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浙商与晋商、徽商的比较

《浙商》记者徐王婴

一位温州商人对记者说，“到北京出差，几乎所有的酒店，一看你的身份证是温州的，住宿费自动打对折。”

今天，无论是到北京、上海，抑或是香港、纽约，随着一个个“浙江村”、“浙江市场”的兴建，随着浙江游客在海外和国内的京城、大上海等地大把大把地花钱，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浙江商人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和社会精英，浙江商人开始成为这些城市最受欢迎的人群之一，并成为中国财富的一个符号。

浙江人，因浙商群体的崛起而感到了荣耀。

某种程度上，浙商的崛起或者说引人关注与排行榜有莫大的关系。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荣登榜上；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2年又有11 位，2003年的《福布斯》榜中又有13人上榜，而在胡润的富人榜中17位浙江人登上中国内地百富榜，在“《新财富》400富人”中（以企业所在地计算），人数最多的依然是浙商，占了62名。

与此同时，2003年全国工商联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炮制”了2002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的名单。浙江民企共入围185家，占总数的37％。其中，前十位中，浙江企业有其四，前100强中，浙江占了34席。而这“500强”的排名，浙江早在1999年就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而最令人刮目的还在于浙商庞大的群体阵容。截止到2002年底，浙江省私营企业总户数达24.73万户，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浙江，这个陆地面积仅为全国陆地面积1.06%的资源小省，其GDP水平位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已经多年稳居第一。

一串串令人眩目的数字掀起了浙商的盖头。浙商，被人们惊呼为“中国财富制造商”与“东方犹太人”。

然而，如果以为浙商是中国开天辟地最为响亮的商帮，那就是孤陋寡闻而且颇有夜郎自大的意味了。

浙商正在崛起，就像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精神且健康地成长着。但在浙商之前，早已有晋商、徽商、因各自辉煌500年的商帮历史而彪炳史册了。

A>翻开历史的画卷——

画面一：晋商，创造“海内最富”的奇迹

翻开中国近代史，你会吃惊于晋商的辉煌历史。

“二百年前，当美国还是一片荒凉的的大陆时，晋商的商号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水陆码头，甚至远至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莫斯科、朝鲜的平壤、日本的东京及南洋各地。他们凭的是艰辛，凭的是智慧，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信义，以及先进的实用的管理方法，把经理人——大掌柜制度-——及财务总监——大掌柜制度发展得日臻成熟，他们用完善的股权分配制度维系着商号的健康发展。”

阅读这样的文字，你的惊讶一定不会输于当代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是余秋雨在领略了晋商文化之后的感慨。“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大作家对晋商的惊叹显然要比人们对浙商的称赞更加“浓墨重彩”。

那么，晋商到底成于何时，又从何时起淡出中国的经济大舞台？

据载，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甚至更远到春秋战国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以太谷、祁县、平遥等晋中商人为代表的山西商业票号，曾“富甲华夏”，“汇通天下”，太谷县也被誉为“中国华尔街”。

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一个资源并不充沛的省份，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让西方人也大为惊讶的“中国华尔街”的奇观！

但明清时崛起的晋商，最终却随着突如其来的战乱在清末民初时在战火中黯淡了身影，光环褪尽。

画面二：徽商，书写“无徽不成镇”的传说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古徽州大地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令诗仙李太白为之流连忘返。

北临黄山、东靠天目山、南接千岛湖的安徽歙县，是徽商的发源地。

与敦煌学、藏学等并驾齐驱的三大地域文化显学之一的“徽学”，就植根于这快土地。

在歙县附近，至今拥有两处世界文化遗址——黄山和花山谜窟，还有当年乾隆皇帝御书的“锦绣江南第一乡”——歙县棠樾牌坊群。

透过至今还保留完好的数千栋古朴清雅的古民居，百余座古祠堂和气势雄伟的牌坊群，是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派盆景、徽墨歙砚深厚的文化底蕴。汲取着这厚重的文化营养，徽商纵横驰骋于中国商界50 0年，创造了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辉煌。

据载，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 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徽商不仅以盐典茶木等行业著称，而且也插手海上贸易，边陲海疆，乃至海上，无不留下其踪迹，称雄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及淮河两岸，控制着横贯东西的长江商道和纵穿南北的大运河商道。在明代，最大的徽商已拥有百万巨资，当时已超过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股东勒迈尔拥资8100英磅的数额了，清代扬州从事盐业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之巨（而清朝最鼎盛时期的国库存银只有7000万两）。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然而，就好比天生就是为了对应北国的晋商，几乎与晋商同时兴起，同时享誉全国的徽商，偕同着晋商没落的节拍，在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渐趋衰落。

