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散论——蒋庆先生谈儒家的生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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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科研热词 儒家 道德个体 道家美学 自由主义 社群 现代化 民间信仰 文化 封建迷信 审计工作绩效考评 审美态度 契约个体 地缘文化 国家审计文化建设 国家审计制度建设 反城市话语 印度教 儒家美学 中国文学 中印交流 东西方文化精髓 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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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客观性 实践学 孝悌 士 墨家 基督教 圣经诠释 吴雷川 合理适度消费 古希腊罗马 发展道路 分化 儒文化 儒家文化 儒家学说 儒家学派 伦理秩序 传统文化 休闲美学 仁 产业升级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国经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法治 东亚经济模式 《易经》 bbc "关系"网络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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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社会资本 社会化小生产 方克立 文化融合 文化精神 当代大陆新儒家 强制外交 张祥龙 工业化生产 家族企业 家庭 基督教 地缘关系 地域文化 哲学基础 和合文化 友道 军事外交 儒家 价值 中国人的观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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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现代价值与未来发展

儒学现代价值与未来发展作者:孙业成[摘要]儒学的要义是:孝为本;安贫乐道;坚持原则;博爱、崇尚人道;言行一致;民本思想;务实态度;博思好学。
这是几千年来华夏民族之所以世代延续不息的真血脉,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命所系。
儒学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儒学给予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宇宙秩序即伦理秩序,是人生的真正价值取向。
儒学是真理,是智慧,是生命的学问。
儒学之核心仁体(相当于西方的“质料”),不生不灭、永恒存在。
世界未来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关键词]儒学;仁;《形而上学》;价值;伦理秩序儒学伴随着中华民族,从诞生到步入初期文明,再踏进现代社会,曾在历史上创造出汉武、唐贞观、清康乾等盛世。
然而,曾经有人说黄河流域已经没落,它的文化创造力枯寂了,奶水干涸,黄水应变为蓝水。
意即传统文化应让位于西方文化。
不过“文化之水没有停流,是自己作孽,见了水不喝、见了饭不吃。
佛教所谓的饿鬼,乃是眼前明明是大米饭,你看成沙子;眼前明明是水,你看成火油。
沙子不能吃,火油不能喝。
为什么会把大米饭看成沙子,把水看成火油呢?这是因为你罪孽深重,所以受到这样的果——成了饿鬼,看不见文化的水。
去了解文化生命的发展和学术传统,是多么重要的事”[1](P5)。
本文拟从儒学内涵、儒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儒学现代价值及其未来发展四个方面,对中国“文化生命的发展和学术传统”作一概述。
一、儒学要义中国文化可以儒学概括之。
儒学有狭义、广义之说。
狭义儒学指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孔孟儒,广义儒学则指融合了儒、释、道、法、墨、名家诸学说为一体的以孔孟儒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之儒学指其广义为说。
儒学的实质是什么?其创始人孔子则是这样来回答的:《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儒教问题”

关于“儒教问题”狭义地说就是大陆20多年以来一直争论的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是”与“非”的争辩历史;广义地说就是围绕儒学与宗教相关方面的问题群,形成了广泛而多样的讨论。
这个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以及稍后的中国礼仪之争,这才是对儒教是否宗教进行本质性判定的“真正源头”,不但儒教非教说,而且儒教是教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此后,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展开争论,而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也许永远不可能解决。
大陆从1978年底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初,任继愈一提出“儒教是教”说,当时不但反对者众,响应者几无一人,而且有许多资深学者、专家,如冯友兰、张岱年、崔大华等都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
二是80 年代中期至2001年,在“儒教是教”发展为“中国文化宗教论”的同时,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形成了大陆-港台-海外层层波动,互相作用的局面,探讨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刻。
三是21世纪初,即2001年末至2002年近一年在孔子2000学术网站的“儒学与宗教”问题大争鸣,把20多年来的争论推向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和热度,深深地震动了中国学术界。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如果从观点上看可以分成三类:一是儒教是教。
这又可细分为儒学是道德教、人文教的肯定儒学仍然有现代意义和儒学是封建社会的宗教,已经成了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否定儒学仍然有现代意义的这两个思路。
二是儒教非教。
认为儒学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学说体系,所谓“儒教”是指儒学的教化而不是宗教。
