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翻译思想

傅雷的翻译思想作者：倪萍来源：《校园英语》 2021年第6期文/倪萍【摘要】傅雷先生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过大量翻译实践的积累、沉淀和总结，傅雷先生提出了“神似论”，这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主要介绍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神似论”“译者观”以及“读者观”。

【关键词】傅雷；神似论；译者观；读者观【作者简介】倪萍(1993.08.17-)，四川资阳人，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前言巴别坍塌，翻译始发。

翻译对于军事政治、文化输入都十分重要。

在周朝，翻译被称之为象胥，汉朝则改称为舌人，在南宋之后，翻译也叫作通事。

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译者，如玄奘、严复、林纾、傅雷、钱钟书等。

他们各有所长，通过佛教翻译、文学翻译、英汉互译、法汉互译等，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珍贵的新鲜血液，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打开了大门。

傅雷先生是中法英三语翻译第一人，其翻译成果丰硕，翻译了三十多部著作，包括大量的法国文学作品，不仅为中国文学界带来了新的力量，也为当时迷茫的中国青年带来了指路明灯。

傅雷先生翻译了许多巴尔扎克的著作，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他将巴尔扎克这座法国文学丰碑引入中国，传递先进的文化思想，启发民智。

不仅如此，面对国内青年的迷茫与彷徨，傅雷先生翻译了拉伯雷的《巨人传》，为中国青年带来了珍贵的精神食粮。

傅雷先生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他翻译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梅里美等法国文学艺术大家的作品，传播了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艺术观念，极大地开拓了国人文化眼界。

本文主要介绍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神似论”“译者观”“读者观”。

一、傅雷——“神似论”经过大量翻译实践，傅雷先生提出翻译思想“神似论”。

1995年9月，傅雷先生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写道：“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从此，“神似论”成了傅雷先生翻译思想的精华。

许多学者认为，“神似”起源于傅雷先生的艺术底蕴(尤其是绘画)。

傅雷先生认为不同国家语言文化不同，所以在翻译时他强调传达原著的精神、内涵等，而不是生搬硬套，照搬形式。

傅雷先生曾经说过“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

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

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拼凑”(傅雷，1981)。

此外，“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的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 傅雷，1963)。

傅雷先生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说道：“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多么远。

他们喜欢抽象，长于分析；我们喜欢具体，长于综合。

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的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解，叫读者莫名其妙”(傅敏，2005:10)。

所以进行文学翻译，形式和内涵必须取舍时，他特别强调“神似”的重要性，即传达原著的旨意、精神和内涵。

罗新璋曾把我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6]。

可见“神似论”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意义。

但是，傅雷先生“神似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由于傅雷先生没有对“神似论”进行详细的解释和描述，所以“神似论”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许多学者投身其中。

例如，王秉钦认为“神似”之内涵主要有三：一是化为我有；二是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三是气息贯通，即文脉贯通。

修文乔等则从附文本出发，探索研究傅雷先生的翻译思想和“读者观”。

杨全红认为，傅雷先生的“神似论”源于其绘画思想。

黄忠廉认为，傅雷先生的“神似论”只是一种翻译思想，尚不足以形成系统化的翻译理论。

尽管傅雷先生曾说过“重神似不重形似”，但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要神似，不要形似。

形与神构成了作品的整体，形是神的载体，神是形的意义。

要达到神似，必须形似，形似是神似的基础。

傅雷先生曾解释说：“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

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

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从傅雷先生的话语中，能够体会到形似与神似和谐的辩证统一，只有形似达到一定程度，才能更好地达到神似的境界。

二、傅雷——“译者观”傅雷先生作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不仅提出了翻译思想“神似论”，还对译者提出了要求。

“一件艺术品，就要还它一件艺术品”，像艺术家一样的译者，必须要有艺术基础，不能随便找一位平民百姓来进行“艺术品”的转换。

所以，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不能只是认识、理解外语，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文化底蕴，否则会将一流文学作品译为三流作品。

所以，傅雷先生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首先，译者必须透彻了解翻译对象。

翻译工作是一门神圣的事业，译者必须认真了解原著、原著作者和自己，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

