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人的本性与行为 引言

人的本性和行为 社会心理学入门 约翰 . 杜威 著

译者序

本书作者约翰 . 杜威，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同时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在他90岁生日时，美国总统曾亲自出席了庆祝宴会；《纽约时报》发表了庆祝社论，许多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出了纪念专刊和专集。他被誉为“哲学家的哲学家”，是“美国人的顾问、导师和良心，在他开始讲话之前，对于整整一代来说，连一个重要问题也没有弄清楚。”五四运动前后，杜威曾来我国讲学和活动达四年之久，对我国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人的本性和行为》是杜威的名著之一。杜威在这本书中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道德应当以人性的现实为基础，而不应当与人性分离，“只有求助于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并在人性中唤起积极的响应，规则才能被遵守，理想才能实现。” 杜威在这本书中表述的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序

1918年春，应利兰 . 斯坦福初级大学的邀请，在“西部纪念基金会”的赞助下，我连续发表了三次演说。基金会拟定的题目之一，是“人的行为和命运”。按照基金会的要求，这些讲稿事后要出版，这便是本书的由来。不过，书中所收入的讲稿已经过重写和大量补充，并加了“引言”和“结论”。讲稿本应当在讲演后的两年内出版，但是由于我不在国内，计划难以如期完成。利兰 . 斯坦福初级大学对时间的拖延表示了谅解。他们的这种宽厚态度以及他们在我演讲时给予我的许多优厚待遇，使我非常感激。 书名下面的副标题也许需要稍加解释。本书并不打算写成社会心理学专著，但是，它很认真地提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对习惯的理解，对不同类型的习惯的了理解，是打开社会心理学大门的钥匙，而冲动和智力的作用则为解释个体心理活动提供了线索。不过，与习惯相比，冲动和智力是次要的。因而，只有把精神看作一个由信念、欲望和意图构成的系统，才能具体地理解它；而这些信念、欲望和意图是在生物性的自然倾向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