三是儒学具有宗教性,认为儒学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以及其他宗教性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但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如果从范围上看可以分成六大时空区域:一是公元1 6-19世纪西方传教士入华在中国引起的争论,二是公元16-19世纪西方传教士入华向西方介绍以儒学为主中国文化在西方引起的争论,三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康有为、陈焕章等提倡孔教在中国引起的争论,四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台港及海外华裔学者就儒学宗教性问题引发的讨论,五是1978年底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以来在中国大陆引发的持续2 0多年的争论,六是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国家20世纪以来就儒教问题进行的讨论。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学术评论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李承贵内容提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
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
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关键词 宗教儒学 政治儒学 哲学儒学 伦理儒学 生活儒学 20世纪初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导的儒学,为了对人类所遭遇的困境有所应答,从而表现出对自我思想内容及价值的开掘和检讨;为了对新的社会际遇有所适应,从而在思想、内容和价值上进行自我调整和创新;为了适应学科分类的要求,从而对自身思想内容进行学科分类和规定。
对于这种包含了儒家思想内容的分类、儒学价值的开掘和落实、儒学存活和发展途径的寻找,且具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规模性、主体上的群众性的儒学更新运动和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儒学的形态”。
根据我们的考察,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五种形态。
形态之一:宗教儒学考之当代中国儒学史,以“宗教”为路径研究或发展儒学的约有三个向度:其一是制度儒教向度,以康有为、汤恩佳、蒋庆为代表。
早在1912年,康有为在《中华救国论》中称:“今者保教中国之亟图,在整纪纲”,以尊孔救国立论,倡导各地设孔教会。
1913年,康有为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建议国会将孔教立为国教。
同年8月,孔教会陈焕章等人向政府呈送“请定孔教为国教”书,主张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呼吁“中国当奉孔教为国教”,推孔子为教主;声称提倡儒教的目的是保种保国、整顿纲纪。
与康有为有类似主张的代表系香港的汤恩佳和大陆的蒋庆。
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

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一五四时期得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得旗帜,拥护德、赛二先生.诚如陈独秀在反驳对《新青年》杂志得种种非难时所讲:“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得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得黑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3页.)当时得新青年称民主与科学为德、赛二先生,所以是指德、赛二先生出于西方文化;他们认为,是德、赛二先生将西方“引到光明世界”,而中国传统得政治、道德、学术、思想则处于黑暗之中,需要由德、赛二先生来救治.从中国文化在近现代得转型和进展方一直讲,五四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得旗帜无疑是正确得;但他们将民主与科学同中国原有得文化完全对立起来,却又有其时代环境和思想方法得局限性.陈独秀在同篇文章中为钞票玄同“废汉文得主张”也进行了辩护:“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得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得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伙儿,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讲,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得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得议论……”(《独秀文存》第243页)这个地方所讲得汉文古籍几乎“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得臭味”,“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得对头”,尽管也属“愤极了”得激切言辞,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陈独秀对此是差不多予以确信得.wm然而,五四时期得新青年没有考虑到,西方文化中并非只有德、赛二先生,譬如讲还有对上帝得信仰,对其他民族、国家得弱肉强食等等,中国人何独只选择了民主与科学(稍后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来挽救民族危亡和救治中国文化呢?当西方人踏入印地安人得美洲大地和黑人得非洲大地时,印地安人和黑人什么原因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如此明确而激切地高扬起民主与科学得旗帜呢?从文化得输入、选择、接纳和融汇上讲,这只能归结为当时得中国文化或者讲当时中国人得思维方式具有了接近和容纳民主与科学得基础,民主与科学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实现其转型得自身进展得逻辑.五四时期高扬民主与科学得旗帜,所以有鸦片战争以来魏源、郑观应、康梁和孙中山等人得思想为其前导,但同样得咨询题也适用于这些先驱者,同样得结论也仍要追溯中国文化自身进展得逻辑和基础,而不能只讲成是西方文化得冲击和中国文化得被动同意所使然.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是相对独立地进展得.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文化得丰厚思想资源和差不多进展方向;秦灭六国而实现君主制得大一统,汉初尊黄老而后定儒学为一尊,使中国封建社会得文化差不多定型;其后佛教东传,这是由于中世纪需要有一定得宗教生活和气氛,而老庄思想具有“接引”之功;佛教虽曾香火炽盛,但其出世得理想终被中国固有文化得价值取向所遏制和改造,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举,宋以后新儒学(宋明道学或理学)占据文化进展得主流.明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得文化模式虽在现实生活中还留有较大得存在余地,但从逻辑进展上讲,实差不多走到了头,到达了一个末路,其自身得转型已在酝酿之中.