作为译者，在翻译工作的准备阶段，必先熟读原著，彻底分析情节、故事。

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为“神似”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译者须对自己的定位准确无误。

不善于说理的人不适合翻译理论书籍，不会作诗的人不可翻译诗歌。

译者要对自己精确定位，对翻译对象精确定位。

这样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原作的优秀之处，译作可谓双剑合璧。

在傅雷先生的观念中，译者对原著的“适应力”也是极为重要的。

他曾说道，测验“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著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第二个尺度是我们的艺术眼光，没有相当的识见，很可能自以为适应，而实际却是一厢情愿(傅雷，1957)。

正如傅雷先生翻译《贝多芬传》就是基于他自身对于该作品的热爱。

所以，译者的自我定位，除了要关注其自身擅长领域，还应关注其情感偏好。

最后，译者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对翻译也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作品的最终目的、表达的思想观点、抒发的感情等都是与人相关，与社会现象相关。

译者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才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原作者想要传达的深刻含义。

所以，译者需训练和提升想象力、观察力和领悟力。

傅雷先生说过，文学家是剖析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傅雷，1957)。

译者就是他们的发言人，所以译者也得像医生一样审慎精准，像探险家一样勇敢大胆，像宗教家一样虔诚，像革命家一样热情洋溢。

三、傅雷——“读者观”傅雷先生不仅秉承尊重原著的态度，还怀有对读者的赤诚之心。

傅雷先生在翻译准备阶段和翻译过程中一直把读者放在心中，怀揣着一颗对读者负责的心。

其读者观主要体现如下：第一，谨慎严苛地选择翻译对象。

傅雷先生曾在法国留学，在此期间，他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流连于巴黎的精致美丽，感受卢浮宫的艺术气息，汲取欧洲各国的艺术养分。

傅雷先生在艺术审美上极具造诣。

因此他选择翻译的对象，通常蕴涵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第二，以方便读者为己任。

例如，在翻译法国著名犹太作家莫洛亚的《情操与习尚》时，傅雷先生考虑到读者的心理，认为直接翻译原著的名字会显得比较晦涩，于是翻译为《人生五大问题》。

傅雷先生在理清繁琐的人物关系，以及周密地对比中西称谓系统后，在《〈贝姨〉译者弁言》中阐释了该书译名的缘由。

他的这种做法不仅能方便读者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而且能够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感悟作品的内涵意义。

除此之外，傅雷先生还为译文加注，提供背景资料，让读者能够更好地领略外国的文化。

第三，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视角。

他在译作序言中，给出了自己的观点、立场以及对作品的探究和解析。

在《〈塞查·皮罗多盛衰记〉译者序》中，傅雷先生介绍了原文作者的创作过程，然后针对该作品提出自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观点，他还指出该作品的一些局限之处。

又如在《〈艺术论〉译者弁言》中，傅雷先生根据个人学识和对原著的深刻理解，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和科学精神的片面性。

傅雷先生在序言中呈现的观点，并非其个人片面之词或者胡乱猜想，而是基于他对原著的深入阅读、深刻领悟和收集整理大量相关资料，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引导，使读者能够保持着批判思考的态度进行阅读，而不是成为被作者牵着鼻子走的人。

结语傅雷先生是中国翻译界一位翻译大家，其译介的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翻译实践价值。

他留下了宝贵的译介作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他的翻译思想——“神似论”“译者观”“读者观”，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的土壤。

虽然关于“神似论”的研究甚多，争议尚存，但是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傅雷先生对待翻译工作严谨、认真、审慎的翻译态度，以及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译者们需要且应该学习的地方。

参考文献：[1]傅敏.傅雷谈翻译[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2]黄忠廉.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33).[3]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宋学智,许钧.傅雷的对话翻译艺术——以傅译《都尔的本堂神甫》为例[J].外语教学,2010(31).[5]肖红,许钧.试论傅雷的翻译观[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8).[6]许钧,沈珂.试论傅雷翻译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6).[7]许钧,宋学智.傅雷文学翻译的精神与艺术追求——以《都尔的本堂神甫》翻译手稿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5):744-753.[8]杨全红.傅雷“神似”译论新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3).[9]修文乔.从傅译副文本看傅雷的翻译观和读者观[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19).[10]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