B>解读通用的密码——

没有理由盲目地认为晋商、徽商都从辉煌而没落了，浙商就一定高明很多。或者，以为晋商、徽商不过尔尔。两个内陆、偏僻的省份，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农耕制度的土壤上酝酿出市场经济与商业文化的嫩芽，这不能说不是奇迹。而他们双双纵横驰骋于海内外500年，创造出“富可敌国”的财富。其内在的精神、文化的底蕴、经营的理念等一定可以成为今日浙商得以承继的历史血脉。

是的，浙商的发展，是对历史的承继，不但承继了过去浙商的精髓，更是得到了晋商、徽商成功的要义。

共性一：穷则思变的创富动力

晋商——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生于艰苦却不满于穷困，就成了昔日晋商的创富原动力。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则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

晋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就是这个“中国金融之父”，乃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细窑的一个农家子弟，因家境贫寒而早早地弃学就商，历经磨难，最后成为我国银行业——山西省票号的创始人。

山西祁县乔家堡的“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来是一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后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积累了白银一千万两。

徽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古徽州的创业者们大都也是出生贫寒，历尽艰辛的。曾有人回忆旧时徽商出去经商，往往会带这么几件东西：一个是网兜，一个是绳子，一个是米粉。到一个地方肚子饿了，他只要找当地的人要点水来冲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吃，一分钱都不用花。网兜是用来背东西的，那么绳子呢？如果网兜破了，绳子拿来补一下。徽商出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赚到钱的，80％以上是赚不到钱的，很多人说必要的时候，可以拿这个绳子上吊。

浙商——至于浙商，且不说以宁波帮、龙游帮为代表的老浙商，就是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浙商，在庞大的浙商群体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出生农民。不要说义乌小商品市场上的商人、慈溪市的3万个企业主，就是入选《福布斯》的豪富鲁冠球、徐文荣、南存辉等等，都是农民出生，而且尝尽人间的辛酸与苦辣。所以，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仅一个台州地区，就有10多万“豆腐大军”活跃在北京城乡；全省外出到经商打工的就达330多万人。

生于艰苦、嚼得菜根，卧薪尝胆、坚忍不拔；成为中华商人共同的血脉，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共性二：重商立业的文化底蕴

晋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但山西人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

徽商——虽然，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儒”字。但由于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习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观念在徽州百姓心中扎下了根。有一段典故说的就是这样一种价值观在徽州读书人心中逐渐得以确立的故事：歙县人许文广在家读书日久而未获成功，家境却渐渐贫寒，遂悲泣曰；“吾为人子不能养母，顾使母养耶！我生之谓何？”于是弃儒经商。

可以想象，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商业文化的形成与破土而出更多的是迫于百姓现实生活疾苦的无奈。

浙商——而浙商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搠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实学派。浙江这块土地，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从某种角度说，浙江也许要庆幸自己较长时间里远离政治的中心，才使得事功学说与文化得以延续。

共性三：诚信义利的经营理念

说起晋商与徽商，人们都会提到一个“诚”字，一个“信”字。而这“诚信”二字大概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或说是孔孟之道的血脉吧。

晋商——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立位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为此，晋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徽商——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浙商——中国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即是战国时期辅助过越王勾践的范蠡。至今，在杭州北高峰的财神庙里仍供奉着这位最早的“浙商”的“旺财秘籍”。其中最重要的要义就是“诚信”、“无欺”和“公平”。诚信义利的经商原则由来已久。

而现代浙商的代表人物冯根生，徽商代表胡雪岩所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把当年胡庆余堂老东家的“戒欺”二字当成了经商的《圣经》。浙江的百强民企、“诚信百强”更是把诚信二字当成了不可动摇的“商道”。如此，浙商品牌的影响才日益深远。

共性四：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自古以来，“和气生财”一词成了商人的经营之道。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以货易货，还是现代社会的规模交易。

晋商——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即是“相与”，心即竭力维护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的掌柜王盛林（汾阳人）在东家行将发生破产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所以，天亨玉虽然毫无资本，但因为有王的借款支撑，在企业改组之后照常营业，最终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2万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永呢？”。一种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合作精神感人肺腑。

徽商——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

浙商——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抱团精神”，是让全国人民感受最深的一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没有一种“抱团精神”作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这种“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

C>剖析不同的生存基因

记得有浙商朋友“打破沙锅问倒底”式地追问：“晋商的特点是信，徽商的特点是诚，那么，浙商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是什么？”

稍作思衬，记者答曰：“是否可以用这么一个字来概括——活？”

想想，“无浙不成市”是因为“活”，330万浙商闯天下也是因为“活”。灵活富有创新精神应该是浙商最鲜明的特性。

但许多专家朋友说，“活”，固然是浙商的一大特点，但不能概括全部。浙商之所以在过去的宁波帮、龙游帮沉寂后再度崛起，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显然，他跟晋商、徽商有着许多的“不同”——

区别一：“官商”、“儒商”、“民商”，社会角色不同

“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说到底，晋商走的是官商的道路，其社会角色应为“官商”。

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因而，如果把晋商界定为“官商”的话，徽商的名字似乎应该叫儒商更妥。