中国社会得转型,苦于新得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得进展迟缓;而这是与思想观念上得儒学道德绝对主义和政治制度上得君主制正在失去其合理性相联系得.从中国文化得进展对中国社会得进展所要起得反作用上讲,中国封建文化得转型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儒学道德绝对主义—泛道德论得藩篱,而在政治制度上必须免除君主制得祸害而以新得制度取而代之.也正是从那个意义上讲,科学与民主代表了中国文化转型和进展得方向.这一方向在明中期以后已见端倪.笔者认为,在明代得儒家学者中,最足以体现中国文化转型和进展方向得是王廷相和黄宗羲得思想.我们从王廷相和黄宗羲得思想中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五四时期之拥护德、赛二先生与中国文化自身得进展有着逻辑上得联系.二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丰(今河南省兰考县)人,明孝宗弘治十五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明武宗正德三年宦官刘瑾中以罪,谪为州判,稍迁知县,复召为监察御史,明世宗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王廷相在其一生得宦海生涯中,勤于著述,有《王氏家藏集》、《王浚川所著书》(收入《慎言》、《雅述》、《内台集》等)传世.他在文学上是明中叶力排台阁体得“前七子”之一,在哲学上则是继宋代张载之后重要得气论哲学家.王廷相有诗云:“太虚始造化,一气判两仪.万形从此出,厥理亦随之.耳目既已形,聪慧乃因依.不有天地气,覆载安附诸?理先气乃后,兹论委支离.习识痼真鉴,昏老尤难移.明白古来寡,吾将铸钟期.”(《王氏家藏集》卷九《咏怀》)这首诗突出地表现了他坚持气本论得哲学立场,反对程朱得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讲,抒发了他不以时论为转移,坚持独立探究真理,同时寄盼望于今后得高远情怀.在王廷相得重要哲学著作《雅述》中有如此一段话:“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幽有幽之理,明有明之理,各各差不.统而言之,皆气之化,大德敦厚,本始一源也;分而言之,气有百昌,小德川流,各正性命也.若曰天乃天,吾心亦天,神乃神,吾心亦神,以之取喻可矣.即以人为天,为神,则小大非伦,灵明各异,徵诸实理,恐终不相类矣.”(《雅述》上篇)这段话得后两句包含了对当时正在兴起得阳明心学得批判,而前面所言正是王廷相矫正“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得偏失,突破儒学道德绝对主义—泛道德论得藩篱,为实证科学开发出道路得哲学基础.儒学得核心思想是其仁义礼智得道德学讲.由孔子至孟子,当孟子为仁义礼智得合理性建立了先天性善得人性论依照时,儒学就已初步具有了道德绝对主义得哲学形态;当孟子提出“学咨询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孟子·告子上》)时,儒学得认识事物得范围也已相当严峻地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在荀子所谓“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不则日切磋而不舍”(《荀子·天论》)中,被进一步地加强.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皆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三》),儒学得道德绝对主义获得另一种哲学形态.宋代得二程兄弟“体贴”出“天者理也”(《程氏遗书》卷十一),此“理”是本体化得道德观念,它泛在于人与世界万物,是人与世界万物得本性.张载提出与二程不同得气本论,但张载同样认为人得性善依照是出自“太虚”本体得“天地之性”,而且“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人与万物皆禀纯善得“天地之性”,其差异是由“气质”得“通蔽开塞”造成得,即“由通蔽开塞,因此有人物之不;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不”(《张子语录·后录下》).朱熹在继承进展二程和张载得性善论时更明确指出:“性同气异,只此四字,包含无限道理”(《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徐元聘》)“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随他性之所通处,道皆无所不在.”(《朱子语类》卷六三)如此,宋明道学就最终完成了儒学得道德绝对主义—泛道德论(或云泛性善论)得哲学形态.这一哲学形态强调得是“理一”(朱熹所谓“太极不可分”,其在物之“分殊”只如“月印万川相似”),高扬得是“不萌于见闻”得“德性之知”,万物皆笼罩在道德得光环下,“格物致知”不是经验性地探究事物得客观规律,而是最终去悟解世界上唯一得道德之理.明乎此,就可知王廷相所谓“世儒专言理一而遗理万,偏矣”所具有得哲学、文化上纠偏、转型得意义.他提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所谓“常”是指宇宙具有由“一气”之运动所决定得普遍规律,所谓“变”是指由“一气”所化生得“万有”(万物)除具有普遍规律外还具有各自不同得特别规律.他讲“天有天之理,地有地之理,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理……各各差不”,这个地方最全然得思想是要把人之伦理与物之物理区分开来,只有如此才能驱散和消解笼罩在事物之上、虚置于物理之中得道德之理,从而为实证科学探究事物得客观规律开发出道路.王廷相对人性得看法也已不同于前儒,他讲:“且夫仁义礼智,儒者之所谓性也.自今论之,如出于心之爱为仁,出于心之宜为义,出于心之敬为礼,出于心之知为智,皆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苟无人焉,则无心矣,无心则仁义礼智出于何所乎?”(《王氏家藏集》卷三三《横渠理气辩》)他认为,“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雅述》上篇),“仁义礼智”不是先天所具有得,而是人得“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父母兄弟之亲,亦积习稔熟然尔”(同上).在王廷相得思想中,已具有了道德是社会生活得产物、道德观念是心关于社会生活得反映得思想萌芽.也只有如此,“仁义礼智”才不再占据人与万物化生之前宇宙普遍唯一之理得位置.王廷相在认识论上否认有“不萌于见闻”得“德性之知”,他认为人除了生而具有“饮食”“视听”等生理本能外,其余皆“因习而知,因悟而知,因过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同上).关于认识方法,他只承认由经验上升到理性得“思与见闻之会”.他讲:“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夫圣贤之因此为知者,只是思与见闻之会而已.世之儒者乃曰思虑见闻为有知,不足为知之至,不出德性之知,为无知以为大知,嗟乎!其禅乎!不思甚矣.”(同上)假如讲王廷相得“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为实证科学开发出一个领域,那么他得“思与见闻之会”确实是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种认识方法.