是太容易了，何必下苦功，结果写来写去还是写的“自来体”，一家碑帖都未写成功。就等于谈情说爱太便当了，结果大家都容易分手一样。

由于如上的见解、理由，所以对取为师法的碑帖方面，我是主张应该由自己去拣选。父兄师长所负的指导责任，只是在指点你们有位名家，哪几种碑帖可以学；同一种碑帖版本的高下，哪几种是翻刻的，或者根本是伪造的；学某家应该注意某种流弊，以及谈些技法方面的知识等等，就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而已。

在这里，另一种问题还是有的。比如说，你的笔性是近欧阳询的；或者是近褚遂良的；或者是颜真卿的，你是决定学欧或褚或颜字的了。可是欧、褚、颜三家流传下来的名碑帖，每家都不止二、三种，尤其是鲁公最多，那么主要的到底应该学哪一本呢？你跑进了碑帖店，不是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吗？还有些同学，楷书是学过某几家的，行书又爱好某一家，自己觉得学得太杂了但又舍不得放弃哪一家。在这个时候，指导者给他作正确的指导或者替他作有决定性的取舍，我想是应该的。

我在第一讲里说过，初学者应先学正楷书，而正楷书应先从隋唐人入手，这是一般合理的考虑，是“走正路”的说法。隋代流传下来的碑版，大都没有书者姓名。唐代四大家中，欧、虞、褚三家书迹流传多有名拓本，薛（稷）最少，笔力也自不及三家。此外，如颜真卿、柳公权都可以取法，在我并没有成见。凡是学问都没有止境，也就是说没有毕业的时候。如果你说，我对于某一种学问是已经学成功了，那等于宣告自己不会再进步了。在书学方面，拿速成来说，正楷的功夫至少也要三年；既然已选定了碑帖，至少要把这部碑帖临过一百遍，才有根底可说，才能得到他的气息。所谓下功夫，应当在临、摹、看三者之外，还要加上“背”的功夫。这些功夫的作用，摹是要得到其间架；看是要得到其神气；临可以兼得间架和神气；背则能使所学习的东西更为熟练，加深印象。

往年旧式家庭教子弟习字，从把手描红而影格、脱格――脱一字起至一行，相等于现在幼稚生至初小、高小程度（年龄自五、六岁至十一、二岁），再进一步然后是临帖（初中程度起），这办法是很合理的。其实影格便是摹，脱格便是临。关于临、摹二者的一般过程，姜白石说：“初学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又云：“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