引 言

“给一条狗加个坏名声，然后吊死它。”职业道德家们一直就是以这则谚语中对狗的态度来对待人性的。谈起人性，人们总是怀着疑虑和恐惧的心情，皱着眉头。虽然谈到人性的可能性时，人们偶尔会显露一些热情，但这种热情也仅仅出现于把人性的可能性与它的现实性进行对照的时候。看来，人性是如此邪恶，以致道德的责任就是砍削它，抑制它；倘若人性能由别的什么所代替，人们会觉得更好一些。有人猜想，假如不是人性所固有的弱点（这种弱点是与堕落连在一起的），道德就完全是多余的了。有些持温和见解的作者把目前对人性的毁谤归咎于想通过贬低人来抬高神的神学家。毫无疑问，神学家们对人的看法比不信教者和现世主义者更悲观。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使我们完全信服，因为这些神学家本身毕竟也是人，而且，如果听他们传道的人们不以某种方式予以响应，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道德最关心的是控制人性。而当我们试图控制什么时，我们总是敏锐地意识到抗拒我们的东西。所以，或许是由于人性不愿俯首帖耳，桀骜不驯，道德家就认为它是邪恶的。可是这种解释带来另一个问题：道德为何制定出与人性格格不入的法则呢？道德所坚持的目的，它所制定的规则，说到底都是由人性而产生出来的。那么，人性何以如此不愿接受它们呢？再者，只有求助于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并在人性中唤起积极的响应，规则才能被遵守，理想才能实现。而那些靠贬低人性来抬高自己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在自找毁灭。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些原则使人性处于无休止的内争之中，并把它看作是由各种互相矛盾着的力量混合成的毫无希望的大杂烩。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道德对人性施加的控制的本质和起源。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面对阶级存在这一事实。控制权一向属于少数统治者，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存在隔阂，这种隔阂产生了对法规的淡漠。家长、牧师、首领和监察官把目标强加于年轻人、俗人和平民百姓，而这些目标与后者是不相干的。少数人进行统治，多数人只是勉强地服从。众所周知，好孩子是指尽可能少给长者找麻烦的儿童，而既然绝大多数孩子惹事都不少，那么他们的顽皮一定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一般地说来，好人是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而不愿顺从则表明其本性有问题。 然而，无论执掌权力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将道德法则变成阶级霸权主义的工具，任何认为统治起源于深思熟虑的谋划的理论都是不成立的。待条件成熟后加以利用是一回事。我们必须回到社会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这一明摆着的事实上来。说不同的社会地位产生于偶然，就是看出社会地位并非理智的产物。缺乏对人性的理解是无视人性的首要原因，缺乏透彻的认识不是导致对人性的鄙视就是导致对它的盲目崇拜。在对自身的自然性质缺乏科学认识的情况下，人们要么屈从于它，要么试图通过巫术之类的办法去控制它。人们不可能理智地驾驭不理解的东西，因而不断从外部制服它。人的本性难以理解，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它本质上是无规律的。因此，社会寡头统治的权威是随着人们科学认识人性的兴趣的增长而下降的。这意味着，构成人性的各种力量的组合方式与活动方式是道德观念和理想的根据。和自然科学相比较，研究人性的科学还很幼稚，与人性发展的健康程度、效率和幸福有关的道德相应也是初步的。本书所讨论的，是当人们开始科学地认识人性时，由于积极地重视人性而引起的伦理学的某些变化。考虑一下道德同人的生理和心理现实分离后产生的恶，我们就可能预想到这种变化的一般性质。和恶一样，善也有变态，这里指的是在上述分离条件下形成的善。好人的恶（多数仅在小说里有描写），则是人性对以道德的名义强加于它的损害所采取的报复行为。首先，脱离了存在于人性中的积极根源的道德必然主要是消极的。这种道德实际上着重于躲开和避免恶，强调有所不为，不犯禁。性情的种类有多少，约束这些性情的消极道德形式就有多少。最普通的形式为带有保护色彩的毫无特色的体面——一种乏味的品质。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自己与众不同而感谢上帝，那么就有一千个因为与众无异，无异得不引人注意而感激涕零。不受社会谴责是善的通常标志，因为它表明避免了恶。而一个人如果与众无异到不引人注意的程度，就最容易避开指责。常规道德是一种单调乏味的道德，它认为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惹人注目。倘若它还有一些人情味的话，那么人的某些自然特性就会以某种方式免遭抑制。好到引人注目程度就成了自负，而不为世道所容。人们往往认定罪犯是永远被社会排斥的，而正是这种心理使人们认为，不把善行引人注目地强加于人，是一个有教养者应守的本分。 严守教义的清教徒从不受欢迎，甚至在清教徒的团体中也是如此。在紧要关头，大多数人宁愿作好伙伴而不愿作道德高尚的人。为照顾他人情面而犯的过失比不顾情面的德行更受欢迎，因而也就不再是过失。自称忽视人性的道德最终却强调了人性中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品质，言过其实地把寻求与众人一致说成是芸芸众生的天性。一向严于律己的职业卫道士们认为，作为一般民众，能避免明显的罪恶就已经可以了。在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天主教会在制定其正式的、超自然的道德体系的同时，还设计了一套适用于民众的让步、宽容、减轻处罚和缓刑的制度。有计划地宽大处置肉体凡胎的人们因意志薄弱而犯的错误，使把精神抬高到凌驾于一切自然事物之上的做法变得比较温和。教会承认，只有少数人有可能真正坚持一种超凡脱俗的严格合乎理想的生活。新教教会，除了在它最狂热的仪式中，也有同样的做法，它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在新教教会中，根据信仰进行的较重大的辩护，直接了当地把日常过失推给有关一般行为的道德准则去处理。 世上总有一些比较直率而有力的强人，他们不能使自己顺从世俗的要求，毫无特色地与众人保持一致。对他们来说，常规道德似乎是一套无用的东西；不过他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因为他们是衷心拥护那种使民众更容易管理的道德的。