在王廷相得思想中包含了较为丰富得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得知识,这些知识纠正已往得成见,大多是以“观物”,“见事实上迹”,“亲自验其然”,即以实证方法而得出得.如《春秋》庄公七年载“夜中星陨如雨”,《左传》中解为星陨“与雨偕也”,王廷相通过亲自观看陨星现象,见“众星陨落,真如雨点”,“始知《春秋》所书‘夜中星陨如雨’当作如似之义,而左氏乃谓星‘与雨偕’,盖亦揣度之言,不曾亲见……然则学者未见事实上迹,而以意度解书者,能够省矣”(《雅述》下篇).又如《诗经·小宛》篇中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旧注皆解为蜾蠃(土蜂)背负螟蛉之子(螟蛾得幼虫)入窠育之而成己之子,因而有“螟蛉化蜾蠃”得讲法,王廷相指出:“予田居时,年年取土蜂之窠验之”,明白这只是是“蜾蠃负螟蛉之子,以饲养己子”,“此非亲自验其然者,必为《诗笺》所惑,不能邃解矣”,“始知古人未尝观物,踵讹立论者多矣”(同上).王廷相得思想包含了科学实证精神得因素,这些因素所具有得文化转型意义突出表现在他开始突破中国传统得“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气候得寒暖是被阴气和阳气得盛衰消长所决定得,王廷相讲:“先儒谓‘阴阳二气自能消长,自能寒暑’,此万古糊涂之论,原未尝仰观俯察,以运人心之灵,用体天地之化也.后之学者随声附和,以为定论,此正能够太息者.”“故仆终生见其日近极而暑,日远极而寒,故著为讲曰:四时寒暑,其机由日之进退,气不得而专焉.”(《王氏家藏集》卷三七《答孟望之论慎言八首》)王廷相所谓“仰观俯察,以运人心之灵”确实是他所讲得“思与见闻之会”,他以此打破寒暖由阴阳二气所决定得“万古糊涂之论”,提出了“四时寒暑,其机由日之进退”,即寒暖是被太阳得运转而与地面距离得远近所决定得新观点.这一观点尽管沿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得“盖天讲”,但其在认识史和科学史上具有进步得意义是显明易见得.在“阴阳—五行”模式中,“阴”代表偶数,“阳”代表奇数,中国古代因此而有冬季是阴气用事故“冬雪六出(瓣)”,春季是阳气上升故“春雪五出”得讲法.王廷相讲:“此亦稗讲琐语,乌足凭信?仆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观,并皆六出.云五出者,久矣附之妄谈矣.”(同上卷《春雪亦是六出》)王廷相反对以《周易》之卦爻数附会自然事物,他通过亲自观看而得出了“春雪亦是六出”得结论,同时指出冬雪六瓣也是“势所必至,数出天成”,而非“应阴数也”.王廷相还提出了“金木非造化之本”,地“不得以对天”得思想.按“阴阳—五行”模式,由阴阳而生出五行,由五行而化生人与万物,此即周敦颐《太极图讲》所谓“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王廷相则认为,水火是“元气之先化,水火具而后土生”,“有土则木生,有石则金生”,“金木者,与人物同涂也”(同上卷《金木非造化之本》《地是天内凝聚之物》).如此就离散了五行系统,把金木由“造化之本”落为同人、物一样基本上水火土之后而化生得.因为“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有水火则凝聚而土生焉……土则地之道也”,因此王廷相又讲:“地能够配天,不得以对天,谓天生之也”(《慎言·道体》).王廷相承认五行是“急于民生之用”者,但他反对对五行讲加以引申附会,他在《五行辩》中提出:“自夫圣王之政衰,而异端之术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时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脏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纬者矣,始有以五行论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傅会,迷乱至道,遂使后之儒者援纬附经,拟议造化,其随声附合者,浸淫为怪诞之谈而不知其非.”(《王氏家藏集》卷三三)这个地方对五行讲得批判虽有可商榷之处,如“以五行配五脏六腑”并不能简单归入“怪诞之谈”,但他突破“阴阳—五行”得思维模式,澄清五行讲中得牵强附会,在认识史上也是有进步意义得.五四时期得新青年曾经尖锐地把科学同“阴阳—五行”讲对立起来,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中所讲:“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讲,惑世诬民;……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讲,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奇妙者,莫如‘气’之一讲,其讲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在中国传统得“阴阳—五行”讲中得确有许多与科学对立得因素,五四新青年反对“阴阳—五行”讲在大方向上是正确得;就这一点而言,明代得王廷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讲已发五四新青年得先声.然而,五四新青年对“阴阳—五行”讲不加分析而全盘否定,这又是有相当得局限性得.“阴阳—五行”讲本确实是“气之一讲”得一种理论形态,但“气之一讲”并非完全与科学对立,中国古代得科学技术大多是以气论为哲学基础得,而王廷相得思想也正是站在气论得哲学立场上而生发出实证科学得因素.科学并非西方文化得专利,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具有某些科学因素得基础,明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差不多开始了向近代实证科学转型得逻辑过程,因此赛先生才能如此地被五四新青年所拥护!三德先生在中国近代得政治语汇中是指与君主制相对得民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篇中就区分五大洲得政治体制为“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而在中国传统得思想中“民主”是指民之主即君主,如《尚书·多方》篇云“天惟时求民主,乃大落显休命于成汤……代夏作民主”.《白虎通》云:“君之为言群也”,“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君通群,中国古代所谓“君主”亦是民之主之义.民之主得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得民本主义观念.所谓“民本”,可从两个要紧方面去理解,一是讲人民得利益是国家和社会得价值主体,二是讲君主得权力只有得到人民得拥护才能稳固.就后一方面得意义而言,最显明得表述是荀子以及后来得魏徵等人对君民关系所作得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假如仅以此劝讲君主为幸免失去君权而照顾人民得利益,那么国家和社会得价值主体实际上移到了君主一边.然而,“民本”所具有得前一方面得意义也是不容否认得.《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泰誓》)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讲:“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讲:“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些显然是把民作为价值得主体.