无论是“蚂蚁军团”还是“百万大军”，以“草根”精神著称的浙商无疑应该叫“民商”。浙江经济从本质特征上说，是一种“民本经济”。悠久的历史和渊远的文化背景，以及“百工之乡”的地利，使得浙江，这个“百工之乡”成了“百姓经济”肥沃的土壤。这也使得浙江在全国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时候就能放手让成千上万的“民商”自由搏击，使得浙江的民营经济一枝独秀原因。

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百姓经济，才能生生不息、活力森森。

区别二：商业、工业、金融业，产业基础差异

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其资本投向产业也是个别现象，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擅长资本运作的新浙商，中大集团的副总裁胡晓平分析说，晋商为什么走向了衰落？因为晋商没有产业的支撑，其“汇通天下”的票号还不是真正意义的金融机构，不像英格兰银行，有完整的金融体制和完善的市场环境做保障。

到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很明显，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而“徽商”是以商业为主的，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一直没有形成产业支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60年代崛起于上海的宁波帮，很快就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进而发展成赫赫有名的“江浙财团”。江浙财团其实是一个控制着上海商界，来自宁波帮及宁波周边地区在上海的江浙籍商人和银行家的组织。浙江商人一亮相，就气度不凡。

到了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的基本特征即可概括为“簇群经济”。这是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产业经济。浙江商人以实业为主，以实体为主，用产业资本带动商业资本，进而带动金融资本，创照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区别三：时代背景与政府环境的不同

自古以来，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连，可以说所有的经济都是政治下的经济，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商、徽商的衰落与浙商的崛起，都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晋商走的是官商的道路，与威权勾结就成了明清晋商的一个基本特征。不过，明清晋商在与威权勾结获取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受着威权对自己的残酷压榨。在明朝，由于从朱元璋开始，一直提倡节约资财，要百官生活务俭。制定的文武官员的俸禄数额极低，根本不够各官的生活用度。清朝廷在制

定官俸时因袭明朝，并更甚于明朝。在这种情况下，明清晋商自然就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苛捐杂摊、地方官府的敲诈勒索加快了晋商没落的进程。

低税赋原本是徽商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自太平天国战乱后，清政府加大税收和开征厘金，这对商业资本和利润是直接的戕害，最终导致徽商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另外，从明朝到清代徽商的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相当多的徽商在连续不断的大笔捐输之后因老本贴尽而濒于破产。此外，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保护产权方面的法律，商人遭受各级官僚、地方黑恶势力的无端勒索。由于勒索，徽商的正常活动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扩大经营规模了。

而浙商的崛起，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人们难以想象，假如没有当初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小商贩进城设摊，并大胆发给经营许可证，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小商品城”是否能够成立？没有党委、政府的开明，也许温州模式就被扼杀了。市场经济从萌芽到发展，浙江商人在浙江政府“无为而治”的呵护下，顺风顺水地在浙江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不断的完善，浙商将更具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发展优势。

区别四：张扬与低调，商业性格的差异

有这么一段故事，揭示了过去晋商的辉煌与奢华。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厚重的晋商大院，以及“商而优则仕”的变迁，显示了晋商在“功成名就”之后喜欢衣锦还乡的张扬性格。

而徽商的这一性格则体现在到处可见的牌坊和祠堂，以及轰轰烈烈的求官求学的举动中。

浙商却刻意低调，不愿扬名立万。许多年销售几亿、几十亿元的大公司老板没有一篇个人专访，在浙商中并不稀奇。其次，浙商们也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比如，企业的千万元捐赠仪式，他会派代表参加；上级领导莅临考察，他也不一定赶回来陪同。再有，不多报销售利润，也是多数浙商的共同爱好。

但，浙商在刻意低调的同时，似乎是天生的敢冒风险。人们看到，第一个涉入航空领域的私人老板是浙商。“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在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０日，以１８％的股份参股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的民营企业之后，又以成交价约为3.5亿元收购湖北宜昌机场事件。没有先天优势和多少汽车工业基础的浙江，近年来一下子就有40多家浙江民企蜂拥造车。浙商不但造车，还造飞机，浙江湖州泰翔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同样身在浙江的宁波贝斯特航空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创下了中国民企造飞机的先例。而浙江企业德力西集团，成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惟一低压电气供应商，其董事局主席胡成中作为惟一受邀现场观礼“神五”发射的民营企业家，更是成为浙商的骄傲。

所以，在给浙商画脸谱的时候，记者用了一组互相对立的词语：灵活而诚信、敢冒而务实、创新而低调。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浙商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是的，善于以长远的眼光投入，善于以小搏大、善于整合资源，这些都是浙商的精明之处。浙商，承袭了晋商、徽商的文化精髓，并注意吸取晋商、徽商的教训，一定能够在继承和发扬中脱颖而出，成为东方的犹太人，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商战中独占鳌头，续写中国商人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