他们的唯一标准是成功——把事情办成，办好。忠厚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无能的同义词，而成就本身就可以证明取得成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从经验中得知有成就的人的许多过失都可以得到宽恕，因而，他们把德行留给蠢人、他们称之为笨蛋的人。这些有德行的人引人注目地赞美全部现存的制度和风俗，认为这些制度和风俗保护了理想的权利；他们谴责一切公然蔑视常规道德的人，从而把自己随大流的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者，他们发现自己是更高尚的道德所选定的代理人，并按照特别制定的法规行事。如果把伪善理解为有意识地以高声宣扬自己赞成善来掩盖自己做恶的意图，那么这种意义上的伪善是极少出现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一种渴望把自己的意愿付诸实施的性格，而又很喜欢公众的赞扬，那么，面对常规道德，他就必然会作出人们通常所谴责的伪善行为。道德同人性分离所引起的另一种反应，是浪漫地吹捧自发的冲动，把他说成是某种高于所有道德要求的东西。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缺乏突破习俗和为自己的目的的利用习俗，把意愿付诸行动的毅力，但他们却把感官的感受同愿望的强烈程度联在一起。他们抓住道德中的因袭成分，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是阻碍个性发展的陈规。虽然欲望是人性中最平凡、最无特色、或最无个性的东西，他们却把无休止地满足欲望看作是个性的自由实现。他们把屈服于激情看作是使庸人震惊的自由的表现。那些认为对废止传统道德采取回避态度能产生积极效果的人，嘲笑那种认为迫切需要给道德以重新评价的主张。当实干型的人物两眼住现实条件以便加以利用的时候，持上述观点的人却为了感情而弃实实在在的智力不用，退缩到不受约束的人组成的小圈子中。 还有一些人，他们很虔诚地接受与现实的一般人性相脱离的道德观念，并努力按照这种道德观念去做。他们当中有些人沉湎于精神上的自我主义，一心想着自己的名声如何，非常注意动机的纯洁和心灵的美好。过分自负有时就伴随着这种对自我的专注，它会产生比任何其他已知的自私形式所可能产生的更有害的非人性行为。在另一些情况中，固执地耽迷于理想王国，会滋生出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病态厌恶，或使人无益地退缩到似乎一切都很美好的精神世界中。现实条件的需要被忽视，或者受到漫不经心的对待，因为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它们是那么卑微低贱。谈论邪恶，认真地为改变现状而奋斗，都被看作是思想浅薄的表现。或者说，理想又变成了收容所、避难所、变成了躲避令人生厌的责任的一种方法。人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两个世界上，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理想的世界。有人为二者不可调和而倍感苦恼，有人则在二者之间回旋，靠不时地回到快活的现实世界中享受一下，来补偿做为理想王国的公民克制自己时所感受到的压抑。 如果从对性格的具体影响转向理论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把意志的自由作为道德同人性分离的典型后果所进行的讨论论。人们对无实际意义的讨论感到厌烦，把它看作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避之唯恐不及。然而，这一讨论本身却包含着所有道德问题中最实际的问题:自由的本质与获得的手段。道德与人性的分离，导致人性中合乎道德的方面同其它方面的分离，同存在于日常事务、公民生活、人际交往和娱乐活动中的普通社会习惯和努力的分离。这些活动至多被认为是需要应用道德观念的地方，而不是应当在其中研究道德观念、产生道德力量的地方。总之，道德与人性分离的最后结果，是迫使道德从开阔、自由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中退缩到人们精神生活的幽暗隐密处。针对自由意志进行的传统讨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道德活动与人的本性和社会生活相分离的情况。 要想明白“意志的自由”这一概念的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必须从道德理论转向人类为争取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为争取思想言论、集会和信仰自由而进行的普遍斗争。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跳出了令人窒息的内心意志的封闭环境，来到一个开阔的天地。把道德自由局限于精神领域所付出的代价，是将道德学同政治学和经济学几乎完全割裂。道德学被认为是对启迪人心的劝诫的概括，政治学和经济学则被认为是与制定临时策略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比较重大的善的问题无关。 总而言之，对社会改革的看法有两派。一派所依据的道德观产生于精神自由——某种不可思议地固着于个性之中的东西。这一派声称，改变风俗的唯一方法是要人们净化自己的心灵，人们的心灵一旦净化，风俗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改变。另一派则否认任何这样的精神力量的存在，并从而表明他们拒绝接受任何道德上的放任。这一派认为，人是由环境的力量塑造而成的，人的本性完全是由环境所左右的，在风俗改变之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同求助于人们心灵的正直和仁慈的那种作法一样，这种观点也使人很明显地感到改革毫无取得成果的希望，因为它没有提供改变环境的力量。它常常假冒历史或进化的必然规律之名，认为只有依靠某种剧烈的变革，譬如内战，才能迎来突然而至的太平盛世。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依赖偶然的事件。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陷足于这两种理论之间。我们不难认识到，所有的行为都是人性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看出，进步的方式有两种，而自由则存在于能够使尊重人的愿望和选择的那种环境保持下去的相互作用之中。人类自身和外部确实存在各种力量。尽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