明乎此,就可知中国古代得民本思想尽管在政治体制上是与民主对立得,但一旦君主制失去其历史得合理性,那么由民本进展到民主也是有内在得契机得.中国古代历来有从老庄一系进展出得无君论思想(如《抱朴子·诘鲍》篇所反映得鲍敬言得思想),这些且不论.中国古代从历史得教训中反思君主制之弊病得,当从宋亡于元之际邓牧所作得《伯牙琴》算起.在这部书得《君道》篇中,邓牧依据民本思想批判君主制,他讲:“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实际上是“儒者而寄迹道家者流”(《伯牙琴·集虚书院记》).假如邓牧得思想还不能严格地讲是儒家内部思想得变化得话,那么明中期以后儒家内部对君主制弊病得反省就逐渐显明了.例如王廷相,他一生得绝大部分时刻是在宦海中度过得,而且晚年高居庙堂之上,奉事皇帝左右,在他得思想中竟也有对君主制弊病得揭示:“人主之权,不在宰相则在外戚,不在外戚则在近习,出此入彼之道也.圣帝明王,世不常有;精勤万几,无懈者难.诚如是,未有不托诸人以求自逸者,夫权安得而不移?惟贤者视君犹亲,视国犹家,兢兢焉日恐其偾也,故君逸而国亦治.斯人也,周、召是已,世亦鲜矣呼!匪其人,不亦危哉!”(《慎言·保傅》)儒家得理想君主是“内圣外王”即集道德与权力于一身得圣君,但现实得政治状况与这种理想是相差甚为遥远得.如此,儒家应付皇帝就只能寄盼望于两种方式:一种是如孟子所言“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即劝导君主“正心诚意”,使其同意儒家得道德约束和谏议;另一种是董仲舒提出得“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举贤良对策一》),即以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谴告、儆戒人君.这后一种方式在历代儒家学者中是有争议得,如王安石就曾提出“天变不足畏”,反对此讲者则指出:“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则何事不可为也!”(《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王廷相对后一种方式采取了坚决排斥得态度,他讲:“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荡于私数,戾于圣心,必自灾异之学始.……君有邪心,不务格而正之;君有僻政,不务谏而反之;乃假不可知者而恐惧之,是舍本而务末也.”(《慎言·五行》)然而,王廷相对第一种方式也持相当得保留态度,他论进言之难云:“举论君亲之过失,指摘权势之非违,犯即震之霆,逆必怒之鳞,非有謇謇匪躬之节,未有不括囊以取容着矣.……使有进言之臣,而无受言之君,君子徒抱忠贞之志而已,岂不难哉!”(《王氏家藏集》卷二三《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绩序》)他又讲:“况刚明之主,威严尤重,言之不惟不听,而反以得祸.冒祸而行者,世亦鲜矣.故敢谏之臣常二三,而贪生保禄之臣常千百,又安能救其偏戾而返之正哉?”(《雅述》上篇)王廷相对君主制得弊病有所认识,但并没有提出积极得防范措施.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得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年十九草疏入京为其父讼冤,椎伤仇人宦官许显纯,南归后与复社诸君子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清兵陷南京后起兵浙东抗清,兵败乃隐居家乡,总结明亡教训和宋元明学术思想史,全力投入著述活动.他得重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南雷文定》、《南雷文案》、《南雷文约》等. 黄宗羲讲:“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也.”(《南雷文定后集》卷二《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当宋亡于元,邓牧作《伯牙琴》声讨君主制度时,他曾“慨赏音之难”,自期“三千年后,必有扬子云”(《伯牙琴·后序》).未及三千年,当四百年后明亡于清时,对君主制度得批判就已形成一股较为强大得思潮了.加入此思潮得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吕留良、傅山、唐甄等一批士人,而黄宗羲得《明夷待访录》是这一思潮得最杰出得代表作.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黄宗羲重复了一个古老得民本主义命题:“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黄宗羲从秦汉以来得历史中看到得却是这一价值观念得颠倒:“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静者,为君也.”黄宗羲把君主视为“天下之大害”,因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是与民本得价值观全然相反对得.出于激切之辞,黄宗羲讲:“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在儒家得思想中,“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主制得合理性,君主制与民本思想得结合就在于其“为民”得价值观.然而,假如现实得君主制度与“为民”得价值观相抵触,传统得儒家思想并没有。
中国思想史(下)讲课提纲10年修订

中国思想史(下)讲课提纲第一讲宋明理学第一节、关于理学一、理学发生之原由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必定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已有的思想材料。
任何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它必定依据已有的思想成果,通过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加以创造性地发挥。
二是特定的时代背景。
如果说传统是新思想产生的源泉,那么社会现实便是土壤。
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总是以满足特定的时代需要为前提条件的。
三是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即是说思想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
因此,理学发生之原由也应着眼于三个方面来考虑。
1、理学对佛、道思想的吸收——理学之主干无疑是儒家伦理哲学和政治学说。
他们对儒学的发挥,主要是对儒学的思想形态的创造性的转换,即对“性命之理”的展示以及认识此“理”的修养方法的发挥。
而这两方面却是从佛、道二家那里吸取了养料,附会儒家经典并加以改造的结果。
可以说理学家在“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2、理学兴起于北宋初年,这就必须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
理学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也是其内在根源。
应以宋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领域内的巨大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由为线索。
这并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就思想史的研究而言,一项主要任务要对一种时代思潮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作出合历史事实的阐释,而这种历史的阐释又必须以历史事实的了解为基本前提。
3、汉唐以来,佛、道二教大盛,对儒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儒学衰微。
儒学在迎接外在的思想挑战的同时,又创造性地予以回应。
宋代以前的中国哲学,道家、玄学和佛教哲学均有本体论的思想。
其中,道家与玄学提出道本论思想,佛家提出心、性本体论和理本论思想,然而居中国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在宋代以前却少有提出系统的本体论思想,儒家经学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儒家经典的诠释,还停留在以训诂考释注疏为主的阶段,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缺乏本体论的哲学依据,难以与道、玄、佛思想相抗衡,以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产生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
第五章陆九渊的心本论
第五章陆九渊的心本论陆九渊,字子静,自号存斋(公元1139——1192,宋高宗绍兴九年——宋光宗绍熙二年)。
曾在贵溪象山讲学,故世称象山先生。
其家为九世同堂大家族,家门百口。
八世祖陆希声为唐昭宗之相。
其父陆贺生有六子。
其家法是“不以不得科举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义为忧”(《年谱》)家中每个成员皆各有其职。
陆九渊哲学思考起于“宇宙”二字。
他三、四岁便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其父笑而不答。
十余岁时,因读古书至宇宙二字,看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于是大悟:“元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
”乃挥笔书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今人是否还能理解如此觉解?)少时读书,曾听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认为伊川之言不类孔孟。
34岁方登进士。
曾任隆兴建安主簿,国子正——政府的删订官员、负责编理,修订奏章律令;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之事有深刻印象,又闻靖康之事,故剪去指爪,学习弓马,颇知战争韬略。
在出任湖北荆门之政时,一年之内,政行令修,民俗为变;只用二旬时间,修筑起荆门城墙,整顿了荆门之武备。
当时丞相周必大称荆门之政,以为“躬行之效。
”但陆九渊在政治生涯中,并未受到重用。
他最后将人生的重心转向学术、以求整饬人心,匡时济世,极力批评当时社会的场屋之弊和士大夫的“富贵利达”之梦,希望士人们能“先立乎其大者”,从而达到修其本而治其未的政治功效。
其“心学”思想与他的现实关怀,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一、宋初理学中的“心学”思想资源作为北宋初期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其哲学中的“无极而太极”的命题影响了二程、张载、和朱熹的哲学;而其哲学中“诚”这一概念统合天人,从而涵蕴着心性合一,内外合一,心物合一的思维逻辑。
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
纯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诚之通;利亨,诚之复。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书·诚》上)又说:“诚者,圣人之本。
近现代儒学仁_礼关系论反思_李祥俊
低不同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思想文化又都是 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时代紧密联系的。从这样的 视阈看去,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地位的儒 家学说是与过去的时代相适应的, 是过时的古董, 从维护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必须对其加以 彻底批判。 站在时代性立场上批判儒学成为近现代的主 流思潮。 但在一片批判声中, 也有一些对传统儒学 持温情态度的学者认为,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既 有其具体性、 时代性的一面, 又有其普遍性、 永恒 性的一面, 儒家学说也是这样。 从康有为一直到当 代的一些儒家学者, 都试图发掘儒学中的超越性、 普遍性的东西,其中冯友兰先生的 “ 抽象继承法 ” 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自觉的方法论,尤其是在 !"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它有力地论证了 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普遍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儒 学的存在与当代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 冯友兰先生在运用 “ 抽象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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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冯友兰先生着重凸显的
是仁的普遍性,他说: “ 孔子是以普遍形式提出 ‘ 仁 ’的学说,作为当时地主阶级向奴隶主争取劳 动人民的一种武器。 在这普遍形式之中的‘ 仁’ , 在 阶级社会中, 是不可能施行的空话。但是, 这些空 话在当时也反映一定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进步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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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儒学仁、 礼关系论反思
!李祥俊
仁与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 两者共同奠基于人伦道德实践, 仁、 礼合一而并重是其基本关系模式。 在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中, 儒家学者从彰显儒学普遍性价值出发, 对仁、 礼关系作出了独特的诠释, 仁体礼用、 仁体新用、 仁礼分立是其中最主要的三派观点。 反思近现代儒学仁、 礼关系论的理论得失, 回归儒学重视人伦 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 确立仁礼之间互为体用、 内外并进、 多向发展的关系, 是儒学当代开展的重要途径。 & 关键词 ’ 儒学; 仁; 礼; 新儒家 & 中图分类号 ’ (!) & 文献标识码 ’ * %"".#- ) & 文章编号 ’ %""+ , -%./( !""# ) %! , ""0. , "李祥俊 ( , 男, 历史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 %1)) — ) 方向为中国哲学史。 ( 北京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年度重大项目 “ 中国传统价值观及东亚 ( 价值观研究 ” 项目编号: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324#!"""0 )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改革三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综述
户 打开 以后 , 外学 者 , 是 海外 华裔 学 者 , 而 是境 外 港 海 首先 继 台两地 学者 纷 纷来 内地 讲 学 , 接着 , 们 的论 文 、 他 著作 陆续 被 引进 , 当然只 是外 缘 。 内在 的原 因 , 是 内地 学 者反 思 “ 这 则 五 四” 以来 至“ 化大革 命 ” 传统 文化 , 民族文 化遗 产 的伤 文 对 对本 害 , 思考传 统 与现代 的关 系。中国的儒 学研 究在 5 至 7 重新 O O 年 代前期 这 2 多 年 的漫长 时间里 , 0 由于教条 主义 与极 “ ” 左 思 潮 的影 响 , 干扰 , 因此进 展 甚微 。 于孔 子 或儒 学 批判 多 于继 对
关键词 : 改革开放; 儒家文化; 继承; 批判
中图分类 号 :G 19 2
文献 标志码 :A
文章 编号 :1 O —2 8 (09 7 O 1 - 0 2 59 20 )2一 2 0 8 2
改革开放 三 十年来 。 学的研 究成 果 新儒 改革 开放 三十年 来 , 国大 陆学术 界对 现 当代新 儒学 的 我
性论文和专著 。改革开放 以后 , 学术文化工作领域贯彻“ 百家
争鸣 ” 方针 , 术思 想极 其活跃 , 环境 比较 适宜 。因 此 , 学 学术 儒
学研究 取得 了突 飞猛进 的发 展 , 念更新 较快 , 观 取得 了一 批具 有相 当质量 和水平 的研 究成 果 。
并没有 给 中国人 提供 真正 的希望 ,中国人又 一次 陷入 没有希 望 的痛苦 中 , 一 的办法就 是复 兴儒学 , 唯 因为儒学 就是 希望 之 学 , 能够 给 现代 的 中 国人提 供 希望 , 明理 想 , 儒学 指 即提供 社 会 和谐 、 宙太 和与 世 界大 同 的希 望 , 明王道 德 治 的理想 。 宇 指
《五石之瓠》同步练习 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
6.2《五石之瓠》同步练习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
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
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
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
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
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
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
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
“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
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
决不如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
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思想,“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
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
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
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之所生谓之物。
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
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
果使人生离于天命远,则人生亦同于万物与万物无大相异,亦无足贵矣。
故就人生论之,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
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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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散论——蒋庆先生谈儒家的生命信仰 蒋庆(余好儒家心性之学二十年矣。二十年中,参悟圣道,寻绎至理,反身求证,实获于心者,不过如下数十条而已。有好事者促著于纸,允之,刊出与同道共证也。盘山叟谨识)
● 圣人入世担当以情不以理 当代人之人生观,常以“理”为其入世担当做事之依据,如言:为民众服务,为完善社会,为国家效力,为拯救世道云云。此“为”即入世担当之“理”也。此种人生观,“所为”是家国天下,“能为”是“我”;“所为”不是目的,“能为”则是目的,如时人常言:完善社会之同时完善自我,为立德立功立言进入社会人群行道做事。如此,自我是目的,社会人群则是手段;以整个社会人群作为完善自我之手段,其“所为”之“理”说得再响亮崇高,其“能为”之“我”则天下之大私也。验之于史,彰彰明矣。世人不察,依“所为”之“理”立德立功立言,以为据此可成就光辉美大之生命,殊不知只落得个意必固我之小我,究可哀也。圣人则不然。圣人之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不放入社会人群中寻求,圣人之为圣人,未进入社会人群前已是圣人,圣人不待社会人群而为圣人也。夫子天纵之圣,尧舜性之,圣人与天合德,法尔如是,率性任真,性道自足,不假外求,所谓自诚明者也。以今语言之,圣人之生命意义与价值存在于自家生命内部,本自具足,不待进入社会人群为其谋取福利而获得生命之意义与价值也;即圣人不以社会人群为手段,以自我为目的来完善自己之人格也。圣人无所假借,无所依凭,无思无欲,从容中道,当下是一光辉美大之生命也。圣人如此之无待自足,不以社会人群为完善自我之手段,其生命真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无私无执者也。然则,圣人本可在自家无待自足之生命中优游涵泳,乐道自适,何故栖栖遑遑,颠沛造次,必欲进入社会人群救人救世,虽万死而不辞耶?此非“理”可喻也,唯“情”而已矣。此“情”,乃非斯人之与而谁与之情,乃不忍与鸟兽同群之情,乃民胞物与之情,乃天地万物一体之情,此“情”即孔门所谓“仁”也。圣人心体光明,寂然太极,含藏万德,圆满具足,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又不仅此。圣人在世,不忍天下滔滔,生民涂炭;不忍逸居无教,不修德讲学;不忍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不忍王道陵夷,邪暴横行。其不忍也,扩而充之,有因山陵崩颓者,有因鸟兽哀鸣者,有因草木摧折者,有因瓦石毁坏者;其寂然不动之心体,以此不忍之情感之,遂通天下之故也。故圣人入世担当,非“理”该如此,乃“情”之不已也。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关“理”何事?乃“情”使然。是故此“情”一动,天地以分,乾坤以序,文教以立,万化以成。若无此“情”,心物不通,人我永隔,天塞地闭,生机澌灭,故知“情”由“诚”出,“情”乃天地万化之几也。若问圣人何以能入世担当以情不以理,圣人无我无欲,心普天地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故能不为我役人,不成己殉物,即不以社会人群为实现自己生命价值之手段也。当今之世,圣学不明,士人入世,则曰“为某云云”。更有枭雄,以崇高之“理”相诱,不惜以千百万人身家性命为阶梯,成就其伟大事功与人格。是故吾人入世担当之际,不可不慎思明辩,否则毫厘之差,足使吾人落入鬼窟魔计,非但不能使吾人成己成物,反使吾人害人害物又害己也。故圣人入世担当以情不以理之深义,吾人须深参之,常参之也。
● 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担当 所谓出世之精神,有天下而不与也,尧舜事业如浮云过太虚也,毋意必固我也,与点而无可无不可也。一言以蔽之,无我无欲无思无执者也。其核心:生命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故能超拔凡俗,壁立千仞,出离世法,不着浮尘,以达超越洒脱之心境也。吾人处世,须有出世之精神方可作入世之担当,何以故?世间杂染不净故,多欲不善故,恶习增上故,名利熏习故。纵有圣人,气质难化;百年为邦,善世鲜遇。故世间法尔是一争名场,夺利地,酒色财气翻腾其中,名利权势鼓荡其内。人居其间,如坐胶漆盆,如入铁围网,虽有心出离,难奈千百年杂染熏烙,辗转增上,习以为常,不思奋飞,客气僭为人之性而不自知也。是故大心之士,发仁心悲情入世担当,必先具出世精神,方能入世不为世间污染败坏,是谓能真担当也。以今语喻之,出世精神,犹今医家所谓抗体也,免疫力也。生命有此抗体免疫力,入于病疫场中必不罹染,无入而不自得也。是故儒家所言之正心诚意、慎独研几、致知复性、归寂证体与夫养吾浩然之气不动心,正所谓内圣之工夫,出世精神之法门也。若吾人能以此出世精神修出戒体定力,铸就钢金不坏身,入世做事行道则能出污不染,出腐不沾,鸢飞鱼跃,飞龙在天,利欲场无非作圣地也,吾又何乐而不为耶?若问如何修成出世精神,周子有言,圣人无欲也。
● 有意学圣学圣亦私 儒家心性之学,即学为圣人之学。圣人者,证成心性者也。以今语言之,圣人者,实现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者也。故先儒教人每谓必立为圣之志,必希贤希圣希天而立人极。欲使吾人发心起信,先儒尝方便言说:人人可以为尧舜,个个心中有仲尼;肯定圣人立学可至,当下圆成。儒家为圣之学,乃于人性本然之善充分肯认,使吾人生命摆脱卑污幽暗走向崇高光明。故为圣之学,乃儒学中最有价值者,吾人若不甘自家生命卑污幽暗,当发心起信学为圣人也。然学圣人,不可执为“学圣欲”,若学圣执为欲,此学圣之欲乃天下最大之私欲,以学圣之欲仰之高、执之坚,他欲未有过之者也。是故有意学圣之“意”,私执也;必为圣人之“必”,固我也。然则,学圣果何学耶?圣人所以为圣人,在无私无欲无执无我也。故吾人须在淡泊中学圣,在无执中立极,以平常心证道,以无我心成性。夫如是,则庶几圣可学极可立也。此意难言,诸君善会。二曲谓“有意为善,为善亦私”,余转其语曰:有意学圣,学圣亦私也。
● 道由人显圣证 道,生命之真理也;人显圣证,生命真理由圣贤人格见证,不关语言事也。儒家所谓道,古圣先贤真体实悟宇宙人生究极之理,古德所谓冥符真极、悟入实地是也。圣贤实证生命之道,其究极处,语言道断,心行路绝,故依名相言说,不可窥圣人生命之道于万一,况其究竟乎!然则,圣人生命之道究如何显现耶?或曰吾人如何窥见圣人生命之道并信其为真耶?圣人生命之道不由语言显现,语言只圣人生命之道之折射、摹本、影像,不可执为究竟。何以故?以语言有两可性、悖反性、时序性、境遇性,因而有局限性故也。若信语言绝对为真,何故千百年不同解释圣道之言汗牛充栋?吾人若执圣人之言以觅圣人之道,真所谓得筌而忘鱼也。故吾知其不可,非但不可,亦碍吾人谋道起信也。是故圣人之道不由语言文字显现,而由圣人人格见证,即由圣人之整个活生生之生命存在见证也。吾人须先信圣人人格为真,然后圣人所言始真,乃知圣人之道不我诳也。若吾人不信圣人人格为真,则一切从何说起耶?由人格显现生命真理,因生命真理非理性所能知解,须信念方可悟入。若吾人于圣人人格信得及,始可于圣人之言信得及,终则能坚信圣人之道绝对为真矣。据此,圣人之道起于语言之真,语言之真起于人格之真也。故依儒家心学,立志起信为见道证真第一法门,若吾人信不及圣人人格,则与儒家生命之道无缘矣。当今之世,士人扰于西学,以自我为中心,以理性为鹄的。由前者,不信圣人人格而信区区小我;由后者,穷尽分解思辩之能事不知发心起信为何物矣。夫如是,今之士人不信圣人人格,不知圣人之道,何谈生命真理,存在意义?其不能安身立命,见道证真,固其宜矣!然亦可哀也已!虽然,今之士人若一念觉悟,回心向道,信圣人人格为真,信圣人人格见证生命之道,再由圣人之言悟入生命真理,如是道可见真可证,身可安命可立,成德成圣,知性知天,此乐何极!如此简易工夫,吾人又何乐而不为耶?
● 名节者道之藩篱 白沙子曰:名节者,道之藩篱。藩篱者,立身之大防,卫道之干城,所以严守道之高洁纯莹,力免道之污蚀腐败者也。士人欲立身守道,必自名节始。名节一坏,道即不足观矣。是故名节,为士人第一生命,士人谋道践道,舍名节而莫由,自古未有名节坏而道足观者。何以故?士人以身担道践道故。身为担道践道之体,名节一坏,此体即坏,坏体岂能担善道乎!非则不能,且足败坏之矣。是故道尊而身尊,身尊而体贵,体贵而名节所以立也。然身以道为尊为贵,持守名节非所以尊身贵身,所以尊道贵道也。近世以降,此义不存。士人不知有名节可守,道由是不足观矣。非则道不足观,名节大坏,道亦大坏矣。余每思及此,反观内省,无不汗颜自愧,愿告同道中人:先立名节,后谈圣道。吾虽不材,敢与同道诸君共勉之也。
● 无累心境洒脱人生 世人不知,以儒家为兢兢于责任义务者,其实不然。儒家之人生,乃大解脱之人生,大自在之人生,无欲无我无执无缚之人生。儒家虽言克己复礼,据德依仁,然此克复据依,非所以束缚吾人生命者,乃所以成就吾人生命者。儒家处世之心境:有天下而不与、富贵于我如浮云、人不知而不愠、朝闻道而夕死可、与点鼓琴贫而乐、尧舜事业太虚云、与夫以天爵爵人爵、以义荣荣势荣,此在在标明天下、功业、富贵、名誉、生死、地位、权势不足以累其心。其心不足累,则世间成败利钝、穷通得失、夭寿祸福、名利地位不足以动其心矣。此心不累不动,则生命自有洒脱气象,夫子风乎舞雩咏而归,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与夫宋明儒寻孔颜之乐,其人格发为光风霁月,是其明证也。阳明子尝谓儒释道上半截不异,是其心境无执无累不异也,其下半截则不能不异。儒家所尽世间之责任义务,乃吾生当尽之责任义务而无所逃于天地间者。吾人当尽者则思尽之,不当逃者则安行之,是儒家不为世间之责任义务所累也。较之释道,执空执无,累寂累虚,真俗二判,儒者生命是真能无执无累者也,是真能洒脱人生者也。是故儒家之兢兢于责任义务,正唯其无执无累所在。吾人观古今大儒,能于世间尽性立命,修齐治平,践其天责,裁成万物,又能超脱无缚,自在无碍,遗世独立,一切世味不入于心;其生命如鸢飞鱼跃,云龙风虎,活泼泼地,洒脱脱地,真人生之大法乐也,孰云儒学非至道也哉!
● 当下承担道在是矣 当今士人,自称经现代性洗礼之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现代性,启蒙心态也,多元主义也,理性精神也,价值中立也。凡与之讨论问题,则滔滔辨析,娓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